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文化现状
茶文化所具有的历史性，时代性的文化因素及合理因素，在现代社会中已经和正在发挥其自身的积极作用。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你整理的中国茶文化现状，希望对您有用。
中国茶文化现状
(一)成立了一批中国茶文化研究社团和机构
中国真正学术意义上的茶文化研究始于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受到当时兴起的“文化热”大气候的影响，中国茶文化研究也得到迅速发展，并很快建立起茶文化研究机构、学会、团体等。
中国茶文化发展现状分析
1982年，台湾率先成立中华茶艺协会;1988年，台湾成立中华茶文化学会;1990年，中华茶人联谊会在北京成立;中国茶叶博物馆于1991年4月在杭州正式落成开馆;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1990年开始筹备，1993年正式成立，每两年举行一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致力于茶文化研讨与交流，不久前在山东省青岛市举行了第九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2001年，在浙江上虞成立了吴觉农茶学思想研究会;江西省社科院中国茶文化研究中心于1998年成立，安徽农业大学中华茶文化研究所2000年成立，这是茶文化学术研究的专门机构，前者将茶文化作为江西省社科院的重点学科进行建设，后者是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唯一一个研究基地。此外，香港、澳门和全国许多省区市纷纷成立了茶文化社团。
目前，大陆已有湖北、四川、浙江、河北、辽宁、福建、山东、新疆、云南、宁夏、贵州等省级茶文化学会或协会成立，还有湖州、广州、昆明、思茅、桂林、宁波、绍兴、抚顺、汕头等市级茶文化学会和协会的成立。这些研究机构和学会、协会、团体的建立，对开展茶文化研究和交流，推动茶文化研究不断深入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如今，已经形成一支造诣深、成梯次、门类齐、素质高、献身精神强的茶文化科研队伍和茶文化工作者队伍。从事茶文化研究人员包括史学界、经济界、茶业界、哲学界、文学界、医学界、文艺界人员，其他还有新闻界、摄影界、饮食界、出版界、旅游界等人员。
(二)出版和发表了一批中国茶文化研究论著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陆续创办了一批茶文化杂志，为茶文化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了条件。《茶人之家》杂志1983年创办，1993年改名《茶博览》，2004年由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公开出版发行;湖北省陆羽茶文化研究会自1983年开始编辑《陆羽研究集刊》，湖州陆羽茶文化研究会自1990年起也编辑《陆羽茶文化研究》;《农业考古》杂志自1981年创刊后，先辟有茶史专栏，1991年开始推出《中国茶文化专号》;北京的《中华茶人》和《茶世界》、上海的《上海茶业》、广州的《茶文化》、昆明的《民族茶文化》、四川的《茶界》、河北的《河北茶文化》等也先后创办;此外，《茶叶科学》、《中国茶叶》、《中国茶叶加工》、《茶业通报》、《福建茶业》、《广东茶叶》、《茶叶》、《茶叶通讯》、《茶苑》等茶学杂志也刊发一定数量的茶文化论文。而一些文史哲、艺术、饮食类杂志及大学学报也偶尔刊发茶文化论文。众多出版社也纷纷抢滩出版茶文化书籍，形成一股茶文化书籍出版热潮。
综观20多年来，中国茶文化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一是发表了数千篇茶文化论文。以《农业考古·中国茶文化专号》为代表，该刊是国内容量最大的茶文化杂志，每期约300页，刊发各类文章130篇左右，每年出2辑，现已出31辑，计约发表文章4000篇。初步统计，20多年来全国刊发的各类茶文化文章约有6000篇，其中研究论文约3000篇。
二是出版了六百多部茶文化著作。近年来茶文化热不断升温，茶文化著作出版也日趋繁荣。据不完全统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海峡两岸共出版的各类茶文化书籍有600多种。
(三)中国茶文化研究取得的主要成就
20多年来中国茶文化研究的主要成就突出表现在茶史研究、茶艺和茶道研究、陆羽及其《茶经》研究和茶文化工具书编纂四个方面。
1、茶史研究
在中国茶文化研究中，中国茶史的研究起步最早，目前已成为中国茶文化研究中的热门。
