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动中国2022人物樊锦诗事迹观后感5篇
获得“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后，81岁的樊锦诗一直很忙，从北京到香港、从厦门到巴黎……但她心里惦念的，全是敦煌。“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敦煌努力。”她说。下面小编整理感动中国2020人物樊锦诗事迹观后感，欢迎阅读。
感动中国2020人物樊锦诗事迹观后感1
1987年，莫高窟被评为我国首批世界文化遗产。时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的樊锦诗是申遗的主要负责人。梳历史、理保护、讲开放，在填写大量申遗材料的过程中，她看到了更为深广的世界。
“文物保护的国际宪章和公约原来没听过，保护涉及法律和管理从前不知道，怎么处理保护与旅游开放的关系也不清楚。这给我莫大的刺激。”樊锦诗说，在全面了解世界文化遗产体系后，她更深入地认识到了莫高窟的价值。
“世界文化遗产的6项标准莫高窟全部符合。我想，一定要把莫高窟保护好，让它的保护管理真正符合国际标准和理念。”她说。
一幅关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巨大图景，在樊锦诗心里悄然铺开。莫高窟历经千年，壁画彩塑已残损破败。如何让这一人类遗产“永生”?做过文物档案的她想到了用数字的方式。
上世纪80年代，敦煌研究院开始尝试文物数字化。就是将洞窟信息拍照，再拼接整理，最终形成能够“永久保存”的数字洞窟。这些数字资源还可以被“永续利用”，成为出版、展览、旅游等的资源。
说时容易做时难。形制改变、颜色失真、像素不足等一道道问题摆在眼前。与国内外机构合作，自己逐步摸索……樊锦诗说，从提出设想到真正做成高保真的敦煌石窟数字档案，他们花了整整20年。
这些数字资源显示了价值。2014年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投运，数字球幕电影让游客领略了石窟风采，也缓解了保护的压力。
此外，敦煌研究院还在立法保护文物、制定《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探索、总结了经验。
莫高窟的管理与旅游开放创新模式，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认可，称其是“极具意义的典范”。
感动中国2020人物樊锦诗事迹观后感2
樊锦诗中学时就爱逛博物馆。1958年填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时，她以为自己以后成天“挖宝贝”。不想此后大半生待在了大漠，成了莫高窟的守护人。
在莫高窟9层楼旁的敦煌研究院院史陈列馆里，有一个不大的房间。土炕，土桌子，还有一个土“沙发”，这是樊锦诗曾经的住所。
生活是苦的。灰土怎么也扫不完，老鼠窜上床头是常事;一直与远在武汉大学工作的丈夫相隔两地，孩子出生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一件孩子的衣裳。
有许多次离开的机会，樊锦诗最终留在了敦煌。
“对莫高窟，是高山仰止。它的材料无比广阔，内容无限丰富。越研究越觉得，老祖宗留下来了世界上独有的、多么了不起的东西!”樊锦诗说。
是吸引，更是责任。这座千年石窟曾历经磨难，成为“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常书鸿、段文杰等前辈白手起家、投身沙海，为保护敦煌倾尽一生心血。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前所未有地重视莫高窟的保护。“文物命运是随着国家命运的。没有国家的发展，就不可能有文物保护的各项事业，我们也不可能去施展才能。”樊锦诗说，“只要莫高窟存在，我们一代代人就要把它陪好。”
感动中国2020人物樊锦诗事迹观后感3
自1944年敦煌研究院建院以来，一批批学者、文物工作者来到大漠戈壁中的敦煌。今年国庆前夕，樊锦诗为工作30年以上的敦煌人颁发奖章。她那一头白发，写照着岁月的流逝，见证着一代代传承。
建院70周年之际，樊锦诗在总结前辈创业历程后，总结出了“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
“老先生们明明可以拥有很好的生活工作环境，偏偏历经千辛万苦留在敦煌，他们就是精神符号。东西坏了还可以再造，精神垮了就啥也没有了。‘莫高精神’是我们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樊锦诗说。
如今，莫高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与大城市比还有不小差距，却仍有年轻人不断踏着前辈的足迹来到敦煌，甘愿奉献。他们说，“莫高精神”已经成为文物以外的“第二宝藏”。
“干了一辈子，总是不由自主地想敦煌。”“敦煌女儿”樊锦诗充满感情地说。
感动中国2020人物樊锦诗事迹观后感4
“敦煌莫高窟就是我的宿命”
贾正: 您守护敦煌56年，在外人看来可能会觉得有些枯燥。是什么样的童年或者成长环境，让您与历史和考古结缘?
