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是我国重要的宏观调控
财政政策是我国重要的宏观调控
国家在宏观调控中最常用的经济手段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以下是学习啦小编精心整理的关于财政政策是我国重要的宏观调控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财政政策是我国重要的宏观调控
2017宏观调控立足“稳中求进” 财政与货币政策将协同推进
览潮网讯 (通信信息报记者 叶晨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7年“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日前召开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对今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作出了具体的部署。“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继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适度扩大支出规模，促进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财政部部长肖捷表示。显然，“更加积极有效”将成为2017年财政政策的关键词。
2017年经济下行压力仍存
2017年，虽然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等新增长动能会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但其在经济中的比重尚不足20%，难以替代房地产、汽车等传统制造业的作用，经济增长会惯性下滑到6.5%左右。在经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动能转换相互交织的情况下，新矛盾、新问题、新风险也不断出现，2017年经济下行压力仍存。
首先，基础设施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仍起主导作用。2016年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快速增长对后续投资稳定增长形成支撑，工业企业效益好转增强了企业的投资能力和意愿。工业企业库存处于历史较低位，存货投资将呈回升态势;新一轮房地产调控政策将会使房地产市场降温。
其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制约因素较多。新一轮房地产市场调控将会抑制与住房相关的家具、家电、建材等相关商品消费，汽车等耐用消费品对政策依赖较强，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购置税优惠政策能否延续对汽车消费影响较大。旅游、休闲等新兴消费仍比较活跃，网购越来越成为重要的消费方式。
第三，国际经济环境稳中偏差，我国外贸发展仍不容乐观。世界经济将延续温和低速增长态势，预期2017年世界经济增长3.4%，略好于2016 年的3.1%。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秋季报告的预测，2016年世界货物贸易量将增长1.7%，创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
货币政策可能稳中偏紧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四季度例会提出，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注重松紧适度保持中性。目前多数观点认为，基于2017年经济稳定增长、通胀大概率温和上升的预期，在楼市防泡沫、金融去杠杆、汇率贬值压力下，2017年货币政策可能较2016年进一步收紧。
在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的判断方面，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四季度例会认为，当前我国经济金融运行总体平稳，但形势的错综复杂不可低估。世界经济仍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主要经济体经济走势分化，国际金融市场风险隐患增多。
在货币信贷和金融体制方面，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四季度例会强调，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实现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按照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运行效率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加强和完善风险管理。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2017年，虽然货币政策基调是稳健中性，但随着时间推移，可能会向紧的方向微调。在连平看来，2017年是连续6次降准降息的累积效应逐步达到最大化的第二年，其对经济体系各方面的影响还将继续。连平表示，从稳增长角度看，进一步松动似乎更好些;从应对资产泡沫和物价上涨的层面看，有提高利率水平的需求，这样似乎货币政策紧些好。
不过国金证券研报也指出，2017年财政政策的扩张空间没有那么大，货币信贷政策有可能没有市场当前预期的那么紧。预计预计2017年的预算赤字率可能定在3%，实际的执行结果难以超过4%，因此财政政策的扩张程度不会超过2016年。
