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的对比
日本的茶道与中国的茶道有渊源关系，那么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有什么对比关系?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你整理的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的对比，希望对您有用
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的对比
1 中国茶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融儒、道、佛为一体，三者之间是互相补充的多、相互抵触的少，从而使中国的茶文化内容非常丰富，从哪个层次、哪个方面讲都可以做出宏篇大论来。日本茶道则主要反映中国禅宗思想，当然也融进了日本国民的精神和思想意识。中国人“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这四条都是通过饮茶贯彻儒家的礼、义、仁、德等道德观念以及中庸和谐的精神。日本茶道的“和、敬、清、寂”，公开申明的“茶禅一位”，吸收了中国茶文化思想的部分内容，它规劝人们要和平共处，互敬互爱，廉洁朴实，修身养性。
2 日本茶道程式严谨，强调古朴、清寂之美;中国茶文化更崇尚自然美、随和美。日本茶道主要源于佛教禅宗，提倡空寂之中求得心物如～的清静之美是顺理成章的。但它的“四规”、“七则”似乎过于拘重形式，打躬静坐，世人是很少能感受到畅快自然的。中国茶文化最初由饮茶上升为精神活动，与道教的追求静清无为神仙世界很有渊源关系，作为艺术层面的中国茶文化强调自然美学精神便成了一种传统。但是中国的茶道没有仪式可循，往往也就道而无道了，影响了茶文化精髓的作用发挥和规范传播。所以一说茶道，往往首推日本。
3 中国茶文化包含社会各个层次的文化;日本茶文化尚未具备全民文化的内容。中国茶文化自宋代深入市民阶层，其最突出的代表便是大小城镇广泛兴起的茶楼、茶馆、茶亭、茶室。在这种场合，土农工商都把饮茶作为友人欢会、人际交往的手段，成为生活本身的内容，民间不同地区更有极为丰富的“茶民俗”。日本人崇尚茶道，有许多著名的世家，茶道在民众中亦很有影响，但其社会性、民众性尚未达到广泛深入的层面。也就是说，中国的茶道更具有民众性，日本的茶道更具有典型性。
“四规”：待客亲善，互相尊敬，环境幽静，陈设高雅。
“七则”：点茶的浓度，茶水的质地，水温的高低，火候的大小，煮茶的炭料，炉子的方位，插花的艺术。
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的关系
茶具的设计制作等方面，无不精益求精。并且由于他们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琴棋书画、焚香博古等活动均与饮茶联系在一起，使茶寮笼罩在超凡脱俗的气氛之中，这和前代是不同的。试看唐代卢令极负盛名的《走笔谢盂谏议寄新茶》诗，形容喝茶时只说一碗如何，两碗如何，一直数到七碗，简直有点为喝茶而喝茶的样子。宋代讲斗茶，讲分茶，也未能从茶和喝的圈子里跳出来。只有在明代的茶寮中，才使茶变成一种高雅的生活品位的象征，变成一种恬淡的生活情调的组成部分。明代茶人既然彼此引为同调，他们之间诗文唱酬、以茶会友的活动当然是有的，但他们并未形成有组织的茶人集团，这是为茶人的隐逸性和孤高性所决定的。明•张源《茶录》(1595年前后)说：“饮茶以客少为贵，客众则喧，喧则雅趣乏矣。独啜日神，二客日胜，三四日趣，五六日泛，七八日施。”持此种主张的茶人追求的是潇洒自适。在“独饮日神”的指导思想下，茶寮中的活动纵使不是排他性的，但也不会是群体性的。
