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人物随笔
关于历史人物随笔
听说你对历史人物很感兴趣，不妨来看几篇写历史人物的随笔吧，增进对历史人物的了解吧。下面是学习啦小编精心为你整理关于历史人物随笔，希望你喜欢。
关于历史人物随笔篇一
曹操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虽然没当皇帝，但自196年迎献帝都许，直到220年去世，牢牢把持了东汉朝政大权，“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没有名号的皇帝。
曹操是卓越的军事家，他精通兵法，在汉末征战群雄的战争中，他用兵用计，胜人一筹，多次取得胜利，尤其在官渡之战中，以少胜多，打败了不可一世的袁绍，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曹操善于用人，招揽贤能之士，凡能治国用兵者，都尽力网罗，他手下“猛将如云，谋臣如雨”，人才济济。
曹操喜文学，其诗作慷慨悲凉，颇具感染力，不少名篇传留至今。他与其子曹丕、曹植以及“建安七子”对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曹操之所以成为历史上杰出的人物，还由于他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在汉末天下大乱之时，他始终以汉相自居，坚持不称帝。曹操晚年，已经占据了东汉十三州的九州，称帝的时机已经成熟，但仍然执行“奉天子以令不臣”的策略。孙权写信劝他称帝，曹操说：“是儿欲着吾炉火上邪!”意思是，这小子要把我放在炉火上烤!曹操始终不称帝，并非他不愿意当皇帝，只是他冷静地分析了形势，以天下为己任，以理智克服了个人的欲望。曹操始终奉行汉朝正朔，避免了天下再度陷入混乱，他曾说：“设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曹操不称帝，虽然是一种政治谋略，但更主要的是出于自己的理想主义。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说，春秋时齐桓、晋文“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表明“以大事小”，可谓至德。曹操心目中有一系列理想人物，如周公、管仲等。他称赞周文王说：“周西伯昌，怀此圣德。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修奉贡献，臣节不坠。”曹操对周文王情有独钟，在很大不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曹操，自然也有缺点，尤其是他的野心程度上是他的功业与周文王有较多的可比性。然而，周文王被后世儒家美化为“圣德之君”，曹操却被视为“汉贼”，周瑜就说曹操：“虽名托汉相，其实汉贼也。”周瑜是曹操的政敌，当然不会说曹操好话。用今天的眼光看，曹操身上虽然有不少污点，但他的一生，为平定天下而南征北伐;为吸引人才不遗余力;为发展文化，精心创作。他为实现自己的理想，矢志不渝，充分体现了政治家的情怀。曹操始终是的理想主义者，又具有坚定的实践精神。
我们应该剥去对曹操的种种歪曲之词，还原真实的曹操。可以说，他是一位对中国历史有重要贡献的政治家，胸怀博大的理想主义者。用《三国志》作者陈寿的话说：“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不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曹操，自然也有缺点，尤其是他的野心：从“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这就是曹操最能突出自己野心的一面，他可以错，但是他的部下不能错，有句歇后语就就曹操杀吕伯奢——将错就错。为得天下，挟天子以令诸侯，此为孟得之雄才大略之体现，他不急于求成，知道韬光养晦，不挣一时之得，深谋远虑，可是智者千滤必有一失，他的多疑之心无意是他吃败仗之原因。但是，曹操还是我最喜爱的历史人物，而且也是我最佩服的历史人物。
关于历史人物随笔篇二：秦皇赢政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赫赫有名的君王。但古往今来，人们对他的争论不断，褒贬不一。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他不仅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更是一位昏庸无道的暴君。人们可以众说纷纭，百家争鸣，但面对历史我们必须还以尊重和客观的态度。我认为秦始皇有对有错，有功有过，甚至在他所在的特定时代功大于过。
在连绵不绝的900年春秋战国之乱的中国历史长河中，是他“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仅用短短的九年时间，横扫天下，因而，我国第一位前无古人的皇帝横空出世，他，就是秦王赢政，也是他首创了中国第一个封建帝国之先河。军事上，“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长城——中华民族精神和智慧的象征，2000多年过去了，她依然光彩夺目，岿然不倒，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足以令每一位中华炎黄子孙世代引为骄傲;依然是他——秦王赢政，政治上，“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横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从而，结束“烽火连三月”的无休止争战，开辟了天下一统的旷世新局面;还是他——秦王赢政，文化上，书同文、车同轨、度量衡、被列为世界八大奇迹的秦兵马俑，不也是空前绝后，蔚为壮观吗?他所创造的一个又一个奇迹，哪一件不引以为中华民族的骄傲!
