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国梦政治论文(2)
我的中国梦政治论文
我的中国梦政治论文篇二
我的梦 中国梦
我就是中国，我的梦就是中国梦。
这是个既古老又新潮的话题。当1840年大清帝国被来自英吉利的尖船利炮打开国门，一场“中国梦”绵延一百多年，从未中断，变换着“救国”、“自强”、“复兴”等不同的内容，在2012年末新诞生的中国领导层口中重新复活，“小康社会”是它最新的形式。
在梳理“中国梦”一百多年来的演进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这样一条线索：从同治名臣、士阶层、新知识分子、现代政党直至农民社会，“中国梦”呈现出从精英到民众的涟漪式扩散，这既是一条梦想实现的线索，又是鲜活的人从家族觉醒，再融入群体，直至最终被遮蔽的线索。
在这条线索里，我们也发现了这样两个事实：每当“中国梦”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从官僚机构到士阶层，再到新知识分子，最终到达农民群体时，“中国梦”的能量便一次次增强。当力量到达极点，个体又会诡异地逐渐消失在群体之中，在再次增强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控制之下，失去鲜活的动力。
每当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一体化的稳定结构，在外来的刺激下解体，约束人们梦想的束缚被解除，人们可以相对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未来时，国民创造力就会空前进发，展示出巨大的力量。
在时代的夹缝中，我们发现了晚清士阶层和新政的互动，触发了民营资本诞生的第一个黄金年代;在民国军阀、马列主义、三民主义三足鼎立时，成就了思想解放和经济发展第二个黄金年代的辉煌;改革时代自由市场的重生和不断壮大，让我们正在享用第三个黄金年代空前的繁荣。
每次黄金年代都潜藏着风险甚至危机，我们再一次站在“中国梦”的转折点，未来如何演进，来自我们的判断和行动。
改革时代与之前“中国梦”演化路径最大的不同是，它直接在社会底层的草根中内生，从精英阶层“由内而外”的涟漪模式，转为“由外而内”的汇聚模式：“中国梦”与“我的梦”的重要性和位置，已经实现革命性的转化。
未来中国，内生一个开放、理性、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比某种意识形态和精英群体赋予理想社会，并发动民众参与，显然更具合理性。我们必须面对已经到来的、崭新的时代保持冷静，进一步扫除纠缠在“我的梦”周围的藩篱，在法治、市场和公平正义基本边界之外，逐步消除各种不合理的管制甚至控制，而不是向相反的方向运行。
个体不同但又鲜活的、充满生命力的“我的梦”，必然会在不断扩大的个人自由中汇集强大能量。所以我们讲述了8个人的故事，他们来自连接中国近代和现代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创业不辍的企业家群体，还有充满阳光、幻想且从不惜力的年轻人。
他们和更多的中国人一起，做着自己的梦，与时代互动，成为现实和历史的一个个标记。
士阶层觉醒
1894年(大清国光绪二十年)，托慈禧太后六十寿辰之福，年过不惑的江南名士张謇得中恩科一甲第一名，状元及第。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看似强大的帝国海军惨败于日本。1896年，张謇决定从商。这三件看似不相干的事，共同成为“中国梦”推动历史演进的第一个标记。
张謇筹措了2000两白银创业，联络家乡南通的6个小商人作为合伙人，商定办一个两万锭的纱厂，取《易经》“天地之大德日生”之意，得名“大生”。他准备以两个月为期，在上海、南通、海门三地，向社会募集股金60万两。数月下来，他募集到的资金是0，靠摆摊卖字才凑齐盘缠回到家乡。
对张謇颇有好感的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急人所难，将国营南洋纺织局在上海码头积压已有5年、零件已经锈坏十之三四的两万锭纱机，折价25万两，作为国有资本入股大生纱厂。1899年，张謇终于募足另外25万两股金，一种新的企业经营模式也因之诞生：“绅领商办”。
