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的文章
遵义会议的文章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从而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下面就是学习啦小编给大家整理的遵义会议的文章，希望大家喜欢。
遵义会议的文章一：游遵义会议会址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当这首歌回荡在你耳边，你可能回想起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在这当中，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经历千心万苦。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共产党建立起了新中国，此路程中，红军经过许多大省大县，其中，有位于贵州省遵义市的遵义会议会址。
于是，因为是星期六，我来到文明已久的遵义会议会址，当我进入大门我感到革命前辈留下的气息，遵义会议会址位于贵州省遵义市老城红旗街80号，建于1955年，是当时的遵义城里首屈一指的宏伟建筑，在1964年，毛泽东在此楼房的大门上写了“遵义会议会址”所以在这此后，此楼房就叫遵义会议会址，进入大门以后可见一座大楼分两层，一楼有走廊，楼房的四面有柱廊，此楼房占地面积528平方米。
据说在1935年1月上旬，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遵义，1月15日到17日，党中央在此召开了中央政法局扩大会议，也就是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它在极端危机的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在这里有一个大厅，在大厅中央有一张长方形木桌，四周有一圈靠背椅。有关人士说，当时，遵义会议就在此处召开的。会址中还有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的办公室和住室。
今天，来到此处，我知道了许多知识，收获不小，来到这里我很高兴，虽然脚很软但我觉的只有一个字“值”。
遵义会议的文章二：也谈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
简介：遵义会议的意义有且只有一个，毛主席说话又算数了。有了毛主席的领导，中国革命才有了胜利的保证。
回避历史事件关键点是历史虚无主义，过度解读历史事件也是历史虚无主义。
遵义会议无疑是伟大的，对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影响无疑也是巨大而深远的。今年是遵义会议80周年，纪念文章和影像不少，官方也召开了纪念会。但是，我发现这些纪念文章、讲话和纪录片，有的故意回避遵义会议最重要的内容，绕着走，有的存在过度解读遵义会议的问题。官方的纪念调门很高，但是某领导的讲话却在刻意回避毛泽东这个名字，说遵义会议挽救了什么什么。会议怎么可能挽救什么呢，只能是会议的决定挽救什么，逻辑上都不通。一些左派网站登载的文章，把遵义会议的意义说了一大堆，却没说到点儿上，“红色文化网”文章《大力弘扬遵义会议的五种精神》对遵义会议精神的五种解读就是这样，什么实事求是的精神、独立自主的精神、坚定信念的精神、民主团结的精神、务求必胜的精神，牵强附会，距离十万八千里。
遵义会议的意义或者说遵义会议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很简单，只有一个——即毛主席说话又算数了。没有这一点，什么实事求是、坚定信念、独立自主都是零，遵义会议也不可能有什么重大意义。此前，博古、恩来、李德为代表的左倾中央几乎天天开会，从宁都会议始到黎平会议前，谁还记得哪一次会议?谁还谈论什么意义?即便黎平会议、通道会议，意义也只有一个——听了毛主席的话，否则也是毫无意义的。
我们来重温一下遵义会议前的历史。
当博古、洛甫、王明、周恩来等在上海亭子间沿着共产国际指引的中心城市暴动路线艰难蹒跚并越来越混不下去时，毛主席已经创建了一大块根据地和几万红军。此时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道路不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而是苏联十月革命的道路。在这一点上，当时的中共中央在耍嘴皮子时，总是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但是他们按照自己的革命热情闹得没吃没喝无立锥之地时，他们不去苏区又能去哪呢?跑到毛主席开创的苏区后，他们不仅不好好想一想自己何以堕落为黑社会般的暗杀团伙儿，而毛主席却打开了一片天地，却指责毛主席“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右倾保守”，他们根本不认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条道路形成党内共识是长征到达陕北以后的事了。
1931年，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等做为中央代表到了中央苏区。到了苏区后，这帮书呆子指手画脚说你老毛这也不行那也不对，你靠边吧。毛主席政治纪律性和组织纪律性都是典范，虽然他手握数万经过古田会议洗礼的雄兵，所有中央红军指战员莫不以他马首是瞻，但面对这帮光杆司令，毛主席仍然服从组织决定，尽管作出错误决定的这些人大多是他的学生辈。这与后来张国焘拥兵自重相比，对比何其明显!