不是吗?“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娇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倍受伟大领袖毛主席推崇的千古历史人物中，秦始皇首当其冲。凡此种种，秦始皇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可见一斑。
然而，辉煌一时的秦王朝大厦却只短短的14年便轰然瓦解。“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是什么原因?“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天下已定，“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的秦始皇，“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因而，由于秦王朝的暴政和不得人心，也为这位千古一帝的功过落下了重重的不光彩一笔和付出了秦王朝早早夭折的巨大代价。
“创业容易，守城难”。当冷静思考秦始皇的是非功过的同时，我们客观地分析便可知，如果没有秦始皇的不顾当时的国力和不惜劳动人民的血汗，也就筑就不了今天依然闪烁着的“万里长城”、“秦兵马俑”之中华民族精神辉煌，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也许会就此消逝不存，也许秦王朝还能再存在一个又一个14年。因此，对于历史人物功过自可评说，但必须尊重历史，尽可能还以历史人物一个基本真实面目。
关于历史人物随笔篇三
1945年8月29日傍晚，郁达夫吃完晚饭，在家中与蔡清竹等三位朋友喝茶聊天，商讨结束土都朱华侨农场的事情。这时，一位印尼当地(苏门答腊巴爷公务)青年匆忙走进屋来，把郁达夫叫到门口讲了几句话。郁达夫回到客厅，即向大家告辞，说是他先出去一下，暂且失陪。他讲话的语气相当平和，神色也无异样，甚至都不曾换件衣服，当时他身穿睡袍，脚趿木屐，就这副模样离家，实在不像是外出料理要紧事。谁知郁达夫这一去便杳如黄鹤，从此消逝得无影无踪。事隔多年，才有一个令人信疑参半的说法勉强固定下来：郁达夫被骗出家门不久，日军宪兵即将他绑架杀害。郁达夫在日军宪兵队做过半年翻译，知道鬼子不少罪证，在盟军远东军事法庭即将开启之际，他非死不可。可悲的是，郁达夫牺牲在异域他邦，而且牺牲在抗战胜利之后，居然尸骸无存，究竟是葬身大海?还是埋骨荒郊?惟有天知道。
郁达夫的死是一个谜团，他的生又何尝不是一个谜团?
一
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
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
——郁达夫：《寄映霞》
1916年，郁达夫在日本写信给大嫂陈碧岑，谈的本是家事，结尾处他却掉转笔头，大发感叹：“弟看世界女人，都恶魔之变态，此后关于女色一途，当绝念矣。”这年，郁达夫刚满二十岁，黄口乳牙讲大话，未免言之过早。
郁达夫的运数和劫数都始于一局恋爱一桩婚姻。这位风流才子，阅尽人间春色，然而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王映霞之外，那些五分钟热度的恋爱都可以忽略不计，那两桩貌合神离的婚姻也是平淡无奇。郁达夫生命中的华彩乐章奏响于1927年1月14日，一切并非偶然。
那一天，郁达夫在上海尚贤坊孙百刚家初见王映霞，惊艳不已，他再度燃起追求“完美”的心灵之火。他对昔年留学日本时的好友孙百刚说：
“老孙!近来我寂寞得和一个人在沙漠中行路一样，满目荒沙，风尘蔽目，前无去路，后失归程，只希望有一个奇迹来临，有一片绿洲出现。”他的运气不错，奇迹出现了，“绿洲”就在眼前，她是正值十九岁芳龄的王映霞，这位出身书香门第的杭州少女在孙百刚的《郁达夫传》中不仅外形美好，而且气质绝佳：“她的亭亭的身材，健美的体态，犀利的谈锋，对人一见就热络的面庞，见着男子也没有那一种忸怩造作之态，处处都显示出是一位聪明伶俐而有文化教养的女子。尤其她那一双水汪汪的眼睛，一张略大而带有妩媚曲线的嘴唇，更给人以轻松愉快的印象。”郁达夫惊鸿一瞥已倾心，他意乱情迷，只要王映霞偶尔跟他谈上几句话，他全身的细胞神经就像经过熨斗烫过似地舒适服帖。尽管他明明知道中年热恋的后果常不佳妙，但还是忍不住要在日记中拿定主意：“我的心被她搅乱了，此事当竭力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在1927年2月17日的日记中，郁达夫表白得更为清晰：“咳嗽总是不好，痰很多，大约此生总已无壮健的希望了，不过在临死之前，我还想尝一尝恋爱的滋味。”