最早也是最重要的成果是茶学宗师陈椽的《茶业通史》。该书初稿完成于1977年，定稿于1982年，1984年5月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全书43万字，分茶的起源、茶叶生产的演变、中国历代茶叶产量变化、茶业技术的发展与传播、中外茶学、制茶的发展、茶类与制茶化学、饮茶的发展、茶与医药、茶与文化、茶叶生产发展与茶叶政策、茶业经济政策、国内茶叶贸易、茶叶对外贸易、中国茶业今昔共15章。《茶业通史》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学通史著作，书中对茶叶科技、茶叶经济贸易、茶文化都作了全面论述，是一部体大思精之著，是构建茶史学科的奠基之著。1993年，陈椽又出版《中国茶叶外销史》(台湾碧山岩出版社)，对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历史作了深入研究。
茶学宗师庄晚芳的《中国茶史散论》(科学出版社1988年)，朱自振的《茶史初探》(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也为茶史学科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关剑平的《茶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对汉魏六朝茶史作了深入的考证和研究;陈文华的《长江流域茶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按本书的实际内容应该取名为《长江流域茶文化史》”[1]，实际上是一部关于中国茶文化史著作;滕军的《中日茶文化交流史》(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对中国茶文化向日本的传播历程作了细致的研究。诸家著作都是厚重之作，显示出作者深厚的积淀。
郭孟良的《中国茶史》(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是一部简明的中国茶史读本。中华茶人联谊会编辑的《中国茶叶五千年》(人民出版社2001年)是第一部编年体的中国茶史著作，对近现代茶界大事记载尤详。
沈汉、朱自振的《中国茶酒文化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其中上篇是由朱自振撰写的《中国茶文化史》;余悦的《茶路历程——中国茶文化流变简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是一部简明的中国茶文化史著作;姚国坤、胡小军的《中国古代茶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年)、王建平的《茶具清雅》(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胡小军的《茶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对中国茶具的历史和发展作了梳理;陶德臣的《中国茶叶商品经济研究》(军事谊文出版社1999年)论述中国茶叶商品经济发展的历程;吴旭霞的《茶馆闲情》(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连振娟的《中国茶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对中国茶馆历史和演变作了梳理。
断代茶史著作有梁子的《中国唐宋茶道》(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廖宝秀的《宋代吃茶法与茶器之研究》(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1996年)，沈冬梅《宋代茶文化》(北京：学海出版社1999年)，丁文的《大唐茶文化》(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孙洪升《唐宋茶业经济》(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还有少量地方茶史著作如《浙江省茶叶志》、《四川茶业史》等。另外，一些综合性茶著如《中国茶经》、《中国茶叶大辞典》、《中国茶文化大辞典》中也涉及到中国茶史的内容。
各种杂志上还发表了一批关于中国茶史的研究论文。
当前中国茶史研究的趋势，一是专门史研究，二是断代史的研究，三是综合研究，朝茶学通史方向发展。茶史研究的时间跨度基本集中于古代(清代及其以前)，对20世纪中国茶史的研究则非常不够。然而20世纪是中国茶学、茶叶科技发展最重要、成就最大的一个世纪，理应得到重视和加强研究。
诚如凯亚所说，中国茶史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仍存在诸多不足[2]。有关先秦的茶史，扑朔迷离;汉魏两晋南北朝茶史，语焉不详;中华民国茶史，新中国50年茶史，亦待补阙如之憾;至今尚无一部涵盖中华民国、新中国50年的全面、系统、科学的茶史著作。除陆羽、吴觉农外，古今众多杰出茶人尚无传记。中国茶史研究中还存在着许多缺憾和空白，亟待从学术上去填补、开拓。