樊锦诗：我1938年出生在北平，北平沦陷后父母带着全家南下到上海谋生。家里有一个大姐，我和二姐是双生子，后来又有了两个弟弟。母亲在家操持家务，只有父亲在工作，还有爷爷奶奶，家庭负担比较重。父亲毕业于清华大学，是个工程师，他觉得女孩子们也应该去上学，我这才有机会进学校读书。我自小比较懂事，学习成绩还不错，喜爱看书，尤其是小说，《水浒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悲惨世界》什么都看。小时候最崇拜的人是居里夫人，以至于想学化学，也曾想当名医生，因为救死扶伤非常神圣。由于和姐姐是双生子，还是早产，我从小体质就弱，多病多灾。有人就说，我体质太弱，要学医恐怕不行，到底谁给谁看病?我一想也有道理，于是就选择了学历史，觉得历史就是看书，不需要体力，何况自己也很喜欢历史。报考历史学系没想要选择考古，后来听说考古很好玩，可以去野外游山玩水，当时也没有什么远大志向，感觉能够饱读诗书，还能游遍名川大山，就是天底下最有意思的事了。我在上海读书的时候，受父亲影响，特别喜欢到博物馆看文物展览，知道许多精美文物都是考古挖掘出土的，所以觉得考古工作一定很有意思。入学不久分专业，就不假思索的选择了考古。后来才知道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学考古，因为太辛苦了。就这样，我稀里糊涂地选择了考古专业。
贾正：敦煌地处偏远，和您想像中的游山玩水式的考古一定差距很大。当初你是怎么留下来的，并且一待就是一辈子?
樊锦诗：上中学时期有一篇介绍敦煌莫高窟的历史课文，虽然不长，却深深打动了我，总是觉得这个地方太好了，是一座辉煌灿烂的艺术殿堂，就一直留意与敦煌有关的信息。特别是上大学以后，凡是和敦煌有关的展览，出版的明信片、画片等等，我都格外关注。包括常书鸿先生、段文杰先生我很早就知道他们。敦煌是我少年时的一个梦，很向往那个地方，我把它想得特别美。
1962年，是我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年。按照北大历史学系考古专业惯例，毕业班学生可以选择洛阳、山西和敦煌等文化遗产地参加毕业实习。对我而言敦煌是内心向往的地方，如果能趁着实习机会去看一看，正好可以了却一桩心愿。于是，我和另外3名同学一起来到敦煌实习。当中学课文里的敦煌艺术呈现在眼前时，我和同学们都被震撼了。鸣沙山和三危山的怀抱中是密密层层的洞窟，大大小小的佛像雕塑成千上万，壁画更是精美绝伦，让人几乎可以忘记外面的世界。可是离开洞窟以后就不一样了，敦煌地区食物紧张，条件很艰苦，住土房、睡土炕、吃杂粮，喝咸水。敦煌研究所只有一部手摇电话，晚上只能用蜡烛或手电照明，上趟厕所都要跑好远的路，随时还会有老鼠从房顶掉下来。我本来体质就差，根本无法适应敦煌早晚温差大且十分干燥的气候。加上营养跟不上，水土不服，我几乎每天晚上失眠，上洞实习也走不动。实习指导老师宿白先生怕我出事，没到三个月就让我提前离开了。说实话，当时我没有想着再回敦煌，后来自己几次想离开敦煌也都没有走了。一想到是国家培养了我，敦煌又是可以发挥自己本领的地方，还有对常书鸿等前辈的敬仰，就不知不觉地喜欢上了敦煌。在敦煌待了56年，感觉自己是长在敦煌这棵大树上的枝条，我离不开敦煌，敦煌也需要我。只有在敦煌，我的心才能安下来，敦煌就是我的宿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为敦煌尽力了!不觉得寂寞，不觉得遗憾，因为它值得。
贾正：从水土不服，到犹豫不决，再到扎根大漠，成为敦煌的女儿，最后视敦煌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这半个多世纪您与敦煌一定发生了许多感人故事。
樊锦诗：第一次去敦煌实习，我就出现了水土不服，实习没有结束就走了，也就没有打算再去。但1963年毕业我被分配到了敦煌。父亲知道后给我写了一封信，嘱咐我转呈校领导和系领导。信里讲了很多事实和实际困难，希望学校改派其他体质好的学生。我把“求情信”扣下，没有转交。因为那一年，国家正提倡学雷锋，我和同学们刚在学习活动上宣过誓，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个人的志愿。我不愿说一套做一套，当国家真正需要的时候就把父亲搬出来。系里也知道我体质很差，而且男朋友彭金章分配到武汉大学，但还是希望我能够去敦煌，因为敦煌急需考古专业人才。系里答应过个三四年，再有毕业生分敦煌就把我换出来，这让我有了点儿希望。
