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短篇文章
爱国短篇文章
将爱国之情深铸于心，只有心中有国，才是真爱国!下面就是学习啦小编给大家整理的爱国短篇文章，希望大家喜欢。
爱国短篇文章：要爱国，勿碍国!
祖国在我心中。
初看到这句话，就觉得挺有内涵的。一来短短六字就把爱国热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二来自认为最后二字尤为特别。在“心中”并非在“眼中”，在“手中”或在“口中”，于是便觉得其中定藏玄机，值得玩味。
中国人是讲究真心的，也就是说口中讲的与心中想的乃至手中做的未必就是等同的。于是我们常说“凭良心讲”“扪心自问”等语才得以使人信服，因此只有祖国在我心中才是真爱国。
然而，近些年来，祖国在口中的却颇多。
还记得吗?前年一对母女在武汉大学校园樱花树下，穿着和服拍照却意外遭到武大学子的严厉谴责。昔日美丽芬芳的樱花园如今竟变成了“爱国”的秀场。一人不满，二人气愤，三人起哄，四五人笑作看客，继而破口大骂，真可谓团结一致，众志成城啊!昔日里文明礼貌的大学生形象经这一骂统统被丢到了九霄云外。自以为表现了满腔的爱国热情，孰不知这是一种多么躁热的爱国热情。就好比自己被别人打了，拿起砖头却拍向了身边的伙伴，显示了自己的威武，打退了想像中的敌人，不免觉得有点搞笑!
前几日，日本发生了9。0大地震，网上便出现“热烈庆祝日本大地震”令人惊额的帖子，继而竟有成千上万的随声附和。暂不谈汶川地震日本救援对向遇难者致敬，起码那也是一条条性命，我们不应致以侮辱，这是对生命最低的尊重我知道这时候肯定会有人跳出来说当年南京大屠杀时那30万人不是性命吗?我以为勿忘国耻理所当然，但也不应当以这种嘲笑幸灾乐祸的方式牢记历史。如果我中华儿女抱有此种心态，那么又与当年侵华日军何异?就好比你骂我一句，我也同样回你一句，两个都算不上君子一样。
现如今，仿佛什么事只要是加上了抗日二字便是爱国，我实在想不通。大叫着抵制日货，隆重地举行反日游行，这是爱国热情吗?这不是爱国热情，这是“碍”国热情;这是民族主义吗?这不是民族主义，这是“口水”主义。这样做只会让世人觉得我们是狭隘的民族，是盲目非理性的民族。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才是爱国?爱国绝不是双手叉腰，破口大骂。要爱国就得从心开始。将爱国之情深铸于心，只有心中有国，才是真爱国!
在这样一个相对和平的年代，我们要做的就是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自立自强，增强自己的实力，提高自己的素质，不要因自身的所言所行给国家和民族脸上抹黑。爱国有时需要说出来，但绝不是总挂在嘴上，更不会是以一种狭隘的方式挂在嘴上!
总之，每一个中华子孙，龙的传人都应当牢记祖国在我心中，用理性的缰绳驾驭民族主义这匹野马，以正言正行使之驰骋于正路。
记住：要爱国，勿“碍”国!