2、茶艺和茶道研究
茶艺是茶文化的基础，茶道是茶文化的核心。茶艺和茶道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两者内涵和外延均不相同。虽然中华茶艺、茶道古已有之，但是它们在当代的复兴、被研究却是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台湾是现代茶艺、茶道的最早复兴之地。蔡荣章自1980年以来长期致力于现代茶艺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并创立无我茶会。其夫人林瑞萱女士主持坐忘谷茶道室，夫妇俩志趣相投。蔡荣章独著有《现代茶艺》(台湾中视文化出版社1989年)、《无我茶会180条》(台湾中华国际无我茶会推广协会1999年)、《茶道教室》(台湾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茶道基础篇》(台湾武陵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说茶之陆羽茶道》(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等，林瑞萱独著有《心经讲义——茶道精神领域之探求》(台湾陆羽茶艺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社1989年)等，夫妇合著有《现代茶思想集》(台湾中华国际无我茶会推广协会2000年)、《茶学概论》(中华国际无我茶会推广协会2000年)等。蔡荣章、林瑞萱夫妇为现代茶艺、茶道的理论和实践作出重要贡献。
范增平、吴智和、张宏庸、周渝等也是台湾较早致力茶艺推广和研究的人，范增平出版了《喝杯好茶》(中华国际无我茶会推广协会1999年)、《生活茶艺馆》(城邦文化事业有限公司)、《茶艺学》(修订版，台湾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生活茶叶学》(台湾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等，吴智和则出版了《中国茶艺论丛》第一辑(台湾大立出版社1985年)、《中国茶艺》(台湾正中书局1989年)等。张宏庸著有《茶艺》(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台湾传统茶艺文化》(台湾汉光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等。
大陆方面，在茶艺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上有突出成就则有童启庆，她先后出版了《习茶》(浙江摄影出版社1996年)、《生活茶艺》(金盾出版社2000年)、《影像中国茶道》(浙江摄影出版社2002年)，为现代茶艺、茶道提供了范式。
此外，陈文华在《中华茶文化基础知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长江流域茶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中，余悦在《中国茶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以及《中国茶叶大辞典》中对当前的茶艺、茶道概念和特征、精神作了精要的阐释。丁文的《茶乘》(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对茶道与儒释道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剖析。林治的《中国茶艺》(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中国茶道》(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对茶艺美学、茶道精神等进行了探讨。乔木森的《茶席设计》(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年)，对茶席设计的基本构成因素、一般结构方式、题材及表现方法、技巧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丁以寿则以《中国茶道义解》、《中国饮茶法源流考》、《中国茶道发展史纲要》、《中国茶艺概念诠释》、《中国茶道概念诠释》等系列论文(均见《农业考古·中国茶文化专号》)，对茶道和茶艺的概念、分类及两者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
中国现代茶艺、茶道还处在探索阶段，目前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3、陆羽及其《茶经》研究
