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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万物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千奇百怪......下面就是学习啦小编给大家整理的科普类文章，希望大家喜欢。
科普类文章：香龙血树花开
夜满秋深花带露，望月楼中，燕雨桥头，芳尘万里愁且住。
此生料定多空度?巨木无边，亭亭玉树，龙血暗香销魂处。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龙血树园的香龙血树Dracaena fragrans(fragrans，意为，芳香)正在大量开花，芬芳馥郁，沁人心脾，夜间香味尤其浓烈。
香龙血树又名巴西木，为天门冬科龙血树属下的一个种，是一种原生于非洲的开花植物，从北部的苏丹到南部的莫桑比克，西到科特迪瓦，西南到安哥拉，生长于海拔600-2250m的高地。
巴西木株形整齐优美，叶片宽大，富有光泽，苍翠欲滴，是著名的新—代室内观叶植物。它可以中小盆点缀书房、客厅和卧室等，显得清雅别致;大中型植株布置于厅堂、会议室、办公室等处，可较长期欣赏，颇具异国情调;尤其是高低错落种植的巴西木，枝叶生长层次分明，还可给人以“步步高升”之寓意。
巴西木为常绿乔木，在原产地可高达6米以上，一般盆栽高 50-100cm。它树干直立，有时分枝。叶簇生于茎顶，长椭圆状披针形，没有叶柄;叶长40-90cm、宽6-10cm，弯曲成弓 形，叶缘呈波状起伏，叶尖稍钝;鲜绿色，有光泽。穗状花序，花小，黄绿色，芳香。
巴西木并非产自巴西，而是原产非洲，我国近年来已广泛引种栽培。巴西木多用扦插繁殖。栽培多年后，植株过于高大或茎干下部叶片脱落、株形较差的可进行修剪，剪下的枝条便可用作扦插材料。
科普类文章：古生物化石出土记
在古生物学家眼里，零零散散埋在黄土里的骨骼化石，可不仅仅是一堆死物，它们就像散落的拼图，拼拼凑凑起来，也许就是一只会飞的恐龙，或是巨大的鲸鱼，也可能只是一片原始人的头骨，或是生命起源时的一只小虫。可生物学家并没有火眼金睛，他们怎么知道哪里有化石呢?是不是有什么仪器可以探测到地下的化石?他们又怎么知道这些生物叫什么名字呢?
发现
古生物学是一门古老而传统的基础科学，它研究地球上曾经出现过的生物的化石，以此来了解地质历史时期生物的起源、进化、绝灭、复苏及其与当时环境的关系。它一般要经历野外考察、化石发掘、标本修理、科学研究、形态复原和博物馆展出等几个阶段。
野外考察前，首先要选择地区和地层，如研究翼龙和恐龙，就要在中生代的地层中寻找化石线索，中生代包括三叠纪、侏罗纪和白垩纪，而翼龙和恐龙这类爬行动物只生存在中生代，因而它们的化石不可能在更晚的新生代和更早的古生代的沉积中被发现。
在野外期间，不但要寻找核实并确定地质文献中所记录的化石地点，而且要走访当地老乡，调查考证是否在这一地区发现过化石，何时发现的。在此基础上，寻找可能出现的化石，因此，野外化石线索的寻找和发掘地点的确定，并不是依靠什么先进的仪器设备。
确定最佳的发掘地点，主要根据暴露地表的化石的多少，以及埋藏化石的岩层来分析判断这一岩层的化石是原地埋藏的完整或较完整的个体，还是经过搬运的、异地埋藏的分散骨骼，是集群死亡导致的富集埋藏，还是正常死亡形成的少量埋藏。例如辽西热河生物群与山东莱阳恐龙动物群就有所不同，前者赋存在湖泊沉积页岩中，是灰黑色页岩，这意味着它们是在深湖静水还原环境下形成的，这种环境的页岩中赋存的化石一般都是完整的个体，而且从剖面上大量出现的火山灰夹层来判断，这里的火山活动非常频繁，这些生物的死亡应该和火山喷发导致的灾难性事件有关，也就是说它们是非正常集群死亡的，只要发现化石露头的层位和地点，就意味着埋藏有比较丰富的完整的各类化石，因此，我们只要找到哪怕只有一块骨骼的露头，都可以毫不犹豫地把这个地点确定为可发掘的最佳地点。而后者埋藏在以冲积河流形成的砂泥岩中，是杂乱堆积的紫红色含砾砂泥岩，属于氧化环境下泥石流形成的沉积类型，这类沉积中的化石绝大部分是分散保存的，所以最佳化石地点就要选择在同一层位化石露头最多的那个点，露头越多代表化石越富集。
采集
