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茶道文化差异
中日茶道文化差异
在中国茶文化发展历史进程中，茶艺与茶道无疑占据核心地位。不过与脱胎于中国母体的日本茶道相比较，中国的茶道似乎显得薄弱些，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你整理的中日茶道文化差异，希望对您有用。
中日茶道文化差异
【日本茶道】
日本茶道——和、敬、清、寂从唐代开始，中国的饮茶习俗就传入日本，到了宋代，日本开始种植茶树，制造茶叶。但要一直到明代，才真正形成独具特色的日本茶道。其中集大成者是千利休(1522-1592年)。他明确提出“和、敬、清、寂”为日本茶道的基本精神，要求人们通过茶室中的饮茶进行自我思想反省，彼此思想沟通，于清寂之中去掉自己内心的尘垢和彼此的芥蒂，以达到和敬的目的。“和、敬、清、寂”被称之为日本“茶道四规”。和、敬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通过饮茶做到和睦相处、互相，以调节人际关系;清、寂是指环境气氛，要以幽雅清静的环境和古朴的陈设，造成一种空灵静寂的意境，给人以熏陶。但日本茶道的宗教(特别是禅宗)色彩很浓，并形成严密的组织形式。它是通过非常严格、复杂甚至到了繁琐程度的表演程式来实现“茶道四规”的，较为缺乏一个宽松、自由的氛围。
【中国茶道】
廉、美、和、敬和韩国的茶礼一样，中国的茶道精神也有不同的提法。中国虽然自古就有道，但宗教色彩不浓，而是将儒、道、佛三家的思想溶在一起，给人们留下了选择和发挥的余地，各层面的人可以从不同角度根据自己的情况和爱好选择不同的茶艺形式和思想内容，不断加以发挥创造，因而也就没有严格的组织形式和清规戒律。只是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茶文化热潮的兴起，许多人觉得应该对中国的茶道精神加以总结，归纳出几条便于茶人们记忆、操作的“茶德”。已故的浙江农业大学茶学专家庄晚芳教授在1990年2期《文化交流》杂志上发表的《茶文化浅议》一文中明确主张“发扬茶德，妥用茶艺，为茶人修养之道”。他提出中国的茶德应是“廉、美、和、敬”，并加以解释：廉俭有德，美真康乐，和诚处世，敬爱为人。
具体内容为：
廉——推行清廉、勤俭有德。以茶敬客，以茶代酒，减少‘洋饮’，节约外汇。
美——名品为主，共尝美味，共闻清香，共叙友情，康起长寿。
和——德重茶礼，和诚相处，搞好人际关系。
敬——敬人爱民，助人为乐，器净水甘。
大约与此同时，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所长程启坤和研究员姚国坤在1990年6期《中国茶叶》杂志上发表的《从传统饮茶风俗谈中国茶德》一文中，则主张中国茶德可用“理、敬、清、融”
四字来表述：
理——“理者，品茶论理，理智和气之意。两人对饮，以茶引言，促进相互理解;和谈商事，以茶待客，以礼相处，理智和气，造成和谈气氛;解决矛盾纠纷，面对一杯茶，以理服人，明理消气，促进和解;写文章、搞创作，以茶理想，益智醒脑，思路敏捷。”
敬——“敬者，客来敬茶，以茶示礼之意。无论是过去的以茶祭祖，公平是今日的客来敬茶，都充分表明了上茶的敬意。久逢知己，敬茶洗尘，品茶叙旧，增进情谊;客人来访，初次见面，敬茶以示礼貌，以茶媒介，边喝茶边交谈，增进相互了解;朋友相聚，以茶传情，互爱同乐，既文明又敬重，是文明敬爱之举;长辈上级来临，更以敬茶为尊重之意，祝寿贺喜，以精美的包装茶作礼品，是现代生活的高尚表现。”
