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论文加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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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文化的论文范文

　　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的若干问题

　　内容提要文化的根本功能，是提升人的素质，培育人的情怀，熏陶人的心灵。相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功能是更加“形而上”的，是“大象无形”的。文化理论的建设，从根本上讲，就是要唤起全社会的文化自觉意识，加快文化建设，促进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促进人的现代化的实现，促进中华民族素质的整体提高。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有密切关系，但并不等同于意识形态。文化建设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人的问题。通过人的问题的解决，而解决物质的问题、制度的问题，进而全面解决社会的现代化问题。

　　关键词文化研究文化建设文化功能意识形态人的现代化

　　作者叶金宝，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研究员，哲学博士。(广州 510050)

　　文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但却富有重大意义的问题。要正确处理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对若干重要的文化理念给予合理的阐释，然后才能结合文化建设实践进行分析。

　　一、文化内涵和文化功能

　　关于文化的内涵，国内外学术界有诸多不同的认识。根据有的研究者的统计，在国际上，有说文化定义有一百多种的，也有说有二百多种的，还有说有三百多种的。如果考虑到中国大陆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化研究热潮中所出现的种种关于文化定义的诠释，①估计全球关于文化的定义不下四五百种。无论是中外历史上关于文化的定义，还是当代西方、日本、苏联、印度和我国关于文化内涵的表述，尽管没有对文化定义形成共识，但大致可以分为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两种类别。所谓广义的文化定义，是指将文化看成“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有的又表述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或者“生活方式”，或者“现存的一切”。所谓狭义的文化定义，一是指将文化看成“文学艺术”，二是指将文化看成“思想文化”(又称“精神文化”)。广义文化又被称为“大文化”，狭义文化又被称为“小文化”。但在实际上，所谓广义文化或者“大文化”，还有一种对应性的表述，即社会生活中与政治、经济两个领域相对应的那个领域。与政治、经济相对应的文化，也属于大文化的范畴，它既包括物质的层面，也包括精神的层面，还包括行为的层面。

　　文化学家从结构功能的角度划分文化的不同层面。一般认为，文化可以划分为物质、制度、思想三个层面。物质的层面处于文化结构的表层，容易变动;制度的层面处于文化的中层，相对于物质层面而言，比较稳定，变动较难;思想的层面处于文化结构的深层，不易变化，一旦形成，相当稳定，并且有滞后性，亦即物质层面甚至制度层面的文化变化甚至消失了，思想层面的文化可能仍然存在。这种观点，就是在学术界相当流行的“文化结构三层次论”。②

　　根据我党、我国长期以来关于文化建设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的实践，笔者认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意义上讲的“文化”，应当是指相对于政治、经济而言的文化，亦即大文化。这个大文化，包括政治、经济之外的所有领域。甚至，当我们要从文化精神、民族精神的角度阐释、建构当代中国文化的时候，它还包括政治、经济层面所蕴涵的价值因素，亦即从政治、经济的层面抽绎出的精神层面的东西。例如，现时人们正高度关注的政治文明、文化经济之类，便属此类。中共十五大报告第七部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一开头就明确指出：“文化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精神文明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只有政治、经济、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六大报告的第四、第五、第六部分，其内容分别是：“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也是将政治、经济、文化对应看待。中共十七大报告，将过去的政治、经济、文化三维结构的视角，扩展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四维结构，③这样的文化，照样属于大文化范畴。此前，毛泽东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名文章中，就一直是将文化与政治、经济并提，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等概念。质言之，政治家们所说的文化，政府管理层面所说的文化，是与政治、经济、社会相对应的文化。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9期叶金宝：