第二年，义和团席卷北方，南方却风平浪静，而且因局势动荡，得进口洋纱减少之利，大生纱厂便进入全盛期，当年获利达11.8万元。从1901年到1907年，张謇一口气先后创办19家大小企业，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民营企业家集团。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张謇，不改士大夫、缙绅本色，生活极其简朴，所积累财富数百万两，大多用于地方建设和教育，将南通建成有自治性质的模范城市。
张謇的选择，代表着士阶层开始整体转向。
士阶层是中国帝国时代特有的阶层，他们以科举为本业，完全认同儒家伦理和意识形态，入朝为官，则为帝国官僚体系的上层管理者;退则耕读，成为县以下缙绅自治的核心成员，帮助政府管理农村社会，是承接上层官僚与底层农民的中坚力量。
即使遭逢朝代更替、天下大乱，帝国新王朝重建儒家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一体化，所依靠的，也是士阶层的官员和缙绅。数千年来，乡村一直是缙绅的扎根之地，血脉相连。直到末世帝国大清与地球另一端的英吉利国开战，输掉鸦片战争，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个密闭系统的超稳定结构，才开始缓慢崩塌。
太平天国大乱平息之后，社会开始全面复苏，同治名臣们开始认识到与西方之间的差距，倡导“洋务运动”，动用官僚机构直接兴办和管理国防军事工业。但是，洋务运动对广大士阶层来说，不过是用西学的“器”来补中国的“道”，大多数儒生和缙绅，都还沉醉于维护传统社会秩序和恢复之中，对西学甚至还淡不上拒斥，而是普遍的漠视。
缺乏缙绅的支持，洋务运动便成无本之木，作为中国中坚阶层的地主乡绅，吸金能力几乎与政府相当。19世纪80年代，地主乡绅阶层个人年收入总额67500万两，是清政府1885年一年财政收入的8.8倍。表面上拥有无限权力的大一统国家的皇权和官僚集团，不过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冰山一角，如果没有缙绅士阶层的支持，它所能动员的资源远不足以提供工业化的全部投资。
同治名臣们也没有意识到，任何社会的工业化都必须由民间资本推动，政府只能起引导作用，然而洋务运动的行为方式却是垄断和压制商人投资近代工业，上海织布局自成立之时就宣布：“(十年之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内，不许另行设局”。官僚体制的低效率显然与市场格格不入，仍以上海织布局为例，1875年动议设厂，1882年才实际成立，1890年勉强开工，前后长达15年，一投产就负债百万两白银。 以甲午战争为分界点，庚子事变为加速器，广大士阶层对儒家社会观和哲学观的否定到达顶点，中华帝国最具影响力的群体彻底觉醒。1895年开始，清政府不得不实施一系列改革新政，传统意识形态加速解体，清政府终于开启全面改革的进程：1903年设商部，1905年废科举，1906年宣布立宪，1909年各省、县纷纷设立谘议局。
关于张謇，还有一个事件很有意味：当八国联军大军逼近北京，慈禧太后草率宣战，命各省督抚率军进京勤王之时，两江总督刘坤一却跑去和张謇、盛宣怀商量，张謇认为保国必先保家乡“东南”，刘坤一大为赞同，于是就有了十三省“东南互保”。包括张之洞、李鸿章在内的各省大员，不但不北上勤王，反而寻求与各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士阶层不再忠顺一个逐渐失去合法性的王朝，也不再参与到另一次朝代更替，在严重的亡国危机面前，儒士阶层终于意识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过是一种幻觉。他们已经不相信皇权能为帝国生存负责，而是开始反思帝国的政治制度，研究起西方议会制度，全面学习西方工业文明、推动现代化的历程，寻求在维护儒家核心价值的前提下，在军事、经济、政治各个层面全面引入西方策略，亲自参与推进晚清宪政的整体方案。
自此，士阶层“中国梦”的内容由“效忠帝王”让位于“救亡图存”。
从数字上看，太平天国前后清代官员约有8万～15万人，19世纪缙绅阶层总人数110万～140万人，“梦想”开始成为精英阶层的共识。士阶层在两个层面同时展开行动：一方面加入各地谘议局，模仿西方议会制度，将“乡绅自治”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谋求改造政体。当时中国绅士总数约为145万人，正好与有资格参加选举的等级选民167万大体相当，其中大约80%具有传统科举功名。