在野外发现化石固然很重要，但要把所发现的化石完好无缺的采集下来就显得更为重要。依据化石赋存地层的岩性，埋藏环境等，可以采取不同的采集方法，如套箱法，石膏包和“夹心饼干法”等。
像山东莱阳恐龙动物群那样的河流冲积埋藏环境中分散的大型恐龙骨骼等化石的采集，大部分采用石膏包的方法。这种方法是在化石和围岩的四周向下开槽，超过化石时向里收缩，让其成为蘑菇状，把石膏倒在上面，以麻袋片覆盖，紧压后再浇上稠一点的石膏，抹平压实，外加木板或木棍，等石膏发热变硬，砸进钢钎将其从岩层中分离并翻转，统一编号登录。
对于类似辽西湖湘页岩中埋藏的完整化石骨架，就要采用“夹心饼干法”。由于赋存辽西热河生物群化石的页岩本身就有很多裂隙，都含有火山灰成分，岩层在地下水长期浸泡下非常酥软，采集下来后火山灰就会快速脱水导致岩层变形和粉末状破碎，因此，采集这类标本一直是个难题。但用“夹心饼干法”一天可以采集十多件标本，而且丝毫不损伤化石。这一方法要确定发现化石个体的范围，在化石及围岩四周用刀割出缝隙并开凿出小槽，沿槽在标本四周垫上软纸，用透明胶带紧紧缠绕固定，分离化石层下的相对酥松的层面，把标本顺着层面平移到已经准备好的木板上，然后垫上软纸，把另外一块木板压上，用胶带缠绕，只留下蒸发水汽的细小缝隙，最后慢慢脱水阴干。
化石修理是古生物学研究中最关键的环节之一。化石修理就是要把化石骨骼尽可能地暴露，同时不使化石受损。如在修理“夹心饼干法”采集的化石时，要正面打开彻底阴干了的标本，从野外发现骨骼的上层面开始沿着已经暴露的骨骼依次修理，其中有的标本中还保存了恐龙或鸟类的羽毛，翼龙的翼膜等软组织结构，因此要在显微镜下仔细修理，甚至还可以在修理前用X光扫描，来确认骨骼的展布情况来指导修理。
对石膏包采集下来的化石，因为在发掘时为了确定化石大小和开槽采集的需要，上层面的化石骨骼已经大部分暴露，只有从下层面修理才会加快修理进度。在修理过程中，要用锯条把石膏包四周的坚硬石膏锯掉，让围岩暴露出来，然后依次向下清理，直到骨骼四周的围岩全部清理掉。在清理的过程中，随时要用胶对在岩层中自然断裂的骨骼加固处理。
命名
古生物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还是对化石形态学的详细记述，虽然很多是定性的描述，但却是其他一切研究的基础。在传统的形态学描述和分类学研究的基础上，分析这一生物类型的系统演化位置，讨论其起源与演化等。随着新技术新方法的不断出现，很多新技术逐渐运用到古生物学领域，如高精度CT扫描和三维重建技术可以在不损伤化石的前提下，清楚地了解化石生物的一些内部形态结构，如复杂的脑颅系统等。电镜和显微切片技术的应用，可以观察化石骨骼的显微结构，了解生物的年龄和个体发育。
如果化石研究证明是从来没有被发现过的新物种，那么古生物学家就要对这一化石进行命名。古生物命名也采用双名法，如阿凡达伊卡兰翼龙，拉丁文名称中前面是属名，后面是种名，属种名一律用斜体。翻译成中文时，种名“阿凡达”在前而属名“伊卡兰翼龙”在后，属名可以单独使用，我们可以叫“伊卡兰翼龙”，但种名不能单独使用，必须要和属名在一起才可以。古生物命名的词源有几种主要来源，其中包括：化石产地名，如天山哈密翼龙;人名，即纪念一些历史人物、有重要贡献的科学家或化石的发现者等，如圣贤孔子鸟;化石特征，如棘鼻青岛龙，种名来自于恐龙头顶上长长的“棘鼻”。这些命名中，属名是唯一的，种名可以多次重复命名。
在对化石形态学研究的基础上，我们知道了这种生物的个体大小、头骨和牙齿形态、身体各骨骼的大小比例，甚至保存的羽毛等软组织的形态，以及它们生活的环境等信息，艺术家会采用“将今论古”的原则，依据现生生物的一些特征和类似的环境背景，绘制出化石生物的形态复原图和生态复原图。
科普类文章：家务劳动或许能救你一命
我向来对体育锻炼不热衷。我的工作状态基本上是每天数小时坐在电脑前，偶尔会和别人交谈，当然也是坐着。晚上我通常是坐着看电视，除非外出——外出的时候，一般也是先坐出租车，然后坐着吃饭。坐着是我的常态，我可能一天当中有十五六个小时都在坐着(其余8个小时躺着睡觉)。所有的研究证据都表明，身体活动水平低下对健康不利。几年前知名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上发表了一系列综述文章，指出身体活动水平低下是当今人类健康的第四大杀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全球每年死亡的人中，有10%(500万人)直接源自身体活动水平低下。