　　根据上述认识，笔者认为，从全局、宏观的层面看，文化建设不能就事论事，而要高屋建瓴，高瞻远瞩，理性把握文化的功能和价值。

　　长期以来，有一种认识，认为文化是为经济服务的工具，盛行一时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口号及其相应的种类繁多的活动，便是这种文化价值观的具体体现。这种认识，不仅在政界广泛存在，而且在学术界也大有市场。笔者认为，不能说这种观点完全错误，但至少它是片面的。政治、经济、文化，就社会的整体有机协调发展而言，是一体三元的关系，是一个相互制约相互支撑的整体，而不是简单的单向宰制关系。经济与文化之间，只能是互相支持，互为发明，互为补充，是个动态的双向运动关系，而不是单方面的谁为谁服务的关系。“文化是明天的经济”，这句西方政府官员的名言，说明了文化与经济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其实，说到底，文化的最为基本或者说是根本的功能，是提升人的素质，培育人的情怀，熏陶人的心灵。相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功能是更加“形而上”的，是“大象无形”的。在今天，文化的功能，就是培育具有现代意识的公民，整体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促进富强、文明、民主的现代化国家的建设。

　　长期以来，还有另外一种关于文化功能的观点，那就是文化为政治服务。毫无疑问，文化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但是，文化与政治之间，既不能划等号，也不能看成是单向决定的谁为谁服务的关系，不能简单地提文化为政治服务。那种认为文化是受意识形态宰制、文化没有自身独立性的观点，是把文化简单地看成了意识形态的婢女，显然是片面的。政治与文化之间，是良性互动、相得益彰的关系，而不是政治决定文化、文化只能为政治服务的关系。其实，在全球化的时代，很多政治问题往往表现为文化问题，通过文化方式而得到解决，前些年鼓噪一时的美国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在全球范围引起的广泛而又强烈的论辩，便是明证。在全球化背景下，政治与文化之间的交融渗透日益增强，文化的特殊功能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和学界的重视。“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④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说：“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可见，我们要建设的“全面小康”的社会，没有文化的支撑，是不可能的。文化素质、文化消费、文化权利、文化意识、文化品味，这些基本的文化观念，和政治、经济是并不相同的，它们蕴涵在并深刻地体现于人的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之中，落实在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的实践之中。

　　二、文化理论与文化实践

　　文化建设的基本目标、基本政策和实践活动，离不开文化理论的指导。

　　文化理论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极其复杂的问题。从学理和实践的层面看，我国的文化理论建设，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本身的强烈需求。长期以来，无论政界还是学界，都缺乏文化理论建设方面的“文化自觉”意识。在““””以前，是把种种具体的文化政策当作文化理论，把突出政治当成文化建设，从而消解了文化理论的特性，更取消了文化理论的学科特性及其意义。““””中间，是把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套用在文化建设事业上来，破字当头，以破代立，把畸形的政治需要和意识形态灌注于文化理论，以否定民族文化、否定人类文明进步成果而自我标榜“彻底决裂”，以焚书、破坏文物为典型特征的所谓的“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旧风俗)，立四新(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新风俗)”的运动，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而是全面意义上的大革文化的命!这是典型的缺乏科学理性的文化理论的表现。更为典型的是，林彪事件以后，“_”打着文化的旗号，“批林批孔批周公”，“评法批儒”，把一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歪曲成儒家法家斗争史，歪曲成阶级斗争史，更是暴露出我国文化理论建设的缺失，文化价值理性的缺位。应当说，没有正确的文化理论的指导，错把意识形态和畸形的政治诉求当作文化理论，是““””灾难的重要原因之一。“‘“”’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⑤中共中央决议的这个论断，不仅深刻揭示了““””的要害所在，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文化理论建设的严重落后。

　　改革开放以后，文化理论的建设开始受到重视。从中共十二大报告明确提出“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到十五大报告系统阐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再到十六大报告提出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进行“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并且明确提出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再到十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再到十七大提出文化是民族凝聚立和创造力的源泉，要求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从1986年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到1996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从“三个代表”重要理论的提出，到《公民道德实施纲要》的颁发，凡此等等，都反映出党和国家对于文化建设理论的理性自觉。从总体上讲，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这就是：坚持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坚持“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二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方向，坚持“三个面向”(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培育“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公民，立足当代中国现实，批判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文化的长处，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创新;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

