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贷款人制度所潜含的道德风险原因及治理论文

最终贷款人制度所潜含的道德风险原因及治理论文

　　金融业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容易导致金融风险的积聚，严重威胁到国家的金融安全，全球金融发展史上的多次金融危机便是例证。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金融业的发展异常活跃，各种金融风险也日益显现出来。为此，作为金融安全网重要制度之一的最后贷款人制度越来越受到金融界和理论界的关注，深入分析研究我国的最后贷款人制度便显得更加迫切，构建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最后贷款人法律制度体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以下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最终贷款人制度所潜含的道德风险原因及治理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最终贷款人制度所潜含的道德风险原因及治理全文如下：

　　摘要：现实中大多数人认为所有的最终贷款人行为都会带来道德风险，其中存在以偏概全的误导。新旧古典主义在理论结构上还存在着形式性缺陷，而大而不倒主义是新旧古典主义逻辑的必然发展，这使道德风险从可能性发展为必然性。解决的方法是制度回归，从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上进行根治。

　　关键词：最终贷款人 道德风险 大而不倒主义

　　探讨的前提―最终贷款人道德风险的概念误导

　　最终贷款人是指在危机时刻中央银行应尽的融通责任，它应满足对高能货币的需求，防止由恐慌引起的货币存量收缩。该理论是为应对市场恐慌即系统性风险而产生，但现实是最终贷款人不当实施可能引致道德风险。所谓最终贷款人道德风险，是指某些最终贷款人行为可能使商业银行产生隐形担保预期，导致从事高风险行为，为整个金融系统带来风险。但理论界存在一种危险倾向，即认为所有的最终贷款人行为都可以化约为救助某特定金融机构。将最终贷款人理论化约为向“单个银行提供流动性支持和救助”，这存在着严重的以偏概全问题，会导致所有的最终贷款人行为都会带来道德风险的错误认识。

　　最终贷款人的理论分为四类：古典主义、货币主义、新古典主义以及自由主义。古典主义理论认为，应直接慷慨地对缺乏流动性的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但需要使用惩罚性利率，这一派的代表包括巴林爵士、桑顿以及巴杰特。之后的货币主义否定这种直接干预的方式，因为干预成本高且不公平，认为即使是在危机时期，也只能通过公开操作方式对市场而不是向特定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这一派的代表人包括古德弗兰德、保度、考夫曼以及斯瓦茨等，主要是美国经济学家。新古典主义认为不仅要救助缺乏流动性的而且要救助没有清偿力的银行，代表人物包括汉弗莱、弗里德曼等。自由主义则认为任何政府机构都不能成为最终贷款人，将支持公共最终贷款人的理论都推倒，认为银行恐慌产生的唯一理由是对银行系统存在的法律限制，如果没有这些限制自由竞争的市场就会自动产生一个防恐慌的银行体系，代表人物如塞尔金，属于最终贷款人理论中的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提醒学者尽量减少市场干预，采取对市场影响最小的方式。四种理论派别和道德风险之间的联系不尽相同。货币主义只支持以公开市场操作的方式提供高能货币，为整个市场提供流动性，反对直接干预特定金融机构，不直接资助或干预某个金融机构，不可能使商业银行产生隐性担保预期，在理论上和现实中都没有道德风险存在的机会。自由主义从根本上反对公共机构提供最终贷款，所以该学派支持的政策不可能产生道德风险。新旧古典主义两种理论都赞成救助特定金融机构，区别在于：古典主义认为要救助缺乏流动性但有清偿力的银行，新古典主义认为对无清偿力的银行也要救助。

　　所以笼统谈论最终贷款人道德风险存在理论误导，可能是这种原因造成了“最终贷款人必然导致道德风险的”概念误导。

　　最终贷款人道德风险原因

　　(一)新旧古典主义的理论缺陷――手段劫持目标

　　在澄清了最终贷款人道德风险概念误导后，检讨新旧古典主义理论本身并同货币主义理论比较以寻找道德风险原因。

　　新旧古典主义学者支持救助特定银行，危机期间的政治和经济压力导致救助几乎成为政府甚至是社会唯一选择，而救助前后，关于最终贷款人道德风险的讨论就不绝于耳。学者们早就对最终贷款人道德风险提出警告。桑顿指出，中央银行救助将鼓励这些机构管理的“闲散”和“懒惰”行为。巴杰特则认为，如果不采取预防措施，对坏银行的救助都将阻止将来好银行建立。索洛认为，救助会带来一定的道德风险，银行会因为最终贷款人的隐性担保而热衷从事高风险投资，公众也丧失监管银行的动力。金德伯格则指出，如果一家银行或公司知道自己会从自己所干的蠢事中得到解救，会促使它沉迷于蠢行。