陆羽《茶经》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学著作，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经典茶书，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关于陆羽及其《茶经》研究，是中国茶文化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在陆羽的出生地湖北省天门市，不仅成立了天门陆羽茶文化研究会，还成立了湖北省陆羽茶文化研究会;在陆羽生活的第二故乡浙江省湖州，也成立湖州陆羽茶文化研究会。湖北省陆羽茶文化研究会编辑《陆羽研究集刊》，湖州陆羽茶文化研究会编辑《陆羽茶文化研究》，《农业考古·中国茶文化专号》也辟有“茶圣陆羽研究”专栏，促进了陆羽及其《茶经》的研究，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
(1)《茶经》的辑校、注译和研究
台湾最早从事《茶经》研究者为林荆南，他在1976年即将《茶经》今注今译，这是中国当代最早的茶经译注本。接着是张迅齐在1978年将日本布目潮风的《中国之茶书》里的《茶经》译成中文，见张迅齐编译《茶话与茶经》(台北：常春树书坊)。1980年，朱小明根据日本福田宗位的《中国之茶书》，将《茶经》译入《茶史茶典》(台湾世界文物出版社)里。但此后台湾的《茶经》的译注就没有进展了。
张宏庸的对陆羽及其《茶经》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整理工作，计已出版的有《陆羽全集》(茶学文学出版社1985年)的辑校、《陆羽茶经译丛》(茶学文学出版社1985年)的收录外国图书、《陆羽书录》(茶学文学出版社1985年)的总目提要、《陆羽图录》(茶学文学出版社1985年)的文物图录，以及《陆羽研究资料汇编》(茶学文学出版社1985年)的相关史料整理，可惜后来并未继续。
大陆对于陆羽及其《茶经》的研究起步较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产生了一批成果。如张芳赐等《茶经浅释》(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傅树勤、欧阳勋《陆羽茶经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蔡嘉德、吕维新《茶经语释》(农业出版社1984年)，吴觉农主编《茶经述评》(农业出版社1987年)，陆羽研究会编《茶经论稿》(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
20世纪90年代以后又陆续出版了一些，其中以程启坤、杨招棣、姚国坤《陆羽《茶经》解读与点校》(上海文化出版社2004年)最为精审。肖毛电子版的《茶经集注》在网上流传很广，考证时有新解。
童正祥、周世平辑编《新编陆羽与茶经》(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全书分陆羽生平、陆子茶经、陆羽诗文集、友人咏诗选、历代铭记选、纪念地图集七部分，资料翔实。本书虽然以资料见长，但也注入作者的研究成果，许多观点以注解的形式呈现。
在当代这些《茶经》的注译和研究著作中，吴觉农主编《茶经述评》和陆羽研究会编《茶经论稿》无疑是《茶经》研究的重要成果。
此外，游修龄对《茶经·七之事》“茗菜”的质疑，丁以寿对《茶经·七之事》“《广雅》云”的考辨，沈冬梅对宋刻百川学海本《茶经》版本的考论，寇丹对《茶经》文化内涵的揭示，朱乃良对《茶经》与唐代茶文化关系的研究等，都有一定的创见。
除了对《茶经》的成书时间分歧较大外，通过众多专家学者的研究，基本对《茶经》的版本流变、成书地点、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达成共识。
(2)陆羽生平和思想研究
陆羽作为世界上第一部茶书《茶经》的作者，被后世奉为茶神、尊为茶圣，享有崇高的声誉，理应得到重视和研究。
关于陆羽研究的成果，基本集中在大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就发表了一批有新见的论文和专著。
朱自振(史念书)《全唐诗中的陆羽史料考述》(《中国农史》1984年1期)，钩沉《全唐诗》中陆羽的行迹资料。
傅树勤《茶神陆羽》(农业出版社1984年)，则是最早关于陆羽的传著。
欧阳勋研究陆羽及其《茶经》30年，发表论文《“茶圣”陆羽》(《中国农史》1983年4期)等，出版专著《陆羽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显示出深厚的积淀。
寇丹发表多篇关于陆羽及其《茶经》的研究论文，后来结集成《陆羽和茶经研究》一书。他关于陆羽形象、思想性格、理想的论述，关于陆羽“西江水”的阐释等，别具慧眼，成一家之言。
丁文《茶魂》(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年)是一部关于陆羽的评传，分身世、游历、隐居、友情、茶具、茶艺、品水、事业、结论共9章，末附“陆羽年谱”，颇具系统、实用。