爱国短篇文章：国家与爱国
“爱国”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话题。不过，从历史来看，其内涵是开放的，不断变化的。其实，这个变化过程，就取决于对什么是国、国的最本质的构成要素的不断深化认识上。从封建官僚、士人的所谓“爱皇国”，到陈独秀的爱国观，到蒋介石时代的“爱党国”，到当今世界上的各种爱国思想，爱国的层次不断推进。有没有普遍适用于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爱国精神呢?或者说，爱国最本质的精神是什么呢?只有比较准确地知道了什么是国，比较深刻地理解了国之亘古不变的本质要素，才能得出爱国的要义。要理解国家的最本质的要素，应该从人类最古老的社会组织――国家的雏形出发，从国家的历史发展脉络中去追寻。
2005年，在《国家与个人权利》一文中，我曾写道：“国家就是一个区域，由一些界限构成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同省、市、乡并没有什么严格的区别。”其实，这样论述国家，是基于对文明社会阶段中的国家特点的认识的，即国家有一个比较固定的、限制性的地域区域。
如果认真追溯，爱国情怀，并非文明社会阶段的国家公民所独有。从国家的雏形――人类最初形成的社会组织――那时就已经开始了。人们还未习惯地把他们所构成的团体称为国家，但其实，它完全可以算是国之雏形。而那时，大抵只有相对稳定的社会群体和组织，地域区域则是不太固定、不太受限制的。
我为什么把极其原始、完全蒙昧时代的社会组织――人类最初形成的社会组织称之为国之雏形呢?因为它同样具有国家最基本的性质，具有非常初级的政府职能的性质。我们知道，国家不过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很多时候，国家是难以被直接感知的。在不同等级的文明社会中，国家的实质性质和意义，就在于它通过专制的、威权的强制手段或者以一定的社会民主宪政方法，组建“议会”、“政府”这类的机构，利用社会公共权力和资源来实行公共安全的防御职能和促进国家内部公民之间的利益分配的公平性和公正性的职能――当然，这是对于所有国家而言的，实质上，对于公共安全的防御职能方面，尤其是防御外部侵略方面，几乎所有国家都比较重视，而对于促进国家内部公民之间的利益分配的公平性和公正性而言，只有极少的国家能做得不错，那就是原始国家和现代的一些民主国家。公共安全的防御，包括内部的部分和外部的部分。外部部分，众所周知，就是防止外部的战争侵略，保障国家公民的生命和财产不受外部侵犯。内部部分，就是保障内部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不被其他任何公民以及团体侵害、预防和减轻公民被自然灾害的侵害。
其实，人类最初形成的社会组织，远比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原始部落古老得多。它的具体形态究竟怎么样呢，现在我们无从得知，只能依靠想象。不过，确凿无疑的是，在当时，它是为数不太多的一些组织。这些组织人数很少，社会结构非常单一，与外界其它的社会组织相隔非常遥远且互相毫无任何关系。这些不多的社会组织之间，毫无任何意识、信息的认知的关系，更不可能有任何的交往、联系。在这些组织的人们的认识中，就只有自身所归属的这个组织、只有身边的人才是存在的。对这样的组织而言，从根本上最具重要性的，是群体、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而并非严格的地域区域。因为，这样的一个组织生存在一个相对无限广袤的、并没有其它人类组织生存的地域中。在其能力范围内，它可以随意在广袤的地域空间上扩充、位移，而完全不存在与另外的社会组织发生生活地域交叉和冲突的可能。在那样的时代，没有地域空间占有观念，至少还没有清晰的观念。
这样的一个具有独立性的社会组织，当然是一群人为了基本的生存，或者进一步，为了提高生存质量的需要，从个体之间的相互协作、相互合作中逐步成长起来的。它面临的威胁，当然没有战争，只有自然――其它动物的侵袭、自然环境的恶劣、自然灾害的巨大破坏力和获取食物的艰难性。