茶馆文化。市井小民进不了文士的茶寮，他们下的是茶馆。宋代的汴梁和临安都有不少茶坊，它们往往还兼营酒饭、说唱等。单纯卖茶的茶馆到明代才发达起来，《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说：南京“大小酒楼有六七百痤，茶社有一千余处。”有些茶馆泡茶的质量也很高。明•张岱《陶庵梦忆》说：“崇祯癸酉，有好事者开茶馆，泉实玉带，茶实兰雪。汤以旋煮，无老汤;器以时涤，无秽器。”众多茶馆成为平民休闲的去处。特别是由于撮泡法简单易行，所以坐茶馆是一种低消费的普通消遣。清代广州有许多茶馆叫“二厘馆”，即每客的茶资仅银二厘而已。在茶馆中洋溢着的是散漫而轻松的气氛，这里一般并不进行群体性的活动。
中国古代饮茶也并非完全没有以群体的形式出现的，比如禅宗和尚的茶会就是有组织的活动。如前所述，饮茶在中国的兴盛曾受到禅僧的推动。禅宗讲究在坐掸中凝神屏虑，达到无欲无念，无喜无忧，梵我合一的境界。为防止未入禅定，先入梦寐，故饮茶提神。后来禅宗的义理有所变易，讲究顿悟，禅宗寺院的秩序受到影响。8世纪末9世纪初，禅法又有所改革。这时百丈怀海(724—814年)在律寺外别建“禅居’’作为道场，并创立“普请法”，上下均力，一齐劳作，组成了新型的僧团。他又制定规约，即《百丈清规》。此书之原本已不存，但元文宗在金陵建大龙翔集庆寺时，曾责令百丈山大智寿圣禅寺的住持东阳德辉重行编纂。至1336年编成，名《敕修百丈清规》。这些弹僧仍重视坐禅，所以也重视饮茶。在《清规》中有不少处讲到集会时饮茶的仪式。如：嵌茶汤榜势预张僧堂前上下间，库司仍具请状，备袢袱炉烛，诣方丈插香拜请。免则触礼。禀云……。禀讫呈状。随令客头请两序勤旧大众光伴。挂点牌报众。僧堂内铺设主持位。斋退，呜鼓集众。知事揖住持入堂。归位揖坐烧香一炷，住持前揖香，从圣僧后转归中问讯立。行茶遍，瓶出。往住持前揖茶退身，圣僧右后出，炷香展三拜，起，引全班至住持前，两展三礼送出。复归堂烧香，上下间问讯收盏退座。这里说的《茶汤榜》即《茶榜》，是寺院举行茶会时公布的启事，因为茶会除样僧外，还常有俗士参加。有些《茶榜》是由著名文人撰写的。比如蒙古国时期，耶律楚材撰有《茶榜》，见《湛然居士集》卷一三。后来赵盂额撰有《清谦讲主茶榜》，见《松雪斋集•外集》，可见元代掸院中仍举行茶会。但以后禅僧愈来愈讲随缘任运，愈来愈不讲静坐习禅了。“饥来吃饭，困来即眠”，“菩萨只向心觅”，“西方只在眼前”;理论变化到这种程度，连坐禅功夫都抛在一边，当然更无须以茶却眠了。
至此则须回答中国古代有无茶道的问题。由于汉字的组合比较自由，中国古文献中出现过“茶道”这个词组。比如与陆羽同时代的皎然，他写的《饮茶歌》中就有“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之句。《封氏闻见记》在叙述了陆羽和常伯熊提倡饮茶之后说：“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明代陈继儒在《白石樵真稿》中说：当时茶的蒸、采、烹、洗“悉与古法不同”，但有些人“犹持陆鸿渐之《经》、蔡君谟之《录》而祖之，以为茶道在是。”这些“茶道”的含义相当于茶事或茶艺，有别于日本所称“茶道”。
日本和中国不同。日本原先不产茶，茶是从中国传去的，所以日本没有中国起初把茶叫作荼，视为普通树叶子的那段历史。在平安时代，茶虽已传入日本，但只在大内辟有茶园，且归典药寮管理，与一般民众没有关系。12世纪时，两度入宋求法的荣西法师带回茶种，开始在日本推广饮茶。不过荣西的着眼点是看重茶的医疗保健作用。他在《吃茶养生记》中说：“茶也，末代养生之仙药，人伦延龄之妙术也。山谷生之，其地神灵也;人伦采之，其人长命也。”又说：“贵哉茶乎!上遥神灵诸天境界、下资饱食侵害之人伦矣。诸药唯主一种病，各施用力耳;茶为万病之药而已。”把茶当成“万病之药”，在其原产地中国，人们恐难以置信;这种说法实际上反映出对来之不易的外国物品之作用的习惯性夸张。
