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茶文化的发源地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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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茶文化的发源地
自古以来，四川就是我国栽植茶树最早的地区，蒙顶山为蜀郡种茶的发源地，也是我国名茶的发祥地。追溯蒙顶山茶的历史，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公元前53年，西汉药农吴理真，在蒙顶山发现了野生茶的药用功能，于是在蒙顶山五峰之间的一块凹地上，移植种下了七株茶树。
清代《名山县志》记载，这七株茶树“二千年不枯不长，其茶叶细而长，味甘而清，色黄而碧，酌杯中香云幂覆其上，久凝不散。”吴理真种植的这七株茶树，被后人称作“仙茶”，而他是世界上种植驯化茶叶的第一人，因而被后人称作为“茶祖”。
公元前(742年)，蒙顶茶即被列为朝廷祭天祀祖与皇帝饮用的专用贡茶，直至民国(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长达1164年。新中国成立以后。1958年春，毛泽东主席在“成都会议”期间品尝到蒙顶山茶后，感慨地说：“蒙山茶比我家乡的茶好，要大力发展，要让蒙山茶同广大人民群众见面”。
蒙顶山古名—蒙山，坐落在四川盆地边缘的雅安市名山县境内，久负盛名，从唐代“蒙顶茶”作为贡茶时而闻名于世。爱喝茶人，最能品味，昔有吟唱千年绝句“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
茶文化的发展历史
清末至民国，瓷质茶具从质地、做坏、绘纹、上釉、烧制与现代瓷器接近。
民国时期，由于生产水平低下，加之川内战乱不断，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使用泡茶用具仍以民窑瓷壶、陶壶为主，喝茶以碗盛，讲究一点的用瓷杯，不讲究的直接把壶端起从壶嘴吸吮;只有官僚、少数地主、资本家等富有阶层能品上好之茶，所用茶具也较为精细，茶具还是以瓷为主。景德镇的珠山八友、江西各瓷器公司等生产的名家瓷也大量进入四川。同期，由于机器生产推广，现代机制贴花瓷器也开始进入中等收入家庭。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四川重庆、成都等地茶馆更为火爆，盖碗普及更为广泛，船身船盖以瓷为主，船托以瓷、铜、锡居多，同时出现了掺茶的长嘴铜壶，壶嘴长两尺甚至三尺。长嘴铜壶与短嘴铜壶在掺茶中揉进了一些花式，形成了具有表演性质的茶技。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百废待兴，农业生产以粮为纲，茶叶等只能作为经济作物、农副产品，四川也慨莫能外。广大群众使用瓷杯、搪瓷盅、搪瓷杯冲泡茶，品个一、二级素茶或三花就感觉到生活很惬意。每每遇到运动会、评劳、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发一个搪瓷盅，上面印有什么先进、什么纪念的，泡茶端起从上街到下街、从厂门口到车间那种得意劲不摆了。农村中广泛使用红陶提梁大茶壶，装满水内放上一把老鹰茶或自做的素茶，挂在灶口，烧火做饭的烟就把茶泡出了滋味。出工、干活路回来，握住提梁一倾，茶水就注入斗碗中，不烫不冷，仰头咕咕咕就入肚，解渴又解乏。
改革开放后，民众物质文化生活极大丰富，酒足饭饱后，品茶成为一件养生、交际和文化的活动。茶叶品质提高，所用茶具得到空前发展，城乡人民饮茶用具也呈现不同形制、不同材质、不同功用的特点，异彩纷呈。通常居家饮用绿茶、红茶、藏茶等使用的茶具以瓷器为主，近年来，由于“蒙顶山茶”、“竹叶青”等名优绿茶、黄茶形美色佳，鲜活灵动，品饮观赏兼具，玻璃茶具使用最为广泛。也有使用铁质、石质、紫砂、塑料等茶具的，也常有用一次性纸杯。铁质、石质、塑料等茶具，外观与方便性与玻璃杯、瓷杯不可比，紫砂等宜泡乌龙茶、藏茶、普洱茶，雅安市荥经县生产黑陶茶具，底色黑亮并发出银色光泽，用于泡煮藏茶、乌龙茶，温高且保持时间长，能充分体现出两类茶的特点。但紫砂和黑陶不能体现绿茶鲜活的形、嫩绿的色、清爽的色泽和清香。纸杯由于涂有一层防水物，泡茶不雅，影响茶的滋味，色泽在短时间内很快变黄。四川各地山多树密，根雕类茶几，更为多姿多彩，特别是成都平原及四周山区，如名山、雨城、芦山等地盛产乌木，制作的乌木茶几形制多样，色彩丰富，更为珍贵。