结果“____”开始了，学校承诺的三四年期限已无人问津，我也不再奢望，每天就是在洞窟里反复地观察，并开始做洞窟断代分期的研究。1967年我和彭金章结婚了，1968年我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家里担心我体弱多病，怕分娩的时候出意外，力主我申请到武汉待产。况且我在敦煌一个亲人都没有，上海买的婴儿衣服用品，婆婆从河北老家带的红枣、小米、鸡蛋营养品等等所有生孩子的用品都在武汉，去武汉是最合乎常理的。可是就在临分娩前一个多月，我向单位请假，没有批准，还让我去农村参加秋收劳动。孩子出生后连一件衣服都没有，只能用我自己穿的“棉猴”裹着孩子。后来医院的护士帮助我给老彭发了加急电报，收到电报后老彭立刻从武汉出发。他挑了一扁担的东西换了5次车，行程3000多公里，到了敦煌孩子已经出生一周了。孩子还没有满月，老彭就因工作原因离开了敦煌。我每天上班就只能把孩子单独放在家里。每天下班回宿舍，我就要听听，如果听见孩子哇哇大哭，就很放心，孩子肯定没事儿，要是不哭我就提心吊胆。由于敦煌的特殊环境，第二年我就把老大送到亲戚家寄养。1973年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在武汉出生，依然没法带回敦煌。莫高窟人的命运都非常相似，只要你选择了莫高窟，就不得不接受骨肉分离之苦。从常书鸿先生、段文杰先生、我自己，到后来的王旭东院长，都有相似的境遇。家庭与工作，身心两处不能会合，好像就是莫高窟人的宿命。
那时候我一直争取调到武汉大学去工作，没想着待在敦煌。我先生在外地，孩子也在外地，我又是南方人，肯定要走的。1986年组织同意我走了，但我却犹豫了，感觉不能就这么走，应该给石窟留点儿什么，不甘心，不愿意走。感觉到哪儿也是工作，只要能发挥自己作用，在哪儿工作都是一样的。经我们夫妻二人商量，最后还是老彭放弃了武汉大学的事业，把家安置到敦煌，解决了我们一家19年的两地分居问题。那时老彭已经快50岁了，是武汉大学历史系副主任、考古教研室主任，当他知道我不愿意离开敦煌，就主动做出让步，放弃了他亲手创办的武汉大学考古专业，这对一个男人来讲是非常大的事业牺牲。后来我们就一起专心在莫高窟工作，老彭从零开始建立事业，从事多项考古发掘。特别是主持了莫高窟北区的考古发掘，使莫高窟现存洞窟数量从487个增加到735个。老彭在敦煌北区考古发掘的收获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安慰，命运对我们还是非常眷顾的。
感动中国2020人物樊锦诗事迹观后感5
敦煌莫高窟的保护任重道远
贾正：像敦煌莫高窟这样珍贵的历史遗迹，一定会吸引许多国内外游客前来参观。但是我也注意到，近些年随着游客数量逐年增加，给敦煌莫高窟的保护带来不少压力。如何平衡文物保护和弘扬之间的关系，您做了哪些探索?
樊锦诗：文物管理既要考虑全局，又要谋取未来，要把各项保护研究和管理制度串起来，综合协调处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很多困难。比如，社会上不能正确理解保护和旅游、利用之间的辩证关系，动不动就有人跟我讲旅游规划、讲捆绑上市。保护是利用的基础和前提，没有保护就谈不上利用。只有把文物保护搞好，把文物保护贯穿于旅游开发的全过程，才能形成两者的良性循环，才能保证文物的可持续利用。我始终提倡负责任的旅游，既对文物负责，也对游客负责。一方面，我们积极落实“互联网+中华文明”的战略部署，通过数字技术，上线了30个精品石窟。游客可以在电脑、手机上畅游莫高窟，进行视频、音频互动。另一方面，我们开展了“莫高窟旅游承载量研究”项目，在所有的洞窟都安装了监测器，监测游客进洞之后的湿度、温度、二氧化碳等等，确定了日游客最高承载量。但敦煌的游客量每年都在增加，要保护，也要让游客尽兴，怎么办?还是要打破旧思想，开发新思路。我们想到了敦煌的数字资源库，建立了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我们请来导演，将这些数字资源制作成数字电影，一部是4k的高清宽屏电影《千年莫高窟》，主要讲述莫高窟的历史文化背景;一部是8k超高清实景球幕电影《梦幻佛宫》，主要讲述洞窟的历史。“数字电影+预约参观洞窟”既让游客得以尽兴，也让我们能够控制日游客总量。这一模式很成功，游客非常欢迎。有了这两部电影，敦煌莫高窟就“活”了。可以说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重要论述的成功范例。
贾正：建立“数字敦煌资源库”也是您为敦煌莫高窟保护与传承做出的一个重大决定。现在回想起来，您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数字敦煌”概念时，以当时的技术水平来看，这是一个相当大胆和富有想象力的工程。这个过程不会一帆风顺吧?