毛主席临离开红军指挥岗位时对他们说，以后若用得上我，随叫随到。果然不久，周恩来等不顾毛主席的反对，坚持攻打赣州，从1932年1月下旬起一个多月不克反被白军从外面围上来，城也攻不克，队伍也撤不下来，生死存亡，大家束手无策只好请老毛想办法。项英接到电报，万分火急，连忙去请老毛，说你别养病了快点儿去吧，去晚了就不得了了。毛主席见电二话不说，连夜冒雨快马赶到瑞金给前线发出电报做了初步安排，然后立即赶到赣县江口前线。……部队安全撤下来后，毛主席说我们现在去打漳州。此时大家心有余悸，万一大军再顿于坚城之下怎么办?不行，不行!毛主席无奈，说一军团离漳州不远，我带一军团打一打试试。大家不好再说不行。毛主席赶到长汀一军团，嘁哩喀喳就把漳州打了下来，缴获大洋、粮食、布匹、枪支弹药无数，还缴获了两架飞机，扩大了根据地和红军，苏区形势一片大好。不久，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代表团召开宁都会议，任弼时、周恩来先后主持，会议把斗争矛头对准毛泽东，说老毛你靠边儿吧。毛主席临走时对前来送行的周恩来说，前方军事紧急，何时电招便何时来……
重温了这段历史后，遵义会议的意义还不清楚吗?就只这一点，毛主席出山，在危急的时刻，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人还都是那帮人，敌人还是那些敌人，一切都是老样子，唯一不同的是毛主席说话算数了，有了这一变化，才有三个“挽救”。不服?不服哪行啊!
此前毛主席也多次挽救过红军，但是挽救之后又被排挤，反复数次，只不过遵义会议这一次再未遭到排挤出去而已，所以遵义会议才有巨大而深远的意义。否则，遵义会议的意义顶多与黎平会议、通道会议一样。假如，项英冒雨给毛主席送电报那一次，之后毛主席再未遭到排挤，今日人们歌颂的肯定是项英冒雨送电的伟大意义。遵义会议后有了毛主席的领导，中国革命从此再未走弯路。虽然之后的革命道路困难不断，但是有了毛主席的领导，中国革命的胜利才有了保证。
有人说你神化，告诉你，全世界哪个神仙有这么伟大?任何对毛主席的神化都是对老人家的矮化。
关于遵义会议是不是确立了毛主席在中央红军的领导地位问题，近些年根据贬低毛主席的需要，中共中央党校、CCTV、人民日报和右派公知们予以否认，它们普遍采用孤证的说法，“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之所以说这是孤证，是因为这个说法仅见于据说是陈云的一个传达提纲。1950年代这个提纲从莫斯科拿来时，邓小平等参加过遵义会议的人说不是自己的，陈云本人辨认了许久才承认是自己的。仅仅过去了十几年，这么重大的事情，陈云开始时居然不敢肯定是自己的，这就有疑问，此其一也。其二，陈云的提纲是否准确?陈云传达提纲中的这几句话句子都不通顺，即便会议是这样决定的，最可能的是“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毛泽东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其三，参加遵义会议的人后来回忆作战行动，无一不是说遵义会议后毛主席指挥红军如何如何，没有哪一个说毛主席协助周恩来指挥红军如何如何，或周恩来指挥红军如何如何。在提到遵义会议决议时，有的引用这个孤证，有的干脆含糊其辞。也就是说从证据学的角度说，这个证据没有其他证据相呼应，没有形成完整证据链。当然，我这只是质疑，不是下结论。但是，不可质疑的是遵义会议后的历史事实，红军在毛主席的实际指挥之下，这难道不是确立了毛主席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吗?
再退一步说，陈云的传达提纲是准确的，即周恩来是名义上的最高统帅，毛泽东只是协助他，即便名义上是这样，实际情况呢，谁在发挥核心作用?当然是毛主席，这是所有人都承认的事实。我们举一个旁证。第二代核心是谁?中共中央党校教授们、CCTV们、右派公知们异口同声大声回答：邓小平。我想请这帮小子再回答一个问题，何以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不是形式上的最高领导人所以就是没确立他的领导地位，而邓小平从来没有做过形式上的最高领导人你们却说他是核心?
