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高中生活的文章
高中生活是学习生涯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每个人应该都不会忘记自己的高中生活吧，下面就是学习啦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回忆高中生活的文章，希望大家喜欢。
回忆高中生活的文章：高中生活
想把高中的经历写下来是我很久以来的一个愿望，硕士研究生阶段由于贪恋游戏而没有完成这个工作，参加工作以后，同样因种种原因未能将这项工作进行，而今我又重入学堂，是一个难得的记录过往的机遇，如果再不记下，恐怕我都要淡忘了。
每每回忆起那些纯真而莽撞的时光，我都不禁又走回过去。我不敢用真实去触摸那些美好的记忆，我生怕记忆与真实的对比远远超过了时空的差距，让我无所适从。我怀念那些不懈追求的时光，那些曾经刻下我心力与汗水的历程，在那时，追求就是心的方向。我怀念那些印有我冲动的往事，经过岁月的雕琢，我早已把那些冲动和与其等同的年轻丢在了生命的某个角落，然而我又如何忘记那些琢饰我的往事。我怀念那些纯真的友谊，那些我们用时间堆砌的情感，真希望我们能就这样老去。
一、初入学堂
当我母亲平静的说我考上济源一中的时候，我的内心还是有一些喜悦的，可能是之前被免试的原因，我们全家都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兴奋，反而关心我所处的名次，这让我有些失落。从小学到初中虽然不能算是稳定的第一梯队(前三)，但排在第二梯队的前列，我还是有把握的，这次考高中的名次只能算中等了。不过我还是很能安慰自己的，体验一下不被关注的感觉还是很必要的，长久的关注造成了我不小的心理压力，每次上课我都担心老师会提问我，因为答不出就有一种负疚感。这种压力折磨了我很久，我感觉现在还有，不过它也是一种追逐的动力。
入学那天我又走到了自己参加中招的那个考场，想起了我参加考试的一段趣事。考数学那天，我的准考证丢了，这可急坏了我的老师，好像我父亲和我倒不是很害怕，幸好校长和我们一个村，而且关系还不错，我就先去考试了，虽然晚去了15分钟，好像一点也不影响我的心情，我很快就答完了，还提前交卷。下了考场才知道过程好惊险，我进考场后，我父亲和老师就赶紧回家找我的照片，然后补办一个准考证，如果在本场考试完结之前准考证不能顺利补办完成，我的考试成绩就作废了。
和我以后遇见的过程一样，看起来越复杂，结果却越好，越是毫无疑问的事情，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错过。如果不是人感受的错位，大概就是我人生轨迹的一部分吧。在我从自己的经历寻找属于我的人生轨迹时，我通常更注重那些反复出现的事例，如果把它们当成一种暗示，那又何尝不是我对未来期许的一部分。事实上，任何信仰的东西都是为了解决人类对未来的期待和对未知的恐惧。共产主义也是通过描述一个人们心理向往却又无法企及的蓝图来吸引受众的，比之玄学，可能更具广泛性，而后者更多的关注个人，这好像又与当今社会张扬个性，尊重个体遥相呼应。
一中记事
济源一中的校名是郭沫若老先生题的，想想建国初期，一个小县的小学校竟能麻烦郭老题字，可想济源人民的大情怀是一贯的，我一直认为济源人是能办大事的!济源一中总共有三次变迁，每次变迁也都有社会大变革的影子。我们入学的90年代中期是济源一中的第二次变迁。当时可以说举全市之力，建设了一所“全国一流，河南少有”(时任国家教委主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如日中天的李铁映视察时题。前几天在天津卫视里看见老了很多的李前委员在天津视察工作，还是觉得很亲切，好像到目前为止，他应该还是视察过济源的最高级别官员，因为前省委书记李长春在任后好像还没有来过济源。据说那时还赠送了几十台当时稀罕的不得了的电脑。)的学校。当时的时代背景是邓总设计师刚在南方刮了一阵春风，作为内地小城，以教育现行，也算是给全市人民办了一件好事。
筹建大概应该是89年或90年那样子，要早于南巡讲话，当时我记得我母亲被强制从工资里扣了30元，农民伯伯要多交等量的公粮来捐资建学。可以说每个家庭都为济源一中投入了一份力，无论情愿或不情愿。当然，按现在的观点还有更多的纳税人的钱。我们这些享用过济源一中的人，父母捐的钱、物应该物有所值，可怜了那些孩子没有机会进入济源一中的家庭。不过我想我们应该记住这个过程。
当时的市委书记应该是高文焕(实际是县级市)，市长记不得了，不过很快就换成了耿建国。参加工作后有几次尾随时任商务厅副厅长耿建国检查工作的机会，他谈起老领导高文焕，也说此人除了太贪，能力还是很大的。不过高书记的贪与现在公然变公为私且不作为，只能算小儿科了，好像他后来也被处理了。但耿市长绝对是官场中的异类，以现在的标准，清廉和正值加在他头上一点也不为过。他酒量惊人，几次弄得跟着出来的处长无所适从。他说到了一点，我也早有耳闻，他说济源现在的规划基本都是他们十几年前搞的，虽然有夸大和邀功之嫌，但也说明了一个问题，济源这十几年从一个小县，发展成地级市，人均收入全省第一，不得不说与几任领导的眼界和能力关系莫浅。
济源一中就像一个四合院，坐东向西，不过一进门映入眼帘的就是主堂罢了。主办公楼的两侧分别是两个三层高的教学楼和实验楼，教学楼每个年级一层。对着主办公楼的是男女厕所，所有这些正好围成一个标准的长方形。南北两侧相连的还有两个侧院，北侧教学楼后面的是复读生教学楼和小型图书馆，南侧的是体、音教学室和一个阶梯教室。所有这些楼又都有连廊，可以从二层或三层直接过去，当然图书馆单列。
走出“四方的天空”便是豁然开朗的操场，有十来个篮球场，几个乒乓球台，和一个标准足球场(只论大小)，还有小型田径场。当年济源一中的篮球还是很有传统的，而今河南男女篮主场能设在济源，我想和这个也不无关系。
整个教学区是一个独立而且可以随时封闭的院落，大概有7个门，如果这7个门一封，就可以实现关门放狗的战略。学校的北半部分算生活区吧，男女宿舍和食堂等。那时的食堂是蹲着吃饭，想想有意思，按每届500人算，4个复读班，估计共有1800人那样子，每天同时蹲着进餐也算是一种朝鲜式的壮举吧。
这里要特别说一说的是神秘的女生宿舍，三年里我是没有进过女生宿舍的门，我指的大门，不知有那位男生进过。不过我们宿舍是离女生宿舍最近的宿舍之一，近到一墙之隔，我们这一层另一个最近的也是我们班的宿舍。更为有趣的是我们宿舍墙那边的女生宿舍也是我们班的宿舍，当时我是不知道这个信息的，我估计大家也都不怎么知道。后来和女生聊天时，她们说到你们那边晚上有人敲墙，我是不记得这茬事了，不过和女生睡的最近的四个男生是赵伟、薛亚非、吴广和刘军红。吴广和刘军红应该是个老实人，从山区出来的，很不容易。据说吴广是我们班极少数最后没有上过大学的人，也不知他现在在干什么，希望能不那么辛苦吧!刘军红一年后转到了文科，基本上连样子都记不得了。赵伟是我们的班长，一个有非常认真的老实人。所以我的结论是，如果有人敲墙，应该是我们班最帅的薛亚非。当然也有可能是吴广，因为我一直觉得他是个看似老实，其实心里有些坏坏的那种，这样的事情他应该能干的出来。我可不是在这里用话语权来攻击薛老师，我们现在生活在同一个城市，而且在这里也仅有四个男生，我们的关系还是相当密切的。如今他已是一所省里不错的大学的老师，未来的教授，相貌没的说，人品、能力都应该在所属集体里属佼佼者，而且他也是我们班唯一成的一对。相约到永久!