周志刚对陆羽与李冶、怀素交往的考论切实，而他的《陆羽年谱》(《农业考古》2003年第2期、第4期)，援引历史材料，言必有据，是到目前为止关于陆羽生平年表、年谱最可信的一种。
钱时霖对陆羽在湖州写《茶经》的考证、《陆文学自传》真伪的辨析，朱乃良对陆羽研究中一些有争议问题的考辨，都有独立见解。
尽管陆羽的出生是个迷，生平有许多空白和疑团，性格、思想也复杂，但经过20多年的研究，陆羽的形象渐渐清晰、丰满起来。
4、茶文化工具书编纂出版
(1)茶文化文献资料的挖掘、整理和汇编
茶文化文献资料的挖掘、整理和汇编，是中国茶文化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中国茶文化学科建设的应有之义。
新时期最早出版的是陈祖椝、朱自振编辑《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农业出版社1981年)，收入自唐至清的茶书58种和少量杂著、艺文，虽然仅40余万字，但重要的茶书和资料基本收录，所以广受欢迎，但是该书对一些茶书的内容视为“游戏之作”而删削又留下遗憾。
1990年，吴觉农编辑《中国地方志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农业出版社)，将南宋嘉年间至中华民国三十七年编撰的16个省、区的1226种省志和县志中有关茶和山、水的历史资料悉数收录。
1991年，朱自振编辑《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方志茶叶资料汇编)》(东南大学出版社)，收录26个省市自治区的1080种方志中有关茶的资料。
1999年，阮浩耕、沈冬梅、于良子释注点校的《中国茶叶全书》由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一方面该书收录现存茶书64种，其中辑佚7种，后附已佚存目茶书60种，是搜集中国古代茶书最多的一本汇编;另一方面，又加以点校和注释，并附作者简介，考定版本源流，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
而由陈彬藩、余悦主编，35位茶文化专家历时10年编辑而成的250万字的《中国茶文化经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出版)，成为收集中国古代茶文化文献资料最全面的资料汇编，为中国茶文化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该书校对欠精，引用时应慎重。
余悦总主编的《中国茶叶艺文丛书》(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目光关注当代茶文化资料，从收录的茶事诗词(古体)、散文、小说、歌曲和论文来看，虽非各类资料的“全编”，也颇有参考价值。
方健对中国茶书的搜集、校正，也取得一定的成绩。
(2)辞典的编纂
张堂恒主编《中国茶学辞典》(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陈宗懋主编、二百余位学者合作撰著的《中国茶叶大辞典》(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年)，其中也有相当部分茶文化的内容。
朱世英、王镇恒、詹罗九主编的《中国茶文化大辞典》(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2年)，全书144万字，收入词条近万，是一部全面宏富的中国茶文化辞典。
(3)其它
茶学宗师王泽农主编的《中国农业百科全书·茶业卷》(农业出版社1988年)，陈宗懋主编的《中国茶经》(上海文化出版社1992年)，王镇恒、王广智主编的《中国名茶志》(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年)，它们虽然是茶学著作，但其中也有部分茶叶历史文化资料。
中华茶人联谊会编辑的《中国茶叶五千年》虽说是一部编年体茶史著作，但也可视之为茶史资料集，该书对研究近现代中国茶叶科技、经济、文化、教育、交流等极具参考价值。
陆羽及其《茶经》的资料汇编。
上列四个方面成果是就主要方面而言，此外，在茶与儒道释、茶与文学艺术，茶俗、茶具等方面，都有可圈可点的成果。如赖功欧《茶哲睿智》(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及有关论文对中国茶文化与儒道释的关系作了深入研究。余悦《问俗》(浙江摄影出版社1996年)、姚国坤《饮茶习俗》(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年)对中国各地茶俗的研究，于良子《谈艺》(浙江摄影出版社1996年)、《翰墨茗香》(浙江摄影出版社2003年)对茶与书画篆刻的研究，寇丹《鉴壶》(浙江摄影出版社1996年)、宋伯胤《茶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吴光荣《茶具珍赏》(浙江摄影出版社2004年)对紫砂壶及茶具的研究，钱时霖《中国古代茶诗选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庄昭选注《茶诗三百首》(南方日报出版社2003年)对中国古代茶诗的注释和研究，都取得一定成果。