清——“清者，廉洁清白，清心健身之意。清茶一杯，以茶代酒，是古代清官司的廉政之举，也是现代提倡精神文明的高尚表现。1982年，首都春节团拜会上，每人面前清茶一杯，显示既高尚又文明，‘座上清茶依旧，国家景象常新’，表明了我国两个文明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今天强调廉政建设，提倡廉洁奉公，‘清茶一杯’的精神文明更值得发扬。‘清’字的另一层含义是清心健身之意，提倡饮茶保健是有科学根据的，已故的朱德委员长曾有诗云：‘庐山云雾茶，示浓性泼辣。若得长年饮，延年益寿法。’体会之深，令人敬佩。”
一直以来，对于茶文化，相较与现在国内更具表演性的所谓“茶道”。一向称中国茶道为“茶艺”，而称日本茶道为“茶道”，是因为在中国，饮茶，更多功利性，而日本茶道则更朴素一些。事实上，日本茶道在很多人看来非常刻板，一举一动一丝不苟，跟中国人“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不重形式重精神的传统不同，但也正是这样的一丝不苟，才形成日本独有的茶“道”。
详细点说，中国的茶之所以是“茶艺”，因为茶在中国，虽然也形成了一个庞大体系，但这个体系更多体现在“茶”本身，既，茶是一种饮料。茶文化说穿了，更多的是怎样种好茶怎样让茶泡得更好喝，如此而已。然而在日本，茶才真正上升到一个文化的层面，追求一种精神。喝茶，在中国，只是喝茶，最多也只是一种风雅的点缀，而在日本，喝茶，是一个审美过程，是在追求一种境界。
这也许是因为，茶在中国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实用性很强的物品，是做药用的，而且相当普遍。在日本，茶原本是一种奢侈品，是遣唐使从中国带来的贵重礼物。因此，饮茶在日本一开始并不像中国这样普遍，毕竟不是普通人可以随意获得的。这也形成了中国与日本在对待饮茶上不同的态度。不过，当茶叶的药用为日本人所认识，茶叶的种植在日本开始普及而饮茶也开始在日本盛行的时候，日本也曾经历过与中国一样，将饮茶作为一种娱乐的时代，室町时代。此时，大宋的“斗茶”之风传入日本，特别是武士阶层更是把“斗茶”作为炫耀财富的手段。在这时期，日本还没有茶道，更谈不上什么茶文化，因为此时的喝茶跟中国一样仅仅只是喝茶而已，斗茶，也不过是在比茶的优劣比财富的多少。甚至连中国茶艺的风雅的点缀的作用都没有。
日本茶道的真正形成，应该感谢两个人——能阿弥和村田珠光。能阿弥是室町时代幕府将军的文化侍从，正是因为他的作用促使当时的幕府将军足利义政将宗教入茶道，使日本的茶道真正走上“茶道”之路。一扫当时斗茶的奢靡之风。而村田珠光更是被日本人称为日本茶祖。他师从一休和尚，将佛教中的禅宗思想融入茶道之中，从禅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中，开创茶禅一味的道路。正是因为村田珠光的茶禅一味，日本茶文化走上与中国茶文化截然不同的道路，走上真正的“文化”之路。而中国的茶文化，依旧停留在娱乐，停留在文人墨客风雅的点缀阶段。村田珠光的茶禅一味，追求的是对自然的尊崇对朴素的尊崇，追求的是摆脱欲望的纠缠以修行来领悟茶道的内在精神。
在村田珠光之后，日本的茶文化在千利休的带领下，进一步向精神世界进发，将茶道烦琐的步骤仪式大大简化，使茶道进一步摆脱物质形式的束缚，还原到淡泊寻常的本来面目上。千利休所创的“利休流草庵风茶法”风靡全日本，他在民间的威望甚至威胁到当政者丰臣秀吉的权威，被丰臣秀吉以莫须有的罪名勒令切腹自杀。他死后，他的后人发扬他的茶风，创“表千家”、“里千家”、“武者小路千家”等数以千计的茶道流派。
而表千家、里千家、武者小路千家传承至今成为当代日本茶道最有势力的茶道流派，而其领袖“家元”更是茶道界最具权威的茶道宗师。
日本茶人招待一次客人品茶，少的要准备几个月，多的，甚至有准备几年时间的。每一次茶会，都是以全部心力来准备的，一丝不苟，即使是茶室门口小径踏脚的石头都要细心擦拭灰尘。而来参加茶会的人也同样本着“一期一会”的心态，把这次茶会看成毕生仅有的一次，全身心的去体会茶会主人的虔诚用心，一花一木，一水一食都全神贯注的去品味，从主人在茶室所挂的字画所选的插花，主人添碳的每一个动作，主人所选用的茶食……每一个细节都不能忽视。抛却在茶室之外的“尘世”的一切束缚，全心全意品这一壶茶。
