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安全管理相关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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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安全论文范文一：风险社会与社会公共安全
[摘要]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以高度的不确定性为基本特征的风险社会对当代人类社会安全提出了巨大挑战;其表现特征是：跨时空性、“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和深层(隐性)风险的影响巨大。西方社会理论从社会学、风险文化和经济管理三种理论路径分别提出了应对之策。
[关键词]风险;风险社会;公共安全
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希望的社会，也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贝克认为，当代人正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吉登斯则指出，这个世界看起来越来越不受我们的控制，成了一个“失控的世界”。
一、风险与风险社会
风险是与人类共存的，但风险社会理论的开创者贝克所说的风险，指的是“完全逃离人类感知能力的放射性、空气、水和食物中的毒素和污染物，以及相伴随的短期的和长期的对植物、动物和人的影响。它们引致系统的、常常是不可逆的伤害，而且这些伤害一般是不可见的”。他认为，风险概念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
贝克把“风险”看作是一个与“自然”和“传统”概念具有明显区别的概念，风险社会的“风险”不同于自然界的客观运动——地震、海啸、飓风等无法避免的自然现象——所导致的风险。风险是与面向未来的不确定性紧密相连的，风险现象是一种属于未来世界的现象。
贝克认为，现代世界正在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转变，“风险社会”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其重要特征是充满着不确定性因素，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和个人的风险日益趋向于逃脱工业社会建立的风险预防和监督机制。贝克指出：“工业社会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造就了舒适安逸的生存环境，同时也带来了核危机、生态危机等足以毁灭全人类的巨大风险。工业社会运行机制自20世纪中期以来开始发生微妙变化，一项决策可能毁灭地球上的所有生命，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当今时代与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有着根本的区别，已经呈现出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过渡的迹象。”
(一)高度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是风险社会的核心范畴，这个不确定性，包括科技导致不可控制的事故，人们无法对之进行准确的预测;基因工程、克隆技术甚至使人不再能确认那些本来只属于人类自身的行为;人类活动还会导致环境畸变等长期不良后果。现代风险超出了人们预先检测和事后处理的能力，也超出了目前保险制度所能覆盖的范围，因而，“我们生活在暗礁中”。吉登斯也是从不确定性的视角来认识风险的。在他看来，问题不在于我们今天的生活环境比以往更加难以预测，而在于不可预测的根源发生了变化：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不确定性，许多恰恰是由于人类知识增长的结果。
(二)风险的扩张性
风险的扩张性即风险的规模、范围和程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与传统风险相比，现代风险影响范围巨大。传统风险及其后果往往限于某个区域、某些人员，而现代风险无处不在，一旦成灾，其危害就不仅仅在发生地，也无地域限制，往往会产生世界性的破坏效果，工业社会是局部的、区域的风险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只对人们生活的某一方面产生影响，因而一般只对局部的或小群体产生影响。但在全球化浪潮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各种全球性风险与危机，风险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并对整个人类共同利益存在着威胁。应对和规避风险就不再是区域的或小群体的任务而成为全球共同的历史事件。“工业社会的社会机制已经面临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可能性，即一项决策可能会毁灭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这颗行星上的所有生命。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当今时代已经与我们人类历史上所经历的各个时代都有着根本的区别。”
(三)风险的内生性与人为性
伴随着人类的决策与行为，是各种社会制度，尤其是工业制度、法律制度、技术和应用科学等正常运行的实践性后果。而自然“人化”程度的提高，使得风险的内生特点更加明显。同时，风险社会“存在于自然结束之后。很明显，自然的结束并不是指物质世界或物理过程不再存在。而是指我们周围的物质环境没有什么方面不受人类干扰的某种方式的影响”。随着人类活动范围与频率的扩大，其决策和行动对自然和人类社会本身的影响也极大地增强，使得风险构成中的自然风险占主导逐渐演变成人为的不确定性占主导。吉登斯区分了两种类型的风险：外部风险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
“外部风险就是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带来的风险”;“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传统的工业社会以及此前的社会，人们所担心的是外部风险;而在当代，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取代了外部风险占据主导地位，由此标志着进人风险社会。
(四)风险的关联性与复杂性
风险具有关联性。由于人类实践活动导致全球范围内风险广度和深度的变化，风险社会中风险的构成及其后果趋于更加复杂：从自然风险转向人为风险，从个别风险、区域风险转向全球性风险，从物质利益风险转向文化风险、道德风险、理论风险等非物质风险，从单一风险后果转向多重风险后果，从单一风险主体转向多重风险主体，风险从简单应对方式转向综合应对方式。例如，某些风险会悄悄地转化，由经济风险导致市场瓦解，造成资本贬值，进而转变为信任风险，导致追随民众的丧失，使全体政治成员受到侵蚀，最终转变为后果严重的政治风险。最严重时还会转变为社会风险，导致整个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造成极大伤害。当风险不能及时得到控制时，它会给整个社会带来相关的一系列连锁反应。
