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围棋演变史《上》

古代围棋演变史《上》

　　成语“举棋不定”应该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了。这句成语出自《左传》。鲁襄公十四年(前559年)，卫国的孙林父、宁殖时发动政变，把当时卫国国君卫献公赶到齐国去了。改立殇公为君。十二年后(548年)，宁殖的儿子宁喜，又同意了卫献公回国复位的要求。大夫太叔仪知道了这件事，不由得感慨地说：“宁子视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这句成语也是古文献中最早的关于围棋的记载。

　　在先秦的古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博弈”这两个字。“博”，是指六博棋。“弈”，是指围棋。这一点，已经被大多数的人所肯定。但是也有人认为：先秦时期是没有弈棋的，只是到了西汉时期，才出现围棋。理由是：先秦古墓的发掘中，没有找到任何有关围棋的实物。因此，“弈者举棋不定”的“弈”，应该作动词来解释，即“下棋”的意思。“与其把《左传》中弈棋看作是下围棋，从而作为围棋史上的最早史料，不如看作是下博棋，而作为博棋出现的较早资料。”(宋会群、苗雪兰《中国博弈文化史》)。

　　既然“弈者举棋不定”的“弈”有歧义，我们何不从“举棋不定”入手来解决问题。我的提问是：什么样的棋能使下棋的人“举棋不定”?由于先秦时期流行的只有博棋和弈棋。而博棋的行棋是由投箸来决定的，投出什么样的箸就行什么样的棋，因此博棋不存在“举棋不定”的事。既然博棋不存在“举棋不定”，那么“举棋不定”就只能是弈棋了。所以《左传》中所说的“弈者举棋不定”肯定是指弈棋。

　　但是，怀疑者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确实，在先秦的古墓中没有找到任何有关围棋的实物。相反倒是博棋找到了不少。据有关文章介绍，大约有二十多例。这个发现应该是很高的了。这的确是个很奇怪的现象。先秦时期，弈是和博同时流行的。但为什么博棋找到不少实物，而弈棋却一件也找不到呢?

　　关于这个问题，几乎所有的有关弈棋的文章都采用回避的态度。也没有引发任何争论。因为这实在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么先秦时期“肯定是有弈棋存在”的这一史实，只能说是雾里看花，隔靴搔痒。我的观点是：既然先秦时期肯定有弈棋存在，那么也可以肯定地说，先秦古墓中也是有弈棋实物的。只是我们找到了却不知道是弈棋实物而已。

　　弈棋的实物，无非就是棋盘和棋子。我们先来看棋子。

　　我们现在使用的围棋子是圆形的。但是在东汉时期，弈(围棋)棋子是方形扁平状的，以黑白来区分双方的棋子(见李松福《围棋史话》)。大约到唐朝，围棋子才改成圆形的。当然也是以黑白来区分双方的棋子的。这就是说，我们要想寻找东汉以前圆形的围棋子，是不可能的。因为弈棋子不可能在先秦时是圆形的，到东汉改成方形，而后到唐朝时又恢复成圆形。所以先秦时期的弈棋子可以是其他任何形状，但不可能是圆形的。

　　古籍中常常“博弈”连称。博也是一种棋戏。在先秦时期，对博双方的棋子都涂上黑漆，以方形和长方形来区分(说是方形和长方形，其实长和高是一样的，宽度有所不同。当棋子竖起来时，就可以分出方形长方形了)。博棋棋子一共有六颗，其中一颗稍大，被称作枭棋;其余的五颗棋子一样大小，被称作散棋。这就是“一枭五散”。到了汉时，对博双方的棋子已演变成以黑白颜色来区分(考虑到博棋在一定条件下要将棋子竖起，所以博棋子应该是长方形的)。而与此同时，弈棋子也是以黑白来区分对弈双方的棋子的(只是弈棋不需要将棋子竖起，所以采用更方便的方形)。也就是说，在汉时，博弈两种棋戏的棋子演变是同步的。博弈两种棋戏的棋子都是“形状相同、以黑白来区分”对局双方棋子的。

　　关于六博棋，请参阅我在“天涯论坛•煮酒论史”发表的两篇文章：《<周易>乾坤两卦的爻辞换位与六博棋的投箸之法》及(续一)(续三)(续四)、《“局分十二道”——六博棋的行棋之法(一)、(二)、(三)》。

　　以此朝前推测，在先秦时期，博和弈的棋子的演变是不是也是同步的呢?是不是弈棋棋子也和博棋棋子一样，对弈双方的棋子也是“涂上黑漆，以方形和长方形来区分”的呢?

