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艰苦奋斗的故事6个

　　朱德(1886年-1976)，字玉阶，原名朱代珍，曾用名朱建德，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首。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名人艰苦奋斗的故事，欢迎阅读!

　　名人艰苦奋斗的故事1:朱德

　　1955年7月，组织上派我到朱德同志的身边担任保健医生，我荣幸地在朱德同志身边工作了10年，常常聆听他的教诲，亲身感受到他忠诚党的事业、坚持真理的博大胸怀，特别是朱德同志艰苦奋斗的事迹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一件旧成网兜似的丝棉袄

　　那是1955年秋天，天气逐渐凉爽，该换秋季衣服了。有一天早晨，我探视过朱德同志后正想下楼去，突然听到首长叫卫士郭盛魁。小郭听到首长喊自己，马上跑到首长面前。朱德同志说：“我那件黄咔叽布的上衣，好久没穿了，现在凉爽了，可以拿出来穿嘛!”小郭边听边笑着回答说：“那件上衣穿得太久已经破了，早就不能穿了，穿别的吧。”总司令不急不躁，操着浓厚的家乡口音语气坚定地说：“那件衣服，只要稍微缝补一下完全可以再穿嘛，你还是想办法修修，我还是喜欢穿它，旧衣服穿着舒服。”小郭下楼后对我“抱怨”说：“那件上衣在西柏坡的时候就穿着，穿这么些年，已经破成了那个样子，怎么补哇!”

　　说归说，小郭还是把那件已洗得泛白，两只衣袖的肘部和袖口已磨破的上衣，交给了一位巧手的裁缝。经师傅的一番翻改、缝补，朱德同志看了后很满意，说：“对嘛，这件衣服修好穿上，比红军那时候的衣服还是要好些嘛，丢掉就可惜了。”

　　1955年冬天，我看到朱德同志穿的是一套浅蓝色绸子面的丝棉袄、裤芯，外面再罩一套蓝色咔叽布制服就准备这样过冬了。他那套丝棉袄、裤芯，不知穿了多少年，那绸子面已经完全破烂，补丁挨着补丁。从那以后，我多少遍地听到康克清大姐、生活秘书、管生活的卫士与朱德同志商量，说那套丝棉袄、裤芯实在无法再补，换套新的吧。朱德同志总是那句话：“唉，还可以穿嘛!”仍然舍不得换。年复一年，又坚持着穿了五年多，直到1960年，这套棉衣已经到了像网兜里盛着丝棉一样的程度，他才同意做了一套新的。

　　与厨师的“矛盾”和“斗争”

　　朱德同志的饮食一直是简单的家常饭菜，晚年依然如此。我刚到他身边工作时，看到他的三餐，令我惊讶又敬佩。他常年住在城外，康克清大姐住在中南海，在食堂吃饭。所以，朱德同志除了星期六、星期日回城与家人一起吃饭外，平时厨师就为他一个人开饭。他自奉节俭，反对铺张。他的早餐一小碗米粥，一片面包或一个小花卷(或馒头)。中午和晚饭一荤一素一碗汤，主食花样变换也有限。他患有糖尿病，因此，给他控制总热量，限制饮食。这样一来，也给厨师做饭带来了许多不方便。

