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对内隐刻板印象表达的调节机制分析论文

　　情绪，是对一系列主观认知经验的通称，是多种感觉、思想和行为综合产生的心理和生理状态。情绪可以被分类为与生俱来的“基本情绪”和后天学习到的“复杂情绪”。基本情绪和原始人类生存息息相关，复杂情绪必须经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才能学习到，因此每个人所拥有的复杂情绪数量和对情绪的定义都不一样。。无论正面还是负面的情绪，都会引发人们行动的动机。尽管一些情绪引发的行为看上去没有经过思考，但实际上意识是产生情绪重要的一环。以下是学习啦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情绪对内隐刻板印象表达的调节机制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情绪对内隐刻板印象表达的调节机制分析全文如下：

　　1.引言

　　从古希腊时期的简单阐述到当今认知神经科学领域有关脑机制的探讨，情绪与认知的关系一直是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自从Thomas　Aquinas将行为研究分成认知与情绪两大类后，关于两者关系的主流观点始终认为，认知和情绪是两个相互分离的系统和加工过程。甚至从Broca提出“功能定位”的概念起，人们就普遍认为存在“情绪脑”(如，杏仁核、下丘脑、腹侧纹状体等皮层下结构)和“认知脑”(如，外侧前额皮层、眶额皮层等皮层结构)的区别。对此，Dodge和Garber则主张情绪和认知系统是信息加工过程中的两个子系统，所有信息加工过程都含有情绪成分，情绪既可以是信息加工的启动状态，也可以是信息加工的背景状态。近年来诸多研究表明，无论在功能水平还是在神经水平，认知与情绪都存在着交互作用。

　　情绪对认知的影响是情绪与认知交互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诸多研究表明情绪对认知有着重要影响，不仅表现在加工的速度和准确程度等方面，而且可以在类别和等级层次上改变认知的功能，甚至在信息加工过程中引起认知加工阻断或干扰等变化，换句话说，情绪不仅在量上影响着认知的品质，而且还会影响到认知的结构。这种影响涉及到认知的各个方面，包括记忆、注意、认知策略等自然认知过程，也包括决策、刻板印象等社会认知过程。

　　然而，以往研究更多地关注记忆、注意、认知加工策略等自然认知过程的各个方面或各个水平，很少有研究探讨社会认知领域中情绪对认知的影响机制。作为社会性动物，人自其出生之日起就被包围在各种社会物体、社会刺激之中，形成和发展着各种情绪、社会行为和个体特征等。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心理工具，情绪的适应功能根本在于改善和完善人的生存和生活条件。人用微笑向对方表示友好，通过移情和同情来维护人际联结，很显然情绪在其中起着促进社会亲和力的作用。同时，对立情绪也有着极大的社会破坏作用。因而，情绪对社会信息加工和判断过程的影响如何这一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2.情绪影响刻板印象表达

　　如果说社会认知中存在一个领域，情绪过程在其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的话，那么这个领域应当是群际知觉。作为群际知觉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长久以来，情绪被认为是导致刻板印象的认知顽固性以及刻板印象表达的主要原因。

　　有关情绪影响刻板印象表达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开展的群体或群体成员信息加工过程中的知觉者心境效应的研究。Stroessner，Hamilton和Mackie发现：与中性条件相比，处于积极或消极心境条件下的被试不太可能发现某个群体中各成员之间的差异程度，并因此低估了整个群体的变异性。这种对群体成员之间差异的不敏感使得人们往往将相似或相同的特征赋予某一群体的全体成员， 而忽略了成员间的实际差异。

　　Wilder也发现：高焦虑被试不大可能对群体成员加以区分，而是将某一群体知觉为一个整体，同化其中表现出不同特征的个体成员。此类研究表明，诱发心境即弥散情绪条件下的被试更依赖于刻板印象，但是并未进一步探究不同效价的情绪对刻板印象表达的影响有何不同。

　　在后续相关研究中，不同效价弥散情绪条件下的被试在结果上出现了实验性分离，并且大多数研究者支持“积极情绪状态下个体更依赖刻板印象”的假设。Bodenhausen等人认为，在认知资源有限或动机不足条件下，刻板印象可以作为一种启发式或简化加工策略。他们主张诱发积极心境可能会导致在社会判断过程中对刻板印象更加依赖。在检验此假设的一项模拟陪审团的研究中，Bodenhausen等人成功诱发了被试的愉快情绪，然后让被试阅读一段情景事件，该事件为一个学生对他人进行了人身攻击。对一半被试而言，该学生姓名表明其是西班牙裔(如，Juan　Garcia)，这种情况下攻击行为与对其种族群体的刻板印象是一致的，而另一半被试阅读的材料中的主人公姓名不带有种族特征(如，John　Garner)。