我们男生宿舍里有个独立的一角，据说是济源教育台的所在地，可是三年里我还是一次都没有见过那个传说中可能会现身的女主持人。参加工作后，有一次参加省台一个节目的录制，见了不少的女主持，发现人与人之间最永恒东西应该是能交流。如果失去了交流的内容，其它的好感好像也会很快消失。
学校的最南面是自行车棚和一个微型人工湖，据说湖里有鱼，反正我是没有见过。湖的侧面是一个小凉亭，估计很少人知道上面是个象棋台，我和成光享用过。有时候我想事情的发展好像都是有迹可寻的，而且是非性格决定论那种，就算旁证吧。我所知道的我们班现在象棋水平最高的应该是成光和徐金胜(如有疑问，可向他们挑战)，巧合的是他们都是从事计算机或相关工作的。象棋需要的是逻辑思维，而计算机就是靠这个建立起来的。我个人认为徐金胜的水平应该高一些，以前我根本不是他对手，经过一段时间，我发现象棋不只需要逻辑，还需要记忆，就是固定的套路，有了这些一样可以赢。不过从行棋速度和总的质量来讲，徐金胜要好一些。
学校的大门原来是向西开的，不知哪位无聊校长又在南面开了个门，据说是风水的原因。看来被认为最纯正的唯物主义殿堂也免不了落俗啊。我倒是认为门开在西面那几年学校的发展就像那几年的经济一样，跨越式。
我们不去评价风水是否存在。但可以想像事情的发展是多方面的原因促成的，假如把学校的发展受开门方向的影响作为一个原因的话，那么学校所处的位置应该是主因，而这些还要与每个人的运势相结合，看起来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问题。如果动一点而不顾全面，那会不会又影响了风水哪?
学校里有几个小食堂，其实就是个人承包下来，做一些简单的家常饭，为某些所谓“学生贵族”改善之用，当然可以说在济源一中读过书人都去过小食堂，因为它其实很平民化。据说能承包小食堂的人也是要走点门道的，因为生意太好了，几乎是你做的只要是饭就可以卖出去，因为学校大食堂的标准是把饭做熟。有时候想想，只要你有位置，在中国想不腐败，真难!
校门口有个很小的诊所，估计能看感冒吧，不过那里的风景不是看病，而是看病的人，一个年轻的小护士。不记得护士长的样子了，但在那时穿的应该是很时髦，不过仅在学校范围内比较。我估计是有学生没病装病去找护士聊天的，她一口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在那时还蛮别致的。后来我听说5(分班后7)班有学生就经常出没校诊所，看来小护士对于涉世未深的冲动青年还是有吸引力的。
入学生活
入学之后，首先开始军训，由于生的瘦小，我最害怕这样的训练和体育课了，不自觉的就会出错，出了错免不了一阵臭骂。不过记忆中那个军训的教官还不错，好像没怎么用暴力解决问题。不过每天起的很早，训的又很累，那时济源一中的伙食很一般，还是挺艰苦的。现在想想军训还是蛮有好处的，由于男丁旺盛，在中国想参军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作为替代过程，它给了我们一点军事训练，却又避免了长期艰苦、无聊的折磨，我觉得这项政策应该坚持。
军训中我前面站的是A女生，我记得她的裤子很好看，好像我这个人观察人总是从衣服开始的。其实我也在想我是不是天生的势利，后来我想如果我有势利的成分，大概也只是十之一二。且不说当时我尚不知道什么名牌，就是我自己的衣服直到高中毕业都是我母亲给我买的，而且我也很少去试穿，都是买回来随便穿的，而今这个习惯我也保留了不少，我爱人给我买衣服我也不大爱去试穿。我觉得我看衣服，通常不是看贵贱，而是看合身程度，虽然我的审美观不一定合适大众，也不能形成自己的表述，但我靠的是感觉。军训的过程总是转来转去的，总能四目相会而又瞬失，给人一种有意思的感觉。
我们宿舍住的全部是免试生，每个人在原来的学校都是佼佼者，按中国人的理论，这不是个很好的组合，不过还是蛮有意思的。那时候宿舍特别紧张，一个很小的屋住了10个人，现在想来还是有点恐惧的。而今和那时差不多大的宿舍住了三个人，整体还喊着要改善，看来人的欲望真是没有极限，更重要的是人的忍耐也是没有极限的。我经常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人到底有没有底线?我观察的结论是：大部分人是没有的。有底线的基本可以说是榜样，他们的坚持是社会的希望和大部分人感动的真实源泉，因为他们的底线只建立在道德和信仰之上，一般在一个很大的集体里能有一个这样的人已经难能可贵。常人的底线一般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当在衡量过各种利弊之后，通常是底线与现实的斗争，一个可以被不断重新划定的底线。它的分别在于是选择更现实一点的方式还是看似更体面的方式。我通常想，对于很多人，除了死亡，可能没有不能退到的角落。
最近看了几个革命题材的连续剧，里面的坏人也人性化了很多，设定的场景虽然还是那么肤浅，但起码在描述一个人如何从革命者变成叛徒的过程中，告诉大家他们所受的苦是他们不可承受的。我不禁想到了自己，假如把我放在那个环境下，我可能变节的比他们还要快，根本不用劳烦对方用刑。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具体的。
谢周森事件
济源一中的要求还是很严的，有些规定用现在话讲就是严重伤害学生的身心健康，不过民主离我们太远了，以至于我们都忘记了那些东西是我们可以享有的，即使在学校。记得最严重的一次是我的上铺谢周森被打。事情是这样的，学校规定熄灯以后必须熄声，当然相辅的措施就是幽灵一般的巡查人员。巡查人员一般听到有声音就是敲门警告或直接给处分，这样的敲门行为有时候也被我们用来互相戏耍对方。有一次谢周森刚洗完脚，就熄灯了，我们还在讨论个不停，一个突然的敲门声吓了大家一跳，不过我们很快反应过来是隔壁的戏弄，马上就又投入了更热烈的讨论，没隔多长时间又有了同样的敲门声，大家不以为然，不记得谁提议把洗脚水泼出去以示警告，然后谢周森就真的泼出去了。这下可是坏了，中招的正是传说中的白狼黑贝二狗之一(教务人员)，这还了得。此人先是呵斥，找出行凶者，然后就是拳脚相加，场面火爆，我们9个人无一敢言，而且好像还心有畏惧。