　　毫无疑问，上述文化建设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是符合中国实际，符合世界文明潮流的。但是，这些文化建设的理论，如何通过具体政策的实施而贯彻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之中，却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从学理的层面看，如何把政治和社会管理的目标落实于文化建设的实践之中，有诸多中间环节。这些环节如何相互衔接，形成有机整体，发挥独到功能，还需通过进一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检验而得到验证、丰富和创新性发展。从文化学的角度看，如何建构一个新型文化模式，建构一个新型文化价值体系，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文化学理论体系中最为基本的一些理念，诸如文化体系、文化形态、文化观念、文化类型、文化结构、文化模式、文化价值体系，以及文化变迁、文化传播、文化功能、文化动力、文化规律、文化特质、文化重组、文化整合，等等，并非所有文化管理者和研究者所熟悉，甚至不少人并不知道，或者没有认真思考过。至于文化学、文化哲学、文化人类学之间的既相联系又明显区别的诸多复杂关系，不仅绝大多数政府文化管理人员一无所知，甚至很多高校的号称研究文化问题的博士硕士乃至教授们也是人云亦云，甚至缺乏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二十多年来，翻译引进的国外的文化论著，从文化科学到文化哲学再到文化人类学，蔚为大观;国内学者撰著的文化学、文化哲学、文化人类学的著作，数量并不少。但是，真正能够使得文化学能够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而建立起来，能够真正切合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实际，能够起到指导实践、提升品位的作用的著作，实在是凤毛麟角!这种情况表明，文化学层面的理论研究，还需大大增强!

　　总的说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理论建设落后于文化建设实践，其滞后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在近年的诸多社会问题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没有正确的、合乎理性的理论的引导，就没有健康的文化实践。文化理论的建设，从根本上讲，就是要唤起全社会的文化自觉意识，加快文化建设，促进我们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促进人的现代化的实现，促进中华民族素质的整体提高。值得注意的是，文化理论的建设，离不开文化建设实践的发展。没有文化实践，文化理论的建设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就成了脱离实际的经院学说。因此，我们应当在高度重视文化理论建设的同时，高度重视文化建设的实践，使得二者良性互动，推动文化建设的顺利开展。

　　三、文化建设与意识形态

　　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有密切关系，但并不等同于意识形态。

　　文化的本质是人化。人化是相对于物化、神化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就是要使人成其为人，脱离物欲的羁绊，冲破神学的牢笼，成为堂堂正正的人，成为大写的人。借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言来说，就是要成为君子，而不是小人。

　　中国古代所谓的文化，是指“以文教化”，亦即用文化去教化、感染、熏陶对象，常用的“话语”是“以文化成”、“以文化之”。《周易》的说法是“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解释为：“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化而化成天下也。”

　　国外所谓的文化，有复杂的涵义。著名的诠释有英国学者泰勒的两个定义或者“说法”。其一，他在其1865年出版的名著《人类早期历史和文明发展研究》中说：文化包括知识、艺术、宗教、神话、法律、风俗以及其他社会现象。在其后于1871年出版的文化学奠基著作《原始文化》中又说：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具有的其他一切能力与习惯。”⑥著名的定义或者“说法”还有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莱德·克鲁克洪的，他认为：文化是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既包含显形式样又包含隐性式样;它具有为整个群体所共享的倾向，或是在一定时期中为群体的特定部分所共享。”⑦法国学者维克多·埃尔认为，“文化，就是对人进行智力、美学和道德方面的培养。⑧

　　我国当代文化学者对于文化的内涵和特质也有诸多论说。任继愈先生认为，广义的文化包括文艺创作、哲学著作、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饮食器服之用，等等。狭义的文化，专指能够代表一个民族特点的精神成果。⑨梁漱溟先生认为：“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是极其实在的东西。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⑩台湾著名学者钱穆先生认为：“文化即是人类生活之大整体，汇集起人类生活之全体即是‘文化’。”[11]他在其《中国文化精神》艺术中说：“文化即是长时期的大群集体公共人生”。[12]他在其《文化学大义》一书中说：“文化只是‘人生’，只是人类的生活。……文化是指集体的、大群的人类生活而言。”[13]