　　被试的任务是评估该学生的罪行。正如Bodenhausen所预期的那样，愉快心境条件下的被试———假设积极情绪减弱其认知加工能力和动机———是以刻板印象术语的方式作出判断的，即此条件下的被试更可能判定西班牙裔姓名的被告有罪。相反，这种差异在处于悲伤心境条件下的被试身上则未出现。Bodenhausen等人采用同样的研究范式、诱发被试消极情绪的研究发现悲伤心境条件下的被试与控制组被试在对被告的评判上无显著差异。这种结果与Bodenhausen所主张的悲伤不会限制加工，并且因此不会导致对群体刻板印象的信赖的研究假设一致。

　　在另一项心境效应研究中，Park和Banaji要求被试对不同的名字(美国黑人和白人名字)属于“罪犯”范畴还是“政客”范畴进行指认。其中，一半被试在正式实验前观看了一部滑稽电视片段，使之处于积极心境状态;另一半被试观看的是山水风景片段，使之处于中性心境状态。实验结果发现，处于积极心境状态的被试会有更强的倾向把黑人的名字归为“罪犯”范畴而把白人名字归于“政客”范畴，这验证了“积极心境下个体更依赖刻板印象”的假设。

　　有关情绪和认知方式的研究也表明，消极情绪状态下的人比积极情绪状态下表达刻板印象更少。这与多数人的直觉相反：愉快心境状态促进了人们对群体刻板印象的依赖，而悲伤心境状态则促使人们更多关注于个体。在这类实验中，刻板印象似乎反映的是一般性的认知方式而非偏见。同时，营销学和政治学的相关研究结果也发现，积极情绪状态下的消费者更信赖品牌而非产品属性;相比候选人的职务和表现，积极情绪状态下的选民更倾向于根据其政党作出选择。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消极情绪都会削弱刻板印象的表达。在Bodenhausen，Sheppard和Kramer的模拟陪审团研究中，愤怒情绪状态的陪审员的反应与愉快状态下的陪审员基本一致。这一结果与“情绪即信息”假设一致，认为消极情绪是当前环境存在问题的信号，告知个体应采用精细、系统的加工策略;积极情绪是环境安全又良好的信号，个体可以采用启发式的简单加工策略。愤怒虽然是一种消极情绪，却传递了有关个体所处状态的积极信息。处于愤怒情绪状态的个体相信自己是正确的，这自然增加了其对自我认知的自信。因此，愤怒情绪将会产生与愉快情绪一致的加工效果。同样地，DeSteno等人的研究也表明：愤怒而非一般消极情绪促进了对外群体的内隐偏见。这一结果被解释为是由于愤怒和一般性消极情绪与群际关系的相关性不同。

　　这类研究表明不同效价的情绪对刻板印象的影响不同，多数实验结果发现积极情绪状态下的被试更依赖刻板印象，但由于研究方法和测量技术的限制，这些研究仅仅关注于情绪对刻板印象意识层面的表达的影响，关于不同效价的情绪如何影响内隐刻板印象的表达，以及这种影响的内在机制是什么等问题，未能进行论证和解释。

　　3.情绪对内隐刻板印象表达的调节机制

　　从认知理论的角度出发，刻板印象可以定义为“一种涉及知觉者的关于某个人类群体的知识、观念与预期的认知结构”。从社会认知的角度来看，刻板印象有内隐和外显之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者开始尝试在意识性认知以外检验刻板印象的内隐运作机制，提出内隐刻板印象这一概念。而依托投射测验、加工分离法、IAT等基于反应时的间接测验范式以及将归因与内隐社会认知的测量相结合的SEB范式等间接测量方法所观测到的刻板印象的内隐效应，则被研究者称为内隐刻板印象的表达(expression　of　implicitlymeasured　stereotypes)。

　　与此比对，以往有关情绪影响外显刻板印象表达的研究则大都采用图片或视频片段诱发被试情绪，然后让其完成范畴归类等任务来测量刻板印象。由于内隐刻板印象的复杂性和内隐性，传统的测量方法已很难胜任在无意识层面探究这一问题并进一步分析内在机制的任务，这些困惑引发了研究者们在方法上的探索。