《堂吉诃德》中有这样一句议论：“一个正派女人的美貌好比一束独立的火焰或者一把利剑，如果不靠近它，它既不会烧人，也不会伤人。”那么靠近它呢?难道真会被灼伤和斫伤?天底下只有懦夫才不敢去尝试与美女亲密接触，郁达夫也许内心潜存着自卑感，然而一旦有人唤醒了他内心的那头豹子，他就绝对不是一名懦夫。
郁达夫以往的恋人和情人大都出身于贫苦家庭，他自传中写到的十三岁时的初恋对象“赵家少女”，在日本留学期间拥之于怀的后藤隆子、田梅野、玉儿，以及回国后在安庆结欢的海棠姑娘，她们不是农家女、小家女，就是侍女、妓女，哪有一位是王映霞这样毕业于新式学堂(浙江省立女子师范)的大家闺秀?至于郁达夫的结发妻子孙荃，虽也吐属风雅，但她相貌平凡，一桩包办婚姻，质量可想而知。郁达夫初识王映霞时，就是这么个尴尬的处境，一个使君有妇，一个罗敷有约，但他毫无退缩之意。两人相识仅两个礼拜，郁达夫居然就交浅言深，写信去劝导王映霞：“听说你对苕溪君的婚约将成，我也不愿意打散这件喜事。可是王女士，人生只有一次的婚姻，结婚与情爱，有微妙的关系，你但须想想你当结婚年余之后，就不得不日日作家庭的主妇，或拖了小孩，袒胸哺乳等情形，我想你必能决定你现在所考虑的路。你情愿做一个家庭的奴隶吗?你还是情愿做一个自由的女王?你的生活尽可以独立，你的自由，绝不应该就这样的轻轻抛去。”
这就是郁达夫为王映霞勾画的未可乐观的婚姻(与别人结婚)前景，他劝导她摆脱一切束缚，做一位“自由的女王”，这顶冠冕肯定得由他亲自给她戴在头上。王映霞经不住郁达夫“举着火把的狂热追求”，内心很有些松动，她仰慕郁达夫的才华，同情他的身世，但又害怕充当不光彩的“第三者”，插足对方的婚姻，招致外间舆论的谴责。有一次，孙百刚劝王映霞回避郁达夫，让他及早死心，王映霞说：“倘若断然拒绝他，结果非但不能解除他的烦恼，也许会招来意外。”在她犹疑不决的那段日子，郁达夫的书信攻势极为猛烈，一会儿说自己如何如何苦闷，一会儿说自己准备到法国去了却残生，一会儿说自己真快要死了，一会儿说自己的爱朝不待夕，“如猛火电光，非烧尽社会，烧尽己身不可的”，一会儿说王映霞是“一个被难者，一个被疯犬咬了的人”。他甚至想出几条王映霞不爱他的理由：“第一是我们的年龄相差太远，相互的情感当然是不能发生的;第二我自己的丰采不扬——这是我平生最大的恨事——不能引起你内部的燃烧;第三我的羽翼不丰，没有千万的家财，没有盖世的声誉，所以不能使你五体投地的受我的催眠暗示。”总之，郁达夫把自己放到很低很低的位置，恋爱时，放低姿态确实不失为高招，容易打动对方的心。王映霞情窦初开，自然吃受不住这种“地毯似的轰炸”，尽管她偷看了郁达夫1927年2月27日的日记——“我时时刻刻忘不了映霞，也时时刻刻忘不了北京的儿女。一想起荃君的那种孤独怀远的悲哀，我就要流眼泪，但映霞的丰肥的体质和澄美的瞳神又一步也不离的在追迫我”——知道郁达夫并未狠下与妻子断绝感情的决心，确实有过一时的恼怒，但经过郁达夫一番巧言解释并发下毒誓(三年内他若不与孙荃离婚，他就死给王映霞看)，她终于转嗔为喜，不再顾忌举世非笑，不再固执少女的虚荣，不再计较郁达夫未经她的同意即出版《日记九种》，曝光他们的情事。
1927年4月，郁达夫前往杭州王府拜望王映霞的祖父和母亲，他心中原本惴惴不安，惟恐遭到冷遇。始料不及的是，一切担心纯属多余，他居然受到东床娇客规格的款待，不禁喜出望外。“在祖父的宽容、妈的勉强下”，王映霞与郁达夫订立婚约。此后不久，南社诗人柳亚子赠诗给郁达夫，赞美他和王映霞是“富春江上神仙侣”，令人羡煞，令人妒煞。