　　事实上，博和弈的棋子确实是可以通用的。博棋棋子除了枭棋以外，其余五颗散棋子形状大小都是一样的。而弈棋所有的棋子形状大小也都是一样的。因此，可以说博和弈的棋子没有形状上的差别。这样的棋子是完全可以是通用的。

　　这种博弈通用的棋子到了汉时出现了分化。博棋仍用长方形棋子(棋子需要竖起)，弈棋采用了方形扁平棋子(棋子不需要竖起)。对博对弈的双方棋子都是以黑白颜色来区分的。

　　棋子可以作这样的解释。但棋盘呢?总不见得棋盘也是通用的吧?这个问题还真是问对了。我的观点是：先秦时期的弈棋完全可以在六博棋盘上进行对局。

　　这样的说法简直是匪夷所思，不可思议。我这样说自然是有依据的。没有依据的是猜测，有依据的是推测。这个依据就是《墨子•公输般》里一段非常精彩、也是非常有名的、常常被人津津乐道的文学描写。

　　楚王打算伐宋，请来了公输盘帮助造云梯。墨子知道了这件事后，就从鲁国出发，走了十天十夜，赶到楚国都城。墨子先去找了公输盘，向公输盘讲了一通大道理，直说得公输盘无言以对。接着又见楚王，也把楚王说得哑口无言。但楚王仍然要坚持攻宋：“善哉，虽然。公输盘为我为云梯，必取宋。”紧接着下面就是一段非常精彩、而被国人长篇短论、津津乐道了几千年的文字：

　　“于是见公输盘。子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

　　关于这一段文字，有人认为是楚宋之战的战前预演。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兵棋推演。公输盘代表楚国。墨子代表宋国。推演的结果是楚败宋胜。因此楚王感到伐宋没有把握，就取消了攻宋的军事行动。但仔细想想，这场兵棋推演实在有些滑稽。公输盘是什么人?他只不过是楚王请来造云梯的木匠。他凭什么代表楚国来进行这场兵棋推演?楚国统兵的大夫们都干什么去了?而将军国大事交由一个外来打工者处置?难不成楚宋真的开战，楚王会把战地指挥权交给公输盘?楚王再混帐恐怕也不至于糊涂到这种地步吧。何况云梯十天前就已经造好了。攻宋的动员令已经下达，楚国各方面都在做着准备。就因为一个造云梯的工匠输了一场兵棋推演，而取消一场军事行动?就算楚王呆鸟似的什么也不懂，楚国的大夫们能答应吗?而墨子更是搞笑。他到楚国来，以宋国自居，跟公输盘先打嘴仗再干棋仗。虽说两仗都赢了，但那实在是虚对虚的空招。大话却听他说了不少。什么“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公输盘的“攻城之械”说的很清楚，就是云梯。但他的“守圉之器” 究竟是什么东西?没人知道。即使他真的有什么“守圉之器”，能不能克制攻城之械的云梯还是个问题。凭什么说在兵棋上胜了木匠公输盘，就一定能在实战中打败楚国统兵的大夫?楚王取消了伐宋的军事行动，更多的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根本不是因为在一场兵棋推演中公输盘败给了墨子。而宋国人也不领他的情。以至于墨子在回家时路过宋国，碰到下雨，想到城门的门洞里躲雨，结果却被守门洞的士兵赶到野地里挨淋，“从此鼻子塞了十几天”(鲁迅《故事新编•非攻》语)。最后还不得不自我解嘲地说：“治于神者，众人不知其功;争于明者，众人知之”。所以，公输盘与墨子究竟有没有进行过这么一场兵棋推演，是很值得怀疑的。