　　当年，有一位姓邓的师傅，四川人氏，厨艺高超，一心在首长的要求和医生规定的原则内，尽量把首长的伙食搞好，我和生活秘书也常提出，要经常变换伙食花样，偶尔要加一点首长喜欢的东西，可以调剂着做。邓师傅为改善首长伙食确实费了不少心思。而朱德同志为了改善伙食这件事，与邓师傅发生过不少次“矛盾”，不知与他进行过多少次“斗争”。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有一天中午，邓师傅给朱德同志做了红烧大对虾。朱总司令问明了情况后，耐心地对邓师傅说：“老邓呵，对虾是好吃，可是你晓得吗，一吨对虾出口到国外，就能换几吨钢材哟!我们国家穷，缺钢材，对虾少吃几口没得好大关系，而出口换钢材却是要紧的事。以后记住，不要再给我买对虾了。”邓师傅笑着说：“你是首长，就是顿顿吃对虾，又能吃多少呢?”朱德同志耐心地说：“国家领导人就更要想着国家，能节约一点就节约一点，反正以后不要再吃对虾就是了。”我不止一次在一旁听到他和邓师傅的谈话。还常常嘱咐说：“不要每天都成席(宴席)，要吃家常便饭。做菜不要学洋厨子作风，不要一只鸡只吃两条腿、一个胸脯;吃黄瓜大去其皮，白菜只吃个菜心;也不要每天大鱼大肉。我们这些人过去都是农民，是吃粗粮、小菜(他管青菜叫小菜)长大的，身体也很健康。多吃小菜有什么不好?”一次，邓师傅连续几天给首长改善了饮食。一天，老人家吃完午饭叫住邓师傅，用幽默和加重的语气对他说：“老邓啊!你家是不是资本家呀?”邓师傅一听马上红着脸，不安地用双手揉搓着身前的围裙，笑着用四川话回答道：“嘿嘿，首长莫开玩笑!嘿嘿，首长莫开玩笑!我哪里是什么资本家啊?”朱德同志继续和蔼地说：“不是资本家怎么那样阔气呀?从什么地方学来的洋厨子作风呢?怎么这样子忘本啊!”邓师傅紧张地回答说：“嘿嘿，我不敢忘本，没有忘本!”朱总司令听了之后，还是继续耐心地教导说：“我不让你做好吃的，不是怕花钱，这几个钱，我是出得了的，没有问题。我主要是说，要养成俭朴的习惯，一切要从六亿人民出发，生活不要太超出人民生活水平之上。”我们在场的人都深深被这位老人心中始终想着国家和人民的情怀所感动，深受教育。

　　要能吃苦，要有朴素作风

　　1958年4月的一天上午，朱德同志又和往常一样于10点多钟离开办公室，到室外散步。我们全体工作人员根据前一天的计划安排，各自分工打扫住地室内外的卫生，朱德同志散步回来时，我们还在劳动。他很高兴地站在楼前的路上看着我们。这时大家也就停止干活，等待老人家有什么吩咐。果然，朱德同志首先表扬了我们，然后，又语气平和地对我们谈了他的想法，他说：“我们每个人都要锻炼，要能吃苦，要有朴素的作风。人们都是‘从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有些人(这时他举了一个人的例子)本来出身很苦，但进城以后就变了，便喜欢资产阶级的那一套，不俭朴了。过去我们常告诫说，那个东西不好，而他们说那个东西就是好。要不是整风，现在还是扭不过来。我们的党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只有我们的党才能用这么大的力量和时间来改造社会，不但要改造经济，而且还要改造思想意识和道德风尚。过去我们是真正与群众一样，在延安的时候，大家都是同样的一套军装。进城以后有一段也很好，由于我们中央的同志都是布衣服，大家也都朴素，把解放区的风尚带来了，但没坚持多久。后来我们也穿上了料子衣服，大家也都穿起来了。说明旧习气不可能一下子除掉，沾染旧习气也很容易。以后我们还是要改，大家都朴素起来。”朱德同志最后说：“生产出来的东西，除了消费还为了发展建设，单纯为了改善生活的观点是错误的。要有增产节约的思想，如果不养成朴素、节约的习惯，生产无论怎样发展，人们的欲望也是难以满足的。美国人口不多，生产力发展不算慢，但人们的欲望还是没有得到满足。”

　　建国后，老人家无论走到哪里都经常讲：“我们的国家一穷二白，只有增产节约才能变得富强。光增产不节约，就等于没有增产。勤俭，勤俭，勤就是增产，俭就是节约。”

