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学术论文的特点(2)
成功的学术论文的特点
成功的学术论文
论集体学术
【内容摘要】集体学术是个体学术通往公共学术的桥梁，中国学术的道统里蕴含了公共学术的品格，它保持了为大众服务的优良品格，体现了大国学术的气派，乃是集体学术的胜利，而书院教育是实现集体学术的具体组织机制，恰恰是书院教育，承担了抵御市场庸俗主义、重建大学精神的武器。
【关 键 词】集体学术;书院教育;道统;大学精神。
【作者简介】吕德文，法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讲师，主要从事政治社会学及农村问题研究。
正如很多社会学者所说的，中国人缺乏团体生活，以致中国社会如同一盘散沙。反观学术，同样如此。
一盘散沙式的中国学术，其弊病显而易见。它很难培育公共精神，没有公共精神，也就妄谈公共学术。当以学术为业者只是将“业”理解为职业而非事业时，学术界也就容易成为名利场，学者只是一群肖小之辈。它很难抵御市场主义的侵蚀。伪自由主义者喜欢拿“独立学者”说事，似乎独立于当权者，反政府就是公共知识分子了，殊不知，毫无原则地谈独立，却依附于另一股力量——资本，是一种性质更加恶劣的御用文人。它很难真正实现社会科学主体性。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都在谈本土化，但非常奇怪的是，这些本土化的实践路径都莫名其妙地一致选择了国际化。一盘散沙式的学术，很容易成为文化殖民主义的附庸，成为学术买办，“曲线救国”式的本土化，尤应批判。
但是，中国社会并非天生的一盘散沙，中国历史上的社会观一直很排斥个人/自由主义，说中国人缺乏团体生活的梁漱溟，却同时说中国社会是个伦理社会，是家庭本位的社会。相应的，“学术乃天下公器”是历代学人的格言，中国历史上的学术从来不缺乏公共精神。儒家学术延续了几千年，从来不缺乏学术主体性。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某种意义上，中国学术的一盘散沙，既是西方学术霸权支配的结果，又是中国学术主动投怀送抱的结果。不用怀疑一大批努力践行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学者的真诚，但三十年来社会科学研究如此疲软的现实，却需要我们去反思其方法是否得当，需要认真清理我们到底需要什么。
一、为何是集体学术?
公共学术显然应该是学术的基本品质，没有公共性的学术，就将是一己之私、一集团之利的工具。但是，组织学术的机制并不一定是“公共”的，学术生产的方式也不一定要依靠工业化大生产的方式进行，当然，更不能仅仅依靠个体作业的方式进行。现在的问题是，很多实质上是个体学术的行为，却被赋予了公共性，比方说，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学术是个人的事，更有极端者将做学问看成是“玩”学术，“混”学术，只要将“玩”的成果发表出来，只要“混”出点社会影响，那就是公共学术了。“玩”和“混”只是市场庸俗主义的表现，本身并无大过，如果仅仅把学术当作一个职业，甚至是情有可原的。但关键的是，很多实质上是在“玩”和“混”的学者，却宣称是个“独立学者”，很多实际上是依附于某一利益集团甚至政治势力的学者，却拿起学术之公器指责他人，这种“公共性”是要为人所摈弃的。
“独立学者”往往被认为是公共学术最重要的标志，但实质上，纵观国内外有影响力的理论和方法，其产生都不可能是学者“独立”生成的结果，更不可能是“独立”的学术研究的结果。事实上，真正的大理论，背后都是一群学者，这便是学派。在某种意义上，学派，而非独立学者是公共学术的首要标志，而学派首先是集体学术，而非个体学术[1]。
集体学术是公共学术的支柱。相对于公共学术，集体学术是有边界的，正因为有边界，才能形成有效的内部知识流通，也才能产生对话。某种意义上，学术的公共性取决于学术讨论，而学术讨论的蔚为大观，并不取决于某几个学者的对话，而是各个学派的论战。没有中国农村经济学派挑起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就不会有强大的近代中国经济学，也不会有对中国社会的准确认识，当然也谈不上改造中国的强大的理论武器。
相对于个体学术，集体学术是可以积累的。把学术当成一个人的把玩的艺术，将之发挥到极致，当然也可以创造出“艺术”的奇葩，但是这不会是学术发展的主流，依靠不断鉴赏来发扬光大某一学术成果，无论如何都算是一个奇迹。只有不断对话、不断讨论，将各种智慧会聚，才能形成一个实实在在的“场”，创造性的发现才有可能在这个场内不经意地出现。因为有一个场的存在，使得哪怕是一个幼稚的想法，也有可能诱发出天才的想象。吴文藻的学生们仅仅是学习了别人的一点并不算大气的理论，却在内部不断积累了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并终成学派。《云南三村》水平低吗?如果按照现在的学术标准，当然低;但是，让《云南三村》与《江村经济》联系，让它与《乡土中国》对照，想象第一代社会学家们认识中国的宏愿，又有哪一个当代社会学家敢忽视其崇高的学术价值?