荣西之后，饮茶在口本逐渐兴盛。起初在禅院中流行，后来日本的公家和武家都欣赏饮茶之趣，在日本兴起了举办茶会之风。根据《吃茶往来》(约为日本南北朝晚期或室町初期的著作)所记，当时高级武士修建了讲究的茶亭，在这里举办茶会。点茶献客之后，要玩一种叫“四种十服荣”的赌赛游戏，它有点像我国那种比茶味、比茶品的斗荼。但当时日本茶的种类没有中国那么多，他们主要是猜测其中哪些是“本茶”(指拇尾茶)、哪些是“非茶“(其他茶)，以定胜负。之后，“退茶具，调美肴，劝酒飞杯。先三迟而论户，引十分而励饮。醉颜如霜叶之红，狂妆似风树之动。式歌式舞，增一座之兴;又弦又管，惊四方之听”(《吃茶往来》)。但这种豪华的茶会被认为是“无礼讲”、“破礼讲”、是一种败坏风气的行为。所以到了室町幕府的八代将军足利义政(1449—1473年)时，遂命能阿弥(1397—1471年)创立起在书院建筑里进行的“书院茶”，这是一种气氛严肃的贵族茶仪。之后又命村田珠光(1423—1502年)为主持茶会的上座茶人，他把寺院茶礼、民间的“茶寄合”和贵族书院的台子茶相结合，并注入禅的精神，排除一切豪华陈设，形成了朴素的草庵茶风。日文中的“茶道”一词，就是由他开始使用的，在此之前只称为“茶汤”而已。珠光认为茶道之大旨在于：“一味清净，法喜禅悦。赵州(指唐代的从谂禅师，778—897年)知此，陆羽未曾至此。人入茶室，外却人我之相，内蓄柔和之德。至交相接之间，谨兮敬兮清兮寂兮，卒以及天下泰平”(《珠光问答》)。所以其极终的目的是天下太平;也就是说，是为巩固日本社会的封建秩序服务的。
到了16世纪中叶，千利休(1522—1592年)将草庵茶进一步庶民化，使之更加普及。他把珠光提出的茶道之四谛“谨敬清寂”改为“和敬清寂”，即将带有严肃意味的“谨”改为冲淡平夷的“和”。但他又强调“敬”，敬体现在茶道的礼法上，这是日本封建等级制度下的人际关系的反映。由于中世纪的日本是一个以武士为中心的社会，所以武家礼法的地位很崇高，影响很大。而吸收了若干禅院清规制度的小笠原流派武家礼法中的茶礼，更在颇大的程度上为茶道所接纳。千利休说：“茶遭的技法以台子技法为中心，其诸事的规则、法度有成千上万种，茶道界的先人们在学习茶道时，主要是熟记、掌握这些规则。并且将此作为学习茶道的目的”(《南方录》)。从千利休那里流传下来并渐趋定型的日本茶遭，在荼室建筑，茶具、烹点技法、服饰，动作乃至应对语言等方面，无不规定得很细致。甚至连进茶室时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哪种茶具放在室内所铺之草席的哪一行编织纹路即所谓“目”(标准的草席长1 9米，有62.5目)上;移动茶具时在空中经过的途径是直线还是曲线;一碗茶要分几口喝光;于何时提哪些问题并如何作答;均须按照成规一丝不苟地进行。而且其问参加茶会的主客双方须频频致礼。一次茶会大约用四小时，据统计，一位主人和三位客人在此期间共行礼213人次，还要依场合之不同分真、行、草三种形式;如果行礼的次数过多、动作过谦，也是一种失礼的行为。真可谓繁琐已极。礼法，无论在日本或古代中国，都是用来维护和养成封建秩序的，茶道礼法也是如此。而且从千利休的三世孙千宗旦以后，千家流茶道采取了传嫡的家元制度。长子称为“家元”，继承祖上的事业和姓名，仅标明几世，以为区别;其他诸子不但不能继承茶人之业，还要改姓。家元则向入门求艺的弟子传授茶技并发给不同级别的证明书，通过这些活动对弟子进行管理，在本流派中拥有无可争议的权威。