　　1960年10月30日，老人家以《勤俭》为题，写下了一首诗：从俭入奢易，从奢入俭难。勤俭建国家，永久是真言。

　　“自留地”和他家的菜粥

　　朱德同志和康克清大姐的家风非常好，一直保持着劳动人民的勤劳、朴实、温厚、恭俭、尊长爱幼、家庭和睦的风气。在中南海住的时候，仍然像在延安时那样，他们倡导并带头和家里的孩子们与身边工作人员一起，在楼旁的空地开出一片菜地。经过大家辛勤耕种、积肥、施肥、浇水、锄草之后，那块“自留地”里的蔬菜和玉米长得都很茁壮，品种也不少，而且在不同季节有不同的北方蔬菜，也引进一些南方品种，如：苦瓜、木耳菜、空心菜等。

　　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朱德同志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了，减少了粮食定量，一般不吃肉食，他老人家反复对大家讲：“现在国家经济困难，人民生活艰苦，我们要想到全国人民，要同他们同甘共苦，节约一点是一点，绝对不能铺张浪费。”他真正做到了同全国人民一道节衣缩食，共渡难关。这期间，朱德同志过生日还请工作人员吃过菜粥和糊糊粥。他家菜地生产的大量蔬菜、玉米等也更加显出了勤劳节俭的重要意义。

　　有一个星期天，我们照例陪同朱德同志、康克清大姐带着孩子们去爬香山。爬山回来时却没有按惯例回中南海的家，车子却开往朱德同志的城外住所去了。到了以后，康克清大姐就热情地招呼大家说：“朱德同志说，今天就在这里请大家吃一顿‘忆苦思甜饭’。但是我肯定还是比较好吃的。今天给大家吃的主要是菜粥。菜都是家里菜园子种出来的，邓师傅也很会做，我和孩子们在家里已经吃过几次了，很好吃的。今天就请老总和大家尝尝，算我请客!”听康克清大姐这么一说，大家都笑了，其乐融融的家庭气氛感染着每个人，孩子们更是欢呼雀跃。那天的饭基本上是一餐家常饭，有几盘炒素菜。邓师傅在窗台上放了一大锅的稠大米菜粥。那稠大米菜粥出自名厨之手，吃起来果然味道极好。几乎每个人都放弃其他，纷纷到窗台边去盛那稠菜粥。

　　名人艰苦奋斗的故事2：匡衡

　　汉朝时，少年时的匡衡，非常勤奋好学。

　　由于家里很穷，所以他白天必须干许多活，挣钱糊口。只有晚上，他才能坐下来安心读书。不过，他又买不起蜡烛，天一黑，就无法看书了。匡衡心痛这浪费的时间，内心非常痛苦。

　　他的邻居家里很富有，一到晚上好几间屋子都点起蜡烛，把屋子照得通亮。匡衡有一天鼓起勇气，对邻居说：“我晚上想读书，可买不起蜡烛，能否借用你们家的一寸之地呢?”邻居一向瞧不起比他们家穷的人，就恶毒地挖苦说：“既然穷得买不起蜡烛，还读什么书呢!”匡衡听后非常气愤，不过他更下定决心，一定要把书读好。

　　匡衡回到家中，悄悄地在墙上凿了个小洞，邻居家的烛光就从这洞中透过来了。他借着这微弱的光线，如饥似渴地读起书来，渐渐地把家中的书全都读完了。 匡衡读完这些书，深感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他想继续看多一些书的愿望更加迫切了。 附近有个大户人家，有很多藏书。一天，匡衡卷着铺盖出现在大户人家门前。他对主人说：“请您收留我，我给您家里白干活不报酬。只是让我阅读您家的全部书籍就可以了。”主人被他的精神所感动，答应了他借书的要求。

　　匡衡就是这样勤奋学习的，后来他做了汉元帝的丞相，成为西汉时期有名的学者。 卧薪尝胆

　　春秋时期，吴国和越国发生了战争。越国被吴国打败，越国勾践被夫差俘虏。后来，吴王夫差释放了勾践，让他回到了越国国都会稽。勾践在坐卧的地方吊了个苦胆，夜里躺在柴草上，面对苦胆。每天吃饭时都尝尝苦胆。总扪心自责："你忘了会稽大败之辱吗?"就这样勾践跟同甘共苦共同命运，经过十年发展生产，积聚力量，又经过十年练兵，终于在公元前473年打败夫差，灭掉了吴国。