公共学术与个体学术之间显然不能划等号，中间还需要集体学术做桥梁。很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人认为，有一套健全的大学制度，一套高校的学科管理体制，再加上一些公共学术平台，就可以造就高水平的学术。殊不知，那些朋友、师生、同学、兄弟，甚至夫妻，恰恰是学术交流的最稳定的平台，各种非正式的聚会、对话、工作坊，才是深入交流思想的有效机制。当团队成为科技创新的必须时，社会科学也应该认识到，小群体、作坊式的学术同样是产生洞见的有效机制。尤其是在公共学术体制不可能一朝一夕建立起来，标准化的、类工业化的学术生产机制无法平地而起的情况下，扎扎实实地进行手工业式的生产，进行作坊式的研究，由此塑造出N多个相对于国际标准而言水平也许并不算高，但却是真真切切地点滴成长的学派出来，那就不愁成就不了中国自己的公共学术。
二、中国学术的道统
很多人都有个误解，以为只有“独立学者”才能成就真正的公共学术。因为，只有“独立”了，才能避免对任何利益集团，尤其是政治势力的支配。尤其是披着先进思想的自由主义进入中国以后，“独立学者”甚至被赋予了反抗强权的标签，非常奇怪的是，很多所谓的“独立学者”批判郭沫若式的“御用文人”对共产党政权的拥护，却无视其天才式的学术成就;这些自诩为自由主义者的“独立学者”，奉胡适等人为圭臬，却无视其作为国民党政权“御用文人”的实质。学术本是天下之公器，学术本有阶级属性，不存在纯粹的独立学者，不承认这一点，就是自欺欺人。当一个学者拿“独立”“自由”说事，对公众发号施令时，他们要的不是学术的公共性，而是一己之私。因此，这样的公共学术，实际上是彻头彻尾的个体学术，这样的学者是彻头彻尾的学术贩子。 中国学术本有公共性的传统，这一传统与伪自由主义相比起来，显得更加真实。这一传统具有经世致用的品格。这一品格甚至在西学东渐之后，仍然保留着强大的生命力。中国人先是学习器物，然后是学习制度，最后是学习观念，步步深入，学习了德国，学习了日本，学习了美国，还学习了俄国，几乎把列强都学了一个遍，很多人都认为，中国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结果。但是，没有一百多年来孜孜以求的富国强民的梦想，很难想象那个被自由主义者摒弃的十月革命的遗产，却为中国人所接受，中国人在真正践行方法论上的拿来主义。事实上，“经世致用”是儒家学术的信条，也是现代学术的优良品格。韦伯在谈以学术为志业时，非常明确地将之与职业区别;韦伯在强烈反对学术为权力折腰时，恰恰是要保持学术作为社会脊梁的品格。
这一传统保持了为大众服务的优良品格。很多人都以为只有马克思主义学术才会喊出这一口号，但纵观近代中国学术的发展，哪一门学科没有被刻上与工农大众结合，走向田野的烙印?想想喊出大众文艺口号的瞿秋白，翻山越岭的梁思成，魁阁里的费孝通，行走田野的民俗学者，乃至本应埋在故纸堆里的傅衣凌们，因为他们践行着大众的学术的信条，走向田野，在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掀起了革命。很多人已经不屑于魁阁里的《云南三村》，因为那是一般本科生都可以做到的学术，问题是，当前号称专家学者的社会科学家们，能有几个还有儒家学术传统的豪情壮志，能有几个真正在踏踏实实地接触中国现实?扪心自问，重回战火纷飞的年代，现在的学人们又有几位可以潜心学问?抱怨，只是抱怨，抱怨我们的学术体制，抱怨我们的学术环境，抱怨不够自由，抱怨待遇太低，想想我们的前辈们吧，我们只能羞愧。