　　楚王请公输盘造云梯攻宋，可能确有其事。墨子赶到楚国劝阻，并且劝阻成功，也是可能有的。但春秋战国之际，能言善辩之士有的是。靠一张嘴挑起一场战争或者消弭一场兵祸，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所以，墨子劝说楚王放弃伐宋，实在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功劳。墨子的学生在记录这件事的时候，大概自己也觉得无趣。为了拔高墨子的光辉形象，就编了这么个故事，同时也着着实实地把公输盘埋汰了一回。公输盘是木匠，墨子也是做过木匠的。同行是冤家。更何况公输盘的木匠名头比墨子大得多。墨子的学生肯定心里不服。有了这个故事，墨子的学生就可以梗直了脖子理直气壮地说：“哼!公输盘有什么了不起。他不仅兵法比不过我家先生，就是他的看家本事木匠活也不如我家先生。他帮楚王造云梯有什么稀奇，我家先生造的守圉之器完全可以打败他造的云梯。”

　　当然，本文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辩别这个故事的真伪，而是想说这个故事其实是告诉了我们很多有关先秦时期棋戏的信息。可惜所有的棋史专家都忽略了其中的棋戏资料，认为这是文史方面的故事。而文史学者也只是从墨子“非攻”思想作研究，没有朝更深的层次去考虑，以至于错过了本来可以解决许多关于先秦时期棋戏问题的机会。

　　这个故事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棋戏资料呢?在这里我们暂且不去考虑这个故事的真伪，仅仅从故事本身来作一些探讨。因为墨子学生编这个故事也不是凭空捏造，也是有一定的依据的 。这一点在后面我还会讲到的。

　　“解带为城”。把腰带解下来，放在案几中间，表示城墙。“以牒为械”。牒，小木片。用小木片来表示攻城的云梯。但云梯一个人是无法操作的，必须有多人合作。一部云梯实际上就是一个军事单位。因此一块小木片表示的也是一个军事单位。在这场兵棋推演中就是一个兵棋棋子。而作为防守方来说，一个人也是对付不了一部云梯的，同样也需要多人配合，才能阻档云梯的进攻。作为防守方的墨子所持的小木片，同样也是表示一个军事单位。

　　在实战中，一个军事单位对一个军事单位，由于兵员的素养、士气不同，武器装备的不同，是可以决出胜负的。但在兵棋推演中，不能说一方的一个军事单位的战力比另一方强。所以双方的棋子一对一时，只能作相持处理，一方不能吃掉(食)另一方的棋子。必须在其他棋子的配合下，或迂回包抄、或夹击合围，才能消灭(食)对方的棋子。但要完成对对方棋子的迂回包抄、夹击合围，必须移动棋子。因此这种兵棋推演的棋子是可以移动的。

　　在移动棋子的过程中，可以有多种方法，“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最后墨子棋高一着，“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守圉有余”。就是说公输盘的棋子都被吃光了，而墨子的棋子还“有余”。

　　但紧接着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尽管公输盘“攻械尽”，但多造几部云梯不就得了。楚国是大国，多造几部云梯应该不成问题。到那时，虽然第一批云梯“尽”，但第二拨云梯紧跟着继续攻城。而墨子的“守圉”仅仅只是“有余”，是挡不住公输盘的再次进攻的。公输盘怎么会“诎”呢?但故事中公输盘确实是“诎”了。所以，又可以说，在这种兵棋推演中，双方的棋子是一样多的。谁的棋子先“尽”，谁就输了这局兵棋推演。

　　从这一段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公输盘与墨子对峙的兵棋推演，并不是交战双方在战前对军事实力的估算和战争进程的预演，而是有着两军对阵性质的棋戏。这种棋戏的每一个棋子表示一个军事单位。双方的棋子一样多，并且可以在棋盘上移动。移动到一定的情况下可以吃掉对方的棋子。一方的棋子一旦被吃光，那么这一局的棋戏也就结束了。

　　这样的棋戏当然是有一定的规则的。双方必须遵守规则，按照制定的规则行棋。棋子如何在棋盘上移动，移动到什么情况下就可以消灭对方的棋子，己方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躲避对方的包围击杀。等等。

　　最最最最关键的是，这种带有两军对阵性质的棋戏既不是在点线上行棋的，也不是在格子内行棋的。而是在棋盘上随机置放。也就是说，这种棋戏可以不需要棋盘。墨子在对局之前，所做的准备工作就是“解带为城”。假如是在棋盘上进行的，棋盘上肯定有表示城墙的标记，就不需要“解带为城”。假如是在没有棋盘的情况下，需要在案几上重新画出棋盘的话，那也就在画棋盘的时候把城墙直接画出来就是了，何必还要“解带为城”多此一举呢?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公输盘和墨子对局的棋戏是城防攻坚战，所以还有个“解带为城”。倘若是野战，岂不是连“解带为城”也用不着了。