　　名人艰苦奋斗的故事3：宫崎骏

　　在嚷嚷了16年后，宫崎骏这回真的要退休了。

　　早在1997年完成《幽灵公主》后，宫崎骏就萌发退意。

　　2013年9月6日，歇下来的宫崎骏神态轻松：“说了好几回了，但这回是动真格的。我累了。总之，我终于自由了，既有干点啥的自由，也有不干的自由。”

　　“不能用‘军国主义’ 概括我父亲这样的人”

　　1939年，日本集结大量军队准备派往中国。某部队里，长官发表完一番“大东亚共荣”的演讲后问：“有谁不去吗?”士兵们高喊着为天皇效忠的口号，群情激昂。

　　一个叫宫崎胜次的士兵站了出来，说：“我家里老婆刚生完孩子，我去不了!”长官大骂“不忠”。这个懦弱的士兵站在原地哭了两小时，长官只好同意。

　　留下来的宫崎胜次，进了中岛飞机制造公司。中岛飞机以“飞机报国”为理念，在1945年战败关闭前，一直是亚洲最大的飞机制造厂。二战末期，日军“神风特攻队”自杀式袭击所用的“零式舰上战斗机”，有2/3诞生于此。

　　1944年，中岛飞机搬迁到东京以北的宇都宫市。宫崎胜次的兄长恰好在宇都宫开办飞机零部件工厂“宫崎航空兴学”，他便投奔兄长，出任厂长，主持零式战斗机主引擎的制造工作。

　　“还好我爹当年没出息，要不就没我了。”1941年1月5日，宫崎胜次的第二个儿子宫崎骏出生在东京都文京区。由于他脑袋实在太大，帽子总是只能买特大号。成年之后，他为此还得了个诨名“南瓜”。

　　战争后期，“宫崎航空兴学”人手严重不足，次品很多。宫崎胜次靠给质检人员塞红包蒙混过关。“飞机报国”这种口号他从不放在心上：“反正战争这种蠢事，喜不喜欢都得干，不如好好赚一笔。管他什么忠义礼孝，什么家国命运。”宫崎胜次对儿子们说。

　　身体不太好的宫崎骏，小时候就趴在桌上画漫画，或者琢磨父辈们生产的战斗机零部件。

　　1945年7月12日，太平洋战争末期，宇都宫遭遇大空袭，整个城市约65%被毁。目睹大空袭的宫崎骏，后来将回忆画成了《天空之城》中的烈火焚城。废墟和战火也成为他作品的重要场景，在《风之谷》、《幽灵公主》、《千与千寻》、《哈尔的移动城堡》中频频出现。

　　空袭这一天，正当一家人挤在伯父的小卡车上准备逃难时，一位抱小孩的妇女过来，恳求搭车。被安排坐在货厢里的宫崎骏，试图在货车厢里腾挪出地方，心想无论如何也要让她上来，却听到父亲和伯父对那妇人表示：“坐不下了，没办法。”

　　这事在宫崎骏内心留下长久影响，从《风之谷》起，他画笔下的主人公就喜欢扶助弱小。

　　日本投降后，军工企业被关闭。靠着宫崎胜次战争期间发的横财，一家人过得还算宽裕。1950年，全家人回到东京，小学四年级的宫崎骏开始觉得，虽然物质上没受什么委屈，但日子越来越不如意了。

　　因为常常搬家，不断换小学，宫崎骏学习总是跟不上，变得越来越木讷沉默。母亲患上了怪病脊椎骨疽，住院的日子比在家的多，宫崎骏很难感受到母爱。后来在他的影片里，主人公的妈妈要么病，要么死，要么长久不在身边，或者像《幽灵公主》中杉的母亲，不是人，而是一只山犬。

　　没有母亲陪伴，父亲就带着宫崎骏逛影院。父亲的口味不算差，他看了不少杰作，比如黑泽明的《七武士》。

　　常有父亲的朋友在家中谈起在中国打胜仗的事，父亲就以炫耀开军工厂发的横财来回应：“斯大林也说过，人民是无罪的。我就是人民嘛。”

　　看到父辈对杀人或造武器毫无谢罪意识，宫崎骏越来越怀疑自己投错胎了：“我怎么会是日本人?真丢人!”