这一传统体现了大国学术的气派。近代中国最成功的留学生，不是那些学术大家，也不是颇有成就的科学家，而是革命家。革命家有忧国忧民的精神，有献身国家的行动，他们避免了高谈阔论式的学究，他们还避免了盲目的朴素经验主义的缺点，他们是真正地在践行社会科学本土化。因此，西学东渐以来中国最强大的学派是谁?是中国共产党!最成功的本土化学术是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真正的学术大师是谁?是毛泽东!正是因为走了一条独立自主的学术之路，就如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吴文藻们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社会学，社区学派如果说有什么中国特征的话，就是一群具有士大夫精神，受国学思维影响的知识分子，其社会科学的研究方式竟充满着强烈的人文色彩。很难想象，《乡土中国》可以用结构主义的方式写出来，也很难想象，《金翼》可以用社会学宏大理论来表述，更难想象，李景汉的社会调查会与“今日之中国”的思考相关。
这一传统乃是集体学术的胜利。自从现代学术机构——大学普及以后，很少人再去思考书院制度的真正内涵，人们想到更多的是如何用大学制度替代书院制度，却没有想到书院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能为大学制度所吸纳。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处于巨变的时代，正是因为处于战火纷飞的年代，使得并不完善的大学制度吸纳了传统书院制度的集体学术的传统。不知吴文藻们是否研究过西方学派，不知道社区学派是否是学习西方学术组织机制的结果，但可以肯定的是，吴文藻和他的弟子们的的确确在无意中找到了学派生成的秘密：充分利用私密关系，充分发挥集体学术的威力，某种意义上，社区学派就是吴文藻和他的学生们的成果。这一成果与中国古代的学术何其相似，那些父子、兄弟和师生关系构成的学派，竟然在现代学术体制下生根发芽。而仔细审查西方学派的生成，又有哪一个缺少“集体”的力量?只有集体生活，才能让“言传身教”成为可能，只有集体学术，才能将学术灵感低成本地发酵，正如只有传统的手工作坊才能寄托人类无限的艺术灵感，只有书院式的学术活动，才能让学术创造精神发扬光大，否则，仅仅依靠大学制度，仅仅依靠学科体制，学术只能复制，而不能创造。
三、书院式的教育
成功的集体学术，最大的成果并不是产生多少理论和方法，而是培养出大批以学术为志业的人才。因此，无论是传统的中国学术，还是近代以来的西方学术，教书育人始终是学术生产机制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一个团队可以是阶段性的，但一个学派，则必然是长期的，没有“代”的概念，就很难说有学派的内涵。但是，中西方学术的不同理解，最大的差异恰恰表现在教书育人上。“传道、授业、解惑”是中国人对为人师的理想要求，这对于“价值中立”的西方学术而言，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某种意义上，中西方学术的不同理解，体现了公共学术与集体学术的内在差异。
书院式教育是作坊式的教育，与大学教育这一工业大生产式的教育形成鲜明对照。在作坊式的教育下，学生是艺术品，是因材施教的产物;在工业大生产的教育产业下，学生是标准化的产品。艺术品不仅是“授业”的结果，还是“传道”的结果，因为“授业”不能代替“传道”，文以载道，只有把“文”与具体的某一个老师联系起来，言传身教，背后的“道”才能内化为艺术品的一部分。因此，一批好的艺术品，尽管外在形象多姿多彩，却有出奇一致的精神高度。标准化的产品则天然拒绝个性化的培养，它尤其拒绝充满争议的“道”通过老师传递，它适应了工业化大生产的要求，知识普及的效率极高，避免了政治和道德对知识传播的影响。
仅仅依靠“授业”能够创造出好的学术作品吗?当然可以，把社会科学当作科学，把历史学化约为考据学，把人口学还原成统计学，把社会学比照成生物学，把人类学简化为体质人类学，把经济学变为数学，所有的学问都是一门技术，所有的学问家都可以变成技术专家，每一个专业领域都可以创造出好的作品。不过，当社会科学仅仅是“科学”时，那些充满不确定的艺术之美就不知摆在何处，几千年延续的儒家学术就不能冠以学术之名，那些充满各种“道”的学术就不知如何自圆其说。