如花美眷也得食人间烟火，偏偏郁达夫囊中羞涩，手头拮据，喜兴未消，就要把《零余者》中叹穷的老调再弹一次：“袋里无钱，心头多恨。//这样无聊的日子，教我捱到何时始尽。//啊啊，贫苦是最大的灾星，//富裕是最上的幸运。”此调弹过之后，他早已记不起昔日情书中所写的那句话，他娶的这位王女士“当结婚年余之后，就不得不日日作家庭的主妇，或拖了小孩，袒胸哺乳”，做定了“一个家庭的奴隶”，到这时她才知道他答应让她去做的“自由的女王”，原是一句梦呓般的许诺。郁达夫与王映霞结婚后，租住在上海赫德路嘉禾里1476号，家具都是从木器店里租来的。墙壁上挂一副蔡元培写的对联，用的是龚自珍的诗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十分切合郁达夫当时的处境。住所紧靠静安寺公墓。天天与墓地相邻，真够碜人的。身边有美妻相伴，郁达夫叹穷归叹穷，总还不至于寂寞无聊。他可以从饮酒、购买旧书中获得乐趣，酒喝到醉卧大雪长街，书买到堆至满坑满谷，王映霞这时还只是心疼他，并不特别怪怨他不知节制地胡乱交朋友，胡乱花钱。郁达夫的口头禅是：“我们无产者惟一可靠的财产，便是自己的身体。”于是，王映霞的兴趣集中在办好伙食上，他们不讲究穿，只讲究吃，一门心思享口福，王映霞在自传中自豪地说过这句话：“当时，……我家比鲁迅家吃得好。”
然而羡煞神仙的好日子难以持久。郁达夫想把王映霞留在家中，供他一人欣赏一人享用，这在事实上不可能做到。
1931年春，王映霞怀着第三个孩子郁云，已有七个月身孕，只为喝酒的事两人发生几句不愉快的争吵，郁达夫便拿走五百元存单，精神和肉体一同重返“故乡”，回富阳去跟元配夫人孙荃同居了一个星期，他与王映霞的感情因此降至冰点。事后，为了补偿妻子的精神损失，在王映霞的祖父王二南的督促下，律师徐式昌、北新书局经理李小峰临场作证，郁达夫签署了一式三份的“版权赠与书”，受益人是王映霞，这事才算平息下来。
王映霞是新派女子，有很强的个性，除了亲情、爱情之外，她还渴望友情滋润心田，这要求一点也不过分。1932年，王映霞浙师的同学刘怀瑜独身一人到上海旅行，她到旅馆去探望，同窗故交久别重逢，彻夜畅谈，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郁达夫却十分生气，为此出走半个月，还写了一篇《她是一个弱女子》，影射王映霞与刘怀瑜搞同性恋，他这一招大出王映霞意料，令她恼怒不已。好一番折腾后，王映霞在自传中写道：“我原谅他的病态，珍惜他的不健康的身体，另外，还感佩着他的才华。于是，只能言归于好。”但每一次和好背后都积累了新的隐患。
王映霞最不满意的是郁达夫于婚后感情渐趋冷淡，家书中往往只有稿件如何处置、银钱如何分配、亲友如何交道等琐碎内容，很难再找寻到几句能令王映霞温心暖怀的话语，郁达夫早期情书中常常出现的那些鬼头鬼脑贼头贼脑的“love”、“kiss”字样更是扫地以尽，完全绝迹。1938年10月18日，她在写给郁达夫的信中抱怨道：“别人都会在文章中称赞自己的妻子、爱人，只有你，一结婚后便无声无息，就像这世界上已经没有了这个人一样。做你的妻子，倒不如做个被你朋友遗弃了的爱人来得值得，就如徐亦定一样。”郁达夫将浪漫的爱情视为阶段性产物，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王映霞当然不满足，而且心中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幻灭感。
郁达夫的好友曹聚仁颇具犀利的眼光，看到问题的实质，他在《也谈郁达夫》一文中指出：郁达夫身体一直不好，尽管激情澎湃，但玩的多半是精神体操，无法与美女打持久战。打井人胃口小，怨不得井水要四溢了。曹聚仁说的没错，王映霞虽未做成“自由的女王”，但她逐渐成长为“刚强的女士”，身体强，个性强，欲望也强，郁达夫一介书生，蒲柳弱质，只能小范围开发，要使之全面开花，则力不从心。于是，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王映霞的灵与肉从他身旁剥离开去，渐行渐远，终成路人。
二
钱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
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
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
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