另一方面投资商业、谋求实业救国，张謇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清政府推行新政10年间，缙绅私人资本迅速发展，投资企业总额很快超过洋务运动30年的总量。1872～1894年，有据可查的72家近代企业中，民间商办只占22.4%。1895～1913年，商办企业迅速攀升至463个，占全国企业总资本的76.3%。1895年之后，在缙绅资本的推动下，早在鸦片战争就开放的口岸上海的发展速度突然加速，1895～1920年的25年中，上海人口由50多万膨胀至300多万，成为国内商业、工业和金融中心。
士阶层的觉醒，使中国传统社会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绅士城市化”。缙绅阶层的生活场所从农村转向城市，通过谘议局与官方形成事实上的权力制衡。当清廷立宪推出“亲贵内阁”，缙绅因无法有效参与政权组织非常不满，随后发生的铁路国有化更是触动了缙绅阶层的经济利益，他们干脆完全放弃皇权，转而与革命党合作，直接取得大部分地区的政权。
士阶层的转向，是中国近代社会在外来威胁的刺激下逐步开放，人的自为意识增强的一个关键节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摆脱儒家意识形态和家庭、乡村空间的束缚，将个体趋同的“梦想”慢慢汇集成为历史演进的动力，促进了中国转折的第一次尝试，或者说第一次“黄金时代”。
夹缝与自由
1925年，四川文人卢作孚决定弃笔从商，从友人处筹得8000元资本，亲赴上海订购一艘载重0.6吨的铁壳小船，取名“民生”，缓缓驶回重庆，正式开启他瑰丽又悲情的商业生涯。他是当时典型的新知识分子商人转型的代表，在中国近代民营资本第二次“黄金时代”之末崛起，也是“中国梦”突破阶层和思想束缚，向更大群体延伸的典型样本。
卢作孚18岁加入同盟会，是一个做梦都想改变中国的“新青年”，他能把孙中山的《建国大纲》一字不漏地背下来，尽管只有小学学历，却自学成才，当过算术、国文教员，《川报》主笔和总编。他投身五四运动，参加过李大钊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主张“教育救国”，屡次开展以民众为对象的通俗教育与新教育试验，又屡次失败，转而产生了“实业救国”的念头，认定交通运输业为“咨业之母”，因此创办民生实业公司。
这位文人有惊人的商业天才，创业数年后，民生公司就成为长江上游最大的航运企业。当民生公司初具规模之后，他就仿效张謇在重庆北碚开始社会实验，建中学、工r医院、公园和植物园，倡导文明、整洁、健康的生活，特别是在钟爱的教育事业投入巨资。到上个世纪30年代，北碚已经成为四川境内最先进的地区，继南通之后，成为又一个“全国模范地区”。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任命卢作孚为军事委员会水陆运输管理委员会主任，他坐镇武汉、宜昌等地，具体指挥国民政府大撤退的运输事宜。整个抗战期间，民生公司共抢运各类人员150余万，物资100多万吨，损失船只16艘，牺牲-员工100余人，被誉为“中国实业史的敦刻尔克”。
缙绅阶层亲手为大清帝国的皇权送葬，却无力翻开新的一页。帝国幻觉破灭之后没几年，共和国幻觉也随之破灭。袁世凯称帝以及随后的军阀割据，又彻底葬送了国父孙中山依靠军阀和缙绅，用民主政治方式重组社会的努力。自1895～1915年，20年来推动社会变革的主要是缙绅阶层，在他们的努力下，亡国灭种的危险并没有减少，反而加剧了c
缙绅城市化与政治地位上移，最终形成两个消极结果：首先是儒家意识形态丧失了对军队的控制，文盲和半文盲军阀成为控制军队乃至地方的大小首脑，现实的缙绅阶层主动与之合作，在各地建立起军绅混合政权，在外来势力的帮助下，无所顾忌地搜刮社会资源。
其次是乡村成为被遗弃的“中国”。乡绅自治是通过严密的宗法家族作为控制农民的松散基层组织，缙绅阶层既是乡间事务的管理者，也是有文化的精英，当他们离开乡村进入城市之时，一种新型的经营地主和富农经济趁虚而入，自耕农迅速减少，更加贫困甚至无力组成家庭的雇农逐渐增多。
另一方面，家庭和私塾迅速退化，丧失了教育及文化的主要来源，识字率反而比传统社会更低。这无异于雪上加霜，农民在心灵上几乎再无启迪的可能，也无法因之改变命运，农村成为一座巨型孤岛，日益混乱的趋势无法得到有效遏制，直至逼近崩溃。 梁启超以全盘否定的方式，表达社会对他们的不满情绪：“二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昌言之新学新政，其结果乃至为社会所厌倦所疾恶：言练兵耶?而盗贼日益滋，秩序日益扰;言理财耶?而帑藏日益空，破产日益迫;言教育耶?而驯至全国人不复识字;言实业耶?而驯之全国人不复得食。其他百端，则皆若是。”