　　据此，我们可以推测出这种棋戏的大致情况：双方在开局前先列阵，然后轮流行棋。当己方多枚棋子或包围或夹击对方的一枚棋子时，被包围被夹击的对方棋子就必须从棋盘上拿掉，也就是被吃掉了。这就像原始社会部落的首领们在战争开始前作战前布署一样，用小石子表示兵力，设想军事布署，讨论战争过程及取胜的方法。这种棋戏在春秋战国时期应该是很流行的。如果仅仅是只有公输盘和墨子两人会下，则毫无意义。并且以此编一个故事来预测楚宋之战，实在荒.唐。如果是之前没有的、是两人新创的棋戏，那就应该在开局之前设定规则。否则怎么下棋。然而，两人根本就没有约定期规。只是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随后就乒乒乓乓地干了起来。就像我们今天的象棋和围棋，天南地北两个素不相识的人相遇，话一投缘，就找个地方下起棋来，不需要再设棋规。因为象棋和围棋的规则早已被下棋的人熟悉和知晓。而且，就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和墨子“九距之”来看，这也应该是一种很成熟的棋戏了，决不是还处在草创阶段的新棋。因此，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先秦时期除了博和弈这两种棋戏以外，还有类似这种兵棋推演的第三种棋戏呢?

　　但是就我们今天已知的资料来看，先秦时期除了博和弈之外，还没有这第三种棋戏的存在。那么，是否博和弈这两种棋戏有一种就是这种带有两军对阵性质的棋戏呢?博棋是以投箸行棋的棋戏。投出什么样的箸，就行什么样的棋。而且博棋是根据《周易》的乾卦六爻创设的棋戏，和两军对阵的兵棋推演没有关系。那么剩下的就只有弈棋了。先秦时期的弈，应该就是这种表示两军对阵的军事棋戏。

　　我的这个推测恐怕没有人能够接受。这怎么可能?围棋怎么可能在棋盘上移动?而且还没有棋路?这样的差距实在太大了。但我需要解释的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关于围棋棋制的研究，全都是以今天的围棋规则为基础的。围棋流行了几千年，难道就没有棋制规则的变化?虽然在汉景帝的陵墓中发现了围棋棋盘的残片，但那时的弈棋规则是不是也和我们今天的围棋一样?再说那也不是先秦时期的围棋。先秦时期的弈棋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找不到任何有关弈棋规则的只言片语。博棋多多少少还能找到一些鸡零狗碎、一鳞半爪的资料，但弈棋根本连哪怕是半丁点的文字记载都没有。虽然有“举棋不定”和“弈秋诲弈”两则故事，但这两个故事与弈棋棋制无关。把弈称作围棋的，最早是扬雄的《方言》。但扬雄是西汉末期人(前58——18)。他距先秦也有一百六七十年。而且《方言》也只是将弈与围棋的名称作了说明，没有提到棋制。

　　墨子和公输般进行的究竟是什么?如果真是兵棋推演，那么推演当事人就应该对已方和对方的实力非常了解。但公输般对楚国和宋国的实力了解吗?而墨子除了对“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外，真正对楚宋两国同样是一无所知。双方都是盲人瞎马，实在想象不出可以进行什么样的推演?所以墨子和公输般进行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兵棋推演，只能是棋戏。

　　前面说过，弈棋是可以在六博棋盘上行棋的。那么六博棋盘上有没有供弈行棋的道呢?其实，六博棋盘上还是被设置了弈道的。只是没有在棋盘上标出来、而是隐藏在博棋的道内，所以看上去就像没有道一样。而到了下弈棋的时候，则是在棋盘上已经标明的博道上行棋。只是行棋的线路与博棋完全不同而已。