这个组织里的人们，在最原始的生活状态下，获取食物和应对各种自然威胁，显然单一的个人一般难以完成。在相当多的情况下，还必须在最大限度上完成全体成员尽力的联合行动，才可能逃过致命的灾难。在公共安全方面，所有成员之间的利益同样是普遍非常一致的，这就是使这样一个联合体实力得以保存甚至发展壮大，以逐步增大抵抗自然威胁的能力。德国哲学家、史学家和政论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Spengler，1880-1936)在《两大时代：原始文化和高等文化》中说：“在一切原始生活中，‘道’，大我，是如此直接地发生作用(注)”。在最原始的社会中，所有成员之间利益分配的公正性与公平性，是最好的状态，这个社会无须道德观念，无须法律强制，有的只是遍及每一个成员的近乎天然的自觉。这个社会的“政府”，是一个纯粹自发的、纯粹自愿选择的全体成员的联合组织，每一个成员，都可以说是“政府”的平等的组成人员。每一个成员，对其他成员的依赖，对他们的联合组织的依赖，都是异常亲密的和融和的。每一个成员的命运与这个联合组织的未来，被几乎天然地捆绑在一起，它们几乎完全一致。每一个成员对联合组织的态度――“爱国情感”，都是具体可感的、相互共存的、几乎没有差别的。
不仅，爱国不是为文明社会公民所专有，而且，最原始社会的成员的“爱国”感情，是人类史中程度最高的。我们知道，在越专制、越落后的国家里，国民就越关心政治(害怕政治是对政治的更高程度关心的表现)。它们密切相关。同样，爱国的程度问题，与国民的安全保障、生存质量息息相关。似乎，这是一种反比关系。国民的安全保障越高，生存质量越好，对国家的依赖性就越弱，爱国意识就越淡化。现代社会，在民主程度较高、经济发达的国家里，就一般不会刻意去强调爱国;在这些国家里，很难产生强烈的、持久的爱国浪潮。
除了没有战争，完全的平等性，没有强制的意志力，以及全体成员极高的一致主动性外，在国家的基本形态方面，在政府的基本构建和基本职能方面，最原始的社会和它所形成的组织，同后来的各种形态、各种制度和体制的国家、政府并没有实质的差异。
不仅原始“国家”，所有后来形成的国家，在地域区域上，几乎都是不断变动的。只是，对于原始国家而言，其地域区域没有那么重要，没有明显的地域区域占有的观念，地域变动范围比较随意，变动频度很快，而历史上文明阶段的国家，在较长的时间内其地域区域往往具有固定性，从长远看，则有时扩大，有时减缩，比如，中国各朝各代，其版图就都有着一定的变化。没有明显的地域区域占有观念，我称之为“模糊性”。
随着社会的逐步扩展、融合、分解，在这样的演变中，国家的地域空间占有观念由模糊到清晰，逐渐强化，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地域范围不断变化，国家的政治制度、政府的组织方式也不断地改变，但有一点是始终无法改变的，那就是国家的地域范围内必须要有一定数量的人居住。南极和北极那么广阔的土地，却无法拥有国家。没有国民，国家、政府自然“皮不存，焉有毛?”
由此可见，从整个人类的历史来看，国家是一个历时的、动态的抽象概念。它由一个模糊的、固定的或相对固定的地域空间，以及这样一个地域空间里的所有居住生活者(国民或公民)所构成。它外化为一个或大或小的独立性和目的性都很强的社会特殊组织。它通过“议会”、“政府”这类的具体组织，来体现存在，来表现强制力或意志力。无论它怎样演变(发展、倒退)，它的独立性和目的性，都始终建立于它的地理空间里的国民或公民之上。正是这个地理空间里的国民或公民，赋予它意义和存在价值。人类历史过程中，始终贯穿于国家的清晰的、固定不变的要素，并非地域区域这样的空间，而是国民或公民。如果没有国民或公民，国家不会存在。
