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苏轼豪放诗词的艺术手法(4)
分析苏轼豪放诗词的艺术手法
行欧阳修所倡导的诗“”新,为肃清五代文弊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是这一运动的最终集大成者。词作为文学的一种体裁,苏轼自然有意地在词的创作上体现其诗“”新的精神。何况苏轼当时深入研究了文艺创作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构成了相当完整的文艺思想体系。他不仅强调不能满足于形式即外表的真实,而追求神似实质的真实(见《传神记》)。这也就使苏轼在创作词上,也能做到文、诗、词三者结合,更能真实地去反映其社会生活和真实情感.
心性与情思,极具一种感动人心的缠绵细美,但亦不过为人类心灵素质种足可珍贵的一种,非谓人心之美全在于此。苏轼之所以以词要象诗,大概这也是其中的原因。所以其豪放词不具有倩美神韵,难以本色当行。说到这“神韵”,我认为苏轼缺少的就是缠绵不解的情感,也不就是一定不可能具有所谓的“风韵”。对他来说刚好相反,决定于他缺乏缠绵婉媚的情感的,正是他所特有的“神韵”,是“苏轼式”的“风韵”。这“风韵”其实质而言,乃心性品格的外在体现。苏豪放词中流露出的“风韵”之美。这种美,或许是源于一切自然。
豁达旷逸的心性并不是意味着绝情或忘情,苏轼的豪放词,不仅有爱国之情,思乡之情,手足之情,而且同样具有夫妻之情和男女之情。即使是表现夫妻之情和男女之情的词,苏轼仍然无不是那种一以贯之的“流行坎止”(《哨遍·为米折腰》)的洒脱情怀。看来,这正是由其通脱潇洒超俗的性格决定的。《江城子·生死两茫茫》即能证明这点。它豪放而又忱挚婉转,最能证明的应是《减字木兰·送别》: 玉觞无味,中有佳人千点泪。学道忘忧,一念还成不自由。如今未见。归去东园花似霰。一语相开,匹似当初本不来。
总之,不同文体有不同的特性,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性格情思。从根本上说,唯有性格情思与一种文体的特性相吻合,才能成为本色当行的作家。苏轼“以诗入词”之所以不能成为本色当行的作家,原因就在他的性格气质以豁达开朗、潇洒超旷为特征。虽然它不意味着无情或绝情,却决定着苏轼很难具有一种烟云絪緼缱绻,缠绵不解的心性情思。而这种心性情思正是创作本色当行词必须具备的先决条件。因而可以说苏轼的性格情思是其“以诗为词”改变传统词作固有面目的内部原因,同时也是根本原因。
四 豪放词与处事的关系及对后世的影响
苏轼由于“才”、“气”、“学”、“习”与众不同,高人一等,因而其作品风格别具一格。“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乘其学;
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苏轼豪放词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善于通过丰富的想象和大胆的夸张来表现自己的情感,风格上具有豪迈奔放、纵横自如的特色,与其“才”、“气”、“学”、“习”有关,更与其性格气质密不可分。
但是,我认为这还远远不够。通读其豪放词,我隐约还见出了其豪放词实与其处事之道相联系。本身作为“人”不是“神”的苏轼,自然要受“生”“死”之限制,他不得不考虑“处事”之道。“乌台诗案”后豪放词尽出,原因是否与此相关呢?我认为肯定相关。
由于苏轼是处在北宋的社会危机急遽发展,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的时代,政治上的屡遭贬谪,人生坎坷不平的遭遇,以及他在世界观、人生观上同时受儒、释、道思想的影响,包含着许多消极的因素,因而在创作风格上,豪放之中往往包含着所谓的“旷达”、“飘逸”、“潇洒”、“清雄”,也包含着超尘绝俗的幻想和“人生如梦”的虚无色彩。同时由于词抒情的特点,及其豪爽直露的性格,他的很多豪放词也就或多或少地流露出坷他的处世哲学思想。
《念奴娇·中秋》系心情平静开朗之作,表现了作者自求解脱,胸怀开阔的精神面貌。苏轼何以为此?诸葛亮就 曾用“宁静以致远,淡泊以明志”来表明自己的人生态度,苏轼也自有“宁静淡泊,观心之道”的心机,这绝非偶然。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更显出苏轼经一番“出世”与“入世”的思辨后,带着一种生的愿望而自慰,也只有这样,才不至于“飘飘如仙”糊里糊涂地死去。“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正是他想“留正气给天地,遗清名于乾坤”。人生一世也不易,自然法则也当遵守。何以处世?——“出世之道,即在涉世之中,不必绝人以逃世;了心之功,即在尽心之内,不必绝于以灰心”
总而言之,苏轼豪放词笔力纵横,气势磅礴,豪壮清雄,新人耳目,在题材、意境、体制等方面其豪放词均进行了开拓和革新,对词的发展起到了极为有益的推动作用,——他不愧为豪放词派创始人。苏轼才情奔放,为词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一扫晚唐、五代以来文人词柔靡纤弱的词风,创造出高远、清新的意境和豪迈奔放的风格。同时从他的豪放词中还可窥视他那一代的人情风俗,处世哲学,值得我们借鉴:竞争激烈,怎样才能使自己身心健康?读对于苏轼的豪放词后人褒贬不一。不过我认为“酒有别肠,诗有别材”,只要能传达真情美感的词就是好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