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刻书法

　　民间碑刻书法中包含着丰富的人文观念、精神情感、价值取向和审美内涵。不同的地域文化造就了不同的人文历史,碑刻也是。下面小编带给大家的是碑刻书法，希望你们喜欢。

　　碑刻祭文承传了古代书法：

　　中国书法最有影响的名帖很多出自古代的祭文，至今仍做为学习书法的范本，当今很多书法名家都曾受益于碑刻祭文的临摹。我们今天能看到古代书法名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碑刻祭文。在古代帝王及贵族的殡葬活动中，都有祭文，且都刻碑传世。祭文是中华民族对逝者“固定主题”进行审视而抒发哀怨情怀的传统形式。我们今天见到的许多书法名帖是出自祭文，但多少年来，问津祭文内容者寥寥无几，而大多着眼点在于书法艺术，这绝不是立碑者的初衷。当然古代碑刻祭文的书法价值无疑对后世影响极大，其内容也确实是研究历史文化的重要遗产 。

　　常言道“碑以书传”，这书指的是书法。在古代无论是墓碑、 纪念碑，往往是与书写者的名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古代的书法家都写过很多祭文，由于水、火、战乱等灾祸的毁坏，名家写的碑文流传下来的却屈指可数，那怕是断碣残碑都极为珍贵，如能得到蔡邕、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苏东坡、赵子昂等人写的碑文，无疑价值连城。2010年6月，国内的一次拍卖会上，北宋黄庭坚书法作品拍出4.368亿天价，创艺术品拍卖新纪录。这些书法之所以能幸存到今天，就是因为这些文字很多是刻在墓碑上埋入地下，被考古学家发现，才得以保留下来的，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碑刻。古代书法家的作品，除少部分作为随葬品埋在地下外，大部分是刻在石碑上流传下来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殡葬弘扬了古代书法。

　　汉代是中国书法发展的高峰时期，四百多年的两汉书法实践，是孕育、产生和演变各种书体的历史，也是中国书法发展中文字艺术化的开始。汉代书法以石刻与瓦当玺印文和简牍帛书及相关墨迹两大体系组成，在整个中国书法史上有着积极的、深远的影响。汉代是隶书和草书产生和发展重要时期，涌现出了以蔡邕为代表的隶书体;以杜度、崔瑗、张芝为代表的草书体，被后人称之为“草圣”的就是这个时期的张芝。同时，东汉崔瑗的专著《草书势》的出现，则标志着中国书法理论的诞生。

　　汉代书法的重要作品，基本是碑刻、简牍与阁帖 。而碑刻中很多又是祭文石刻。汉隶集中体现于存世的大量碑刻及其拓本。没有碑刻，我们很难目睹汉代的书体，也难了解当时的历史与文化。 对于这个时期碑刻进行纵向研究，则可明晰篆、隶、楷等书体的流变与演化的脉络，这个时期是书法研究者理论建构的重要时期。此间的很多祭文成为千古绝唱，其书体书法亦成为历来学书者顶礼膜拜且难以超越的楷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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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文最早可追溯至汉代，祭文是为祭奠死者或追怀感念的文章。汉代书法是书法艺术由“无意为书”到“有意为书”的重要发展阶段,“有意为书”使书法艺术步入了自觉发展阶段。汉代统治者对书法的重视;对制笔方法的日益完善;对纸的大量生产;为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广泛的社会物质基础。人们审美意识的觉醒,隶书的演变,草书的出现以及书法理论的构建,标志着中国书法真正地步入了自觉时期。