此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彼时谢与我一样瘦小，多年以后，谢已高大威猛且有型，我建议哪天我们组织一下，去把那小子猛扁一顿，我是不记得那天行凶的是黑白二狗哪只，但是为了不让作恶者漏网，我建议两个都扁。
此建议虽然不难施行，但代价还是有的，而今宿舍之人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为逞一时之快，私设公堂惩罚了小人，可能会被社会的道德唾弃。据说其中一狗已经进了监狱，所谓何事我不太清楚。
首先必须承认的是谢周森泼水肯定是不对的，即使是有原因的。但为人师者，以暴力惩罚学生的错误，恐更难获除。假设我们以今天的暴力来惩罚他彼时的暴力，那又如何?其实不难看出，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地位悬殊，学生处于弱势，属被指导者。时移世易，以原班级人员今日之地位和未来的发展，即使不以暴制暴，又岂是二狗之流可承受。
我想这中间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在于善待弱势，当社会运行所划定的层次把人们放在不同的位置，又同时贴上等级标签，尤其是有一部分人成为别人的支配对象或服务者时，作为地位高者是否应当给予更大的宽容。
我通常认为，对于生活中的事(非违法)，过后讨论对错已经没有意义，其实很多时候对错已经自知，更多需要的是对方的宽容和谅解。
老师相
我们的班主任是化学老师，叫马宏轩，50多岁，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好像和爱人一起住在学校神秘的女生宿舍。记得刚入校时，要举办国庆节歌咏比赛，他看不得音乐特长生的指导，自己亲自上阵。当时唱的是《保卫黄河》，一首现何时想来都那么激昂的革命歌曲。前两句是“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由于马老师指挥的太过投入，我们就把改成“风在吼马在叫，老马在咆哮老马在咆哮”，我想这应该也有赞扬其投入的成分吧。最后比赛的名次早已淡忘了，不过马老师的唱功我倒是很难忘怀。
后来我在思考一个教师应有的情怀。一般来说一个大学里的毕业生，好学生都出国或读研了，中等的找好一点的工作，只有中下等会留下来教书(中学，千万不要给我扣侮辱教师的帽子)，当然如果是专职师范类的会有好学生去教书。这里不得不说的是我们班的B女生，她家庭困难，用现在的话说算是输在了人生的起跑线上，但是凭着自身的努力，她考上了一所重点师范大学，现在在一所省重点中学教书。她有着那些所有从穷人孩子走出来的品质，刻苦、坚韧、勇于承担和乐观，我想她应该给了我们生活中的榜样，只不过我们都没有学习。后来我知道她本科毕业后考上了北广(中传)的研究生，但是迫于生活的压力和照顾家里的需要，她选择了工作。我相信如果她进入北广，以她对学习的态度，应该会有更多的机会，比如进入央视。
其实人生的历程远远比戏剧更有意思，它会在绝望的时候给你希望，有时候也会让你更绝望。但有一点，只要能保持良心和希望，生活就会有不同。我想我的意思根本不是替她惋惜，而是要说，得到的一定比失去的多，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因为生活的形貌不是要用虚拟的图景来威胁自己，而是要用真实的过程来充实自我。
B现在有了帅气的公子，高智、实在而且不失幽默的老公，几套不错的房产，也许幸福生活的物质要件也就是这些了，过了可能会有不及。
回头继续说为师的话题。我想要了解如何教学，首先要了解如何学习。从我学习的体会来说，以理科类为例，我们小学、初中学的基本就是1000年以前人们从实践中总结抽象出来的东西，高中学的大概是500年前的东西，本科应该是这100年前后的东西，研究生阶段才真正接触现代科技。也就是说，我们所学的是前辈经过无数次失败累计的精华，貌似我们可以通过听觉而轻易获得。这个过程姑且称之为学习先辈的抽象。而研究生阶段，我认为是把这个抽象还原到实践，尽管绝大多数的工作者都吃不到螃蟹，恐怕能吃到蝎子就很不错了。这也就是学习的第二个阶段。如果无法进入研究生阶段，那么进入工作也是一个把抽象还原到实践的过程，只不过需要自己体会的多，而没有很好的引导者。
我举个例子来说明第二阶段的学习。以我从事的化学为例，比如人们看到衣服经常会落灰变脏，觉得很烦，并不深究其它。而化学工作者会去理解它的成因，衣服作为有机织物，同时为了保持透气性，会有很多小孔，这些小孔正是吸附灰尘的载体，加上干燥天气下的静电作用，衣服肯定会容易变脏。减弱这些吸附作用就可以延缓脏的程度，也就可以节约洗衣粉和水的用量，免洗衣粉洗衣机的原理大致如此，不过是用更大的力(非表面活性剂类的力)把灰尘从衣服上拉下来。这大致就是把抽象还原到实践的过程。
当然我说的重点还是第一阶段，如何学习抽象的过程。假设人们学习抽象的历程是相似的(肯定有不同，只讨论一般情况)，那么可以简单回忆一下自己是如何学习某个知识点的，由此及彼，更为重要的是要尝试能否用简易、生活化的语言或类比来说明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自己是否真的懂了，如我前面所说，很多老师自己在学习这些抽象的过程中并没有把它还给实践，也就没有机会去了解问题的全貌，而问题的全貌可能正是初次学习的学生能完全掌握的关键钥匙，简单的说，首先问一下自己是否真的懂了，是否真的能说清楚了，是否有了自己通向问题的钥匙。要弄清楚一个问题，必须从源头开始。