当旧的梦想破灭之时，新的梦想得以在更大的群体中重生，清末取消科举、兴办新式学堂，催生了一个新知识分子阶层。1912年，新学堂在校人数达300万，已是传统绅士总数的两倍，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精英阶层开始发生质的改变。
新知识分子既失去了科举的传统束缚，也无法再回到乡村，这些生长于忧患时期，甚至不惜漂洋过海学习西方文明的年轻人，有更广阔的视野，更炽烈的热情，和更坚定的梦想，却没有更多的空间――1915年时，传统绅士只剩下七八十万人，却占据着中国政治、思想舞台的中心位置。
大量吸纳新知识分子的领域是教师和媒体如报刊记者、编辑，或在家从事撰稿、翻译的自由职业。他们已经无法习惯大家庭的生活，按照父母之命选择配偶，与传统社会格格不入，通过自己的职业向更多的人扩散“梦想”。
他们在与绅士阶层的斗争中争夺文化领导权中，触发了新文化运动。就像钱玄同曾说过的：“人到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新知识分子以极端激烈的方式，彻底抛弃了缙绅阶层试图固守的儒家核心价值，传统社会用以整合社会，构筑政治结构的意识形态支撑彻底坍塌。
但是，新文化运动同样产生了两个消极结果：首先是“启蒙”运动的不彻底性，新知识分子有能力对自身进行反思，并将反思的结果传递给更多的人。然而因为传统文化强烈的逆反心理，对工具理性产生迷信式的崇拜，只强调科学主义而忽略了内理性精神的内核，他们将极端的工具理性播撒到更大的群体之中，试图用科学来解释一切。
其次，传统并不是那么容易被打败，它变换着形式和内容又重新回到新知识分子的内心，“平等”成为新的道德内核，儒家通过自我修为实现成仁成圣的目标，被置换成集体主义式的“乌托邦”理想――新知识分子刚刚从家庭中走出，还未来得及成为现代社会需要的理性人，就消失在群体热情之中。
1919年的“五四”运动，新知识分子对西方世界普遍彻底失望，“救亡”很快压倒“启蒙”，整体转向俄国，社会主义和乌托邦理想叠加起来。建立一种全新的，既超越传统帝国体制，又超越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全新的社会主义式的共和国体制，这听起来就是让人无比兴奋的“中国梦”。新知识分子群体终于有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再次通过意识形态整合社会和政治结构，彻底解决中国内外交困的危机。
1918年，53岁的孙中山发表《孙文学说》，试图在儒家意识形态之外，树立新意识形态的权威。自此，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社会主义却是二者的共同目标。一种奇怪的现象出现了，“五四”运动及其后的几年，学生成为拯救中国的主力军，仅1922年就发生重大学潮125次，而且一旦发生就会引发全国性学生运动，他们是如此强大，尤甚于军队，居然被冠以“丘九”的雅号。
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率先实现了意识形态对政党的重组，建立了军队，新知识分子成为两党的组织骨干。没过几年，这只“学生军”就显示出巨大的战斗力，他们组织严密、纪律性强、毫无私利、全心奉献，北伐战争仅用了两年就攻破了松散的旧军绅政权，再次统一中国。
1927年，国民党和共产党以流血的方式决裂，这意味着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同盟的决裂，它们之间从此开始激烈竞争，都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来重构已经崩溃的中国传统社会。早在新文化运动后期，新知识分子阶层就因信服不同的“主义”而分裂成不同的流派，对军绅政权和西方帝国的仇视让他们短暂黏合在一起，当新意识形态开始成熟时，他们也就要分道扬镳了。
在这样一个大时代之中，同样来自新知识分子群体的卢作孚，显然是一个异类，他与其他年轻人不同，仍然试图用实业救国这种非意识形态的方式来拯救自己的国家。
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此。尽管从新文化运动到日本入侵之间的中国仍然混乱不堪，处于旧意识形态彻底崩塌到新意识形态逐渐成熟的夹缝之中，文化和经济却获取了空前的自由空间，成就了中国近代以来绝无仅有的第二次“黄金时代”。有人甚至认为各种思潮盛行的新文化运动时期，是继几千年前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的“轴心时代”之后，思想最自由，成果也最丰富的时期。