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6年，面对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等突出问题，我国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增长缓中趋稳，工业品价格回升，企业效益改善，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可以实现全年6.5%-7%的预期增长目标。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白景明说，“当前经济形势缓中趋稳、稳中向好，产业结构调整效果将进一步显现，财政收入也将趋稳向好。同时，考虑到支出将继续扩大，减税降费继续实施，财政收支矛盾还会比较突出。”白景明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分析称，当前经济工作保持足够的定力，才能把握好“稳和进”的关系。王一鸣说：“稳是进的前提，稳是大局，只有一个稳定的环境我们才能更有效地进，进是我们的目标，但是只有更好地进也才能更有效地稳，一定要把握好这种辩证的关系。”
论财政政策在我国当前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作用
2008-10-7
今年上半年推高我国物价水平的内外部因素明显增多，在农产品和能源资源价格大幅上涨的带动下，企业面临高成本困境，城乡居民生活压力加大。今年下半年宏观调控目标开始转向“一保一控”，即保持经济在较长时间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涨幅在经济社会发展可承受范围内。当前，在宏观调控中要防止货币政策用力过度，更加重视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通过扩大供给、减免税收、增加补贴、改善民生、优化产业结构等措施，在积极应对通胀压力的同时保持经济增长速度。
一、我国当前物价上涨的成因与特点分析
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物价上涨形成的通胀压力日渐加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了7.9%。上半年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同比上涨7.6%。[1]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复杂多变，使得我国当前物价上涨的成因及特点更为特殊：
一是有效供给不足导致的结构性物价上涨。部分产品尤其是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有效供给不足是当前物价上涨的直接诱因。这些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对普通百姓尤其是处于社会收入分配结构“金字塔”底层、日常支出中以食品等刚性需求为主的低收入者的生活影响较大。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今年上半年食品价格上涨20.4%，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6.64个百分点;其余各类商品价格有涨有落，物价上涨的结构性特征明显。[2]
二是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引发的成本推动型物价上涨。今年以来，企业生产成本的大幅攀升导致PPI涨幅一直保持高位，6月和7月同比涨幅更是连创8.8%和10%的新高。PPI的持续走高反映了成本推动型物价上涨的特征，而PPI持续创新高，向CPI传导力量会越来越强。
三是受国际因素影响的输入型通胀所推动的物价上涨。今年5月和6月，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CPI指标都在攀升，有些达到了十多年以来的较高水平。国际市场上一些初级产品的价格，特别是石油和粮食价格，进入了一个上升的周期，今年以来都在以30%的速度上涨，价格持续大幅上涨的负面影响已经波及国内。在我国经济越来越开放、对国外资源的依赖程度日益提高的背景下，国际因素推高我国物价的影响越来越大。此外，受世界经济不景气、人民币加速升值等因素的影响，国际“热钱”涌入中国避险套利也加大了国内通胀风险，国际性流动性过剩对本次通胀压力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除此之外，当前物价上涨还有长期的、历史的原因。生产要素价格的长期扭曲、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不合理等都是推高物价的深层次原因。
二、更多利用财政政策加强宏观调控的理论分析
(一)西方国家治理通胀经验的启示与借鉴
西方经济学对通货膨胀的治理问题进行了长期的理论探索。凯恩斯经济理论认为，在治理通货膨胀时，要采用紧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控制过热的投资和消费需求，降低经济增长率，减轻通胀压力。新剑桥学派则反对用紧缩政策、压低就业的办法来治理通胀，主张更多地注重财政手段治理通货膨胀。新古典综合派认为，抑制通货膨胀需要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进行适当的松紧搭配运用，配合实施收入政策和劳动政策。现代货币主义学派认为，减少通货增长率就是医治通货膨胀的唯一办法，政府采取“单一规则”控制货币供给量，就能有效地防止通货膨胀。供给学派认为，要在抑制总需求的同时增加供给，运用减税、减少对企业活动的限制等刺激生产力的方法同时解决通货膨胀与失业问题。
