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国际形势的论文
世界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自上世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形势已经并继续发生深刻复杂广泛的变化。下文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2017国际形势的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2017国际形势的论文篇1
浅析当前国际形势七大特征
当前，“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特征日渐显现，世界格局加快转换与国际体系深刻转型引发新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在新的高度与广度展开。
1.世界经济复苏一波三折、喜忧参半
全球反危机抗衰退略有成效，世界经济呈现温和复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指出，2010年全球经济增长4.8%，但增长态势呈现“北(发达国家)低南(发展中国家)高”，复苏不牢靠、不均衡、不协调，脆弱性与下行风险仍大。发达国家备受高赤字包袱与通胀预期双重挤压，增长乏力，救治乏术，面临无就业复苏困局。发展中国家群体性经济崛起助推世界格局多极化与国际经济治理机制改革，世界银行将发展中国家份额提高到4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向新兴国家转移6%以上份额，二十国集团(G20)影响稳步增大。
同时，国际社会合力反危机的政治意愿明显弱化，彼此竞争势头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不确定不稳定因素突出，前景曲折多变。各国普遍促增长、保就业、调结构、换方式，扎堆于“绿色经济”，致使市场份额与新兴产业主导权之争加剧。西方发达国家更是过河拆桥、以邻为壑，蓄意排挤新兴经济体，不择手段推出保护主义新措施，致使汇率战、货币战、贸易战暗流汹涌。美国为对外转嫁危机挑头对人民币发难，一再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放任美元泛滥贬值，迫使多国大肆干预汇市，助推黄金与大宗商品涨价，扰乱国际货币金融秩序与世界市场稳定。
2.各主要力量深化内外战略调整
金融危机凸显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紧要地位，主要力量无不以经济为第一要务，战略调整兼顾发展与安全、当前与长远。
美国实施内外“变革”，力求脱困重振。对内，全力“拼经济”，着力夯实霸权“根基”。奥巴马政府接连实施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出台金融监管与医改法案，制定产业振兴战略与出口倍增计划，大力投资物联网、高速无线宽带网络、新能源产业、高速铁路等，力图再造实体经济。对外，加强战略谋划，收缩战线与调整布局，欲凭借“巧实力”强化“领导地位”。相继出台《四年防务评估》、《核态势评估》、《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军事战略》等，着力利用新兴大国，将战略重心加紧由“反恐”转向应对崛起大国、由中东转向亚太。
欧盟着力缓解“内忧”，力求标本兼治。欧盟斥资7 500亿欧元建立欧洲稳定机制，全力遏制主权债务危机蔓延，捍卫欧元体制。推出“欧洲2020战略”，通过经济治理改革方案，修改《里斯本条约》。对外成立“外交署”，用一个声音说话，维护国际话语权。法国、英国等欧盟主要大国利用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于2011年3月19日率先对利比亚发动空袭，企图藉此维持其“世界大国”地位。日本以应对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大地震为当务之急，力推经济刺激与科技振兴计划，对外在“倚仗美国”与“重视亚洲”之间摇摆不定，拟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参与先进武器研发国际合作。俄罗斯积极谋划“经济现代化战略”，加快发展高新科技，加紧军事改革，着力改善与西方关系，趁机“进军”独联体，在乌克兰与吉尔吉斯斯坦等“恢复影响”。印度经济增长势头强劲，大国外交“左右逢源”，极力整军经武，欲趁势全面崛起。巴西当选的首位女总统迪尔玛有望延续“卢拉路线”，劳工党政府对内着力改善民生，对外积极参与地区与国际事务。