　　左图是正常的六博棋盘，是下六博棋用的。右图六博棋盘中的阴影是我自己加上去的。阴影和留白组成了弈棋的道。一共二十五道。实际上，无论是一块阴影还是留白，都是一个方格。从右图中可以看出，弈棋的道和博棋的道是重合的。弈棋的道没有标记。博棋棋道则用符号“┓”、“丄”以及方块和圆圈来表示。请注意，在弈棋的每一道内，即每一个方格内，都有一个六博棋棋道的符号，就是表示水的五个方块、表示行棋用的道的四个“┓”和四个“丄”、以及表示窟的四个圆圈，另外还有没有符号的八个空白。下弈棋的时候，阴影和留白全部隐去，就利用棋盘上的博道符号。这些符号对博棋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博棋就是根据这些符号确定行棋位置的。但对弈棋来说，这些符号的作用都是一样的，都只是用来表示放置棋子的区域而已，没有什么不同的意义。当弈棋子在二十五道中任何一道时，也就是任何一个表示博棋棋道的符号上时，可以向邻近的博道符号或前行后退或横移斜切。当然每一步只能移动一格，而且不能跳格。自然，这些道是我推测出来的。真正对局时，是在左图的六博棋盘上进行的。行棋的线路是和博棋完全不一样的。不会弈棋的人用博棋的行棋规则来看待弈棋，当然是看不懂得了。还以为是下棋的人乱走一气。

　　墨子的学生为了拔高墨子的形象，根据当时流行的弈棋，偷梁换柱、改头换面地作了一番文学描写，编了这么个故事。增加了“解带为城，以牒为械”的夸张效果，双方的棋子被说成是“云梯之械”和“守圉之器”，棋子被吃说成是“尽”。尤其是将弈棋行棋的道隐藏在博道内、看上去就像没有道的特点，改换成不用棋盘而在案几是随意置放，以造成公输盘与墨子进行的不是弈棋、而是另外的城防攻坚战兵棋推演的假像。不过这个故事确实编得好看，尤其“九设攻城之机变”和“九距之”，确实很精彩地写出了棋局上激烈角斗。以至于后人都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来看待这一段文字。至多是半信半疑，而不愿否定这个故事。

　　现在我们可以来解释为什么在先秦的古墓中找不到弈棋实物的原因了。弈棋完全可以不用再设另外的棋具。棋子可以用博棋棋子代替，棋局也完全可以在博棋棋盘上进行(利用棋盘上的博道)。因而这样的棋具应该是两用的。有人拿它下弈棋，它就是弈;拿它下博棋，它就是博。但如果没人下棋，这套棋具单独放在那里，该称它是博呢?还是称它为弈?无论是单独称作博还是弈都不合适，于是“博弈”连称。不过下博棋的人比下弈棋的人多，所以博放在弈的前面。今天有一些研究者称先秦时期的博弈为“博弈共处”，并且从社会学的角度加以解释和说明。这当然也是对的。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博和弈是在同一个载体上的，想不共处都不行。后世又有人为这种“博弈”连称的棋戏创造出了一个新的名词：象棋。《楚辞•招魂》中所说的“菎蔽象棋，有六簙兮”有没有这个意思呢?“菎蔽象棋”是指这种博弈连称的棋戏;“有六簙兮”是指这种棋戏中的六博棋。

　　有人作过统计，先秦著作中，有关弈棋的记载共有四条。其中两条博弈连称。即《论语•阳货》中的“饱食无事，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呼?为之犹贤乎已。”和《孟子•离娄下》中的“世俗所谓不孝者五，……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这里的“博弈”连称，是虚指，正是指“没人下棋，这套棋具单独放在那里”的状况。而单独称“弈”的也有两条，即“举棋不定”和“弈秋诲棋”。这两个故事是实指，正是指“有人拿它下弈棋，它就是弈”的状况。

　　博和弈既然是使用同一种棋具，那么究竟是博棋在先，还是弈棋在先?应该是博棋在先。因为博棋是根据《周易》的乾卦六爻而创设的棋戏。假如是弈棋在先，那么棋子不一定就是五个。棋盘也不一定是5×5的方格，很可能是6×6、7×7的方格。在这样的棋盘上再来设计博棋棋盘，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可以非常肯定地说，这种“博弈”连称的棋戏是博在先、弈在后。

　　那么，弈棋大约是在什么时候发明的呢?我在这里的用词是“大约”。因为我们实在找不到发明弈棋的准确时间，只能是推测。既是推测，就只能用大概这个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