但茶道并不仅以演习一套繁文缛节为满足，从“茶禅一味”的观点出发，它有自己对美的特殊追求。茶道之美崇尚枯高幽玄，无心无碍，对世俗美采取否定的态度。比如茶室内不取世俗喜爱的豪华被丽之色，而以暗淡的朽叶色为基调。饮茶之碗起初曾珍视中国建窑、吉州窑等地的作品，即日本所称天目茶碗;后来根据茶道美的标准，改用朝鲜陶碗，这种碗的胎上未经仔细淘洗，夹杂石粒，表面有黑斑，相当粗糙，却被日本茶人看重，称作荞麦茶碗，视之为艺术品。继而日本茶人自行设计制作茶碗，如在千利休指导下生产的乐窑茶碗是一种低温釉陶器，制坯时不用陶轮而以手制，故器形不甚规整。这种茶碗呈筒形，器壁较厚。通体施深色釉，但浓淡不匀，釉面出现隐约的斑块。再如织部窑茶碗，是在茶人古田织部(1544—1615年)的指导下生产的，这种茶碗造型扭曲歪斜，被称为“马盥型”。他如“鞋型”、“洲浜型”、“山道口型”、“多舌口型”等茶碗，器形都比较怪，其审美情趣与中国传统茶具大不相同。不仅如此，用中国的眼光乍看起来，日本茶道中还有不少难以理解之处。比如进行茶事活动之规范化的草庵茶室，其入口的高、宽均为70厘米许，客人须匍匐爬行才能进去，如此待客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而在日本茶人看来，茶室是一处超脱凡俗的清净世界，必须用这样一道窄门把它和尘寰隔开。所以英语把茶室翻译成Abode of fancy(幻想的屋子)、Abode of unsymmetrical(不匀称的屋子)。这里的情趣日文称之为“佗”，正统的茶道称为“佗茶”。佗的含义颇不易界定，简言之，佗就是扬弃俗物，而从禅悦的无相了悟中去寻求毫无造作的清寂之美。可是尽管如此，这种美仍然不能不寄托在世俗的平凡对象上。甚至在进入清净的茶室的客人中，也还要根据其社会地位区分出正客、次客和末客来，更不要说那些不胜其繁的礼节了。所以，茶道标榜的和敬清寂本身就包含着难以解脱的矛盾。而这样的一种矛盾统一体当然不能只被看成是一种饮食文化、一种生活艺术或一种礼仪性的社交活动。它只能像最早向西方世界介绍日本茶道的冈仓天心(1862—1913年)在《茶之本》一书中所说：茶道“是一种审美主义的宗教。”“是超越饮用形式理想化以上的东西。即：它是关于人生的一种宗教。”“茶室是人生沙漠中的一片绿洲。在那里，疲倦了的征人相会在一起，共饮艺术鉴赏之泉。茶事是以茶，花、画等为情节的即兴剧。”这种走向超现世境界的茶道是日本所特有的，与中国的茶文化存在着质的区别。
日本茶道中饮用末茶，原是从南宋饮末茶的作法中学来的。但中国的饮茶法自元以后有了很大的变化，茶道却一直沿用那在中国已趋绝迹的末茶，因而无法与中国茶事的新发展继续挂钩。日本生产不出像中国宋代那样的高质量的茶饼，却又要保持饮末茶的成规，乃将茶叶直接粉碎为茶末，其色绿，其味苦涩;特别是点出的浓茶，几乎难以下咽。日本人也觉得如果空腹饮这种浓茶恐伤损胃粘膜，所以要先吃“茶怀石”(一顿茶食。包括拌凉菜、炖菜。烤鱼、酒、米饭和大酱汤)垫补之后才饮。虽然这和荣西所说“茶是昧之上首也，苦味是诸昧上首也”相合，但和中国六朝以前的辣汤型茶、唐宋的甘乳型茶、明清的清茶型茶均绝不相同。同时日本点茶时多不用汤瓶而从茶釜中舀取，与宋代之烹点手法相较，也使人产生似是而非的感觉。
中国没有日本的那种茶道，因为两国的历史背景，社会风气均不同，对茶的看法亦有别。中围自宋以来，就认为“茶之为用无异米盐”，元曲中经常说：“清晨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中国人以实际的态度对待茶。不仅中国平民从不把喝茶视作宗教行为，而且连被尊称为茶神的陆羽像也逃不脱以滚汤浇头的遭际;这在实行家元制的日本茶人看来，也同样是不可思。近年频有日本茶道团体来华作茶道表演，对他们的好意应深表感谢。可是茶道作为“一期一会”之举，是一种须共同参与而不是在一旁参观的活动。何况此时还往往有为奉陪外宾而组织的所谓中国古代茶道表演;每当看到我方这种向壁虚构、故弄玄虚的表演时，常不禁令人感到一种闹剧甚至是悲剧的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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