　　在前人研究基础上，Huntsinger等人通过音乐唤醒的方法诱发被试积极或消极情绪(心境)，然后测量其在随后的武器识别任务(weaponidentification　task)中内隐刻板印象的表达。武器识别任务常用于种族刻板印象的研究，属于启动范式。被试要辨认所呈现的物体是武器还是工具。在呈现武器或工具之前，会给被试短暂呈现一张黑人或白人的面孔。在这一范式和类似的范式中，较之白人面孔启动，黑人面孔启动后的被试更可能错误地将工具归类为武器。Huntsinger等人的研究发现：相比积极情绪，消极情绪状态下的被试很少错误地将工具归为武器。也就是说消极情绪削弱了内隐刻板印象的表达。

　　但是，这一现象的内在机制很可能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有关情绪和控制性/自动化认知加工模型的解释，即消极情绪削弱内隐刻板印象的表达的结果可能是由于消极情绪增加了控制性加工程度，也可能是由于其减弱了自动化加工程度。具体而言，第一种假设认为，较之积极情绪，消极情绪是当前环境存在问题的信号，因而使得人们更倾向于控制性的、数据驱动的精细加工。根据这种观点，与积极情绪相比，消极情绪将迫使人们将注意集中于当前信息，认知加工活动集中于任务及目标相关信息，因而阻止了对反应信息的刻板印象的自动激活。

　　从这个角度来看，情绪的作用是调节控制性加工，而不是自动化加工。与该观点相一致的是，许多情绪—认知模型认为，较之积极情绪，消极情绪与更系统化的、数据驱动的加工和需要努力的加工有关。第二种假设是情绪预示着自动化加工的程度，而非调节控制性加工。依据此观点，与积极情绪不同，消极情绪将会传递有关自动化加工的负面信息，减少对诸如态度和刻板印象之类的既定反应的自动激活和随后的表达，并不影响控制性加工。如果是这样，那么情绪的作用就是调节自动化加工而非控制性加工。较之积极情绪，消极情绪状态下的人们可能不会使用惯常的和自动化的认知风格和信息加工策略。

　　上述两种观点都主张人们在消极情绪状态下会比积极情绪状态下更少地表达内隐刻板印象。然而，同一现象背后二者所提出的情绪对内隐刻板印象表达的调节机制显然不同。前者认为情绪调节的是对内隐刻板印象的控制性加工过程，消极情绪增强了控制性加工程度;而后者认为情绪调节的是自动化加工过程，消极情绪削弱了自动化加工程度。

　　面对这一争执，到底孰对孰错?近年来，研究者已经开始使用各种实验性分离策略(如，the　process–dissociation　procedure;the　QUAD　model)来解析个体对控制性加工和自动化加工的内隐测量的反应。一般而言，基于控制性加工和自动化加工互相独立并可能同时促进某一特定任务的行为的观点，这些分离策略比较了控制性加工和自动化加工协同作用和反向作用的实例以估算二者对某一任务成绩的相对贡献。

　　Huntsinger 等人采用加工分离程序(PDP)，通过估算内隐刻板印象测量中控制性加工和自动化加工的相对贡献，探讨了情绪对内隐刻板印象表达的影响究竟源自哪种加工过程。为了确定控制性加工和自动化加工对武器识别任务范式中被试反应的相对贡献，研究者比较了被试在刻板印象一致(即，黑人面孔/武器;白人面孔/工具)和刻板印象不一致(即，黑人面孔/工具;白人面孔/武器)条件下的反应模式。

　　他们发现：在一致条件下，正确识别武器或工具可能源自控制性加工(即，努力迫使加工任务相关信息)或自动化加工(即，刻板印象的自动激活)。例如，在一致条件下，努力控制执行对呈现物体的正确反应和自动激活的对非裔美国人与犯罪相关的刻板印象都可能在呈现武器时促进对其的正确反应。然而，在不一致条件下，这些控制性加工和自动化加工的作用却相互对立。一方面，控制性加工促进正确反应(如，在呈现工具时反应为工具);另一方面，由于刻板印象自动激活(如，将非裔美国人与犯罪联系在一起)的影响会更容易出现错误的反应(如，在呈现工具时反应为武器)。

　　鉴于这些条件，加工分离模型可以估算控制性加工和自动化加工对武器识别任务中行为的作用。具体来说，在一致条件下，正确反应是由控制性加工(C)和控制失败(1-C)下的自动化加工(A)驱动的。可以用以下等式来表达：P (正确|一致)=C+A (1-C) (1)———对应了加工分离模型的包含测验。