——鲁迅：《阻郁达夫移家杭州》
1930年后，郁达夫过得非常不顺，在家庭中他与王映霞口角不断，在文坛上他也被一群左派小将利用得陀螺直转，攻击得体无完肤。他在1930年5月21日《致周作人》的信中感叹道：“沪上文学家，百鬼夜行，无恶不作，弟与鲁迅，空被利用了一场，倒受了一层无形的损失。”当时有一位名叫史济行的文学青年将郁达夫的稿件偷去发表在《红杂志》、《玫瑰杂志》等下三滥的刊物上，又盗用郁达夫的名义四处借钱，弄得乌烟瘴气。有一次，美国记者史沫莱特采访郁达夫，郁达夫讲了这样一句话：“我不是一个战士，只是一个作家。”想不到，他的这句肺腑之言在当时的上海文坛引发轩然大波，惹得那些只打算努力做战士、不打算认真做作家的左氏少壮派勃然大怒，他们毫不留情，一脚将这位“反动老朽”踢出“左联”。
1933年，郁达夫决意离开上海这片是非之地，搬到杭州居住。郁郎锐气磨灭殆尽，他开始求田问舍，搬迁书籍三万多册，打算在西湖的清风朗月下终老此身。他拿出全部积蓄，另外还从一位富阳籍丁姓女弟子处筹得一笔款项，合计一万五六千元，在杭州城东大学路场官弄购入一亩一分四厘地，建成风雨茅庐，请马君武题写匾额。然而茅庐建成之后，只见女主人的笑容若隐若现，不见男主人的身影时进时出。在四十岁前两天(1935年12月26日)，郁达夫写了《和赵文龙》诗二首，第一首绝句是：“卜筑东门事偶然，种瓜敢咏应龙篇?但求饭饱牛衣暖，苟活人间再十年。”末二句可谓诗谶，郁达夫自此以往，果然只活够了十年。
在上海时，郁达夫、王映霞交往的基本上都是文人、画家、教授和学生，他们举家迁至杭州后，则与杭州市长周象贤等官场人物交往甚密，郁达夫来钱更容易了，名士派头也更足了，牢骚大减，怨言大减，文气也大减;王映霞则结交了一些官太太，受到她们的影响，开始看重物质享受，她认识许绍棣，接受其殷勤，更是埋下破家的伏笔。
1936年2月上旬，元宵节前三天，郁达夫离开杭州，前往福州，意在“游五夷太姥，饱采南天景物”，还抱着热切参政的念头。郁达夫早年考外交官被黜，一直耿耿于怀，走仕途乃是他的一个未了心愿。经葛敬恩介绍，郁达夫结识了福建省主席陈仪。陈仪急于找到一位特殊人才：他必须精通日语，有声望有地位，足以应付蜂涌而至的日本政客、军人、特务、浪人。郁达夫再合适不过。郁达夫名士习气重，疏狂任性，不胜公务之烦，都没关系，他的实职是公报室主任，月薪二百元，对外则宣称是省参议，月薪三百元。王映霞一度想去福建陪伴郁达夫，他生怕自己好不容易重新获得的“单身汉”的自由生活遭到干涉，或是别的什么缘故，一再阻止王映霞成行，弄得她起了疑心。1936年3月7日，郁达夫在日记中没头没脑没肝没肺地写下这样一段话：“自前天到今天，为霞即欲来闽一信，平空损失五十多元。女子太能干，有时也会成祸水。” 1937年春，王映霞还是去了福州，夫妻感情稍有修复，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国难当头，无数家庭随之破碎，郁达夫和王映霞的婚姻也未能幸免于难。
为逃避战火，王映霞偕同老母亲和三个儿子辗转于富阳和丽水两地，当时浙江省政府的民、财、建、教四厅都已搬到丽水县城，条件比富阳要好许多，王映霞得财政厅长程远帆的援助，住进省政府临时宿舍。这样一来，她自然就与住在楼上的教育厅长许绍棣朝夕相见。许有三个女儿，王有三个儿子，年龄相当，常常玩在一起。许绍棣年轻时留学日本，与郁达夫既有乡谊，也有交情，他为人风趣，生性温和，颇能识情揣意，王映霞尝够了郁达夫疏狂任性的苦滋味，更觉许绍棣是做夫君的上等材料。小孩玩成一堆，大人也粘在一处，一个是鳏夫，一个是怨妇，一个是官场干员，一个是名士美眷，流言立刻插上翅膀，四处嗡鸣。
当初，鲁迅并不赞成郁达夫移家杭州，所以写了上面那首诗送给王映霞。郁达夫后来在《忆鲁迅》一文中写道：“我因不听他的忠告，终于搬到杭州去了，结果竟是不出他所料，被一位党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与其说鲁迅有先见之明，还不如说郁达夫在感情方面逆水行舟，却不思进取，迟早会要出事，无论他移家杭州，还是移家别处，结果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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