经济发展也是如此。城市是大军阀势力盘踞的中心，秩序相对安定，军阀和缙绅从农村聚集的财富都向这里集中。与农村凋敝的情形相反，城市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大发展的基地，不乏来自底层的商人和民族资本家和缙绅阶层划清界限，成为中国民办工业的领头人。
1914～1926年间，中国15种主要工业品的产值由2亿元增至近6亿，12年增长近3倍，军阀政府城市经济的控制和干预非常微弱，官商习气和官僚组织对经济发展之束缚在这一阶段几乎消失，迅速成长起来的现代经济成分，大多属于民间资本的自由经济。
卢作孚就是这样一个“黄金时代”的绝唱，他在“革命”、“教育”、“实业”之间穿行，选择自己中国之梦实现的路径，成为大时代夹缝中的自由标记。
重回藩篱
1930年代，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激烈竞争正全面展开，出身于资本家、商人、公务员、教职员、地主阶级等的新知识分子为骨干的国民党，显然只想止步于击溃军绅政权，建立统一的国家，不想看到更大规模的农民、工人运动，以危及自身的生存，这与共产党的信仰格格不入。
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强度远远大于三民主义，经过不断考验和淘汰，共产党建立起由少数来自新知识分子阶层，但极具有献身精神的职业革命家为核心，以工农群众或下层劳苦知识分子为骨干的政党，其利益主张与工农基本一致。
当国民党与其他军阀合作，建立起脆弱的统一国家之后，建立了倒金字塔式的社会管理模式：立足大城市的中央和升级机构，人员充足、控制力强，到县级，控制力开始减弱，越往乡村延伸，控制力就越弱。 1930年代，为了打击共产党，蒋介石用保甲制来加强对农村的控制，却催生了一个依附于国民党官僚机构的恶霸地主阶层，相反加快了农村结构的崩溃。由于无法对广大农村进行动员，南京政府的经济、政治实力解决内部危机时已经捉襟见肘。日本入侵之后，沿海地区的沦陷又让国民党失去大部分财政收入，经过漫长的抗日战争，腐败缠身的南京政府已经衰弱不堪。
共产党却向相反的方向运行，毛泽东思想的成熟解决了马列主义经典对中国特有条件的无力，贫困农民特别是雇农在理论上被列入无产阶级，远比工人规模庞大的农民群体，成为共产党干部用之不竭的源泉。在军绅政权和国民党恶霸地主阶层多年的压迫下，生活无望的农民在社会主义新国家的“中国梦”中，重新找回了属于自己的梦想――“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富之家。
中国共产党成就了人类近现代史最富传奇性的故事，一个成立不足30年的政党，就迅速壮大并最终取得东方古老帝国的政权。其背后的秘密，就是把只属于精英阶层的“中国梦”，成功扩散到中国最庞大的农民群体中，在其中产生“化学反应”，释放出惊人的能量，自下而上将中国社会重新动员起来，形成紧密的整体。
1946年7月，共产党和国民党争夺领导权的全面战争开始，傲慢的蒋介石仍然认为共产党是一群在抗战中坐大的流寇，不想呈现在他眼前的却是又极具理想主义和奉献精神、异常清廉、组织庞大、纪律严明的干部和军队，以及在其身后对幸福生活充满渴望的农民――中国社会从没有像那时一样，被全方位且紧密地动员起来。
1946年7月～1948年9月，仅山东一地就有580余万名民工支援前线，成千上万农民自愿组成运输队、担架队，随着解放军长途跋涉上万里，用最原始的方式把后方和前线连接在一起，在这样的对手面前，国民党先进的武器装备没有丝毫胜算。
近代史上常被比喻为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出现了组织革命，它的能量不仅体现在战争中。新中国建立后，共产党在依旧贫困的前提下，一举解决了困扰中国多年来的内部矛盾：黑社会绝迹;妓院也在一夜之间消失;粮食征购和配给战胜了十几年来一直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土地改革中消灭了地主阶级，自耕农群体空前庞大，农民重新燃起希望;在朝鲜战争中让西方最强大的国家遭受重大挫折。