　　宫崎骏成年，父亲开始怂恿他抽烟，还得意地向他传授“把妹”技巧：“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都会逛窑子了。”

　　这时候的宫崎骏看毛泽东，看萨特，也努力啃过《资本论》，可惜没看懂，更没能在书中找到要为之献身的“人民”。他只好蒙头大睡，醒了就看着手塚治虫或者杉浦茂的漫画，画点描写悲情主人公的狗血剧情漫画，梦想有朝一日当个漫画家。他很快考上了大学，不用再听父亲瞎扯了。

　　1993年，宫崎胜次去世。二十年后，宫崎骏收官之作《起风了》上映。

　　《起风了》改编自无产阶级文学家堀辰雄的小说，展现零式战斗机设计者堀越二郎的半生，传达知识分子在时代大潮中动荡飘零的寂寥感。影片凝结了宫崎骏对父亲的毕生纠结情感：“那时像我父亲这样，不但不愿去打仗，而且还发战争财的人估计不少。不能用‘军国主义’这么一个词汇把他们全概括了，那毕竟是个灰色的、歇斯底里的时代。”宫崎骏说。

　　爱上白素贞

　　因为父辈的原罪，宫崎骏一直对中国很歉疚。

　　1958年冬天，高考前夕，宫崎骏去影院看《白蛇传》。这是日本第一部长篇彩色动画片，由东映动画公司出品，题材正好来自中国。电影一开篇，许仙左手牵着浣熊，右手牵着熊猫，和忽闪着大眼睛的白娘子在西湖边邂逅。

　　看完《白蛇传》，宫崎骏失魂落魄地回到家。想着白娘子那么坚韧，再看看自己没出息的样子，他坐在火炉边哭了整晚，然后找到了活下去的理由——他恋爱了，对象名叫白素贞，一见钟情。

　　一切因白娘子而改变。宫崎骏咬着牙，在第二年考入学习院大学的政治经济学院，主修日本产业论。学习院大学专为皇族和贵族服务，同学不是亲王公主，就是高帅富，文化水平参差不齐。2008年，宫崎骏谈到昔日同窗、现任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恨道：“他对漫画不懂装懂，还念错别字!真不害臊。”

　　心中有白娘子，宫崎骏第二外语选修了中文。他不想当漫画家了，终止了向烂俗漫画杂志的投稿——反正绝大多数投稿也是石沉大海。听到有人说“你这漫画是模仿手塚治虫吧”，他干脆把作品都烧了。连看手塚治虫的动画片《露滴》、《埃及女王》他都感到“直犯恶心”。他要拍《白蛇传》那样的严肃动画片，要进东映动画公司。

　　为此，宫崎骏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愤青一样，大量观看了《偷自行车的人》、《天使嬷嬷约安娜》和《国王与小鸟》等左翼电影。他痴迷于社会主义理论，走到街头参加1960年反日美安保斗争的游行示威，将战后民主主义、反战主义作为自己终生政治立场。

　　此时，他成了日本“战后派”左翼小说家堀田善卫的粉丝。堀田善卫于二战末期赴任日本国际文化振兴会上海事务所，以上海为背景撰写过多部左翼小说，描写知识分子在时代大潮中的无根感。1951年他的小说《广场的孤独》获得芥川奖。《广场的孤独》以朝鲜战争为背景，描写动荡局势下，一个名叫木垣的知识分子是否应该弃国的纠结。然而就在决定离开的一瞬间，他意识到了自己作为一个日本人的责任感，决定留下来面对日本的现实。