樊锦诗：国家规定文物单位必须达到“四有”，其中“一有”就是得有档案，可是莫高窟当时没有。首先就是要给莫高窟建立科学的档案。当时虽然有一些照片，但是照片终究是要变质发黄，最终慢慢消失掉。莫高窟的很多洞窟及壁画正在逐步退化和病变，照片和录像无法长久保存历史信息，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世界独一无二的敦煌石窟艺术逐渐消亡，建立能长期保存的洞窟文物真实信息档案刻不容缓。
那时，我对电脑没有感觉。通过演示，我了解到只要保存成数字，它就能永远保存下来。经过不断琢磨，一个大胆的构想在我脑子里逐渐明晰起来，就是要为敦煌石窟的每一个洞窟及其壁画和彩塑建立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对壁画做了数字化实验，但效果与最初的构想存在较大距离。20世纪90年代末，我们利用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积极开展国际合作，研发出多视点拍摄与计算机结合处理的数字化方法，但当时采集用的还是柯达胶片，不能满足高质量数字档案要求。2006年4月，敦煌研究院数字中心成立，在与国内外合作的基础上，不断试验、探索和研究，攻克了一个个技术难题。2016年5月1日，第一期“数字敦煌”平台终于上线，可在世界任何地方登录敦煌数字资源库。应该说“数字敦煌”历史信息保存和利用的最终形成，是莫高窟保护发展理念跟随科技发展步伐的结果。“数字敦煌”的意义就是永久保存、永续利用，可以说是与时间赛跑，具有抢救文物历史信息的重要意义。未来我们会基于“数字敦煌”资源库，加大敦煌石窟综合保护体系建设，把一个真实完整的莫高窟传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贾正：您刚提到的《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和《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是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下提出来的?我们是否可以说，这两个条例的提出，对敦煌研究院的保护和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樊锦诗：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和旅游开发与文物保护不可避免的产生了突出矛盾，在外部环境、政策不断变化的时代，要做到莫高窟的长期保存，稳定保护机构，稳定保护管理和研究人才队伍，需要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来保障。于是，我们制定的《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和《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有目标、分目标，也有原则和措施。在保护文物的同时，我们还要保护文物所在的环境，包括寺庙、舍利堂等人文环境和植被、树木、沙漠、水流、森林等自然环境。如果只保护石窟本身，而无视周围文化、环境氛围，那等同于破坏。《条例》和《总体规划》的颁布与实施，对莫高窟的保护与管理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这是进一步做好莫高窟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等各项工作里程碑式的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认为保护文物只是文物部门自己事的错误观念，同时也加深了我们对遗址保护规律的认识和对保护本质特征的理解。
贾正：敦煌研究院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在全国文物界开启了国际交流合作的先河。开展这种交流，您最初的动机是什么?现在看来，是否取得了预期效果?
樊锦诗：1987年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让我有机会看到了国外文物保护的技术，萌发了开展国际合作的想法。敦煌研究院在西北一隅的山沟里，本身就特别闭塞，必须要把大门敞开，让全世界的专家学者都关心、关注它。从那时候开始，莫高窟就不断开展国际合作。在合作中我们一直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互利共赢的原则”，合作机制也从最初的单向引进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先进理念，发展到双方平等对话合作解决莫高窟文化遗产重大疑难问题，培养专业人才方面。其实最初的动机就是瞄上了“人家”口袋里的钱。后来发现，先进的管理经验、技术理念更值得学习。再后来又发现无论管理还是技术，总得有人来掌握吧!此后在国际合作中锻炼、培养人才成为最重要的事，让年轻人介入每一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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