我的问题是，我深知不活动的危害却无法激励自己站起来运动。要让我真正进行体育运动，除了它对身体有益之外还需要一个理由。倒不是说我身体有缺陷不能正常运动，而是心理上对其有抵触。例如，我儿子在北京的时候，我每天早上比现在早起一个小时，跟他一起骑车5公里到学校。我会在他学校附近的咖啡馆喝杯咖啡，然后骑5公里回家，再去离我的住处只有500米的办公室。显然，骑车是属于我的一项运动——因为它也是坐着完成的!但这确实是体育运动。而且，当你和一个17岁的男孩一起骑行，速度也相当可观。在路上，我们经常试图与电动自行车流竞速，这时我的心率很可能达到了体育训练的水平。
这里很关键的一点是，我每早乐此不疲地骑行是因为一个其他的理由，即与儿子为伴。我们经常会逆风前行，有时还会遇上暴风雪，两个人不怎么说话。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会给我讲他在学校干的事情，他对将来的规划，以及各种毫无意义的男人话题，比如说法拉利458意大利(Ita1ia)和兰博基尼埃文塔多(Aventador)哪个更棒?其实哪一款我们都不可能拥有，但对男人来说弄清楚这个问题很重要(顺便说一句，兰博基尼埃文塔多更棒)。他在北京的最后3个月，转到另外一所学校，距我们的住处17公里。然而我依然陪他骑行上学。我们比之前又早起30分钟。新的学校附近没有咖啡馆，每天他进了学校大门，我就直接调头折返。
在那几个月里，每天我到单位上班的时候，已经骑行了差不多一个全程马拉松。然而对我来说，这并不关乎运动。儿子现在回英国读大学，我仍然每天骑自行车，但只是从住处直接到办公室而已，每天总共也不过10分钟的运动量，并且速度和心率比我坐着工作时也强不到哪里去。我从未想过，自己应该调转方向，以3倍于平常的速度骑行半个小时，运动到大汗淋漓再回来。儿子不在我的身边，如此骑行对我就仅仅是一项运动，我没有足够的动力来做。我了解各种有关身体活动低下的统计结果和生物学原理，以及运动健身的好处，但这一惰性仍然如此强烈。那么对不了解运动益处的人，将会是怎样的情形?
不过，户外运动究竟有多么健康，对于住在北京的人来说还要考虑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空气污染。北京的空气质量之糟糕已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我曾经连续3个月每天都骑行一个马拉松的距离，这真的对我的健康有益么?考虑到骑行时的空气质量，答案也许是否定的。
所以看起来怎么都是输。如果你不运动，就会遭遇各种与身体活动水平低下相关的生理和健康问题。然而如果你运动的话，中国东部大部分地区的空气质量可能会使得运动比不运动更加危险。那到底该怎么做?答案，至少对中国男人来说，是家务劳动。这个答案对中国的大多数妇女来说一定非常悦耳。你的丈夫在家是不是从来不分担家务?也许值得向他们指出:多做家务能降低他们患上各种非传染性疾病的风险，包括癌症。
这一论断的证据来自2013年发表在《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 (PLOS One)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研究人员针对4000名中老年中国人研究了从事家务劳动的益处。筛查过程中剔除了1133名已经患有心脏病、中风、癌症或糖尿病的受试者，最终的有效数据来自2867名健康个体。他们记录了研究对象每天身体活动的时间，既包括体育运动和散步之类的休闲活动，也包括园艺劳动以及修剪草坪等。此外，研究人员还记录了研究对象花在室内家务劳动和居家维修上的时间。之后研究人员对受试对象进行了长达11年的跟踪调查，这期间有452人死亡，其中185人死于癌症。根据年龄、受教育水平和生活方式等有关因素对数据进行修正后，他们发现，从事更多更重家务劳动的个体的死亡风险显著低于很少或几乎不做家务劳动的个体。两者的风险比为0.72，意味着风险降低了大约30%。这个效应非常巨大。但是，疾病风险的降低除了受家务劳动的直接影响外，还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例如，从事更多室内家务劳动的人可能体育运动或户外休闲活动也比较多。