我想教学实际上是一个要求很高的行为。记得看过一个报道，在瑞典，教师的地位是最高的，尤其是小学教师，他们经常可以出国交流，而且待遇很好。我常想要解决中国的体制性问题，非教育而不可为。
其实学习还应有最后一个阶段，就是自身的再抽象，如果能做到这一层，那就要成名成家了。
记得有一次马老师上化学课，大概是刚开始的几节，他提问一个问题，从入学第一名开始问，一直问到几十名都没有答对的，后来的气氛都有点恐怖了，下面的学生屏住呼吸，他厚厚的镜片后面一双严厉的双眼怒视着大家，仿佛说，你们也太差了，最后他轻藐的把答案写在黑板上。我想只有对于公共的未知，大家才会平等。
我们的数学老师叫杨转运，据说他原来不叫这个名字，由于两年没有考上大学，就改了这个名字，不想名字一改，运势就到，果然考中。在河师大好像还是从事奥数教学和研究工作，应该是很有内容的。不过还有一个故事是，济源一中为了能招到他的一个更为出色的舍友，才不得不招了他，因为他对舍友的影响力和来济稳定工作还是很有作用的。看来要是自己能力一般，能交到一个有能力的朋友也不失为一种出路。
杨老师的典型特点是头发稀疏，发音时舌头有些障碍。我们经常拿这两样私下开涮。后来我也遇见了掉头发这一烦恼，为了能挽救不断减少的头发，我果断的理了一阵光头，总算保住了大概2/3的样子。据说男人可能会遇见的两大烦恼是脱发和阳痿，这一点从铺天盖地的电视广告便可窥一斑。据我的了解，这两样都与肾有关，而且如果真得了是没得治疗的，但是我以为通常是假象。以脱发为例，按医学的说法可分为各种脱发，不过我觉得通常是综合情况所致。我本人属于脂溢性，因为我头发的确太油了。我脱发的时间大概始于第二次高考失败，因为那时的压力太大，想的东西也太多。不过开始头发太多，没有注意，等到注意的时候都已经脱了不少，好像从大二暑假实习开始，我就不断的理光头，总算保住了基本形象，不过实际内容是少了一点。现在连洗头都不怎么脱了，我想这与精神面貌和生活的变迁有很大关系，主要可能还是改变了内分泌。
记得参加过一个关于古代知识分子的讲座，他谈到在古代，知识分子不仅要文章一流，还要懂医术和音律。这一点在古装连续剧里经常可以看到，《狄仁杰断案传奇》虽然极尽夸张之能事，但狄仁杰精通医术我是不怀疑的。音律就不用说了，当代华语流行歌曲源于香港，而香港的粤语歌源于粤剧，能写出优秀粤剧，还能谱曲的非优秀文人不可为。其实古代能抚的一手好琴的又何尝不是大知识分子。
虽然现代社会分工如此的明确，以至于很多时候走出自己的圈子几乎一无所知，但通过自己的理解方式去了解自己的身体还是很必要的。比如感冒的前兆一般是嗓子干、痒，如果在刚有症状时就用采取措施，比如蒙厚被子大睡，比如在温暖的环境下运动，我想只要能对自己的身体征兆有更好的认识，能够读取相关的信息，还是会有很大帮助的。
杨老师讲课给人的感觉仿佛在自我陶醉，也就是陷在自己的思维里，而不去顾及听众。可能很多人初为人师都有这样的障碍，毕竟从一直以自己为中心考虑问题，转为以学生为中心考虑问题，还是需要一个历练的过程。好在作为一个师范学校毕业生，应该会有这方面的训练。希望他早已解决这个问题。
杨老师的另一个特点是发音时舌头好像有点阻碍。(我现在绝对没有取笑的意思，就像别人说我个子矮小，我只把他当成一种客观描述)以我现在的观点看，发音不清倒不是什么缺点，如果能在教学上多钻研，形成独特的教学方式，赢得学生和学校的尊重，这一看似缺点的特点又何尝不是一张很好的标签。有时候强弱的转换就像变幻莫测的拼图，你不能确定那种组合拼出的图形是大家最想看的。其实需要你做的仅仅是把事情进行下去，你永远不是别人。
由于我们是杨老师师范毕业后带的第一界，好像他还没有把自己完全当成老师，有时候更像一个学生，他会坐在某个人的位置上，把自己伪装成学生，也会和学生们开一些玩笑。我想这应该是好老师的表现，是否能与学生打成一片也是判断老师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不过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教师，自己分清楚，什么时候可以打成一片，什么时候不可以。我想任何人都很难给出固定的标准，因为一切个人都是具体的，变化的。
物理老师叫张宪根，他的特点就是坚持我用普通话教学，这点还是要表扬一下的。不得不说他的教学还是有一定特点的，标志性的语言就是“同学，请注意了”(用很有特点的普通话，而且托的比较长，一节课能反复无数次)，然后才进行重要的公式推导或实物模拟教学。
张老师的父亲据说是我们男宿舍的看门人，父子两人差异之大，不得不让人怀疑是某位物理不好的学生杜撰的。后来，听说张老师去一所非重点中学做了校长，其实这还是有征兆的。能看出来张老师是一个攻于心计的人(为生活好吗，无可厚非)。这里有个学长给我讲过一个实事，他当年也是张老师带物理课，有一段时间张老师经常主动给他讲习题，还嘘寒问暖，问学习上困难什么的，搞的学习很一般的学长有点无所适从，终于有一天张老师说，能否把他爱人调到某个工厂，这下学长才恍然大悟。原来学长的父亲是一家当时还不错的企业的厂长，张老师处心于此。
有一次和同学聊起张老师，据说他在校长位置上有些欺压所属教师之嫌，而且还有些无所顾忌。由于所掌握的事实有限，我很难去评价这样一位曾教过我们的师长。我想任何人都有使生活变得更好的欲望或诉求，首先要明确的是，不能批评这样的想法，也不能嘲笑为此而付出的并不违法的行为，但一定也不要堵死他人的诉求，或让他人在付出后无任何回应。