　　综上可见，对于文化的内涵、价值和特征，无论我国古代当代学者的解说，还是西方学者的诠释，基本着眼于生活方式、教养、道德、智力、审美方面，尽管也有思想、信仰方面的阐述，但这种思想和信仰还是基于生活、风俗之上。概而言之，古今中外关于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功能、特征的理解，着重点不在意识形态，甚至有的和意识形态并不沾边。这就昭示我们，文化建设不能片面地从意识形态出发，不能把文化建设与政治等同。按照近年官方的解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就其主要内容来讲，是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一致的。“文化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精神文明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14]既然文化与政治是相对而言的，那当然不能混淆为一体。文化建设不能等同于意识形态的建设。

　　实际上，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共中央就明确指出：“在道德建设上，一定要从实际出发，鼓励先进，照顾多数，把先进性的要求同广泛性的要求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连结和引导不同觉悟程度的人们一起向上，形成凝聚亿万人民的强大精神力量。”[15]为了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切有利于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积极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积极思想和精神，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积极思想和精神，都应当加以尊重、保护和发扬。这样，才能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16]到了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在一系列重要文献、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话中，都反复谈到要把精神文明建设的先进性和普及性相结合，要区别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无神论者和宗教信仰者，国内同胞和国外侨胞，使得精神文明建设更有成效。可见，逐渐摆脱建国以后曾经长期深刻影响我们文化建设的意识形态化思维，克服唯政治化思维(把一切泛化为政治，用政治等同一切，取代一切)的影响[17]，使政治、经济、文化分途发展，相互协调，是改革开放以后文化创新的重要表现。

　　在过去的很长一个时期，我们一度没有清楚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没有搞清其性质。经过艰难探索，后来才明确认识到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对于文化建设是一大福音。既然是初级阶段，就有初级阶段的文化。因此，过去那种拔高理想、拔苗助长式的教育方式，受到质疑，得到纠正。我们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曾经长期位置颠倒，角色错乱，把成人儿童化，把儿童成人化。我们不厌其烦地教育成人要有礼貌，要文明，不要随地吐痰，要使用文明用语。“你好!再见!对不起!谢谢!不客气!”——这类“文明用语”一度张贴于全国各地，灌输于各个机关厂矿部队学校。这类儿童时期就应当懂得的起码教养，却在建国数十年后用于对成人的基本要求!相反，对于少年儿童，却是“高标准、严要求”。我们一度大力宣传小学生扑灭山火、舍己救人的“英雄事迹”，要求少年儿童舍生忘死、见义勇为，爱憎分明、大公无私，等等等等。事实证明，把少年儿童的教育成人化的结果，是适得其反。当他们一旦接触社会，一旦走上工作岗位，社会上种种负面消极情况的出现，就会使他们对所受的教育产生怀疑，所谓的“信仰危机”、“信念危机”、“信心危机”(一度被统称为“三信危机”)，就容易出现。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把意识形态的灌输教育和文化建设的潜移默化、耳濡目染区别开来。这刚好从反面说明，文化建设与意识形态不能等同，不能把意识形态的教育灌输、政治理念的培养，与教育科学文化等方面的知识水准的提高，以及思想道德境界的提升混为一谈。

　　当然，文化建设并非与意识形态毫无关系。政治文化姑且不论，就是现今社会上时兴的企业文化、军营文化、校园文化、商业文化、经济文化、影视文化，以及为学界所关注的精英文化、大众文化、西方文化之类，无不与意识形态有相对关系。至于近年为官方和学界关注的文化安全问题，则更是和反对某些国外势力对我进行西化、分化的图谋有密切关系。而提升国家文化软势力，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等，也是为了更好地巩固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果。因此，我们必须坚持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认真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防止某些势力通过文化领域而进行的各种不利于文化建设的事件出现。但是，我们这里要强调的是文化建设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区别，要注意充分发挥意识形态与文化建设各自的功能，而不是有意无意地将其混为一体。

　　四、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有其终极的目标，或者说是根本的任务。这个目标，用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决议指导方针的话来说，就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18]在《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再次得到重申，并且进一步强调：团结和动员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精神文明建设总的指导思想，也是精神文明建设总的要求。”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我们常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按照十五大报告的阐释，二者在主要内容方面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培育“四有”公民，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建设现代化国家。质言之，文化建设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人的问题。通过人的问题的解决，而解决物质的问题、制度的问题，进而全面解决社会的现代化问题。