自鸦片战争一百年来，中国内外部危机一并得到暂时解决，“中国梦”从来没有像那时一样清晰可见，几代人追求的目标终于实现，这让全国上下都处于一种发自肺腑的兴奋与自豪之中，呈现出动人的百废待兴、欣欣向荣的局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梦”的核心内容“救国”转向“自强”，井在影响范围上已经实现了最后一次推进，覆盖到全体中国人的心中――没有比建立一个实现完全平等的崭新国家更有说服力的了。但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深刻批判的同时，并没有为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精确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设计，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几乎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典范例。
当人们欢呼胜利时，还没有意识到，梦想的实现也隐藏着危机：首先，就意识形态而言，集体主义全面战胜个人主义，梦想不再是个人化的需求，而是社会整体的共同目标，随着时间的演进，这日益成为束缚人们思想和创造力的壁垒。其次，空前强大的官员集团和极富效率的双层扁平化的新政治结构，让正确和错误的命令都畅通无阻。再次，与高效率的政府管制不同，低效率的计划经济彻底扫除自由经济，并在城乡之间划出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在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层面，中国逐渐形成一种类似鸟笼的社会，作为个体和鲜活的人，都被纳入到这个密闭的体系中。自由空间空前狭小，国民创造力被完全束缚，并为此付出了极端沉重的代价――“大跃进”和““””。
当1980年代国门被再次打开之时，人们悲哀地发现，中国不仅再次被西方远远落在后面，甚至面对经济腾飞的东亚，也无法树立应有的自信。平等乌托邦式的“集体自强梦”幻灭了，改革时代的“个体自强梦”开始觉醒。
企业家时代
1951年1月，全国政协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卢作孚从北京返回重庆，“五反”运动正值高潮。一个月后，这位曾经指挥“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的企业家，背负着“不法资本家”的指控，在惶惑中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他死后8个月，祖籍重庆的刘永好在成都出生，30年后，卢作孚这位实业英雄自由创业的基因，在他的同乡身上得以延续。
刘永好兄弟四人，他是最小的一个。1982年时，刘永好已经31岁，他与3位兄长一起，辞去政府部门、教育机构和国有企业的公职，到四川成都新津县农村创业。他们变卖手表、自行车，筹集了1000元人民币的资金，从养鸡、养鹌鹑开始，历经磨难，创造了自己的商业帝国。
1990年代初期，他们在市场经济是“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中，找县里的领导商量，将已经成规模的企业捐给政府，只要保留他们的经营权，继续创业就好。1992年，成立中国第一家私营企业集团――希望集团;1995年，兄弟们以平均分配的方式各自发展事业。刘永好的新希望集团目前已是中国最大的饲料生产企业，中国最大的农牧企业之一，拥有中国最大的农牧产业集群。
这位自称鸡王、鸭王、饲料王的企业家，一直专注于农业现代企业的发展，他最自豪的事情，莫过于新希望集团已经成为拥有8万多员工，带动100多万农户致富的大型平台，以及未来做成世界级农业龙头企业的新希望。
刘永好创业成功的30年，正是改革开放年代自由市场重生并获得长足发展的30年。在这段时期成长起来的企业家们，几乎无一例外来自于草根，他们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用自己的勤劳和付出建立起一个个商业帝国，共同汇集起逐渐强大的民营经济，成为30年社会财富增长的主要领域。
他们都经历过一个商业“野蛮时代”，因缺少商业基本法律规则，改革初期没有办法界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平民企业家的冒险也几乎无所限制，这也形成了改革开放特有的模式，自上而下地尝试再经官方确认，形成基本规则，取得合法化。不完善的市场环境里野蛮的竞争对手，以及政府总是“闲不住的手”，让他们步履维艰。 去年是新希望集团成立30周年，刘永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发出的感慨，折射出这一段不乏悲情的年代：“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开始出席一些国内企业家活动。到90年代出席这些活动时，已经有了一些变化。现在再出席企业家们的活动，变化就非常大了。原来跟我们一起开会的朋友越来越少了，现在那个时代的企业家大多不见了。有的不干了，有的去世了，有的倒闭了，有的被抓了。”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梦”的再次觉醒和胜利，成就了中国近代以来的第三次黄金时代。从GDP规模的角度看，中国已是世界第二，中国梦中“自强”的部分似乎已经实现，社会财富和经济都是空前繁荣。另一个不为人注意的线索是，中国梦的运行形式和主体悄然发生了变化。