　　“在年轻的时候，我很讨厌日本这个国家，认为身为日本人是莫大的耻辱。《广场的孤独》给我指明了方向。”宫崎骏说。

　　1963年大学毕业，22岁的宫崎骏如愿成为东映动画公司最后一批正式员工。领工资时，宫崎骏一边念叨着道听途说的“毛主席的话”：“要完成创造性工作必须有三个条件：第一，年轻;第二，贫穷;第三，没名气。”一边数着仅有的19500日元——房租需要6000日元，剩下的钱除了日常开销，只够吃35块钱一碗的拉面度日。

　　新手宫崎骏坐了很长时间的冷板凳，他犹豫要不要放弃动画，只好再去看《白蛇传》。这回，他发现影片漏洞百出。他不再喜欢白娘子了，他喜欢上了《白蛇传》的动画师、师姐大田朱美。

　　大田朱美收入比他高，资历比他老，更重要的是和红色中国有关系。大田朱美的父亲大田耕士是日本版画教育协会会长，大田朱美从小目睹父亲参与共产主义斗争。进入东映动画公司后，大田朱美又受到父亲好友岛田耕的指引，成了工会斗争的积极分子。岛田耕时任电影产业工会，与宋庆龄等人设立的统一战线组织“国际反帝国主义同盟”颇有渊源。宫崎骏日后在担任《虞美人之坡》编剧时，以大田耕士为原型设计了女主人公的祖父这一角色。

　　宫崎骏也迅速加入到工会斗争。他常常冲到最前面慷慨陈词，没多久就坐上了工会第三把交椅，并于1964年出任东映动画公司工会。他和大田朱美相爱，1965年10月两人结婚，一如《虞美人之坡》所描写的那样激昂而美好。

　　幻想的中国，真实的中国

　　在工会，宫崎骏还结识了比他年长6岁、时任副的终生盟友高畑勋。高畑勋是看了万籁鸣的《铁扇公主》后决定投身动画界的——二战时日本军部没看出来《铁扇公主》是部抗日动画片，将其作为优秀动画片引进并大范围放映。高畑勋跟他聊二战，聊中国，还给他看了苏联动画片《冰雪女王》。有同事用磁带录下了影片的俄语原声，宫崎骏就借来一边听一边回忆画面。他学会了怎么用动画电影描写“纯粹而朴素的主义”。

　　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中国向日本赠送国宝大熊猫，旋即引起席卷全日本的“熊猫热”。宫崎骏将熊猫题材剧本提上议程，这就是由高畑勋导演的两部小品《熊猫父子》、《熊猫父子之下雨马戏团》。1988年，他把熊猫父子的形象稍加改造，拍了《龙猫》。

　　1979年，宫崎骏与权威漫画杂志《动画时代》的主编铃木敏夫认识，并在该杂志连载漫画《风之谷》。宫崎骏除了跟铃木谈漫画和动画，也常常聊起大量观摩的中国电影。铃木带他去见了自己的老板、德间书店集团创始人德间康快。

　　日本共产党人德间康快的口头禅是：“日本人对中国犯下各种恶行，所以绝对不能赚中国人的钱。”他于1978年10月在北京、上海等八大城市举办过日本电影展，将《追捕》、《血疑》等影视作品引入中国，并主导《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敦煌》、《菊豆》等影片的制作。

　　当宫崎骏得知自己看过的中国电影全部是德间康快进口的时候，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德间康快也十分赏识寂寂无名的宫崎骏，全力支持将漫画《风之谷》改编成电影，还为宫崎骏和高畑勋投资设立了动画工作室“吉卜力”，铃木敏夫出任制片人。

　　1984年，宫崎骏一度来华取景，但回国后只字不提访华经历。与德间康快和铃木敏夫的深交，以及东欧剧变带来的心理冲击，使宫崎骏逐渐转变了对中国的看法——他将当代中国和他幻想的中国作了划分。

　　宫崎骏开始在公开场合质疑当代中国种种社会现象。1988年11月，在一次采访中，他说：“当得知中国学生们将美国社会当作理想时，我为他们的理想之浅薄而惊愕!”

　　宫崎骏拒绝和中国打交道，日本文化产业学者滨野保树曾对我说，宫崎骏的原话是：“我的书从来没有在中国翻译过，我的电影从来没有在中国上映过，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知道我，熟悉我的作品?”

