我国出土的青铜器

我国出土的青铜器

　　我国出土商、周时代的青铜器具有哪些，让学习吧小编为你介绍。

　　我国商、周时代的青铜器具，不单是盛物用的容器，同时也是宗庙中的礼器。青铜器的数量可以表示出身份地位的高低，青铜器形制的大小也可以显示出权力的等级。青铜器中，最重要的器类就是鼎。远古的青铜器可以分为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四大类。食器中包括鼎、鬲等等。其中鼎是最重要的礼器。西周中晚期我国形成了列鼎制度，据《春秋公羊传》记载，天子用9鼎，诸侯用7鼎、卿大夫用5鼎、士用3鼎或1鼎。青铜鼎随着时代的发展，形制也在发生变化。商代早期多为圆腹尖足，也有方鼎。到了中期出现了扁足鼎等等。商代晚期尖足鼎逐渐减少，圆腹柱足鼎开始居多，鬲鼎逐渐多了起来。鬲属于鼎的一类。《尔雅》记载“鼎之款足者，谓之鬲”。

　　司母戊丈方鼎

　　司母戊大方鼎是我国现存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它通高133厘米，器口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875公斤，形制雄伟，整体古朴、庄重，有着凛然的气势。 鼎体呈长方形，口沿上有两个竖立的直耳，器底矗立四条柱形足。器腹各面上下均铸一半浮雕状的兽面纹，兽面纹的内外空白处填有细云雷纹。鼎器四边角铸有扉棱。四是上部铸有兽面纹。两耳外侧对称铸有二虎，虎口大张，入口出饰一人首。鼎腹内壁铸铭文“司母戊”三字，书体雄壮，力道遒劲。关于这三字铭文的涵义，历来有各种不同看法，较为流行的一种看法认为，这是祭祀母亲戊的意思，据此可以推定，司母戊鼎是商王武丁的儿子祖庚或祖甲为祭祖母亲戊而作的，那么其制作时代就应在殷商前期。 从青铜器铸造工艺看，一般认为方形器的铸造比圆形器难，而司母戊大方鼎在铸造工艺上更是显示了古代工一匠们超绝的技艺。据对铸痕观察，鼎身每面用两块外范，四面其用八块，鼎底则由四块外范拼成，鼎足各由二块外范组成。总共用外范24块。鼎耳是先单铸出的，铸好后再与器身浇铸在一起。从这些繁琐的工序中可看出象这样大型的青铜器铸造有多不简单了。据专家对大鼎合金成分的测知，铜占84.77%，锡占11.64%，铅占2.79%。行家们还饶有兴味地分析，认为铸造“司母戊”这样巨剞的鼎，即使采用当时先进的体制较末的坩锅熔铜，若同时冶炼，也需70个;如果加上制范修理备方面的工种和管犁人员，则需要二三百人通力合作才能完成。 这件稀世珍的面世颇具戏剧性。1939年3月的一天，河南安阳武官村吴姓村民在地里探宝时，发现了这件宝鼎，大家叫它马槽鼎。由于当时日本驻军对此地的文物出土很感兴趣，村民们决定尽快将此物脱手。他们在古董商耍款的诱惑下，决定股解此鼎以便运出。展去了48根钢锯条，耗费了四五个小时，才锯人了在足三公分深，叉改用锤砸，耗费多时才砸掉一个鼎耳。最后，村民们决定还早先把鼎掣人地下，1946年，羊昂重新出土，由赏岬县政府移交给国民党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后又由南京一博物馆接收。1959年，大鼎运往北京，收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至今。

　　商代人面纹铜鼎

　　高38.5厘米，口长29.8厘米，口宽23.7厘米

　　1959年宁乡黄材出土

　　鼎为炊器，上有两耳，便于提携，下有四足，便于加温。商代铜鼎很多，此鼎特别引人注意的是腹部浮雕的四个人面，浓眉大眼，高鼻梁，凸颧骨，宽嘴紧闭，表情庄重。在人面的额部左右各有曲折形小角，腮两侧置兽爪。表明此人面并不是人的面部，而是人们心目中的神或怪神的形象。腹内有“大禾”二字铭文。中国历史上有关于夏禹铸九鼎的传说，夏王朝灭亡之后，九鼎归于商，商王朝灭亡后，九鼎归于周，鼎成为了国家政权的象征。具体到个人来说，鼎又是身份地位的标志。

　　商代豕(shǐ)形铜尊

　　高40厘米，长72厘米

　　1981年湘潭船形山出土

　　尊为酒器，猪背上开椭圆形口，设盖，腹内盛酒。口两侧有獠牙，从动物进化的角度看，不属于家养，而是一条孔武有力的野公猪。前后肘部有横穿的圆孔管，从实用的角度考虑，此器重达30多公斤，容积有13公升，盛满之后，一个人难以搬运，有此管孔，可以穿系绳索，供人抬举。猪身上装饰有鳞甲，龙纹和兽面纹。以野猪作为器物形制，在现有的商代青铜器中仅此一例。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商代早期铜爵，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青铜容器，由组合陶范铸成，冶铸技术已有相当水平。至商代中期(公元前14世纪前后)形成早期成组的礼器，并能铸造出重达80公斤的方鼎(郑州出土)。商代后期青铜冶铸，广泛使用分铸法以获得高度复杂的形制,纹饰华丽精美,器物种类繁多，有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等。出土的司母戊鼎充分反映了当时青铜冶铸业的生产能力。

　　西周时期青铜冶铸业推广到更大的地域。铜器常铸有长篇铭文。出现若干新的形制和花饰(图1)。春秋中期以后,随着失蜡法和焊接技术的发明,青铜器制作工艺有显著的进步,从先前较为单一的范铸技术逐步发展成为多种金属工艺的综合运用(图2)。错金、鎏金、线刻等装饰技艺在战国时期的娴熟应用，使一部分器物显得更为富丽堂皇，多数器物则趋于朴素，讲求实用。同时，商品生产的发展也推动了货币的大量铸造。

　　在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出现六齐等文献记述。两汉时期青铜器虽然仍在继续使用，技术上也有一定发展，但除铜镜、铜币等少数几种器件外，其他器物逐步为漆器、瓷器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