中国茶文化的发展趋势
中华茶文化历史悠久，是在民间土壤里发育起来，几千年来，饮茶风习在民间之盛，已达到“茶为食物，无异米盐”，成为日常生活“开门七件事之一”的必需品。关系到人类的生活、劳动、生产和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等，亦即与人的利害关系相当密切。马克思主义认定，劳动创造了人，创造了语言，产生了意识和创造工具的能力，并在社会共同劳动和交往中产生了艺术。所以，人们在长期劳动、生活中，经过生产实践、科学实践、和其他社会实践中积累的知识和经验，这正是产生中华茶文化的形式和内容。使茶文化很快成为一门倍受关注的学问，吸引着多少文人骚客、政要权贵、佛门高憎书其事、咏其事、研其事。茶文化成为独树一帜的文化生活景观。
中国古代的时候，人们对中国茶就非常认真的研究。根据记载，中国开始研究茶文化，可以追溯到西晋杜育的《荈赋》，唐代中期茶人和诗僧皎然的《饮茶歌?诮崖石使君》，著名茶圣陆羽的《茶经》，明代茶人张源的《茶录》等，一些茶家和爱好者从事研究，并著书立传，以供后人参考研究，使之相互传承发扬光大。茶，可以提神解乏，以茶养生、自娱、敬客、赠友，完全变成一种充满审美情趣的艺术行为。人类在种植、加工茶叶的辛勤紧张的劳动中，把制作出来的成果，在劳动之余或休闲时候，慢慢捂出一套泡茶和品茶的技艺。随着艺术的提高，现代的茶家们根据冲泡全过程，总结出八道程序：“白鹤沫浴、观音入宫、悬壶高冲、春风拂面、关公巡城、韩信点兵、鉴尝汤色、品啜甘霖。”把泡饮香茗的全过程用文字来提炼，并提升到茶文化的高层次来表现，使之更精彩生动。茶家们在泡饮时，认真讲究茶质、用水、茶具、冲泡，“水用清泉，炉以炭火，茶具小巧，茶讲形、香、色(汤色)、韵。”自成一家，别具一格。增进娱乐性，提高情趣，陶冶情操。
同时，茶家们的品尝方法也很讲究，不是大碗豪饮，而是小啜、含口、徐咽、细品，通过品尝过程中的感受和遐想，产生审美的愉悦，进入诗化的美妙的境界句，达到哲理的高度。人们在工作之余，休闲聚会的时候，用上优质的茶具，拿上一泡好茶，围坐在一起，或是评茶论道，或是促膝谈心，或是畅谈天下大事……;有的和着茶韵吟诗诵赋、挥毫泼墨、读书看报、自娱自乐，激励情感，心胸坦荡，受益非浅;有的自捧一杯香茗，淡然而坐，慢斟细品，清心无欲、抛弃烦恼、修身养息，借品茶体验和领悟清和、俭约、自尊、廉洁、求真、求美的高雅境界等等。通过开展茶文化活动，可以激发人们认识美、热爱美、追求美、创造美的生活情趣和理想。提高人们的审美能力，丰富人们的审美经验，改变人们的审美态度。
从泡茶到品尝的艺术过程，人们把它归纳为“茶艺”，古代的茶家把它称为“茶道”，亦称作“茶德”。 如唐代的刘贞亮就提出“茶十德”：“以茶散闷气，以茶驱腥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疠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雅志，以茶可行道。”其中“利礼仁”、“表敬意”、“可雅志”、“可行道”等就是属于茶道精神范畴。刘贞亮所说的“可行”之“道”，是指道德教化的意思。即饮茶可以有助于社会道德风尚的培育，明确地以理性语言将茶道的功能提升到最高层次，可视为中国古代茶道精神的最高概括。这就是在泡茶和品尝这个过程中，所追求、体现的精神境界和道德风尚，它经常和人生处世哲学结合起来，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要求。安溪茶商感德镇的吴高明在太原勇斗持刀匪徒的事迹;黄泽辉汕头勇擒持刀窃贼等，这些见义勇为的壮举，正是他们成长在茶乡，受到诚信为本，分清善恶，仗义为重，勤劳致富的美德陶冶感染，产生了内在美和外在美的和谐统一，所谱写一曲又一曲的正气歌。所以，茶文化可以起到精神调剂，宣泄情感，陶冶性情，宣传教化，规范行为，审美情趣，社会道德风尚的培育等作用。激起人们对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分清丑恶，辨别是非，改造世界观。
早在唐代，饮茶就在中华大地非常盛行，几千年来流传至今，成为最时尚的日常生活景观。人们不管是在家人相聚，还是在商场、宾馆迎宾待客，商务洽谈，交际往来，休闲会友等，都离不开它。宋代文人杜小山的诗句“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大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那种在寒夜来造访的特殊客人，以茶胜酒，品茗叙旧的欢乐之情，别有一番情趣，截然不同的意境，跃然纸上。正如现代南安蔡四田先生写的诗句：“故友亲朋邻里家，上门一到请杯茶。手端香茗表心意，胜过登楼上酒吧。”明代文学家许次纾在《茶疏》“论客”中有“宾朋杂沓，止堪交觥筹，乍会泛交，仅须常品酬酢。”体现以茶交友的道理。所以早在先前，人类就用茶来互相交流，互相沟通，交际会友，成为感情交流的必须品。