正是这样的对待饮茶的态度，形成这样的日本茶道，形成完全不同于中国茶文化，中国“茶艺”的日本“茶道”。
还记得前年，日本茶道“丹月流”的“家元”来杭州做茶文化交流的时候，品味丹下明月老师一心虔敬泡的抹茶，看着她泡茶时眼中心里丝毫没有外物的态度，才真正体会什么是日本茶道“清、静、和、寂”的境界。
中日茶道文化的异同
一是将中国的饮茶方式引入日本的是一批来中国留学的日本僧人(遣唐僧)，他们是在中国的佛教寺庙中将佛门茶事学回去的，并且将它们作为佛门清规的组成部分一直在佛门严格的传承下来。日本历史上的茶道大师都是声名卓著的大德高僧，不但赋于日本茶道以浓郁的佛教色彩，也增强了日本茶道的权威性，特别是自千利休之后，形成了嫡子继承的“家元制”，使其权威性更为稳固持久。
二是日僧来中国留学之时，中国的饮茶方式已经相当成熟，引入日本后之是作为一种高级文化形态首先在皇室贵族之间流传，长期为统治阶级所专享，后来才逐渐传播到民间，上行下效，原已成熟定型的饮茶方式和清规戒律也为民间所全盘接受，形成社会共识。
三是日本统治阶级对茶道的重视利用，加强了茶道与权力的关系。如15世纪的幕府第八大将军足利义正，让高僧村田珠光撰写茶汤法则《心之文》和其他茶故事，在寺庙中推行村田珠光所提倡的禅院式茶礼，竭力以饮茶方式来改善人际关系，并且祈祷天下太平。后来的统治者织田信长及丰臣秀吉更将茶道作为一种新型文化来扩大自己的影响，企图在群雄争霸的战国时代一统天下。因此他任命千利休为专职茶头，要他继续制定和完善茶道的仪式和规则。丰臣秀吉还常在重大政治活动前后举行规模盛大的茶会，进一步扩大了茶道的社会影响。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茶道成为日本统治者驾驭民众的一种思想武器。茶道在日本社会中能产生巨大影响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这种现象在中国不存在.中国的茶文化是在民间土壤上发育起来，逐步成熟。在中国是先有庶民茶文化，后来才被统治阶级所接受，形成宫廷贵族茶文化。民间的饮茶风习之盛已达到“茶为食物，无异米盐”、“远近同俗”、“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甚”(《旧唐书·李珏传》)的程度，这是任何统治者都不可能剥夺的。茶叶已成为百姓们日常生活“开门七件事之一”的必需品，以茶提神解乏，以茶养生，以茶自娱，以茶敬客，以茶赠友，以茶定亲，以茶祭祀等等，均早已形成风俗习惯，无需教导，无需劝说，人们自然而然会遵守。整日里为生活忙碌奔波的劳苦大众，不可能有更高层次的文化追求，不会自觉地去追求什么茶道精神。
有很高文化修养的文人雅士们则醉心于品茗技艺的探研，他们都具有诗人的浪漫气质，品茶时追求诗意的审美境界，很少人会从社会学和哲学的角度去考虑茶道精神问题。古代的官吏们都是典型的儒家子弟，历来遵循儒家的处世原则，“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仕途得意时忙于政务，自然无暇来过问茗饮琐事，倒霉失意时则隐退山林不问政事，只以茶来排忧解闷，寻求解脱，不会过问社会道德教化问题。而中国的佛门僧侣向来不干预寺外尘俗世界的事务，他们出来参加茶事活动，也都是以文人的身份出现，除了个别像皎然那样的大德高僧之外，很少有人会去考虑茶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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