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心理学相关论文(2)
探究心理学相关论文
探究心理学相关论文篇二
《“类心理学”与心理学的元理论建构》
摘要：车文博先生主编的《中外心理学比较思想史》通过“四方”文化比较，定义了心理学研究范式的意义，进而建立了一个公正的文化视角下的心理学元理论体系。该书更进一步以心理内容为线索，站在“类心理学”的高度描绘了中外心理学范式竞争与演进的历史：古代“四方”文化范式呈现相互竞争的态势;在欧洲的科学革命以后，分析理性哲学范式取得了鲍对的统治地位。最后，该书中外心理学思想的交流是解决当前心理学范式困难的出路。
关键词：《中外心理学比较思想史》;范式;元心理学;跨文化比较研究
由车文博先生主编，作为“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规划项目的《中外心理学比较思想史》(以下简称《思想史》)由上海教育出版社于2009年7月正式出版了。
在车先生的主持下，该书的写作历时五年，汇集了全国18所高校35位心理学专家之通力合作。全书共三大卷，九编四十三章，可谓洋洋大观。初读到这部书时，除了感叹于其厚重的理论积淀之外，更感慨作者目标之大气：在“原创性”、“元理论性”和“跨文化比较性”这几个整体特点基础上，从“类心理学”的视角，对中外心理学思想史进行比较，最终建立了一套具有整合力的心理学元理论体系。那么，该书是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呢?
读完以后才认识到，《思想史》在资料收集、框架设计、理论论证等方面都体现出了独一无二的历史文本书写特征。正是这些特征，既体现了作者之匠心独具，也促成了预期目标的实现。
1、“四方”思想史比较：公正的文化视角下的心理学元理论建构
《思想史》的第一个理论建构特色是用“四方”文化定位系统代替传统的“东西方”文化分野。
“四方”是指古代中国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古代阿拉伯文明和古代希腊文明四种地域文明。西方学者通常将古代中国、印度和阿拉伯文明合称为“东方文明”，与古希腊文明，即“西方文明”相对应。
经过分析发现，西方学者的“东西方”文化分野在学理上和伦理上皆有欠严谨。首先，古希腊和古代阿拉伯文化之间血脉相连，从学理上将两者断然分离是不可能的。古代阿拉伯的宇宙观“为后来古希腊自然哲学心理学思想奠定了基础”。而后来“古希腊马其顿·亚历山大的历史性远征，又将先进的(古希腊)思想文化传播到阿拉伯世界”。大约12世纪前后，“亚里士多德以及古希腊其它作者的著作从西班牙、西西里和康斯坦丁开始涌入西方世界，一同来的还有穆斯林对它们的注释，这些典藉的传人引起了欧洲中世纪全盛时期的文化中兴”。因此，在亚里士多德、伊本·西那、阿奎那等人关于灵魂结构的理论中发现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就不奇怪了。
另一方面，古代中国和古代印度的文明虽各有悠久历史，但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分割，直至汉代印度佛教方传人中国。虽然后来佛教成为中国的文化内涵中极其重要构成成分，但是它始终没有对中国人的世俗的社会结构产生根本影响，却充分地融合于中国本土文化中。因此，有西方学者用“政教合一”和“政教分离”作为东西方文化区分的标准是不准确的，这种区分缺乏对东方文化的深入认识。
在文化伦理上，东西方文化分野方式体现了一种西方本位的文化观。“东西方”的文明区分实际上是“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区别。这是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视角。在这种视野下，各种“东方”文化事实上被置于“西方”文化的体制下予以分解，东方文化的内涵由是而遭到贬损。每一种文明都蕴含了一种关于“人一世界”关系的理论模型，这就是文明得以确立的基本预设。各种文化的基本预设都处于人类认识的顶点，它们是公理，是每一种文化的范式，是无法用另一种文化范式来检验和评判的。西方本位的文化视角有意无意地将所有非西方文化置于西方文化的范式下予以评说和检验，也就是将“非西方文化”置于西方文化范式的次级理论的位置。在这样的视野下，所谓“跨文化心理学”、“本土心理学”等命题就失去了它们应有的意义。
在文化伦理的意义上，《思想史》采用的“四方”文化定位方式是对西方本位的“东西方”文化分野的一种挑战。“四方”文化定位排除了西方本位的预设，四种古代文明被置于平等的位置予以比较，体现了一种公正的文化价值观。《思想史》首先肯定了不同文化存在的独立性，并按照每一种文明自身的特征来描写其文化内涵，没有任何一种文化被置于某一种另外的文化范式之下来进行评价，各种文化的独特意义才得到彰显。
在学理上，“四方”文化定位除了更加精确地描述了古代世界心理学思想的演变关系之外，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各种文化的心理学思想内涵的比较，定义了心理学研究范式的意义：心理学范式就是人类文明的基本预设，是关于“人一世界”关系的理论模型。正是因为对心理学范式作了文化预设的定义。《思想史》将心理学在人类整体的文明进程中的演变历程勾画出来了：因为从宏观上把握了心理学思想的演化，不同阶段、不同流派的心理学理论才可能被整合到一个统一的图式之下，这个图式就是心理学元理论。由是可以看出，正是“四方”文化定位使《思想史》最终建立一套具有整合能力的心理学元理论成为了可能。
2、以心理内容为线索：站在“类心理学”高度的范式研究
通常的历史文本有编年体、纪传体等书写方式，但是《思想史》采用了以心理内容为线索的设计，这是心理学史著作中极为罕见的一种历史书写方式。这样的构思显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出于心理学理论发展特征的需要。