自然，最本质的、普遍适用于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爱国，就是爱国之国民或公民。国民或公民的安全保障性和生存质量不高的国家，肯定不是好的国家。从领土上看，国家有大有小，但国家的好坏，与其大小并没有必然的关系。每一个国民或公民，达成爱国之其他国民或公民的努力，根据自身的社会地位和能力，达成提高国民或公民的安全保障性、提高国民或公民的生存质量和生活水平、维护公共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性的行为、企图和期望，就是最根本的爱国。绕开国民或公民去谈爱国，再貌似高明、再冠冕堂皇、再如何运用奇妙的逻辑论证的爱国理论，都不得要领，都站不稳脚，只能算是盲目的所谓爱国，虚假的所谓爱国，甚至是反动的所谓爱国――打着爱国的幌子祸国。
爱国短篇文章：那些，爱国青年们
我必须将我的身份证藏好，免得被一部分“爱国青年”们抢走并烧毁。他们是断然不会烧自己的身份证的，哪怕里面的芯片是他们所厌恶至极的“XX制造”。
我很庆幸我是个穷鬼，没有钱买日系车，不然一定惨遭毒手，我很惋惜我是个穷鬼，因为我居然与那些满是流氓行径的人同属于社会底层。他们憋屈良久，最终爆发，可鄙的是他们出气的对象并不是他们口中骂骂咧咧的那些人，而是和他们一样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并深沉地热爱着它的人，原因只是，他们用了“XX制造”。
“爱国青年”们会在日式餐厅饱餐一顿后抹一抹嘴，然后高呼口号后偷偷溜走，“爱国青年”们会兴致勃勃地用“XX制造”的相机记录下他们打砸抢烧的瞬间，“爱国青年”们更是可以将棍棒，砖头丢向“XX制造”的车，当然，领导的车他们是不敢碰的。
在他们的眼里，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义正言辞地“以儆效尤”似乎是他们的最后一块遮羞布。他们有勇气，这不假，但是这所谓勇气只有在众人掩护下才猛烈爆发，对象还是自己的同胞们。他们不曾呵斥过街边小偷，不曾抵制过不公的待遇，却有勇气公然地耍流氓，就因为他们一句句的“爱国”口号。
可殊不知，爱国是个脑力活，没脑子的人干不好。
大部分人在购买“XX制造”的时候只是单纯地考虑其性能，并不带有丝毫的情感成分。东西好我肯定就会用，比如日系车轻便、省油，很符合一些人对车的需求，他们自然就没有理由选择购买性价比并不高的国产车，况且购买日系车的大部分人都是通过努力，辛苦赚钱才买得起，他们的钱取之有道，用之合理，并没有去破坏的道理。我们认同“爱国青年”们抵制“XX制造”的行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默许将我们的私人财产交于他们处置。我们有权利选择我们穿什么衣服，可是如果我看不顺眼别人穿的衣服，就扒光他，这就是耍流氓。如若“爱国青年”们在不影响交通的前提下打砸自己的“XX制造”，我们还会赞许他们，如果他们无故地破坏他人财物，除非他们及时赔偿，否则这就是流氓行径。
也有人诡辩打砸几部车没什么，这能让民族更加团结。这敢情砸的不是他们的车，行游本是大家合理的宣泄，示威的渠道，但是总有人会借此正大光明地行平日不敢之暴行，约翰逊说：“爱国主义是流氓无赖们最后的藏身之地”。这句话太过精妙，什么人是“爱国青年”?真正的爱国者并不会参与进暴行中从而导致交通堵塞，他们不会破坏城市建筑，侵害他人财物，还得搭上数万警力维持秩序，君不见某地青年挥舞拳头龇牙咧嘴的样子，让我瞬间以为他此刻正在敌方阵营厮杀。在我看来，大部分参与行游的人都还是充满热情，一颗红心向太阳的好公民。做出过激行为的“爱国青年”们只是那些在现实生活中过于压抑而无处可发的人，他们总算是逮着了一个现实的出口，用令人唾弃的行为来彰显自己的特别，让那颗并不坚韧的心脏稍稍宽慰。兵法中最差的选择便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可此刻敌军还一兵未发，我方就乱作一锅粥，你还谈何团结?谈何一致对外?
什么是合理的?行游是合理的，示威是合理的，自发抵制“XX制造”是合理的，这都是爱国行为。但如果越界耍流氓，就请别给自己冠以“爱国”的帽子，爱国不等于耍流氓。
最后，建议将“爱国青年”们收归城管，定可收复我钓鱼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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