也许完全不从事家务劳动的人其实是严重肥胖的，因此他们的死亡率是与肥胖有关，而非家务劳动的多与少。然而，在对身体组成(体重指数)、生活状况(已婚、未婚等)和户外休闲活动的影响进行修正后两者之间的风险比仅变为0.71，这说明上述其他因素对家务劳动和全因死亡之间的关系没有影响。家务劳动对于癌症风险的影响更为显著。从事大量家务劳动的研究对象得癌症的风险只有几乎不做家务劳动的人的一半(两者的风险比为0.52)。而从事中等量、轻强度的家务劳动则对死亡风险影响甚微。
这项研究中有两个发现特别让人诧异。其一是家务劳动的影响远远超过包括体育运动在内的休闲活动。其二是家务劳动对健康的显著影响仅见于男性中。对研究中接受调查的女性而言，家务劳动的多少与全因死亡或癌症引起的死亡之间没有任何相关性!因此，对女性来说，这个研究的结果真是个好消息。你可以把所有的家务活都转交给丈夫，而不用担心会增加死亡或癌症发病的风险;你的丈夫承担所有的家务，同时能因此活得更长。在我看来，还有两点额外的益处。与体育锻炼相比，家务劳动的目的不同，这其实是一项工作。跟纯粹的运动相比，我更有可能坚持做家务，就像我能陪儿子骑行很远去上学，而没有他在身边却一点也不想多骑。另外一个好处是，根据定义，家务劳动是要在室内完成的，因此，这也是一项你不需将自己暴露在北京的空气污染中的“运动”。
这听起来太美好，以至于让人觉得不真实。而这很可能确实不是真的。对于所有这类研究，我们要记住非常重要的一点:尽管样本量很多(近3O00人)，随访调查的周期也很长(约10年)，但所得到的结果只是一个相关性。家务劳动的增加与死亡率的降低之间不一定是因果关系——无论数据看起来多么有说服力，也无论这些数据与其他研究结果是多么一致。举个例子，某个人对家务劳动的承担很可能反映出他整体上比较积极的生活态度。如果一个人把家里料理得井井有条可能意味着他对其他事情的态度也是积极认真的。也许是他们对生活的整体态度影响了他们做的其他事情，从而降低了死亡的风险。这些人可能饮食更健康，朋友圈子更广，对社区活动更热心等。上述几点都被认为与寿命以及包括癌症在内的非传染性疾病发病风险有关。料理家务也许只是体现其他真正对死亡风险有影响的因素的一个指标。因此，如果你决定开始承担大量家务，但在其他相关事情上不做任何改变，最终的结果可能仅仅是你有了一个更干净的家。承担家务对死亡风险的影响会很微弱，甚至有可能是负面的。也许愿意干家务和居家维修的人有一套专门的手艺，而不做家务的人则不具备。如果突然开始从事各种家务劳动，而没有相应的经验，你可能会面临较高的事故风险，比如从梯子上摔下来、触电等。事实上，如果你对事物的看法原本是相当负面的，突然每周承担大量的家务劳动，不太会让你对生活的看法更乐观，而很可能会使情况变得更糟。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项随机对照实验，将受试者随机分成两组，给一组安排较多的家务劳动，另一组不安排，随后跟踪调查他们的死亡风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定观察性研究中的相关性是否属于因果关系。
在我们冲出去抄起拖把和水桶大干一场之前，还有另外一些可能是很重要的事需要考虑。这项研究中的受试者相对年龄较大，而调查开始时对于他们的身体活动情况仅做了一次询问。确切一点讲，研究开始时，研究对象的平均年龄为72岁，存在于这一年龄段人群中的效应不见得能推广到三四十岁的人群中。另外，在这类研究中简单地询问受试者做了什么是常用的方法。但实际情况是，询问得到的答案不是很准确，因为人们会遗忘，甚至还可能会说谎。也许，研究对象进行的家务劳动量实际上并没有显著差异。这就留下了一种很有意思的可能，即在自己从事多少家务的问题上撒谎能降低癌症的发生以及全因死亡的风险!最后，我紧抓不放的一点是，这一效应仅在中国男人中得到证明对于像我这样的高加索人，也许并不成立。不管怎样，我妻子听到这一新闻的时候，我就是这样跟她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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