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晚清立宪、庚子事变、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国民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救国”为核心内容的“中国梦”的实现，有着一条清晰的发展线索，从同治名臣、士阶层、新知识分子、现代政党直至农民社会，是从精英到民众的涟漪式扩散。这既是一条梦想实现的线索，又是鲜活的人从家族觉醒，再融入群体，直至最终被遮蔽的线索。
改革时代之所以伟大，并非只是再次将“中国梦”的内容推进一步，从“救国”到“自强”，从而积累的大量社会财富，更是被遮蔽的人开始觉醒，用个体梦想支撑起社会梦想的大厦，实现“自下而上”，以一种和平共赢的方式，推进历史继续向前的过程。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年代，企业家无疑是最耀眼的明星和英雄。
我的梦
2012年11月29日，中国共产党新领导层第一次集体出行，选择了位于北京的国家历史博物馆，在“复兴之路”的展馆中，中共中央重提“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2013年3月1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新的中央政府领导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再次确认“中国梦”：“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
两会结束不到一周，任国家主席后第一次出国访问选择了东方邻国俄罗斯，他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正式向世界传递“中国梦”：“‘中国梦’的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我们要实现的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各国人民。”
充满戏剧化的2012年刚刚过去，来自新领导层的“中国梦”像是在停滞的时间和焦虑的人群中的一阵歌声，让人在惊喜之余不免心生希望，继而成为全社会新的流行语和关键词。在日益喧嚣的讨论中，我们该如何看待、解读“中国梦”，并用何种方式继续推进它，是更重要的事。
在回顾中国近代以来“中国梦”演进的历史，从觉醒的士阶层推动的晚清新政、军阀割据中的“黄金十年”直到改革时代的空前繁荣，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每当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一体化的稳定结构，在外来的刺激下解体，约束人们梦想的束缚被解除，人们可以相对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未来时，国民创造力就会空前进发，展示出巨大的力量。
每当“中国梦”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从官僚机构到士阶层，再到新知识分子，最终到达农民群体时，“中国梦”的能量便一次次增强，当力量到达极点，个体又会诡异的逐渐消失在群体之中，在再次增强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控制之下’失去鲜活的动力。
改革时代与之前“中国梦”演化路径最大的不同是，它直接在社会底层的草根中内生，从精英阶层“由内而外”的涟漪模式，转为“由外而内”的汇聚模式：“中国梦”与“我的梦”的重要性和位置，已经实现革命性的转化。