　　对中国的“疏远”，也伴随着19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对宫崎骏造成的震撼。“社会主义理想在现实中大幅塌陷，泡沫经济使日本政府在全球趾高气扬，这加剧了宫崎骏对现实的失望。”宫崎骏·高畑勋研究所所长叶精二如此分析。

　　“我到死都是赤化分子。”宫崎骏说。东欧剧变后，经常在漫画中把自己画成一只猪的宫崎骏，以此为理念拍完《红猪》。“我要与甘美的1980年代告别，面对艰苦奋斗的1990年代。”1990年代初，海湾战争爆发、联合国开始了维和行动。局势动荡，宫崎骏原本打算以社会主义国家前南斯拉夫为故事背景，但因为不能前去采外景，只好换到1920年代纳粹思想刚刚抬头的意大利。故事表现知识分子心怀着理想，却在与纳粹思想斗争时悉数牺牲。

　　宫崎骏以二战期间参加过反纳粹战斗的飞行员、作家桑·特格舍佩里和罗尔多·达尔为原型，创造了一个因目睹战友全体罹难而心灰意冷、甘愿猪面示人的中年飞行员形象，并设计了“飞机墓场”这一场景，对自己的理想吟唱葬歌。

　　我的环保就是吉卜力美术馆附近300米以内

　　1965年，高畑勋筹备处女作《太阳的王子·赫尔斯的大冒险》，邀请宫崎骏合作。影片取材于日本少数民族阿依奴族(虾夷人)的长篇叙事诗《恶魔之子》。

　　搜集资料时，宫崎骏偶然看到植物学家中尾佐助的《栽培植物和农耕的起源》。“它把我从‘不想当日本人的日本人’这个咒语中解放出来了。”宫崎骏回忆。

　　中尾佐助在这本书中提出了“常绿阔叶乔木树林文化论”(日语汉字表记为“照叶树林文化论”)这一概念。他根据长期田野调查发现，在不丹、中国西南部、中国台湾、朝鲜半岛和日本，楠木、橡树、米槠、山茶等常绿阔叶乔木呈带状分布，核心地区是云贵川三省。

　　而日本新石器时代即绳文时代，居住在照叶树林带的原住民“绳文人”，就是今日阿依奴族的祖先。照叶树林带的人们与自然共生，拥有跨地域、跨语言的共通文化，如饮食、信仰、漆器制作等，也就是“照叶树林文化”。

　　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从中国山东半岛和朝鲜半岛来的移民将稻作文明和铁器文明带到日本，与绳文人原始部族混血，成为“弥生人”。中尾佐助认为，今天日本人即“大和民族”的祖先，是“弥生人”，而不是“绳文人”。

　　宫崎骏不知道经过了怎样的自证，认定了自己是“绳文人后裔”，因而“发现自己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的桎梏，脚步也远离了历史的沉重”。

　　1977年，宫崎骏熬成电视动画导演，旋即以“照叶树林”的头文字起了“照树务”的笔名，导演电视动画片《鲁邦三世》第145、155集。此后，照叶树林文化深深埋进他电影创作的伏线。

　　研究宫崎骏的人说得最多的，就是他的“环保思想”。宫崎骏看后表示：“真想抓那些个研究者过来打一顿!”

　　2009年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宫崎骏说：“我的环保就是吉卜力美术馆附近300米以内，其他的，我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1984年3月，《风之谷》上映，宫崎骏一跃成为一线导演，在日本国内拿奖拿到手软。他以工业文明全面崩塌的一千年后为背景，创造了“腐海”这个独特的照叶树林生态体系。在腐海中央挺立的，正是一棵具有顽强再生力的常绿阔叶乔木——楠树。这一设想来自照叶树林文化中的“镇守森林”崇拜习俗，即人类生存的家园由一棵巨大的“世界树”保护。