三十几年来，坏分子们想方设法贬低、污蔑、抹黑、造谣毛主席，然而结果是，毛泽东这个名字在人民群众之中越来越响亮。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想颠倒黑白，人民不答应!希望端着中国共产党饭碗的人们认清这一点。
遵义会议的文章三：
毛泽东与遵义会议的“四个最”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从而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毛泽东因遵义会议而彪炳史册，遵义会议因毛泽东而光耀千秋。毛泽东与遵义会议留下了一段特殊的历史情缘。
毛泽东最先提议“搞个扩大会议”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黎平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提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同时，会议还作出一项至关重要的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黎平会议后，红军强渡乌江，挺进遵义。1935年1月9日，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进了遵义新城古式巷原黔军旅长易少荃的宅邸里。晚上，周恩来赶了过来，查看他们的宿营地，向他们通报遵义及周围的敌情、民情和社会情况以及红军的部署安排。同时，周恩来还带来一些中革军委二局侦听电台截获的敌人电报抄件，并就军委纵队在遵义的活动日程征求他们的意见。周恩来此行更为重要的事项，是来找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商定将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内容、范围及可能的组织调整方案。
看到周恩来一脸的疲惫，王稼祥关切地说：“恩来同志，你可不能累垮呀!”
毛泽东鼓励说：“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见周恩来行色匆匆，张闻天打断了毛泽东的话题：“抓紧时间，商议正事吧，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也打断张闻天的话：“我看这次会议应该扩大范围，除了在遵义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把军委的负责同志和各军团的主要领导人都请来参加，他们处在斗争第一线，应该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并问周恩来：“你说是不是?”
周恩来看了看张闻天、王稼祥，回答道：“我看可以吧。然后他又问张闻天：“你的意思呢?”
张闻天说：“不一定都来嘛，来几个就行，还是以政治局成员为主。”
毛泽东接着说：“那就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军团的同志能来几个就几个，根据实际情况定。”
上述情况，据毛泽东身边秘书回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20多年后，曾在一次党内高层小范围的谈话中也作过类似的回顾：
“在长征以前，在政治局里我只有一票。后来我实在不行了，我首先做了王稼祥的工作，王稼祥同意了我的观点，又通过王稼祥，做了张闻天的工作。这样，政治局开会，经常是两种意见，一边是我、王稼祥、张闻天，三票;他们那边是四票，一票是博古，一票是李德，加上另两位。每次开会，都是三票对四票，永远不能解决问题。不知开了多少会，一直是三票对四票。后来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就说，老是三票对四票下去不行，我们扩大一下，我把拥护我们的主张的下面的人找来，你们把拥护你们的主张的下面的人也找来，搞个扩大会议。这样，才有了遵义会议。”
正如毛泽东回顾中所说，在毛泽东的首先提议和张闻天、王稼祥的附议支持，以及周恩来的共同努力下，博古同意在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确定于1935年1月15日正式召开。除随中央红军长征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红军总部和各军团的主要领导同志也出席了会议。
毛泽东的发言是遵义会议上“主要的报告”
遵义会议上，在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作军事问题的副报告、张闻天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后，毛泽东“一反往日的习惯，发表了长篇讲话，实际上这是(遵义会议)主要的报告”。
毛泽东在发言中深刻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战略方针上的错误，如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他以第一至四次反“围剿”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事实，批评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要归结于敌强我弱的客观因素，从而为其错误军事指挥辩护的错误观点，指出军事领导上实行错误的战略战术才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红军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考虑行军走的是什么路，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他用“路是要脚走的，人是要吃饭的”通俗语言，来说明必须考虑战争实际的深刻道理。
毛泽东还批评了战略转移中的错误：“正因为惊慌失措，战略大转移过程重大行动既未在政治局讨论，又未做到政治动员，也未能在转移前给红军以必要的休整而仓促行动。”同时，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李德和博古的领导方法“极端的恶劣”，批评李德“包办了军事委员会的一切工作”，“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对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因而“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他还指出中革军委内部及各军团首长“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博古和李德是“徒然的”。
毛泽东的发言高屋建瓴，富有说服力，获得了多数与会同志的赞同。陈云后来说：在遵义会议上，“只有毛主席讲得很有道理”。