自库恩提出科学的范式革命理论以来，“范式”、“常规科学”等术语已经成为描述科学理论建构的水平的主要语汇。但是目前学术界对心理学是否有自己的范式尚存在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当今的心理学已经经历了诸如精神分析、行为主义、认知主义等多种范式的更迭，目前应当属于成熟的常规科学阶段，并期盼着新的范式革命的到来;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直到今天心理学依然没有出现过具有统治性的强大范式，心理学仍然处于各种范式相互竞争的时期，属于科学发展阶段中的“前范式时期”。引起这种争议的原因有二。
一方面来自于心理学理论演变本身的复杂性。和物理学等标准的自然科学相比，心理学的理论差异丰富，并且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够在一个时间段内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各个理论的兴盛时期相互交叉，以至于很难界定范式革命发生的时间节点。虽然通常以华生1913年《一个行为主义者眼中的心理学》的发表作为行为主义的开端;1956年马萨诸塞技术学院的信息论坛作为认知主义的肇始。但是同时也应看到，精神分析或行为主义的理论价值并没有因为后来理论的出现而有任何贬损，后来的理论更多是吸收而不是拒绝了先前的理论思想，这和“范式革命意味着世界观的彻底改变”并不吻合，所以有人会认为心理学的理论演变不能被视作范式革命。
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评价者——无论是肯定范式革命还是否定范式革命的人——大多站在个别的心理学理论的层面上来评价心理学理论的差异，这也是编年体或纪传体的心理学史书写容易陷入的误区。由于受时间线索或人物线索的局限，心理学史学家很容易将历史的焦点集中于具体的研究事件或人物的理论贡献，评价的指标来自具体理论之间的比较。《思想史》的“类心理学”研究将心理学的内容从具体理论中抽离出来，以内容为线索重构心理学研究。因为视角的改变，具体理论的差异就不重要了，元理论的意义被凸显出来，于是心理学的历史呈现出了不一样的序列，原来在时间或人物的序列中显得杂乱的理论流派都被整合到元理论的图式中。就像知觉的体验，原本杂乱的墨点因为被赋予了意义便立刻成为有规律的图案一样。
《思想史》通过“类心理学”研究，勾勒出了中外心理学的范式竞争与演进的历史。
所谓“范式就是一个公认的模型或模式(Pat，tenn)”，是“一组反复出现而类标准式实例，体现各种理论在其概念的、观察的和仪器的应用中”。也就是说，范式是科学研究的基本预设，并且规定了从基本预设出发以何种方式推衍出具体的研究命题，以及如何论证研究的命题的方法。心理学本质上是研究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人与环境的互动总是在具体的经验中体现出来，心理学努力对这些经验作出解释。为了解释当前的经验，必须要具有一个抽象度更高的解释模型，它同时涵摄了需要被解释的多种经验要素。这个解释模型本身又只能依靠更高抽象度、更高涵摄性的上位模型来解释……以此类推，当解释模型上升到“人一世界”的关系时就无法再通过经验来验证了，因为比“人一世界”更高的解释模型已经超越了人类经验认识的范畴。这时，人只能通过想像来建构一个理论上的解释模型，这个理论模型是无法用经验来检验的，但它却是解释其它经验现象的前提。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想像建构的模型就是心理学研究的范式。
《思想史》区分了四种古代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以及希腊文明，即“四方”文明。它们分别是关于“人一世界”关系四种理论模型，即四种古代心理学研究范式。简而言之，古代中国文明是一种整体性的理性哲学模型，古代印度文明是整体性的神学模型，古代希腊文明是分析性的理性模型，古代阿拉伯文明则是分析性的神学模型。
3、中外心理思想史比较：历史与未来
在明确了什么是真正的心理学研究范式、并解析了曾经存在过的四种主要心理学研究范式之后，《思想史》继续描绘了范式竞争与演变的历史：古代“四方”范式呈现相互竞争的态势;在欧洲的科学革命以后，分析理性哲学范式取得了绝对的统治地位，成为全世界心理学乃至自然科学研究的基本话语方式。体现为“科学心理学”的建立，心理学研究被规范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之中，并因此而成为了“常规科学”。自然科学方法论是从欧洲分析理性哲学，即“原子主义”派生出来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以，当今的科学心理学的基本理论范式就是从古代欧洲的分析理性哲学演化而来的。
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一些新的声音逐渐出现在自然科学研究中，譬如：系统论、耗散结构论、协同学、自组织理论等等。这些声音的出现正是因为自科学革命以来所确立的分析理性哲学范式开始遭遇到越来越多的“反常现象”，这些新兴理论则试图解决这些反常现象。当反常现象越来越多、不同的声音越来越强烈的时候，也就是新的一轮范式革命发生的时机。那么，当前这些新的理论出现是否预示着一场范式革命即将到来呢?理论家已经看到，这些新兴理论实际上体现出了浓郁的“东方哲学”意味。这是否预示了基于古代欧洲的分析理性哲学的范式将被“东方的”整体理性哲学范式取代呢?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思想史》提出了“中外心理学思想比较”的命题。
最后，还须指出的是，该书虽鸿篇巨制，但全书规划严谨，架构设计合理，内容编排流畅，虽是专业学术论著，但文字优美，深入浅出，全无生僻晦涩的语汇，读之怡然有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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