语文老师的名字记不得了，按我们的观察，她特别“关照”孔峥嵘，因为孔峥嵘是我们入学考试语文最好的。语文课我一向是不知所云，而且到了害怕的程度。后来看了一些关于教学改革东西，才知道原来语文教学这一套东西是从苏联弄过来的。主要特点就是解析教学，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就是，给全文分段：哪几段是一个意思;给每段分层：每段又有几层意思;然后总结段落大意，总结每层的意义，找到段落中心句，最后给出全文中心思想。还有就是几个特别的句子，一般是某个名人比较喜欢，或出题者的关注点，把这些句子后人强加的象征意记牢。差不多一篇课文就学完了。这种解析教学的方法，对于理科应该没有太大的异议，但对于语文就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这种解析的方法，基本脱离了语文教学的初衷，我想语文教学的目标应该是：说、读、写。仿佛上面所有的解析都是文章之上之外的东西，与教学目标关系不大。它的功用大概是把大家的理解归于一致，这正是古今文人都大力反对的东西。
而今国人在英语教学方面的一些失败，才让大家恍然大悟，原来语言是一个整体，解析对于语言的基本作用毫无用处。我是很佩服老祖宗在文科和技艺方面的才能的，我想他们几千年的总结大概不会错。这里我并不是说解析的方法不对，而是说用的对象问题。有个哲学老师说，历史上，中国和西方在科技方面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人是把新创造的东西用晦涩，基本只有手口相传才能明白的语言记录下来，而西方是把新创造的东西用解析的方法一步一步的记录下来，使得任何人都能明白。这就是被认为阻碍中国科技发展的原因，可能更多的是中国人的整体观吧。其实很多东西中国早就知晓或记录，但由于语言晦涩，无法传递信息，而没有被承认，比如著名的勾股定理，虽然现在叫毕达哥拉斯定理。要是当时把造纸术也用这样的密码记载，等到今天收他们知识产权费，那还不把老美这样的暴发户给收穷了。
还想多说一点的是西方搞的知识产权，他们最大的理由是，保护产权人利益，鼓励创新。我是很不认同这两点的，保护产权人的利益，就要剥夺大部分人的利益吗?其实一个人能创造一种有用的东西，他所得到的利益已经远远高于社会的一般水平，足够他继续创造和生活了，我认为保护的基本都是暴利。鼓励创新就更扯淡了，没见过那个国家因为没有知识产权法而创新放慢，创新是综合因素所致，比如兴趣、导向、社会发展程度、积累等，当然也有物质刺激，但那些更多的是对于急功近利者有用。
其实西方的真实目的是变相的技术封锁，他们的路线是，我弄个新东西，先让你抄，然后再勒索，这样你就得一直受制于我，跟着我走，还得时不时的祈求我，或者是你得一直付费，等你自己弄出来了，我就有更好的了，反正在规则下你很难发展，其用心何其毒也!
继续说语文老师。作为语文教师，她还是很称职的，据说后来还申请了郑大的硕士，在那个年代，以她的年纪还是很不容易的。
英语老师我是不记得了，现在好像一点印象都没有。可能英语不太好吧。
主课老师基本就是这个样子。不过比主课老师还有内容的却是一个副课老师，就是政治老师，名字我忘了，就加她T吧。T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治系，看她教书的表现，估计在读书期间也是积极分子。她的相貌不能算难看，但也不能算好看，不过能从外表得到的内部信息是比较能。
她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买个衣服还要到郑州”，当时济源还是一个县级市，买个衣服都去省城应该是相当奢侈的事了，就像而今很多明星膨胀的在中国也觉得有点挤了，就当这是社会融合的趋势吧。T具有典型的文科女生的特点，不是有个评论说文科女生进入大学首先学到的是打扮，这一点从上面的名言不难印证。还有就是表达能力强，能把枯燥的政治在台下学生一脸茫然的情况下讲的滔滔不绝，不能不说这也是一种功力。我想T如果进入行政单位，大概会成为单位的女领导。
教学不长的时间，T就和男友一起去深圳淘金了。我是觉得她更适合公职单位，在私营企业不那么好混，而且当时正值朱总施行财政紧缩，深圳估计也是一片萧条。
T在教学上也还是给了我点记忆的，当时，告诉了我们一些十四届四中全会的信息，毕竟教政治的对政治还是比较敏感。不过后来知道那一年是很重要的一年，因为江总总算是可以去三座门指导一下工作了，结束了短暂的枪指挥党的历程。而对于我们这些偏远小县的小老百姓还是没有任何影响的，任凭风吹雨打，胜似闲庭信步。有时候我觉得政治纯粹是一些没事找事的人为了证明自己，或为了给人分级而弄出来的唬人的、故作神秘的游戏。要看懂政治，重要的是理解人性，公开讲话基本都是扯淡。
我一向对政治课是不知所云，搞不清楚说些什么。不过在中国，不学政治是不行的，估计那个学校敢取消政治，那应该会定个反国家罪吧。小学是思想品德，初、高中是政治，本科是思想道德修养、中国革命史、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硕士、博士研究生是科技哲学，一个都不能少。从我的学习经历，我感觉高中以下或初中以下要设政治课，应该只包含修养和品德之类的东西，其它的就不要写了，写了大家也看不懂。有时候偶尔懂一句两句，和社会现实一对比，原来和书上的差距那么大，这时你再告诉他，那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还不如干脆不就不写。
如果说我们的教育离人性越来越远，离功利越来越近，我想重要的是要告诉学生真实的状态，价值判断的引导要教育与现实相结合，任何的割裂都会有南辕北辙的后果。
地理老师的名字也忘记了，不过他是个好人，一个一看就觉得是个好人的那种。讲话很慢，好像从来不会生气，不过一旦生气就不得了。那时候张治国和我同桌，有一次他上地理课睡觉(估计是前晚赌博过度)，不小心把桌子给弄倒了，因为我们是第一排，差点伤到老师，地理老师好像也没有怎么生气，只是说，以后上课睡觉可要小心。我估计他是梦到什么东西了，估计是逃生那种，要是梦到杀人，那可就不得了。