　　我们知道，中国的现代化历程，自1840年以来，漫长而又坎坷。根据文化结构“三层次”(物质、制度、思想)说，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由物质而制度而思想的由浅入深、由表层到深层的变迁。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早在1922年4月完成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就深刻地指出：“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这点子觉悟，一面算是学问进步的原因，一面也算是学问进步的结果。”他认为，中国人对于自身反省和对西方文明进步的认识，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觉得有舍己从人的必要，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等渐次设立起来。……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所经过的时间，比较的很长，——从甲午战役起到民国六、七年间止。……这二十年间，都是觉得我们的政治法律等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但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19]当代学者庞朴认为，梁启超的这些分析，“有助于人们去认识整个中国近代文化变迁之史实”。他借助梁启超的观点而进一步阐发，认为就文化层面而言，整个中国近代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㈠从鸦片战争开始，经过1861年开始的洋务自强运动，到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是传统的“经世致用”观念复活，富国强兵呼声高昂，从器物上承认不如西洋文明，而觉得有必要在这方面舍己从人的时期;㈡从甲午战争失败，中经戊戌变法运动，到1911年共和革命成功，是怀疑一切成法，发挥创造精神，从制度上承认不如西洋文明，而勇于革除勇于建立的时期;㈢从辛亥革命，中经粉碎帝制复辟，到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新旧思想最后较量，东西文明全面比较，而从根本上认真反思的时期。这样三个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化在自身的发展进程中，承受了外来文化(包括西洋文化侵入的冲击和日本文化变革的诱发)的压力，而逐步蜕变、逐步吸收、逐步走向现代文化的乾旋坤转的伟大时期。[20]近人梁启超和今人庞朴的这些论说，都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现代化的实质问题，是人的现代化，是整个中华民族素质的现代化。

　　西方现代化专家英格尔斯认为，现代化的根本在于人的素质的现代化，人的素质的现代化的重要性，远远高于经济、政治和制度等的现代化。“在研究国家现代化时，把人的现代化考虑进去，正是因为在整个国家向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人是一个基本的因素。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否则，高速稳定的经济发展和有效的管理，都不会得以实现。即使经济已经开始起飞，也不会持续长久。”[21]英格尔斯还认为，国家落后也是一种国民的心理状态。科学技术、政府机构形式、教育制度等，都可以引进，但人的素质是不可能引进的。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够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里变成废纸一堆。”因此，“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22]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对建国以后走向现代化的艰难途程的沉痛反思，学术界和管理阶层都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化的根本，是人的现代化，而不单纯是“四化”(工业、农业、科技、国防现代化)。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首先要极大地提高全民族的素质，解决人的现代化问题。而要解决人的现代化问题，就需要大力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提高全体人民的教育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水准。要在全社会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共同理想，锻造中华民族精神的支柱。要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文化目标，就必须营造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形成良好的法制环境和法律文化，建设政治文明，坚持文化建设方面的“中国特色”，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促进当代文化建设的开展。同时，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把握文化全球化的脉搏，重视经济全球化与民族文化建设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提升文化自觉意识，最终，构建新型文化价值体系，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复兴伟大的中华文明。

　　注释：

　　①中国人素来喜欢“成一家之言”，因此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化研究热潮中，各色人等都在给“文化”下定义。初步估计，这些“中国特色”的定义，大约在一百种以上。

　　②参见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4～9页;《中国文化导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5～11页。

　　③该报告的第五、第六、第七、第八部分的标题分别是：“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④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版，第38页。

　　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版，第23页。

　　⑥[英]泰勒：《原始文化》，蔡江浓编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1页。

　　⑦[美]C·克鲁克洪金和W·H·凯利：《文化的概念》，载拉夫·林顿等编之《世界危机中人的科学》一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45年版。转引自《文化与个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⑧[法]维克多·埃尔：《文化概念》，康新文、晓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5页。

　　⑨任继愈：《民族文化的形成与特点》，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二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2月版，第1页。

　　⑩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载《梁漱溟全集》第三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9页。

　　[11]钱穆：《文化与生活》，载《中华文化之特质》。台北：世界书局196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