李德也曾回忆，毛泽东的发言是遵义会议上“主要的报告”，确定了会议的主旨和基调。为了用遵义会议精神统一全军思想，红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大会师后，毛泽东即于1936年12月在红军大学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演。讲演的内容即是他在遵义会议上发言的基本观点。
毛泽东最先透露遵义会议相关情况
遵义会议后，由于敌人已逼近遵义，红军即向赤水地域移师北上。1935年1月29日，当红1军团第1师准备在猿猴渡口一渡赤水时，毛泽东派红军总司令部一名参谋找来红1师师长李聚奎、政委黄甦、政治部主任谭政等人，和他们谈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遵义会议。毛泽东说：“最近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这个会议开得很好，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这次会议所以开得很好，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问题。毛泽东说，1师及其他不少部队在长征途中几次被敌人侧击，都随机应变地处理得很好，避开了敌人的锋芒，按照军委的意图，当机立断，这是正确地执行了军委的命令。今后，这样的情况还会很多，就是要发挥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部队的缩编问题。毛泽东说：“部队到扎西以后要进行缩编，准备把师改为团。你(李聚奎)这个师长就要当团长啦!你看行不?”“行!没有问题!”李聚奎回答。
“对啊!应该没有问题，你就只有那几个兵嘛!名义上虽是一个师，实际上只是一个团。”毛泽东又问李聚奎1师还有多少人。
李聚奎答有3000多人。毛泽东认为3000多人编一个团又太多了一点。由于毛泽东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来到扎西，红1军团除把师直属队精简之外，师级编制未变。
这是李聚奎等人第一次听到遵义会议的情况，他们听了毛泽东的传达都非常高兴，印象特别深刻。李聚奎后来回忆说：“当我们听到这次会议"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时，大家非常高兴。因为这个问题，是长征以来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当时党心所向、军心所归。”
李聚奎等回到部队后，立即向师里其他干部作了传达，大家十分高兴，一致表示要按毛泽东讲的办。
遵义会议后，由于军情紧急，来不及传达会议精神。中革军委曾用电报或个别告诉方法先向团级以上干部打招呼，让基层指挥员了解遵义会议情况。据目前有史记载的，毛泽东向红1师干部打招呼，是最先向团级以上干部透露遵义会议的相关情况。
毛泽东最先简称“遵义会议”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的扩大会议何时开始简称为“遵义会议”，这在很长时间是一个谜。
1935年10月15日，陈云在莫斯科所作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史平同志的报告》，是至今被称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第一个长征报告”。陈云在报告中提到了“第二阶段西征取得的第四个胜利，就是在遵义举行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1936年春出版的《共产国际》(中文版)第1-2期合刊上，发表了根据陈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的报告整理而成的《英勇的西征》一文，文中表述为：“在遵义，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84年首次公开发表的一份遵义会议参会者陈云的手稿《(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1985年1月以《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为题在全国各大报公开发表)，从文章标题到内容，都表述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使是简称，都简称为“扩大会议”或“扩大会”，没有一处简称为“遵义会议”。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何时在正式文件中简称为“遵义会议”呢?经考证，系毛泽东于1941年最先亲笔简称的。据胡乔木回忆：
毛主席对文献的审核是很认真的。他不仅把每篇文献都通读一遍，而且对某些文献的题目作过修改，如将《请看!!!反日战争何时能够取得胜利?》改为《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或者在原有文献的标题后加个简单的题注，如在《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决议)后用括号加上了“遵义会议决议”几个字。这样就使人们对文献的内容更加一目了然。
胡乔木回忆中提到的在《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后用括号加上了“遵义会议决议”这件事，发生在1941年上半年。当时，为了给党的七大准备材料，党中央着手收集党的六大以来的历史文献。在审核这些历史文献的过程中，毛泽东读到许多过去没有看到过的材料，这使他对党的历史有了一个系统地了解和认识。于是，在1941年八九月召开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建议把这些历史文献汇编成册，用作党的高级干部学习与研究党的历史的材料。毛泽东亲自主持了《六大以来》一书的编辑工作。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自然成为其中一份重要文献。又据参与《六大以来》一书编辑工作、主管档案的裴桐回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遵义会议)括号中“遵义会议”几个字就是毛泽东亲自写的。毛泽东亲笔题注的这份文件，首次把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简称为“遵义会议”。
《六大以来》一书编辑出版后，对统一党的思想，特别是提高党的高级干部的思想觉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伴随着《六大以来》一书在全党的普及和影响，经毛泽东最先亲笔题注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简称“遵义会议”，已经深深扎根到人们心中，越来越焕发出彪炳史册的光芒。
以上就是学习啦小编为你整理的遵义会议的文章，希望对你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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