　　碑刻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遗产。远在原始社会的末期人们就已经在石上、崖壁上刻划符号用以记事，这是碑的起源。我国各个朝代碑的用途、名称、形状不尽相同。商周时期，人们通常在宫殿庙宇门前，竖起一块稍加雕琢的长条石，用它来识日影，辨阴阳，这是我国最早的石碑。碑在商周时期只不过是人们日常活动中常用的一种石刻器物。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五次出巡全国。他每到一处，几乎都要立石刻字，以记载自己统一四海的功德。这种碑当时叫“刻石”，没有固定的形状，但秦始皇却开创了碑上刻字的先例。墓碑何时改用石质已不可考证，但在东汉初年起已刻有悼念文字。现在已知最早的石刻墓碑文是汉顺帝永建6年(131)所立的《国三老袁良碑》。该碑文作者已不知是谁。东汉开始将碑立于墓的正前方，碑上刻有墓主的官爵、姓名、生辰年月，后来，在碑上还刻着墓主的家世和生平业绩，并加以颂扬。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官方曾多次禁止立碑。他们认为“汉以来，天下送葬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十年(205年)曹操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晋武帝咸享四年(278年)又诏曰“此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由于几次禁止立碑，于是墓碑转入地下，从而产生了墓志铭。从唐代盛行至清初之间，有大量墓志铭出土。

　　书法至东汉，隶书登峰造极。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行书、章草、今草等诸体皆备，汉字在体格形态上已完全度过草创时代，进入成熟乃至颠峰期。从古至今已出土的诸多汉碑书体，(很多书者不详)风格丰富，气象缤纷。如结体宽博，古气凌厉的《景君碑》(公元143年立);舒展飘逸，野鹤闲云的《石门颂》(公元148年立);骨肉匀适，情交流畅的《乙瑛碑》(公元153年立);草章法严谨，古拙苍劲的《孔谦碑》(公元154年立); 瘦劲如铁，变化神飞的《礼器碑》(公元156年立);风神逸宕，秀劲隽永的《张景碑》(公元159年立); 磅礴郁积，流漓顿挫的《华山碑》 (公元161年立); 古雅超逸，秀润方整的有《孔宙碑》(公元164年立); 粗犷俊朗，魂魄宏伟的 《封龙山碑》(公元164年立); 法度森然，沉古遒厚的有《史晨碑》(公元166年立); 丰腴古健，方拙朴实 ，则有《衡方碑》(公元168年立);神采飞扬-骨气洞达的有《夏承碑》(公元170年立); 笔力遒劲，方整雄伟的《西狭颂》(公元171年立); 秀美生动，不束不缚的有《曹全碑》(公元185年立); 端直朴茂，灵动丰腴 的有《张迁碑》(公元186年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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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世也有学者认为，书到汉末，书法已发展到顶峰，其后江河日下，即使索靖、锺繇、(发音为姚)“二王”等，不过余热而已。此说或不为过，然而汉代书法在楷、行、草三书体上所留下的作品毕竟已鲜见真迹，数量极少，故魏晋六朝以来所传之行草碑帖，之于后学仍颇值法楷。

　　书法的繁荣发展，催生了碑的盛行。历史上帝王、将相、士子名流，谁都想被人歌功颂德、百代流芳 ，所以在人死后便由亲属约请文人墨客撰写碑文、墓志、墓铭。于是历代都有大批的文学家、书法家、 雕塑家为之服务。文人们为了获得较丰厚的润笔费或酬金，不惜牵强附会，编出溢美过誉之辞，写出标新立异的字体，制出巧夺天工的碑刻。古代稍有点名气的文人都写过祭文，其中代表人物即大手笔当属蔡邕、陆机、颜真卿韩愈等人。蔡邕的《郭有道碑》又名《郭泰碑》，陆机的《吊魏武帝文》，颜真卿的《颜勤礼碑》，韩愈的《祭十二郎文》等都是书、文兼功，千古传诵的名篇佳作。中国古代的书法家、名家，文人参与祭文创作者千千万万，不能一一例举，以上几位足以说明书法与殡葬祭文的密切联系。

　　墓碑于汉、唐以后成为定势，东汉建立墓碑之风最烈，书法的繁荣为祭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墓碑因其是祭文的重要载体，必然顺势发展。历代文人因这用文之地各展身手，不仅留下了书法遗产，也为今天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提供了难得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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