3.大国关系竞争与合作同步发展，大国组合复杂调整
“后金融危机时代”大国之间共同利益扩大与相互依存加深，综合国力竞争更多着眼于增强发展后劲，更多以和平方式处理国际争端，更多强调争取合作伙伴。西方大国之间、新兴大国之间、西方与新兴大国之间复杂互动，后者成为重组“主线”。美欧“大西洋联盟”有所弱化，彼此在应对金融危机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上分歧凸显，美对欧“兴趣”下降。美日之间两个“民主党”政府虽有磨合，但相互利用仍占主导，同盟得以深化。新兴大国之间以相互借重为主，协调加强，共同提升国际话语权。美国以新兴大国为重点，利用与分化并举，着力构筑“多伙伴”体系。美俄一面推进关系“重启”，一面继续“暗战”与角力。奥巴马总统高调访问印度，公开挺印“入常”，美印持续提升“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大国关系组合“新陈代谢”加快，八国集团(G8)日渐式微，“金砖国家”(中、俄、印度、巴西以及南非)影响增强，“基础四国”(中、印度、巴西、南非)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中共同“维权”，G20囊括新兴与老牌大国，成为新的大国博弈的重要平台。
4.国际安全挑战更加复杂多元
大国军事战略转型更加面向多样化威胁。美国《四年防务评估》强调在“反恐防扩散”与应对新兴大国崛起挑战之间取得“平衡”，国防预算仍“遥遥领先”，且加紧研制超前武器系统。俄罗斯成立东、西、南、中四大军区与联合战略司令部，打造新指挥体系，推进新式战略装备部署。日本出台新《防卫计划大纲》，侧重海军与“西南方向”防御。印度研发与军购并举，打造立体攻防。英、法被迫采取财政紧缩政策，削减军费，拟“共享”军事设施以维持“世界大国”地位。北约成立“新安全挑战处”，推出“新战略构想”，突出“非传统安全威胁”。
北极、海洋、网络、核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焦点。气候变暖与能源资源短缺等助推“北极热”，沿岸国军演不断，力图“私分”北极。海洋领土主权争端显著升温，海权角逐日趋激烈，海上军演“扎堆”，海军竞赛显现。美国着力推进西太平洋战略，强化战略打击力量“预置”，重点针对中国，密集演练“空海一体战”。网络空间战略地位迅速提升，美国网络司令部投入运作，演练“网络风暴Ⅲ”攻防战，假手“网络自由”对外颠覆渗透，极力强化网络霸权。美国力推“无核武世界”，聚焦核恐怖主义，举办首届核安全峰会，力求主导“核秩序”，美俄签署核裁军新条约。美国继续奉行防扩散双重标准，进行亚临界核试验，与印度、越南等推进核合作，加之全球核能发展“大跃进”，致使核扩散形势复杂，朝鲜与伊朗核问题继续“纠结”。
非传统安全挑战呈现新态势，危害加剧。国际反恐趋于常态化，巴基斯坦与也门成为恐怖主义新的“策源地”与“重灾区”，美欧恐怖组织“本地化”，恐怖袭击警报频发。海盗横行印度洋及南海，国际打海盗治标难治本，海盗与恐怖组织联手势头显现。“谷歌”及“维基揭秘”等挑战主权国家及其信息安全。气候异常、重大天灾、新型疫情交织频发，破坏惊人，凸显人类社会无限膨胀与地球有限承载能力之严重失调。
5.亚太战略力量加快重组，地缘环境严峻复杂
亚太经济增长持续领先全球，渐成世界地缘战略新重心，备受各大国瞩目。主要大国纷纷加大对亚太的战略投入，致使地缘角逐加剧。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发表美亚太政策讲话，强调通过所谓“前位外交”与“进取型立足点”发挥“领导作用”。美国意图将战略重心自中东“东移”亚太，“反恐”聚焦南亚，“防扩散”关注朝鲜、伊朗，“防范大国崛起”紧盯中国，趁乱加强亚太双边军事同盟，极力利用亚太各国矛盾插手东南亚、东北亚事务。俄罗斯、欧盟加大“向东看”力度，力图分享亚太高增长“红利”。日本、印度力争扩大区域影响力。东盟实施“大国平衡术”，与域外大国相互利用，多方角力亚太多边机制。
多国深陷转型“阵痛”，政局普遍动荡不定。在中亚，吉尔吉斯斯坦爆发政变与严重族群骚乱，“改制”前景未明，塔吉克斯坦频发重大恐怖袭击，极端势力滋长。在南亚，阿富汗战争即将进入第十个年头，巴基斯坦严重恐袭与大洪灾交织，当局管控无力，国运日趋衰败，尼泊尔陷入内耗。在东南亚，泰国“红衫军”等滋事不断，凸显社会阶层矛盾，缅甸举行完“大选”，军政府加快向文职政府过渡，当局与“少数民族地方武装”及“民主派”反对党矛盾依旧。在东北亚，朝鲜藉党代会与“大阅兵”加紧推出新一代领导人，日本民主党败选参议院，党内党外矛盾激化，执政地位虚弱。
地区“热点”新旧交织，危机不断。“天安号”事件、延坪岛炮击事件接连不断，美韩、美日趁机接连军演，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加快，朝鲜半岛南北严重对峙，“六方会谈”重启艰难，东北亚和平稳定备受冲击。美国大举增兵阿富汗，新战略对“塔利班”软硬兼施，阿富汗战争僵持不下。美国一再越境打恐引发“巴基斯坦塔利班”报复与巴基斯坦政府不满，巴基斯坦安全局势“阿富汗化”前景堪忧。