　　但理论界对于最终贷款人为什么会为商业银行提供潜在担保并没有提供很令人满意的分析，而道德风险如不能妥善解决，最终会影响最终贷款人功能的合法性(杜金岷、危勇，2007)。

　　最终贷款人的目标是宏观的，应对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桑顿认为最终贷款人的功能是对整个市场而言，而不是针对某个银行，只救助那些有清偿力的银行，而不救助那些大而不倒银行。巴杰特则论证最终贷款人是在危机时干预并拯救整个货币体系。汉弗莱总结前人理论，认为最终贷款人的责任不是为了避免危机的发生，而是为了缓解金融冲击的影响;防止恐慌的蔓延，而不是去拯救破产银行。尽管学者有不同争论，但在最终贷款人目标的宏观性这一判断上还是比较统一的。

　　在最终贷款人实现手段上，新旧古典主义理论出现较大分歧。巴林认为一切有清偿能力的银行可以在危机时向中央银行借款。桑顿则认为最终贷款人是为市场提供流动性，任何情况下不得维护无清偿能力的银行。巴杰特则表明，最终贷款人只能向陷入流动性危机而不能向破产的银行提供贷款。费舍则认为最后贷款人可以向市场也可以向机构提供贷款。最终贷款人实现手段的争论，也体现在实践中。针对金融市场出现的危机，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方式干预宏观市场，减少恐慌蔓延;也可向银行提供贷款，来干预银行。从理论上看，如果最终贷款人采用非直接干预特定银行的方式，应可消除商业银行的救助预期，避免道德风险。现实是，理论上的不统一和实践的实用主义使央行面对货币紧缩时用尽各种手段。因此，索洛提出银行只要出现危机，最终贷款人都应进行援助;古德哈特认为在危机期间最终贷款人很难有足够时间来评价资产状况和偿债能力，无法判断是流动性不足还是偿债能力缺乏，而倒闭比救助的社会成本要大得多，因此都需要进行援助。

　　货币主义和古典主义最终贷款人的理论结构如下。货币主义最终贷款人理论结构为：目标(宏观，系统性风险)――手段(宏观，公开市场操作)，即宏观-宏观结构;古典主义为：目标(宏观，系统性风险)――手段(微观，救助特定银行)，即宏观-微观结构，两流派界限明确。但现实是实用主义的，央行在同一时期往往混合使用两种理论，比如三十年代大萧条、亚洲金融危机、次贷危机期间的救市行为，趋向于后者，救助特定银行，提高了商业银行对最终贷款人的预期。危机时最终贷款人选择的现实主义和唯一性、公众对救助特定金融机构的关注，完全掩盖了货币主义和新旧古典主义之间的斗争，市场参与者包括金融机构、存款人、投资者以及评级机构都对救助的产生必然预期，可以将这种理论斗争和实用主义之间的矛盾所导致的商业银行的救助预期称之为最终贷款人理论的形式性误导。因此重新梳理最终贷款人有关理论会发现其一直存在的形式性误导，即最终贷款人目标的宏观设定和手段的微观体现之间存在的某种结构性紧张或者冲突，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这种紧张进一步将其放大，很多时候存在手段劫持目标的嫌疑和结果，这种误导是最终贷款人制度为商业银行提供潜在保险的原因。 　　只要理论上存在目的和手段的矛盾，大型金融机构就会运用自己的巨大经济影响，扩大这种紧张或者误导，支持公共机构对金融机构的救助实践，实际上最终贷款人的手段劫持其目标。