尽管我们创造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改革时代”，但风险却没有因为财富的增加而变得少一点。在当下中国，我们可以明确观察到潜伏已久的危机：在社会主义试验遭受挫折、内生个体梦想、外来文化的共同冲击之下，曾经在中国书写惊人传奇的革命意识形态已经淡化，在民众心中逐渐失去神圣化的面目。让人更为担忧的是，它对中国历史上空前庞大的官员系统的控制力也大为减弱，而这几乎是该系统实现自我约束的唯一基础。
越来越多的官员失去了让豪情满怀的开国者们虔诚之极的信仰，特别是在基层，私欲的张扬几乎不可遏制，曾经可以作为民众中的一员，进行充分动员的干部们，与底层的关系从未这样紧张过。庞大的权力机构，不但有惊人的运行成本，一旦放松应有的约束，便会主动在市场的边界侵蚀出空前庞大的灰色地带以攫取财富，形成逐渐封闭的利益格局，且严重依赖于经济增长提供的增量，呈现出釜底抽薪式的态势。
传统意识形态的消失和革命意识形态的消退，也让与之相连的道德体系和伦理准则在人们的心中失去效用，似乎只有财富积累才具有合法性，毒奶粉、毒胶囊等商业丑闻不断击穿人们本就脆弱的心理底线，多年来迟迟未完善的自由市场经济在权力侵蚀之外，又在人性之上蒙上厚厚的灰尘，正面临滑向“丛林经济”的风险。
新旧道德体系和伦理准则夹缝之间，受损最大的莫过于教育，升学率和论文发表率两根指挥棒，将功利主义完全引入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全过程，在教育管理者对普适价值观下意识拒斥的前提下，道德、伦理和公民教育的有效性已经在事实上消失。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表现出“惊人”的工具理性，他们聪慧、敏感，很快学会如何衡量目标的重量，并据此作出精确的付出，他们敏锐地捕捉各种力量的此消彼长，并毫不犹豫地向强力一方靠拢。他们崇拜智商和技巧，却对价值判断和道德规范保持冷漠，他们把物质的生存底线当作至高追求，却未必意识到自己正在变成走向梦想荒原的“灾民”。
在此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潜在危机：农民群体正在大规模离开土地，城乡之间如何实现良性互动，决定了中国社会的整合与分裂之间的距离，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又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由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在当下这样一个转折点，内生一个开放、理性、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比某种意识形态和精英群体赋予理想社会，并发动民众参与，显然更具合理性。我们面对已经到来的、崭新的时代必须保持冷静，进一步扫清纠缠在“我的梦”周围的藩篱，在法治、市场和公平正义基本边界之外，逐步消除各种不合理的管制甚至控制，而不是向相反的方向运行。
个体不同但又鲜活的、充满生命力的“我的梦”，必然会在不断扩大的个人自由中汇集强大能量。从这个角度看，新领导层的一系列新理念和行动，展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智慧：强调“共享”原则的“中国梦”;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鼓励民间组织发展;作出收缩行政规模和成本“三点承诺”。
我们乐于积极推动这样一个崭新的“我的梦”时代的到来，因此我们讲述了8个人的故事，希望他们成为这次转折的小小标记。
吴敬琏和江平是连接中国近现代的典型人物，他们生长于民国，成熟子社会主义试验时期，并在改革时代张扬自己不灭的梦想，即使年华老去也不放弃呐喊，用自己的学识和影响力推进社会变革。
李书福和他的后来者们所代表的企业家阶层，也在市场经济中慢慢成熟，他们的创业精神没有消退，在顽强的坚持之外，社会责任感也让他们的内心更加丰富。收集财富已经不是他们的目标，引领未来行业趋势，营造让更多人受益的平台，过富足而体面的生活，是他们新梦想的内容。
面对那些拒绝与俗世合流，充满阳光、幻想且从不惜力，有点犯“2”的年轻人，我们能说什么呢?少一点批评和约束，多一点微笑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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