　　在不一致条件下，这两种加工过程的作用是对立的。如果控制失败，则自动化加工(即，刻板印象激活)驱动被试反应，导致了不正确的反应。可以用以下等式来表达：P (错误|不一致)=A (1-C) (2)———对应了加工分离模型中的排除测验。

　　基于这两个等式，可以代数估算出控制性加工和自动化加工的作用：C=P (正确|一致)-P (错误|不一致)(3)A=P (错误|不一致)/ (1-C) (4)现有研究已经成功估算出武器识别任务中控制性加工和自动化加工的作用，确定PDP的控制估算值(C)代表对任务或目标相关信息的控制性加工，而PDP的自动估算值(A)代表了刻板印象自动激活的强度。这两种估算与情绪影响内隐刻板印象表达的假设是一致的。

　　如果内在机制是情绪导致控制性加工而非自动化加工上的差异，那么这将反映在控制估算值(C)的变化上，而不是自动估算值。也就是说，处于消极情绪的被试可能会产生更高的控制估算值，而自动估算值保持不变。如果情绪调节的是自动加工，那么就会在相应的自动估算(A)中反映出来。也就是说，如果处于消极情绪的被试表达更少的自动化态度和刻板印象激活，那么其相应的自动估算值会较低，而控制估算值保持不变。

　　Huntsinger等人的分析结果显示消极情绪减弱了对内隐刻板印象的自动化加工程度，抑制了刻板印象的自动激活，而在将注意努力集中于任务和目标相关信息等控制性加工方面，不同情绪状态下的被试并无显著差异。这表明情绪调节的是内隐刻板印象表达的自动化加工过程。

　　此外，关于“消极情绪削弱内隐刻板印象表达”这一结果，也有研究者认为是情绪通过调节可提取的观念，进而调节由这些观念引发的刻板印象的表达。依据此观点，积极情绪暗示着被试的任何可提取的观念和反应倾向都是有价值的(消极情绪反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这些观念并影响了随后反应。具体而言，相比消极情绪，积极情绪应该促进被试头脑中任何即时的可提取信息的激活。

　　针对这一问题，Huntsinger等人在后续研究中通过4个实验探讨了情绪和刻板印象之间的关联是否依赖于刻板相关观念和反应偏向的可提取性。实验不仅操纵了被试的心境状态，还测量或操纵了其平等主义反应偏向(实验1、2)和反刻板印象观念(实验3、4)的可提取性，采用词汇判断任务范式(实验1)、IAT范式(实验2、3)和武器识别任务范式(实验4)对相关内隐刻板印象进行了测量。结果发现在缺少这种反应偏向和(反刻板)观念的情况下，积极心境状态的被试表现出更强的刻板印象激活———这与之前的研究一致。与此相反，当存在可提取的平等主义反应偏向或反刻板观念时，积极心境下的被试表现出较少的刻板印象激活。这一研究结果修正了有关情绪与认知关系的“情绪—一般知识”假说(mood-andgeneral-knowledge　model)。该假说认为对于个体而言，不同程度地依赖一般知识结构(如，刻板印象)具有高度适应意义。

　　积极情绪预示当前环境是良好的，体验到积极情绪的个体会根据经验依赖一般知识结构对信息进行加工;而消极情绪预示着环境中存在问题，消极情绪状态下的个体就会注意和依赖更加具体的信息以解决环境中的问题。据此观点，无论被试头脑中是否存在即时的反刻板印象信息，积极情绪状态下的被试都应该表现出更强的刻板印象表达。然而，Huntsinger等人的研究推翻了这一假设，认为情绪并非直接调节刻板印象的表达，而是通过对个体头脑中的即时信息或观念进行效价评判，进而调节信息加工过程，积极情绪预示着个体当前持有的观念是有价值的(或有效的)，消极情绪反之。

　　4.争议与问题

　　综上所述，有关情绪对内隐刻板印象表达的调节机制的研究在实验结果和解释方面尚存在着分歧和争论。

　　首先，就实验结果而言，这一领域的大多数研究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验证了“积极情绪状态下个体更依赖刻板印象”的假设。Clore等人的研究都表明消极情绪状态下的人比积极情绪状态下的人们更少地表达态度和刻板印象。Park 和Banaji在一项心境效应研究中也发现积极心境下个体更依赖刻板印象。Huntsinger等人在采用武器识别任务测量内隐刻板印象和音乐诱发被试弥散情绪的研究中发现消极情绪削弱内隐刻板印象的表达。