海权争端急剧升温蔓延。“天安号”事件引发美韩黄海军演。美国高调介入“南海争端”，实质性“重返”东南亚，美越加紧军事战略勾连，南海问题趋于“多边化”、“东盟化”。东海“钓鱼岛撞船事件”突发，美国宣称其适用“美日安保条约”，日本图谋实现“法理控制”，强化针对中国的“西南诸岛”军事部署。俄日围绕北方四岛龃龉不断。美国借口“自由航行”强化海洋霸权，亚太海洋秩序酝酿重组。
6.西方大国武力干涉利比亚，加剧中东北非动荡局势
2011年1月14日，面对愈演愈烈的全国性反政府示威，突尼斯执政已20多年的本?阿里总统被迫流亡沙特阿拉伯。突尼斯内乱随即蔓延至整个阿拉伯世界，埃及、阿尔及利亚、也门、巴林等国陆续发生动乱，利比亚更是爆发内战。
2011年3月19日，法、英、美等西方大国篡改安理会关于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第1973号决议，对主权国家利比亚展开空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西方大国打着“捍卫人权”的旗号，行侵犯主权、践踏人权之实，其目的是趁乱搞垮卡扎菲政权，维护西方在中东北非的“主导”地位，攫取更多的石油利益。
西方大国肆意歪曲安理会决议，武力干涉主权国家利比亚，给世界带来诸多恶劣影响：一是严重干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其武力干涉主权国家的倒行逆施不得人心;二是假手“国际人权保护”威胁他国主权，以“国际社会”所谓的“保护责任”挑战国家主权、“不干涉内政”、“不使用武力”等国际关系准则;三是加剧中东北非动荡局势，利比亚人民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7.中国和平发展进入历史新阶段，中外互动在更高水平展开
一方面，中国的综合国力与对外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国际社会对华更加借重。中国率先走出危机，保持强劲增长，牵引世界经济复苏，经济实力与国际经济话语权同步增长。2010年中国GDP总量跃升世界第二，出口独占鳌头，在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跻身前三，“发展外交”引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进程与G20峰会，“世博外交”展示现代文明强国形象，抵御重大自然灾害的抗危机能力惊人，高铁、超级计算机等经济科技叠创“世界第一”，积极应对国际与地区热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主张”的国际影响显著增强。
另一方面，中国加速发展的对外冲击效应日渐显现，引发多方反制与施压。西方大国对此心态复杂，估计不足，对华软硬兼施，多管齐下，企图加强“管理”：战略上重在对华“身份塑造”与“方向引导”，压迫中国在人民币汇率、气候变化、“军事透明度”等方面承担更大“责任”;地缘与军事上对中国维护拓展相关利益“严防死守”、“围追堵截”;舆论上以“中国傲慢论”、“中国强硬论”、“中国军事威胁论”等诋毁中国形象;政治上借“谷歌事件”等攻击中国政府的网络监管政策。与中国存在领土与海洋权争端的周边国家的危机感、焦虑感、紧迫感加剧，它们深感“时间站在中国一边”，一面加紧侵占中国的合法权益，一面内外勾连，加大借重域外大国联手对华，致使中国与邻国之间历史遗留的领土争端“显形化”，难再简单“搁置”。
面对“后金融危机时代”更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与外部环境，我们应该始终保持战略自信与战略耐心，坚定而有创造性地贯彻“坚持韬光养晦、积极有所作为”方针，强化危机管理，完善细化各种预案，统筹内外，戒骄戒躁，顺势作为，在“十二
五”时期扎实推进中国的和平发展大业。
2017国际形势的论文篇2
浅谈国际经济金融形势预测及影响
【论文摘要】美国经济已开始复苏，欧元区和日本正走出衰退的泥沼，表明世界经济正步入缓慢增长的后危机时代。中国最新出现的贸易逆差可能成为常态，出口未来难成经济增长的引擎，元气恢复的外资银行加快拓展中国市场，中资银行在中间业务领域将面临更激烈的竞争。
【论文关键词】国际经济 金融形势