西方国家反通胀的实践中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想在西方国家占有明显统治地位的上世纪70年代之前，各国基本都采用压缩总需求的方法来治理通货膨胀，其中货币政策包括提高利率、控制信贷、控制货币供应量和流通速度等，财政政策包括减少政府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削减财政赤字和增加税收等。上世纪70年代之后，西方国家在高失业率和高通胀率并存的“滞涨”局面中逐步放弃了单纯依靠抑制需求治理通胀的政策，开始采用主动遏制通货膨胀的手段，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也不再是一味从紧，两者的组合也更加灵活。80年代美国政府就以供给学派的理论为指导，采取了紧缩性货币政策与宽松的财政政策“松紧”搭配的政策，一方面减少货币供应量，另一方面实施减税措施，当经济走出滞涨后再实施削减财政赤字的政策。这一系列措施帮助美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基本摆脱滞涨。战后的德国和日本则高度重视物价的稳定，变治理通胀为积极预防通胀，治理通胀同样采用了紧缩性货币政策，在财政政策上控制公共支出、削减赤字，重视通过技术革新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供给抑制通胀。
西方国家治理通胀的实践经验主要有：一是治理通胀要重视采用更加主动的政策措施，既要尽力减轻通胀的负面影响，也要积极从源头化解通胀压力、遏制通胀蔓延，在一些情况下，相对宽松的财政政策是实现这些调控目标的重要工具;二是在保持各种政策协调配合打出“组合拳”的同时，也有必要根据实际情况有所侧重地加大某些调控政策的实施力度;三是政策的制定也要注意着眼长远，着眼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而不应仅仅是应急之策，注意在治理通胀同时优化经济结构，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努力在治理通胀和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之间寻找平衡点。
(二)我国利用财政政策加强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我国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应对通胀压力。从紧的货币政策是世界各国治理通胀的重要政策工具，在缓解当前通胀压力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结合当前通胀压力形成的原因和特点分析，从紧货币政策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难以有效解决供给总量不足的问题，更是难以在短期内有针对性地调整供给结构;二是货币政策作用的外部时滞较长[3]，在我国金融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容易出现传导阻滞，政策效果难以在短期内有效显现;三是抑制输入型通胀压力效果不明显，通胀压力在全球不断蔓延的今天，一国的货币紧缩政策难以完全抵御输入型通货膨胀;四是过度紧缩可能削弱实体经济的活力，导致企业经营困难，失业率攀升，经济下滑;五是在经过多次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之后，这些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和余地已显狭小。相比之下，财政政策在应对当前通胀压力中则应具有一定的优势：
第一，财政政策可以在短期内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利用财政政策调整经济结构的外部时滞短、指向性强，在强势政府主导的宏观调控中效果更加明显。在治理供给不足引发的通胀压力时，财政政策可以在短期内直接、有效地改善短缺商品的市场供给，抑制过快的结构性物价上涨，同时也可为其他调控政策充分发挥作用，争取更多的时间。
第二，财政政策可以在抵御通胀压力的同时，拉动经济增长，有利于政府在宏观调控中实现“压通胀”和“抓增长”之间的平衡。受全球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的影响，今年我国净出口的增速可能会大幅下滑。在外需受到抑制的情况下，需要通过扩大内需弥补外需求不旺对经济增长的拖累。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稳定并刺激社会需求，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的动力。
第三，财政政策可以有效弥补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产生的负面影响。从紧的货币政策可能对中小企业融资造成更大困难，“误伤”经济实体，损害经济运行效率。实施财政政策可以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的政策，最大限度消除从紧货币政策产生的负面影响，帮助因实施从紧货币政策而受到影响的企业渡过难关。
近年来，中国财政收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2008年上半年财政收入增长再次达到30%以上，这意味着我国政府具有相当强的实力和较大的政策回旋余地应对可能会持续时间较长的通胀压力。因此，短期内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依然有待观察的情况下，更多利用财政政策应对通胀压力是必要的和可行的。
三、利用财政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政策建议