我从初中就喜欢地理和历史，而且我觉得对于史地的喜爱真的是发自肺腑的。书一发下来，我就看个不停，等老师讲的时候，我大概都记住了，不过相对来说历史还是不如地理，因为对于客观的记忆还是要好于对他人理解的记忆。我喜欢去记忆那些国家和他们的首都、特点什么的。现在虽然忘了很多，但想起来还是觉得不错。这里又让我想起了初中的一个历史老师，一个中师毕业的女老师，人小小的，那时候唯一对大学的记忆就是她给的，她描述了她同学呆的厦门大学，一种无比神往的口气，弄得好长一段时间，我觉得厦门大学就是我的梦想。
历史老师的名字也不记得了，不过记得他讲的还是蛮好的。那时候每次上历史课，讲到近代的屈辱史，我都有点伤感。我常常假设这样几个场景，场景一：如果经过洪仁玕的改革，太平天国能重新兴起，最后走入上君主宪政的资本主义，此时中国会比日本快好多年。倘若能赶在日本被迫开放门口前面完成体制改造，最后的结果就很说了。场景二：如果戊戌变法能够成功，还是按英国的君主立宪的模式，在一战前完成近代化的改革，中国必能在一战中借机崛起，抢占资源，顺便把日本给灭了。场景三：如果辛亥革命能成功，当然不是国民党一党独大。虽然据说当时的Time记者认为袁世凯侃侃而谈，风度翩翩，后来我去项城市出差，那里的人现在还是很想给袁世凯一个名分的，尤其是当地政府，可能是为了旅游或者城市名片吧，但我想他为一己之私，恢复帝制，阻挡历史进程，无论如何是不能原谅的。误国至深矣!否则二战后分割世界的场景就不同了。场景四：如果1946年国共和谈能成功。我想当时以共产党的实力应该是真想谈，可惜中国人独裁的思想太严重了，根本容不得任何不同，何况是曾经的反对者。据说蒋经国逝世前也是真想和谈，只不过天不济人，命不与时，还有一个阻碍的原因是历史包袱太重。
我想中国实现两党制最好的历史时机应该是辛亥革命后和国共和谈两个时间点。只要能少一些独裁思想，少一点私心，双方能把自己嘴上说的为国部分履行十之一二，共和皆可成咦。辛亥革命后，经过几十年的外强欺辱和民主思想风气蔓延，民众应该很期望一个把中国引向强盛的共和政权，可惜组成历史的历史人物总是那么陶醉于自我表演，根本无暇顾及祖国与民众，这中间当然也包括看似无奈的孙国父。
另一个时间点是国共和谈的1946年，用历史教科书上话，刚刚打了八年抗战，国人都盼望和平，可惜蒋介石倒行逆施，悍然发动内战。即使非完全是蒋公的责任，他无心和谈也是显然的。如果当时能少一点点的自私或党私，中国也应该能顺利走入两党制的民主进程。
这里我们抛开履行民主的人不谈，单单市场经济和民主肯定是好东西。有人说从亚洲国家的民主化历程看，都不太成功，中国肯定也不会太好。我不太认同，我向来觉得中国人的吸纳能力和改造能力超常，一定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会有：“中国特色”的两党制和“中国特色”的民主化，就像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最终结果。而今的台湾就是很好的例子，民主化20多年，现在基本上成熟了。
我常想国家应该也是有运势的，倘若当局者能顺应历史潮流，勇于承担，抛开暂时的个人得失，此时恰恰天降人才不拘一格，国家定可繁荣昌盛。就像今天，真正切实的政治改革已势在必行，如果再等十年可能代价更大，若畏惧于整个官僚系统的威胁，不顾主流民意，畏首畏尾，虚与委蛇，那就只有等到矛盾再进一步积聚到不可回复而改变吧，只怕于国于民都是更大的伤害。但愿天佑华夏!
我们的任课老师基本就是这样，其它的体、音老师根本就没有什么记忆吧，全面发展只不过是个口号吧，通常口号都只是愿望而已。
其它的非任课老师倒是也有值得一说的。我们的校长叫张政权，他和我同村，按说辈分比我还小一些，我们两家的关系还是相当不错的。我了解他私人方面的东西多一些，所以我还是很佩服他的。记得当时济源一中分房子，他爱人来我们家借了一部分钱，以当时济源的房价，好的楼层大概600元/m2，一套140m2的房子也不超过10万，一个当了几年济源一中校长的人还需要借钱，搁今天不成了笑话，可当时它是真的。
有的人嘴上说的可以和做得截然相反，而且心安理得，这种人在官场是随处可见，更多的人做不到嘴上说的，只能算有心无力，或有心无奈(耐)，只有极少数人在履行自己所说的，他们努力把自己的信念变成现实，尽管受了很大的牵制。
作为一个市里最好学校的校长，能来钱的门路多的不得了，进教师、进学生、基建、采购等，只要你想做。还有一个那时在济源一中读书的人都知道的事，张校长爱人在济源一中食堂卖馒头。其实她就是承包济源一中的小饭店或小卖部，也会财源广进。后来看到领导子女、配偶不得在任职区域内经商的规定，我想我们一个小市的学校校长很早就在履行这个观念，而且在没有任何约束的情况下，仅靠自身的道德判断。可见这个规定把我们的道德贬低了何种程度，简直是一种侮辱。其实领导子女、配偶只要规矩、实在做事，在不在任职区域有什么关系。
我还了解的一个情况是，当时有一个领导的孩子肯定考不上济源一中，但是为了保护孩子继续学习的情绪(不如说为了保护自己很大的面子)，他希望能让自己的孩子被保送，交换条件是给济源一中修跑道等，结果当然是被张校长拒绝了。看看现在那些大学校长对官僚的媚态，恐怕是求着官僚给人家办事。最近，最有名的是一个小小的评估秘书受到了某高校领导倾巢出动的过分热烈欢迎，可以想象如果是真神来了，那程度肯定“相当”热烈。不过还是有不媚者的，比如科大校长朱清时，可惜在这次高校校长轮换中被以年龄为由轮换掉了，不知是否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上面要修理一下刺头。