美国经济将保持缓慢复苏。美国经济先行指标PMI(经理人采购指数)今年3月份达到了59.60，已连续8个月超过50这一指数经济收缩与扩张的分水岭，这预示着美国经济将持续复苏。另外，美国3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为18万人，表明美国失业率开始下降，这也为经济复苏提供了动力。但是，自金融危机以来，美国非农失业人数累计高达800万人，失业率创下近30年来新高(3月份仍高达9.7%)，即使美国非农就业人数保持目前增长势头，失业率要恢复到危机前的自然失业率4.6%的水平，大概需要两年时间，因此，美国经济短期内不可能出现快速增长。另外，美国房地产市场仍然低迷，房贷断供率屡创新高，银行不良率仍在上升，今年银行破产数量已高达50家，信贷市场流动性并不充足。尽管去年第四季度GDP增长率达到5.6%，由于经济刺激政策的逐步退出，今年第一季度美国GDP增长率将回落至3%左右。
欧元区经济将走出衰退实现低速增长。欧元区经理人采购指数(PMI)已连续6个月超过50，且保持升势，预示着欧元区经济将由收缩转入扩张，预计今年第一季度欧元区经济增长率转正。由于欧元区国家众多，经济发展不均衡，各国政府间财政状况差异较大，缺乏统一、强有力的经济刺激方案，各国救市政策的力度都不同程度受到《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赤字比例限制条款的约束，因此，欧元区经济复苏速度已落后于美国。欧元区的领头羊德国、法国经济已率先复苏，但高达10%的失业率成为欧元区复苏的最大障碍，预计今年欧元经济增长率为1%左右。
日本经济将走出衰退，实现小幅增长。尽管日本PMI指数已连续9个月超过50，但去年第四季度GDP增长率下滑仍超过4%，作为出口导向型国家，欧美经济的复苏和中国经济强劲增长有利于日本经济复苏，但日本失业率仍在高位震荡，因此，预计今年第一季度日本GDP将实现小幅增长，增长率约在0.7%。
国际金融形势研判
美国短期仍将保持0.25%的联邦基金利率不变，但中长期加息可能性上升。虽然美国GDP去年第四季度创下危机以来的新高，但由于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已逐步退出，失业率仍高出危机前5%，加之美国房地产仍陷低迷之中，因此，短期美联储将继续维持联邦基金利率在0.25%的低位。但其CPI已突破2%，且有上升之势，随着美国经济复苏基础的稳固，美联储中期有可能小幅加息以控制通胀。
欧元区与日本央行短期仍将维持低利率的货币政策。欧元区与日本经济复苏速度目前落后于美国，欧元区失业率高于美国，老龄化、高失业及高福利政策的结合，使欧元区经济落后国家财政进一步恶化，加之欧元区CPI较低，短期并无通胀之忧，因此，欧元区将维持1%的基准利率不变。日本央行预计在截至2010年3月的财年里，核心CPI下降1.3%，经济仍面临通货紧缩的风险，因而，日本央行将维持0.1%的基准利率不变。
希腊债务危机有惊无险，欧元面临成员国主权债务危机挑战。由于2001年希腊为达到预算赤字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和负债率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的加入欧盟的标准，而运用高盛的“金融创新”，掩盖其部分债务。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对希腊经济的冲击，加之国内财政收支的恶化，2009年10月初，希腊政府突然宣布2009年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预计将分别达到12.7%和11.3%，远超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上限。鉴于希腊政府财政状况显著恶化，全球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相继调低希腊的主权信用评级，希腊国际金融市场融资成本大幅上升，年初发放的10年期国债利率为6.25%，是德国同期国债利率的两倍，同时希腊债券CDS价格大幅飙升，希腊政府面临违约风险。根据欧盟和IMF的救助计划，欧盟在必要情况下拿出首笔300亿欧元，和IMF一道为希腊提供资金支持，因此，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目前得以缓解。但与希腊情形相似的还有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这些欧元区成员国面临的主权债务危机将使欧元面临空前挑战，欧元兑美元汇率下降风险加大。
花旗第一季度盈利44亿美元，美国银行业业绩有望改善。花旗最新财务报告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盈利44亿美元，扭转了上季度亏损76亿美元的颓势，盈利来自：证券投资业务盈利大增37亿美元，净信贷损失减少84亿美元和费用减少116亿美元。花旗作为美国金融巨头之一，其净信贷损失大幅减少16%表明美国实体经济开始复苏，由于金融市场反弹明显领先于实体经济，花旗重视证券投资的努力获得了回报。由于美国的大型银行基本实行综合化经营，投资银行业务收入占比较高，在道琼斯指数屡创新高和资本市场持续走强的背景下，其投资银行收入将大幅提升，房价的企稳止跌有利于美国银行业贷款损失的减少，因此，美国银行业第一季度整体盈利有望大幅上升，也将有利美国实体经济的持续复苏。