如果失去了“传道”功能，“文章千古事”就无从谈起，更无法谈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集体学术的精髓在于，它可以模拟亲缘关系，作坊式的师徒关系，可以制造出亲如父子的情感，仅仅是从知识传授的角度来说，其传播的深度和广度要远远大于简单的公共学术，也因此它具有更为顽强的生命力，可以让那些“异端”的学说顽强地生存下来。如果没有强大的集体情感，如果没有强烈的“传道”愿望，很难想象法兰克福学派、奥地利学派这些曾经遭遇挫折的集体可以从欧洲大陆转移到北美发扬光大。 经济学里早就论证过，农业生产领域的规模经营并不一定带来效率的提高，家庭经营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同样，对于工业化大生产而言，作坊式的生产并不一定就没有生产力，尤其是对于一些高端技术，其生产过程往往依靠一些“创新团队”，尤其是对于学术生产而言，集体学术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继承了书院教育的合理成分，又可以转化成工业化生产中团队作业的一部分。
大学制度不能替代书院制度，标准化教育不能替代艺术性的教育，公共学术不能替代集体学术，知识的传播不能替代学术创造，如此，不要把作坊式的学术看成是落后的学术生产机制，它一旦嵌入工业化大生产的某一环节，就会创造出强大的学术生产力。
四、重建大学精神
市场主义支配的学术，以公共学术为旗号，行个体学术之实质，让大学精神消失殆尽。家长制下的集体学术，尽管难免消解学术“自由”之精神，却处处体现出济世情怀，尽显庇护主义的逻辑，这对于学术的传承有益无害;但市场主义下的个体学术，却容易将学术当作私有产品，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最恶劣的雇佣/剥削关系引进学术体制中，这是对学术自由更大的摧残。构成当前大学精神最大威胁的，不是封建主义的家长制作风，而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当学生的“自由”遭到威胁时，一个家长式的老师可以理直气壮地对学生说，“我这是为你好”;一个老板式的老师却无法冠冕堂皇地对他的“员工”说出这样的话。更为恶劣的是，中国大学大行其道的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消极成分结成了联盟，一些“老板”摆出一副威严的模样说：你就应该乖乖听我的。
学界“新父”们的朽败[2]，消解的不仅仅是公共学术安身立命的公共精神，自由的价值，还同时消解了集体学术赖以生存的亲密情感，传道的尊严。“师道尊严尽失”，如何恢复书院制活力?纵使每个大学都重建国学院，纵使每个科研机构都建立“创新团队”，也难以重建大学精神。
和国际接轨?以公共学术的名义学习到了一套一套的大学制度，却没有学到真正的大学精神，还丢掉了老祖宗留下来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学术精神。在市场庸俗主义的支配关系中，学术有了市场，研究成了课题学术，理论有了包装，制造了一批批的学术贩子，进一步丧失了学术自主性。
不能指望蹩脚的与国际接轨者去重建大学精神，因为这些接轨者需要的不是独立自主的学术，他们甘当学术买办，甘做学术殖民主义的帮凶;不能一概相信本土化喊得震天响的伪道学们去接续中国道统，因为他们要的不是立足本土的学术情怀，而是要在学术市场中分得一杯羹。
只有扎扎实实地践行集体学术，才能真正抵御庸俗主义对大学精神的侵蚀，也才能真正改观一盘散沙式的学术弊病。当前中国学术急切需要的，不是伪自由主义，而是集体主义精神;不是抽象的平等精神，而是对民族、国家和学术的责任意识;不是盲目地与国际接轨，而是接续古已有之的道统;不是照搬照抄一套大学制度，而是深入领会书院教育精神。当所有的学术领域，所有的科研机构都在踏踏实实地进行作坊式的学术生产时，重建大学精神将指日可待。
注释：
[1]熊万盛：《集体学术与公共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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