　　与此同时，也有研究出现了不一致的结果。DeSteno等人的研究发现愤怒，而非一般消极情绪，促进了对外群体的内隐偏见。Huntsinger等人在操纵了刻板相关观念和反应偏向的相对可得性后发现，当存在可获得的平等反应偏向或反刻板观念时，积极心境下的被试表现出较少的刻板印象激活。

　　其次，以往研究在结果解释方面也存在着争论。关于“消极情绪削弱内隐刻板印象表达”这一相同结果，研究者就提供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一种观点认为消极情绪是当前环境存在问题的信号，与积极情绪相比，消极情绪将迫使注意集中在眼前信息，加工集中于任务及目标相关信息，这反过来就阻止了对反应信息的刻板印象的自动激活，即情绪的作用是调节控制性加工;另一观点认为与积极情绪不同，消极情绪将给自动化加工传递消极因素，减少对诸如态度和刻板印象之类的既定反应的自动激活和随后的表达，即情绪的作用是在调节自动化加工而非控制性加工。

　　针对这一争论，Huntsinger等人采用加工分离程序(PDP)，估算了内隐刻板印象测量中控制性加工和自动化加工的相对贡献，结果表明情绪调节的是自动化加工过程。然而，PDP基于控制性加工和自动化加工互相独立并可能同时促进某一特定任务的前提假设，使其难以推广于其他内隐刻板印象测量技术的数据分析中，这也使得情绪对内隐刻板印象表达的调节机制囿于“控制性加工vs自动化加工”的二元对立假设，无法进行更细的划分和更进一步的分析论证。

　　除上述争议外，以往研究还存在情绪分类不明确的问题。通过音乐唤醒或回忆生活事件的方法诱发被试积极或消极情绪，存在两点不足：①只考虑情绪的愉悦度这一维度，未考察情绪的唤醒度或其他维度对内隐刻板印象的影响;②只考虑了心境(弥散性情绪)对刻板印象的调节作用，但又未能有效剥离整体性情绪(源自实验情境本身的情绪)对实验的干扰。并且，选用主观报告检查情绪操纵的有效性也容易受到质疑。

　　5.研究展望

　　总之，不同情绪状态对个体内隐刻板印象表达有何影响?情绪又是如何调节这种影响的?显然，这样的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论证。针对以往研究存在的不足，对以下三方面的思考和改进将有助于今后进一步探讨情绪对内隐刻板印象表达的调节机制。

　　1)以往研究选用的“黑人—攻击”的种族刻板印象本身具有很强的负效价，无法剥离的是被试本身的心境状态导致这一结果还是来自实验情境的情绪反应造成了刻板印象表达的差异。这直接影响了研究的生态效度。并且考虑到跨文化的普适性，在以东方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人为被试时，则必须重新考量选取合适的刻板印象内容。

　　2)针对以往研究情绪分类不明，考察不全面的问题，今后研究应在弥散性情绪的基础上，加入对更具社会互动意义的整体性情绪的研究和探讨。而且，鉴于主观报告的局限性，若考虑结合生理多导仪采集分析心电、脉搏、血氧饱和度等生理指标，对情绪操纵效果的评价将更为客观，更具说服力。

　　3)Huntsinger等人的研究使用加工分离程序(PDP)，将情绪对内隐刻板印象的调节分解为一般的控制性加工成分和自动化加工成分，没有进行更细的划分(如，overcoming　bias　vs.guessing)。但是，与其他内隐测量一样，内隐刻板印象的测量也存在被试的克服偏向和猜测等因素对自动加工和控制加工分析造成干扰的问题。

　　正是基于对加工分离程序的进一步验证与拓展，Conrey等人在探讨内隐态度中的自动成分和控制成分时提出了四重模型理论(The　Quad　Model)，认为对单一行为的加工主要有四个心理成分(激活Activation/AC、觉察Detection/D、克服偏向Overcoming　Bias/OB、猜测Guessing/G)在起作用，且这些成分的不同组合可以预测相应的行为反应。较之PDP，Quad　Model更为细致的划分能够分离出克服偏向和猜测等因素在个体认知加工过程中的作用，并且，其良好的结构效度和预测效度也预示着引入Quad　Model分析对于深入探讨情绪对内隐刻板印象表达的调节机制更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