茶文化的起源
目前有历史记载的茶文化发展情况始于魏晋。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已经形成，不仅帝王、贵族聚敛成风，一般官吏乃至士人都以夸豪斗富为荣，多效膏梁厚味。在此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提出“养廉”的问题。于是，出现了陆纳、桓温以茶代酒之举。南齐世祖武皇帝是个比较开明的帝王，他不喜游宴，死前下遗诏，说他死后丧礼要尽量节俭，不要以三牲为祭品，只放些干饭、果饼和茶饭便可以。并要“天下贵贱，咸同此制。”在陆纳、桓温、齐武帝那里，饮茶不仅为了提神解渴，它开始产生社会功能，成为以茶待客、用以祭祀并表示一种精神、情操的手段。饮茶已不完全是以其自然使用价值为人们所用，而是进入了精神领域, 具有显著的社会、文化功能，中国茶文化初见端倪。
唐代是历史上比较兴旺的朝代，唐代茶文化的形成与禅教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据《封氏闻见记》记载：“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禅师，大兴禅教。学禅师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因茶有提神益思，生津止渴功能，故寺庙崇尚饮茶，在寺院周围植茶树，制定茶礼、设茶堂、选茶头，专呈茶事活动。茶圣陆羽及其同时代的一些文人，都非常重视饮茶的精神享受和道德规范，而且非常讲究饮茶用具和煮茶的艺术，中国的茶艺由此产生。陆羽的《茶经》系统总结了唐代及其前的茶叶生产、饮用的经验，提出了精行俭德的茶道精神。其概括了茶的自然和人文科学双重内容，探讨了饮茶的艺术，把儒、道、佛三教融入饮茶中，首创中国茶道精神。可说公元780年陆羽著《茶经》，是唐代茶文化形成的标志。以后又出现大量的茶书、茶诗，有《茶述》、《煎茶水记》、《采茶记》、《十六汤品》等。在唐代形成的中国茶道又分宫廷茶道、寺院茶礼、文人茶道。从当时比屋皆饮的民间茶俗至豪华隆重的皇室宫廷茶宴，以及文人的茶诗词与茶书画，都是茶文化形成与发展的集中表现。
宋代茶业的飞速发展推动了茶文化的发展。宫廷用茶已分等级，茶仪已成礼制，赐茶已成皇帝笼络大臣、眷怀亲族的重要手段，茶叶还被当作特产赐给国外使节。至于下层社会，茶文化更是生机勃勃。有人迁徙，邻里要“献茶”;有客来，要敬“元宝茶”;定婚时要“下茶”;结婚时要“定茶”;同房时要“合茶”。民间斗茶风起，带来了采制烹点的一系列变化。在文人中出现了专业的品茶社团，有官员组成的“汤社”、佛教徒组成的“千人社”等。皇帝对茶事的兴趣也颇高，宋太祖赵匡胤即是位嗜茶之士，他在宫庭中设立专门的茶事机关。宋徽宗皇帝赵舍还亲著《大观茶论》，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亲自写茶书的皇帝。宋人拓展了茶文化的社会层面和文化形式，使茶文化十分兴旺，但茶艺却日渐走向繁复、琐碎、奢侈。在朝廷、贵族、文人那里，喝茶成了“喝礼儿”、“喝气派”、“玩茶”。过于精细的茶艺淹没了茶文化的精神，失去了唐代茶文化深刻的思想内涵和高洁深邃的本质。
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使中华各民族文化全面融合的步伐**加快。一方面，北方少数民族虽喜欢茶，但主要是出于生活、生理上的需要，从文化上对品茗之事兴趣不大;另一方面，汉族文人面对故国破碎，异族压迫的现状，也无心再以茶事来表现自己的风流倜傥，而希望通过饮茶表现自己的情操，磨砺自己的意志。这两股不同的思想潮流，在茶文化中契合后，促进了茶文化向简约、返璞归真方向发展。
明清时期散叶茶迅速发展，茶类品种日益丰富，饮茶方法也从点茶发展成泡茶，此时已出现蒸青、炒青、烘青等各类饮茶法。泡茶用具也越来越讲究，工艺精巧的紫砂壶、盖碗瓷器等茶具也应运而生。客来敬茶、以茶待客风气更为普及，都市茶馆林立，茶馆文化教育得到发展。明代不少文人雅士留有茶书画的传世之作，如唐伯虎的《烹茶画卷》、《品茶图》，文徵明的《惠山茶会记》、《陆羽烹茶图》、《品茶图》等。清朝茶叶出口时已成为一种正式行业，茶书、茶事、茶诗不计其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