在学校管理上，张校长的理念就一个字“严”，平时无故不得出校门、晚上熄灯后要熄声、女生不能穿不过膝盖的裙子，当然还有不能谈恋爱等通用规则，另一方面，他经常会转转看看教师上课的情况。总之，那时是有一些监狱的感觉的。最像的就是校服了，我们的校服上面是有号的，我的是456，就是4班56号，每个年级的校服不同，就像“9527”这个终身代号一样。它的潜在用处是，如果你有什么违规的地方，恰好又穿着校服，你就跑不掉了。
学校每周一都要举行升国旗仪式，起床时间要比平时已经很早的时间再提前一些，我们班一个宿舍在周日晚上熄灯后讨论如何毁掉国旗的行动，当然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多睡一点时间，看来人们还是对直接导致伤害的东西愤怒多一些，这大概也是民意容易被操弄的原因吧。结果他们的对话被校长得知了，那还得了，他们不出意外的集体在只有发言才能站的主席台列席，而且被要求多了身衣服，不过是有标识意义的黄马甲。这就是张校长学习某个城市惩罚道德违规者的“黄马甲行动”。
为了阻止情窦初生的高中生愈来愈烈的爱恋之火，张校长突然的公布了所有猜测的情侣名单，不知现在名单中有没有后来成为夫妻的。名单肯定是臆造的，估计目的是以儆效尤。
我不想对这种具有深刻个人烙印的行为做过多的评价，因为他始终在为学校发展和学生能学好做各种思考和尝试，对别人付出的无视有何尝不是一种误解。还是让那些事实来说明问题吧。
张校长在任的几年正是济源一中大发展的几年，升学率跨越式的上升，领导不断来体现关心，大到李铁映(时任国家教委主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张世英(时任主管教育的河南省副省长)，小到市里的主管领导和主要领导，如果张校长对政治有兴趣，而且稍微能圆滑一点，以济源一中为平台，携当时的盛况，在政治上更进一步，我想还是很有可能的。非常难等的是，他“一心扑在教育上”，为济源一中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直到他离开公职以后，仍然在一所民办学校从事他所钟爱的教育事业。
我不知将来济源一中对历任校长的描述，会用什么样的语言来描述张校长，也可能有很多同学会对他有不同的看法。当我们都离开那个环境多年，当我们自己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环境，当我们在外面的世界游走感到疲倦，也许偶尔还会想起那段岁月，去理清它对自己人生的影响，去笑谈那些或有趣或有意的过往。
外班级的老师基本都没有什么太深的印象，不过当时有个地理老师的故事，我还记得。他不是我们的老师，不过由于人长的又高又帅，是很多女生与男生谈论的对象。故事是这样的，他与一个女生是高中同学(一个不太好的中学，很难考上大学)，两人学而生情，但女方父亲(据说是某个学校校长)坚决反对，而且还对男孩进行了警告，这个男孩就发奋学习，最后考入了河师大，然后分配到济源一中教书，最后顺利娶到了那个女生。我的描述过于平淡，但我想实际过程一定不亚于连续剧的精彩程度。男女心理的起伏、激荡一定是外人无法体会的。我时常想，如果每个人把生活的关注点放在自己的周围，一定会找到很多感到自己的东西，正像罗丹说的，生活中从来不缺乏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
张志国
据某位先生说，和我关系要好，对我有助的人会具有某些特征。我按照这个标准对照了一下我周围的人，大概有九成以上符合这个标准。济源一中第一次排座位是按身高排的，我记得应该是张志国、谢周森和我座一起，坐在第一排的最边上的三个位置，当时还有点小不快，谢周森非要说他比我矮，坐的靠中间一点，我就只有和墙壁为邻了。如果你现在看了我和谢周森的落差，无论如何不能相信我还有一段比他高的时光。后来不知怎么搞的，我又和张志国坐一起了。开学没有多久就要放秋假了，张志国便邀请我去他家玩。虽然熟悉度没有多高，我还是很高兴的答应了。
现在城市的孩子可能都没有享受过秋假，过去在农村上学，秋假是最长的假期了，我记得济源一中从94年后也取消了这个假期。与秋假相对的是麦假，从名字上听就知道都是收获的季节。
记得在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麦假，麦假不光是收麦子，还要插秧苗。过去没有机械化，收麦子的流程很长的。先要弄麦场，就是搞一块瓷实的地，家里有牲口的就好多了，拉着石磙子一会就能撵出一块硬地来，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不断的洒水，洒水的目的应该是增加土质的黏性，越撵越瓷实。然后就是要搞一个很土的机械化设备，号称老虎机，就是打麦机的简化形势，送麦子一项要有人工完成，反正就是热火朝天。不过我最喜欢的是插秧苗，育秧是要很小心的，因为秧苗很娇贵，所以经常会有某家的秧苗没有育好，不够插，于是秧苗就成宝贵的东西了，就有被盗的情况。每到插秧的季节，家家都要派人守秧苗，这个光荣的任务就交给了我们这些不能当劳力的孩子。每家的地头都有个两轮平车，车车相连，绵延数里，很是壮观，车上睡得就是我们这些难得不在家睡觉的孩子。望着天上的星星，小朋友们叽叽喳喳的不停，很是快乐。
后来每当我生活中遇见困难或低落的时候，我就想起这段生活，想起那时候最快乐的事情，就是能在地头守秧苗，能看着天上的星星，听着河里青蛙的叫声睡觉，能在睡觉前和小朋友们玩一会捉迷藏，能下水抓泥鳅。而今我拥有了在那时看来像梦想一样生活，我还在不断的折磨自己，逼迫自己。同样，想起这段生活，我对外来的威胁也没有了太多的恐惧，任何的恐吓和高压无非都是针对你的欲望和奢求，如果担心失去，就会使恶人得逞，反之，或许能置之死地而重生。生活理念的选择并非一成不变，他应是根据每个人的经历而得出适合自己的生存法制。感谢那段给了无数勇气的农村生活!