人们由于政治利益，经济利益，也由于信念、性格、修养和人生观等等的差异，人与人之间是一个充满各种复杂心理因素的互相作用的整体，彼此之间必然会产生摩擦和纠葛，和发生矛盾。而常常依赖于内在的情感沟通和心理认同，通过各种方式的交流来沟通情感，传达信息，促进理解加强团结。在家中，泡上一壶好茶，使家人亲属团聚同饮上一杯香茗，增强了亲情和代与代之间和谐气氛。对邻里、朋友、宾客捧上一杯热茶，这一微妙方式，可以和气生财，消除误解，化解矛盾，成为人们之间进一步增强友谊，增进了解，加深感情的好途径，这种认识、了解、熟悉的过程，也就是改变、沟通人际关系的过程。互相交流，互相认同，互相理解。以达到和诚相处，同饮香茗，共话友谊，使人类在和煦的阳光下共享亲情、友情，促进社会和谐。 真乃：“乐者天地之和，礼者天地之序。”
同时，通过举办“茶艺”和“茶王赛”等茶文化活动，可以吸引和激励人们的好奇和兴趣，以其特有的感染力，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和激励了人们的竞争意识，自觉和不自觉的参与和情不自禁的状态中抛开纠葛和隔阂，聚合到一起，互相交流经验，畅谈观点，切磋技艺，互相支持，和同其他群体成员一起，为同一个目标的成功而兴奋、失败而沮丧。从而达到团结凝聚，和睦相处，
台湾茶业的发展，与大陆有着千丝万镂的关系，特别跟安溪的茶事和茶文化更是分不开。拒史料记载：清威丰五年，安溪人林凤池率先把乌龙茶引入台湾。据说台湾有名冻顶乌龙茶就是从这起源的;还有台北的木栅地区，当地的台湾同胞都习惯把这里生产的铁观音茶叶称为“安溪铁观音”。至今台湾仍保持着“以茶代酒”的待客习俗。近几年来，随着两岸关系的和谐发展，两岸茶商互相交易，频繁来往，茶文化和铁观音成了两岸交流合作的重要纽带，两岸茶缘愈结愈深厚。茶情依依，茶韵点点滋心头。近几年来，每年约有20万安溪籍台湾同胞回到家乡探亲访友、旅游、经济贸易，其中有不少是经营、销售茶叶的。所以，茶文化使海峡两岸同胞自觉不自觉的抛开隔阂，茶叶在两岸关系中牵线搭桥的作用日益明显。宋微宗赵构的《大观茶论》中提到“致清导和，韵高致静”是中国茶基本精神的高度概括。让大陆、台湾两岸在茶文化的沟通、吸引、激励的社会效能中，达到化解矛盾、消除误解、增进了解、以和为贵，早日使祖国疆域完整，同胞团圆，和睦相处。同时，安溪的铁观音茶产业、茶文化已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它将成为世界和平使者，促进和平、繁荣富强，人民的大团结。所以，茶文化可以制造友好氛围，化解矛盾，团结和谐的社会功能。
传播知识 增进交流 促进发展
中华茶文化因其特定的内涵，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在不断的丰富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的延伸繁荣，在国内普及推广。也不断向周边国家传播，不断影响着这些国家的饮食文化。中国茶与茶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最为深刻，尤其上日本茶道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日本代表团井摩纪小姐学过茶道，她表示日本的茶文化源于中国，“中国的茶文化是一门了不起的艺术”。日本传统文化也源自中国，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可以促进两国青年友好交流。同时也传入朝鲜、俄国等周边国家，从不同时期的茶礼、茶具、茶宴、茶道、品尝方式等等，跟中华茶文化有不少相同之处。
台湾的乌龙茶制作技术本是安溪人于清代传入的。在台湾的一些茶事活动都具有相同之处，在大陆流行的茶王赛、茶艺、茶歌、茶舞等文化也在台湾不断地演绎和发展。如今在闽台农业合作的推动促进下，台商又将台湾先进的制茶技术传回了安溪。以茶文化等方式交流往来，互相传播知识，如今已成为两岸加深联系和乡情的重要方式。据初步统计，台商已在安溪登记注册台资企业有60多家。其中茶叶企业有24家，投资总额976万美元。随着大片台资茶叶基地的建立，台资茶厂的开办，台商不仅带来了资金、设备、知识和技术，而且带来了新的观念，新的管理模式，安台的经贸合作，达到了传播知识，互相交流，促进发展的蓬勃发展的态势，大大的推动了安溪茶产业的发展，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深远的社会效益。
同时，还通过“茶艺表演”、各类“茶王赛”、“茶业万人培训”、“安溪铁观音神州行”、“海峡两岸茶文化交流会”“中华茶产业国际合作高峰会”等交流活动，全面普及、传播茶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知识，使之达到传播知识，促进交流，发展经济的效果。如：1996年11月，安溪茶艺到北京献演，第二天北京日报一篇报道显眼写着“安溪茶艺一夜倾倒北京城”。产生极大的轰动效应。
中国茶文化现状相关文章：
1.中国茶文化的现状
中国茶文化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