国际油价开始从高位回落，未来将在70美元?85美元之间震荡。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达50%，国际原油价格走势对中国油价产生直接影响。图显示，近一年来国际原油价格涨幅近1倍，原因之一是投资者对世界经济复苏的信心，最直接的原因是随着国际金融机构元气的恢复，国际原油期货市场做多力量的增强。最近在国际商品期货市场呼风唤雨的金融巨头高盛遭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指控，国际油价应声重挫。未来制约国际油价的因素有：发达国家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对原油需求形成了制约;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阴影使美元有升值趋势;世界经济缓慢复苏使国际原油需求增加有限;从技术形态看，国际油价处于一年来的高位，多头获利回吐使油价回调概率加大，但在每桶70美元处将受到有力支撑。
对中国的可能影响
人民币升值压力暂时缓解，人民币汇率争端隐患未除。尽管美国、欧盟、日本经济出现缓慢复苏，但失业率仍处历史较高水平，各国政府面临着来自工会的较大压力。出于政治考虑，发达国家政府会一定程度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除反倾销和惩罚性关税外，压迫人民币升值是减少对中国进口的重要措施。目前美国出于对中国增持其国债的需要暂时与中国就汇率问题达成妥协，人民币汇率维持当前汇率不变。但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远未实现市场化，加之中国对出口企业实行出口退税(增值税)政策，这都为发达国家、甚至像巴西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指责人民币汇率和贸易政策提供了口实，只要政治需要，中国的对外贸易伙伴随时可能拿人民币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压。
中国对外贸易保持少量逆差可能成常态，短期出口难成经济增长引擎。今年3月中国贸易项出现72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令市场感到意外和费解，因为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贸易项保持顺差，而在国际市场复苏的背景下出现了逆差。但研究发现，中国3月出口环比增长18%，并未恶化，但进口环比增长37%，增幅远超过进口导致逆差的出现。因此中国贸易项出现逆差具有偶然性，可能是中国出于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做出的策略选择。中国目前持有高达2.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欧元面临着成员国主权债务危机的风险，欧元资产也面临较高风险，因此，中国外汇储备保值升值压力巨大，明智的选择是降低外汇储备，实行适度贸易逆差政策。在欧美经济缓慢增长的后危机时代，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不可能再出现8%以上的增长，因此中国经济增长未来应更多依赖内需。
恢复元气的外资银行加快在中国市场的拓展，中资银行未来在中间业务领域面临更激烈的竞争。本轮金融危机使主要国际银行均遭受重创，但在“大到不能倒”的潜规则的保护下，花旗等金融巨头终于挺过了“严冬”，等来了经济复苏的“春天”。尽管英国《银行家》的全球银行1000强显示，中国工商银行已成为全球最赚钱的银行，但中国银行业过度依赖利息收入的业务结构暴露出其明显的顺周期性，正在进行房地产价格深度调整使中国银行业面临严峻的考验，在证券投资、投资理财等中间业务领域，中国与国际活跃银行存在较大的差距。最近汇丰银行、渣打银行、恒生银行在宁波、惠州、中山等东部沿海城市相继开业，它们在中间业务和零售高端客户业务方面将对中国银行业形成冲击。如何有效控制外资银行综合化经营蕴含的高风险，应对其日益紧迫的竞争威胁，对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和银行业都是个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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