插秧苗的另一件趣事就是运秧苗，一般育秧地与插秧地都要隔条河，否则是没有办法灌溉的，我们小孩子最爱的运秧苗方式就是游着泳把秧苗携带过去，时常还来一些比赛，很是兴奋。后来有人问我会游泳不，我就学赵本山说“喜欢潜泳”。
秋假也是很快乐的，首先收的是玉米，大概是8月15的样子。在皎洁的月亮下，大人们围在一起快速的掰玉米，说着东家长、西家短的，谁家的媳妇对老人不好了，谁家的女儿嫁的好了等等。大人们把几个玉米掰好后拧在一起，孩子们就负责把它们搬到墙根地下，然后一层一层的顺着粗绳子往上搭。每家院子里都是这样的景象，有的家里没有院子或院子浅的，有时候玉米就会被一些俏皮的孩子拿走，换东西吃。
接着收的是水稻，在没有机械化的时候，收水稻是很辛苦的，在秋老虎的折磨下，大人们戴个草帽，汗流浃背的收割稻子。村里的分的地是一块一块的，还有的人种一些黄豆，就是现在夜市非常流行的煮毛豆。
都说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可只有亲身经历了热火朝天的丰收场面才能有所体会。
第一次去张志国家，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毕竟和家长不熟悉，而且这么大了，在别人家吃饭，总是有点别扭，不过很快，这一切都好像成了习惯。我一直觉得很幸运，我的朋友不是人非常好，就是非常有能耐，或者非常有家势，包括后来和指导过我的师长，都是一个范围内的佼佼者。我从来没有任何刻意要交往某个人，这也不是我的风格，通常是别人给我牵好了线，我还是会觉得尴尬，而显得很笨拙，这点我的很多朋友是有体会的。我喜欢的是自然的交往，起码在我内心的感受上比较没有那么功利和唐突。这可能也是一种虚伪的表现，或者谓之心底的坚持。
值得说明的是，张志国家那个时候应该没有我们家富裕，不像今天那样富可敌县。其实我觉得我交往的很多人都是这样，起于平淡，却成大事于无形。难得他们在浮华之后还对我有些许尊重，感谢我拥有的。
这里我想说一些我对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弄潮人的感受。我父亲和我庆祥叔大概81年开始跑运输，那时候，对我们这个豫西北小县应该是非常有勇气的行为，幸运的是他们筹钱买的二手运输车不仅给他们带来了不菲的运费收入，而且在两年后出售还增值了。后来换了辆新车，当然还是继续赚钱，大概85年的样子开始开塑料厂，那时我已有些记忆了，记得母亲为了借几千元，跑了好多家，后来母亲说，如果塑料厂赔了，我们就要喝西北风了，而且还要还很多债。幸运的是他们再次成功了，大概89年的时候，他们就比较富裕了。厂分家后，庆祥叔在经过了一段缓慢积累后，把企业发展方向转向了生物高科技，现在应该属于我们市比较成功的高科技企业，虽然仍然面临很多困难。
张志国的父亲张佩齐的成功路大概也是如此，80年代从国企出来后先跑运输，然后从事与煤矿相关的产业，直到现在拥有年产百万吨的焦化厂。
和我交往比较多的也就这几个人，可能我的总结没有代表性，但我还是想说点我对他们这一代的看法。他们这一代走过创业成功，然后还守得住的人，我感觉都有不怕辛苦，做事低调，行事节约，最重要的就是不断的学习和总结能力。我说几段这些将近60的人和我的谈话，看看这些初中都没有读完的人是如何表达深刻的。
Ⅰ.任何时候不要想从心理上征服别人。通常在一个小的集体里，你能做到的最好状态是，让别人觉得除了他之外你是最厉害的，如果你能让这个集体里的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感受，你就是最成功的。
这段朴素的表达比那些哲学家用“要赢得别人的尊重，首先要尊重别人”更容易被接受，而且具有可操作性，如果大家承认前提—不想从心理上征服别人，那本身不就是最大的尊重。而今的流行语录“做人要低调”不过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
Ⅱ.我们豫西北人通常描述一个成功的人，习惯说这人很有“能耐”，虽然这里把“能”放在前面，但应该是先有“耐”才能有能。
时下学术圈强调的做学问要“耐得住寂寞”表达的大概也是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吧
其实和他们的交流中，我感受到的还有很多，比如不断的学习关键技术，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所谓高科技，从而能更好的管理企业。他们都心存善念，非所谓无奸不商。还有一点比较无聊的是，他们好像都有一定的识人能力和对企业发展大势的判断。也许这是运气吧。
他们基本与共和国同龄，成长时经历了国家的连续动荡，改革开放后在摸索中实现了致富的朴素想法，却把最美好的东西留给了下一代，自己很少去享受所创造的财富。感谢我们拥有这样的父辈。
说了半天，没有说张志国，他的经历没有什么特别的，基本就是从叛逆少年到成熟中年，难能的是他能从这个过程中完善自己，虽然我认为他可能只完善了一小部分。(我自己也是一部分)其实生活的过程在每个人心中激起的波澜和涟漪应该差不多，重要的是你从中找到了什么，如何去平复自己失落后的迷茫和厌倦，同样也要抑制自己在某个时间段、某个小环境里处于强势时的膨胀。
回忆高中生活的文章：回忆高中生活
昨天我高中的死党牛牛来宾州学院考美术专业，有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
呵呵～～记得高中的时候我们几个整天粘在一块，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一起疯～还有娜和倩，我想在别人眼里我们就是那种整天就知道玩的不良少女，但我并不这样觉得，我认为我们的生活比别人更加潇洒更加自由和坦荡，青春不就是应该这样吗?是的，我们当然也付出了代价，没有考入名牌大学，但我一点也不后悔，我许我根本就不知道后悔!我是真的怀念高中的日子，我不是一个很容易留恋的人，有时后我觉得自己有点冷血，或吧～
高中的生活过真如许多老实说过的那样，像酒席一般，桌上满是酸甜苦辣，宾客之间的关系好也罢不好也罢始终会说再见的，真好也应了那句古话，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而我～～在酒席上扮演一个厌食症的病人，但不一样的是我尝遍了所有的菜，即使我不喜欢，不想吃!但我喜欢那种感觉，痛也好快乐也好，至少是我生活的组成部分!我爱它们!
回忆高中生活的文章：回忆我的高中生活
一年的复读生活让我成熟了很多，从课代表到宿舍长再到微机管理员在到劳动组长，虽然这些工作都无足轻重，但这一年让我感到如此身心疲惫。还好，现在已经过来了。
但自己从未后悔过当初的选择，是这些工作让我不断成熟起来，这些经历让我增长了面对困难的勇气，也增强了战胜困难的决心，使我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无论身处怎样的逆境都可以从容面对，泰然处之，这就是经历所带给我的财富吧。
高中生活带给我的当然有苦有甜，但许多时候，人们对痛苦都趋向于忘记，留下的是美好的回忆。有时我会因为老师的一个夸奖而兴奋不已，甚至做梦也会笑。也会因为老师一个小小的关怀而禁不住落泪，也会因老师的失望痛苦万分，这种有苦有甜的生活才算的上是五味俱全的人生啊!回忆起来也是一种幸福。
回忆在高中学习的那段日子，也真的是别有滋味，同学们都把它比做地狱般的磨练，老师把我们比做浴火重生的凤凰，每天早晨5：30早操，然后是一个小时的晨读，接下来的就是枯燥无味的四节课了，然后有是午自习，再是下午的自习，最后就是晚自习了，每天面对的都是无休止的作业，每天都有大考小考的狂轰乱炸，我们似乎已经麻木。但想起那时和同学们一起学习，讨论问题，总有很多的激情和快乐在里面。
可能这种学习环境我今后再也不会感受到了。和我共同生活的老师和同学，我会永远想念你们的。我会珍惜我们共同欢乐，共同奋斗的日子。永远!
高中生活就写到这吧!接下来就是我的大学生活了。要和我一起走进大学校门朋友，还有很多精彩等我们去创造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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