　　从《风之谷》起，宫崎骏动画在时空上都尽量避免现代日本社会，而是以照叶树林为背景，建立映照绳文时代母系氏族社会的家族或团体。少女或青年女性成为他电影的主配角，她们有着与众不同的坚韧性格。女主角童年缺乏母爱，因而略显孤独。男性在影片中居于次要，但大都与飞行有关：会开飞机、会驾驭风或者魔法，至少得像《龙猫》里面的小男孩堪太一样，喜欢画飞机。“美人救英雄”往往是故事的主线。

　　1988年，宫崎骏完成清新小品《龙猫》。他幻想了由巨大的照叶树形成的“树塚”，以呼应镇守森林崇拜。在树塚中住着憨态可掬、不可思议的精灵龙猫，龙猫的便当就是常绿阔叶乔木橡树的果实。

　　自然是很残酷的

　　总结半生共产主义梦想的《红猪》完成后，宫崎骏进入沉寂期。他作为监制，协助近藤喜文的《侧耳静听》、高畑勋的《平成狸猫大战》和《思绪翩翩》完成。但这几部影片市场折戟，吉卜力陷入经营危机，直到1997年《幽灵公主》诞生。

　　历时7年筹备的《幽灵公主》集宫崎骏思想起伏之大成，直接制作费用高达20亿日元，由14万幅原画图构成。这是关于森林精灵与冶铁民争夺森林主导权的故事。

　　“别把我的片子简单地说成是环保主题，我只是想描写森林与人类的关系。”宫崎骏谈到这部电影时说。

　　故事发生在中世纪的室町时代。为了画好《幽灵公主》的照叶树林，他带着一众人等奔赴日本著名的世界自然遗产屋久岛采景，那里有日本最原始的照叶树。虾夷村民的服装设计参照了同为照叶树林带的不丹深山农民，这个村子的风俗类似于中国西南的瑶族。例如不能送远行的人出村，出村口后不能回头看……

　　女主人公杉是从小被父母遗弃在森林中的狼孩。作为被遗忘在弥生文明中的绳文人，孤身与拥有铁器文明的乌帽夫人及其冶铁工场战斗，直到同为绳文人的阿西达加到来。最终，两个绳文人后裔互相鼓励着：“活下去，你很美。”

　　“别看名字叫‘照叶树林’，好像很阳光，其实是阴郁甚至有点恐怖的。自然是很残忍的，会否定文化或文明。别以为努力环保就行了，很有可能会结果完全相反。”影片完成后，宫崎骏说。

　　《幽灵公主》是宫崎骏对自己思想纠结的总结，因此，他认真考虑过隐退。1998年，爱将近藤喜文因为劳累过度过世，1999年《隔壁的山田君》票房失利，吉卜力再陷经营危机。宫崎骏只好出山，在2001年完成了《千与千寻》。

　　《千与千寻》后来得了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这是金熊奖有史以来第一次颁给一部动画片。

　　宫崎骏也因此成了人们眼中的“动画电影巨匠”。继黑泽明之后，他成了第二个被日本人称为“国民导演”的人。

　　“我不是什么文化人，就是个手工匠。”2013年9月6日，退休后的宫崎骏在答记者问时说，“没多少人会关注艺术作品的永恒性，包括我自己在内。大多数观众只有半吊子的理解力。所以得拍通俗作品，让观众从日常的压力下解放出来，即使几分钟后他会嘲笑这部电影是如此矫情。”

　　他曾最喜欢卓别林《摩登时代》那种层次的通俗电影，虽然开篇简单易懂，但结局发人深省。“不像迪士尼，比如《白雪公主》，没什么深度。”他说。

　　宫崎骏最终成了走群众路线的好手。日本国产电影票房史的排名里，《千与千寻》304亿日元名列第一，《哈尔的移动城堡》196亿日元名列第二，《幽灵公主》193亿日元名列第三，《悬崖上的波妞》155亿日元名列第五。

　　《千与千寻》创下的票房和人次纪录至今没有被任何一部影片打破。即使是最受欢迎的进口影片《泰坦尼克号》。截至2013年9月12日，《起风了》已获得逾100亿日元票房，观影人次超过810万人，目前仍在全日本逾330家影院上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