为缓解物价上涨压力和企业经营困难局面、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发展，需要在宏观调控中更加重视财政政策的作用。财政政策在保障供给、帮助企业化解高成本压力、缓解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压力、提高居民抗通胀能力等方面大有作为。未来甚至可以考虑设计一套应对居民消费品价格或企业生产成本短期内过快上涨的财政应急预案，当物价涨幅在一个连续的时期内超过某个设定限度时，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者和中小企业展开力度不同的应急救助和财政扶持，使通胀时期财政扶助政策规范化、制度化。
——完善财政支农、惠农、强农政策，防范自然灾害损失，全力确保全年粮食丰收;减免农产品流通、加工等环节的税费;增加国内农产品供给，全力化解国际粮价上涨风险。加大对“三农”的转移支付力度，对农机具、农药、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和购置环节进行一定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加大财政在农田水利建设、土地开发改造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促进农产品生产，维持市场供应;完善应对自然灾害的应急处理预案，预备充足的财力应对突发自然灾害，全力确保全年粮食丰收;减免粮食在收割、运输、储存和交易环节的各项税费，提前预备充足的运力，确保粮食尽快投放市场。对肉类、油脂、乳类等食品加工企业实施加工环节增值税减免和补贴政策，减轻企业生产成本压力，降低食品出厂价格。限制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出口，继续采取有效降低粮食出口的税收政策，提高农业生产资料出口关税，严打农产品走私，尽最大可能减缓国际粮价上涨风险向国内传递的速度。
——定向加大对城乡低收入者和在校学生的生活补贴力度，缓解其生活压力，帮助他们平稳渡过物价上涨期。在生活必需品领涨的情况下，处于社会收入分配结构“金字塔”底层的劳动者的日常支出以食品等刚性需求为主，对于物价尤其是食品价格变动的反应更加敏感。对于涨幅较大的食品和生活必需品，如猪肉、食用油，政府可以考虑采用向城乡特困家庭发放专项食品和生活用品券的实物救助方式，安排定点发放，保障特困家庭的基本生活。适当提高大学生和低收入家庭学生的生活补助标准，适时加大补贴高等学校学生食堂的专项资金的力度。提高最低生活保障线，建立健全基本养老金、失业保险金和最低生活保障金的指数化调节机制，确保社会保障金发放标准能够及时调整，最大限度缓解物价上涨对老年、失业人口和“低保”家庭生活的影响。
——对企业实施税收减免与补贴政策相结合的政策，特别是要对中小企业大规模减税，帮助企业减轻要素成本上涨压力，延长中国经济的繁荣周期。要素成本上升是否能够转化为大范围、持续的物价上涨，出现通货膨胀，将取决于生产企业消化成本上涨的能力，关键是生产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4]当前，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应当向更多地向中小企业倾斜，推进增值税转型，扩大中小企业增值税抵扣范围，继续调整出口退税政策，适时提高纺织、玩具等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减轻外需萎缩、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上涨给中小企业带来的成本压力。更多地向劳动密集型企业倾斜，减缓劳动力价格上涨给劳动密集型企业造成的成本压力，稳定社会就业需求。更多的向自主创新企业和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倾斜，对创新创业型中小企业，可采取加速折旧、放宽费用列支标准、设备投资抵免、再投资退税等多种税收优惠形式;对技术开发的中小企业进行财政补贴，对其新产品的开发、员工培训等活动提供无偿资金资助，并以贴息贷款的方式优先为这些中小企业提供政策性融资，减缓企业技术创新的成本压力，加快产业升级步伐，提升劳动生产率和能源利用率，推进节能减排，从根本上增强企业内部消化要素成本上升的能力，减少PPI上涨向CPI的传导速度和影响程度。此外，还需要继续清理行政审批费用和治理滥收费，直接减轻企业税外收费负担。
——对个人实施的税收减免政策，提高居民抗通胀风险的能力。通过减税措施不仅可以减轻居民生活压力，还能够刺激社会需求，激发人们的工作积极性，提高生产效率，推动经济增长。当前可以考虑，降低边际税率;取消利息税，改变物价上涨背景下银行存款实际利率为负的局面;停征证券交易印花税，进一步降低股票交易成本。
——长期坚持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不断加大政府在公共领域的消费支出比例，消除社会恐慌心理，稳定通货膨胀预期;通过限制政府投资和引导社会资金流向的途径，减少流入高资源消耗产业的资金，抑制市场对国际石油、原材料的过度需求。通过增加财政对教育、卫生、医疗、保障性住房等公共产品供给保障力度，降低居民在公共支出体系的分担比例。在提高居民实际购买力的同时，增强抵御物价上涨的心理承受能力，稳定通货膨胀预期，防止社会恐慌心理引发抢购囤积而进一步推高物价现象的出现。科学甄别并谨慎审批高资源消耗型项目，控制政府在这些领域的直接投资，同时利用财政贴息、税收优惠等政策引导社会投资资金避开高资源消耗项目，让社会资金更多地支持节能产业的发展，缓解国际石油、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形成的输入型通胀压力。
财政政策是我国重要的宏观调控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