　　(二)大而不倒主义与道德风险―手段目标化

　　从1984年美国伊利诺伊州大陆银行案开始，大而不倒主义开始成为金融监管中的重要议题。大而不倒主义，是指银行如此巨大以致于其倒闭可能引起银行市场系统性风险，因此在银行将要倒闭时政府就不得不进行救助(Carrington.U.S，1984)。该主张和新古典主义最为相近，两者都认为应该救助将倒闭银行。区别在于，新古典主义认为，在危机时期区分将倒闭金融机构是缺乏流动性还是没有清偿力，时间上是来不及的;而大而不倒主义则几乎不存在流动性与清偿力之争，只要银行规模足够大且可能倒闭就应该救助，将其判断标准集中在银行自身特征上。

　　从最终贷款人到大而不倒有一个演化的过程。最终贷款人理论开始就注意到大而不倒问题并持反对意见。桑顿认为在任何情况下，最终贷款人不能救助被认为太大而不能倒闭的银行。古德弗兰德和金、保度、舒瓦茨认为最终贷款人的支持对象应该是市场，这些资金支持只能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进行。但后来出现变化，古德哈特认为在危机期间最终贷款人没有足够时间来来判断银行是流动性不足还是偿债能力缺乏，再加上倒闭的社会成本要大得多，因此都需要进行援助。保度认为，最终贷款人救助银行危机的趋势是，无论危机银行是否资不抵债，最终贷款人都要提供无限的援助。因此，大而不倒主义是新旧古典主义形式性缺陷在逻辑上的逐步发展。

　　20世纪后危机频现，为挽救银行体系，欧美各国放宽提供最终贷款的条件，不仅为出现流动性问题的银行提供贷款支持，也为资不抵债的银行提供援助。各国金融监管纷纷引入大而不倒主义，扩大了最终贷款人功能中的形式性缺陷。大而不倒主义表现为当某银行出现危机，没有人讨论公开市场操作还是窗口贴现，及缺乏流动性还是清偿力的问题;直接转为，该银行规模是否足够大，其倒闭是否会影响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即在符合大而不倒概念的情况下，不考虑是否救助，而是讨论如何救助。意思就是，如果一个银行规模足够大，其倒闭影响到银行系统的稳定性，那么该银行就可以挟“系统稳定性”以令“国家”，确立了必然导致道德风险的大而不倒主义。由此大而不倒成为商业银行奋斗的目标，因为整个银行市场参与者，商业银行、存款人、评级机构等都充分认识到，“国家必然要救助大而不倒银行”，这是新旧古典主义最终贷款人理论演化的必然结果。

　　最终贷款人制度中潜含的道德风险治理：制度回归

　　(一)从“最终贷款人道德风险”到“某些最终贷款人的道德风险”

　　最终贷款人道德风险这种说法，将本来只是其中部分理论派别的问题强加到所有最终贷款人理论派别之上，存在着以偏概全的概念误导。使得很多人误认为所有理论派别设计的的最终贷款人行为都会导致道德风险。这种概念误导有两个致命缺陷，首先在没有检讨最终贷款人理论本身缺陷情况下就开始设计治理措施;其次导致治理道德风险的设计关注于特定最终贷款人措施实施的程序。应回归最终贷款人理论本身，寻找道德风险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设计治理措施。

　　(二)从“银行的银行”到“银行市场的银行”

　　由于最终贷款人功能，中央银行长期以来被称之为“银行的银行”。但这种说法只是表明了最终贷款人新旧古典主义的主张，表述以偏概全，不能涵盖所有的理论主张，除了自由主义这种太过特立独行的主张，最终贷款人功能更确切的称谓应该是“银行市场的银行”。减少最终贷款人的道德风险，使用公开市场操作的公平方式，减少对特定银行的直接资助。

　　(三)从大而不倒救助人到最终贷款人

　　大而不倒主义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它将最终贷款人新旧古典主义理论的缺陷发展到顶峰，将最终贷款人的道德风险从可能性升级到必然性，将新旧古典主义最终贷款人的手段变为了目标。许多研究者认为应该取消大而不倒主义，使其从常态化的病态转为真正的例外。通过最终贷款人道德风险概念的回归，最终贷款人理论自身的回归和大而不倒主义的消除，可以解决前面分析的最终贷款人制度所存在的概念误导、形式性误导以及手段目标化的缺陷，从根本上消除救助预期，以求解决某些最终贷款人理论潜含的道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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