二、风险社会对社会公共安全的挑战
所谓风险社会是指在全球化发展背景下，由于人类实践所导致的全球性风险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发展阶段。在这样的社会里，各种全球性风险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存在着严重的威胁。当今时代无所不在的风险在广度和深度上大大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它已经跨越了生产者和消费者、富人和穷人的界限，超越了地域、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界线，成为一种新型的、全球性的危险，一种巨大的、威胁人类安全和生存的危险。近年来中国涉及社会公共安全的意外事故和灾变性事件不断增加。例如，SARS、禽流感、矿难事故、艾滋病扩散等等。这些事件的发生和不断增长的趋势，使得目前的中国社会明显地带上了贝克所界定的“风险社会”的最基本特征：即具有不断扩散的、人为的不确定性;导致了现有社会结构、社会制度以及社会关系向更加复杂、分化状态的转变。
与阶级社会追求的“平等”理想不同，风险社会追求的目标是“安全”，在风险社会里，风险对公共安全的威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跨时空性
现代性形成了新型风险，全球化则使得风险脱离了时空的限制，造就了风险社会。风险的全球性使得社会中客观分配格局发生了变化，风险造成的灾难不再局限在发生地，而经常产生无法弥补的全球性破坏，甚至使得风险具备了“平等”的意蕴。伴随相互依赖的加强和时空距离的缩短，全球化一方面为世界提供了高水准的安全，另一方面也使风险迅速波及世界各地，形成连锁反应，因而全球化对风险具有扩散效应。全球化时代科技的进步也产生同等的风险，人类创造了并继续创造着足以毁灭整个人类的技术，从核武器到基因工程都是如此。全球化时代也意味着工业社会体系已经过时，民族国家已经无力应对威胁整个人类的现代风险，因此风险的控制缺乏有效的机制，人类将不可避免地进入风险社会。
(二)“有组织的不负责任”
这一概念是风险社会理论中的一个关键概念，贝克认为它“有助于解释现代社会的制度会在肯定认识到了灾难现实的同时区否认他的存在”。贝克指出，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充斥着组织化不负责任的态度，风险的制造者以他人作为风险牺牲品来保护自己。社会中只要有风险，就必然有一个责任问题。人们在处理这些风险的过程中总是想方设法回避责任。现代组织体系如各类公共机构就是这样安排的，即恰恰是那些必须承担责任的人员可以找到足够的理由以便摆脱责任。
贝克认为，这就是风险判定中最突出的方面，也就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它表现在，工业社会所提出的用以明确责任和分摊费用的各种制度安排，在全球性风险社会的情况下将会导致完全相反的结果，即在风险社会来l临的时候却无法有效应对，难以承担起事前预防与事后解决的责任。在此过程中，是难以查明谁该对此事真正负责的。就人类环境来说，无法准确界定几个世纪以来环境破坏的责任主体。各种治理主体反而利用法律和科学作为辩护之利器而进行“有组织地不承担真正责任”的活动。
(三)隐性(深层)风险的巨大影响
风险社会的存在，给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众生活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所波及的影响也是深远的。风险就其危害的性质与表现方式来看，可分为显性(浅层)和隐性(深层)两种。显性的危害是指给人类社会的生命财产所造成的直接损失，如人员伤亡、设施损害、资金流失等。而隐性的危害则是长期和潜在的，以非实体形式表现出来，如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对民众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的损害等。对传统现代性的追求导致人们只重视建设开发，不重视因果关系的发展模式，足以使现代社会承受着许多灾难。各种突发事件不仅给国家和民众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也给社会造成巨大压力和恐慌，对现代社会发展构成着威胁，而在这些突发事件中，以人为因素所造成的破坏力和影响力最为恶劣和深远。
(四)风险的二重性
值得注意的是风险社会理论家们不是完全从否定方面来理解风险，作为人类实践行为不可避免的伴随性结果，风险同样具有二重性。一方面，风险意味着不确定性、危险性;另一方面，风险也是社会发展、创新的动力源泉。风险社会并不总意味着危险，吉登斯指出，风险具有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它的本性决定了它导致危害性后果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它是经济活力和多数创新，包括科学或技术类创新的源泉”。
三、风险社会的应对策略
当代西方学者对风险的解读已不仅仅局限于科学技术领域，而是把视野扩展至更广阔的社会文化层面，把风险置于现代化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如此才能对当代社会的公共安全危机作出有效的回应。对风险社会的研究有三种不同的视角与理论路径，因而也有三种不同但又互补的应对策略。
(一)社会学的视角
风险社会“是指现代社会的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社会、政治、经济和个人的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多地避开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全球生态危机就是工业社会本身的一个深刻的制度性的危机，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社会风险。风险至少是伴随工业社会的产生而产生，但风险社会则是现代化的第二个阶段，属于贝克所说的“自反性现代化”阶段。现代化进展的逻辑是理性的，是可控的;而自反现代化的逻辑是非理性的，必然脱离人类的掌握，导致无法预知的结果。也就是说，现代化自身逻辑的发展是现代化的自我危害。因而，“贝克和吉登斯建议用一套更具有反思性的、更民主的制度去处理这些副作用和不断产生的新风险”。
以对现代性知识原则的反省为基础，贝克倡导对风险社会进行原则性的知识拯救。我国有学者将“原则拯救”、“理论建构”与“全球亚政治”概括为贝克应对风险社会的三个具体举措。贝克指出，“没有社会理性的科学理性是空洞的，但没有科学理性的社会理性是盲目的”。实现社会理性与科学理性的有机融合，是克服当代社会风险的原则指导。在主体作为上，建构以“社会理性拥护者”为基础的全球“亚政治”，即“特有的对政治决策的个人参与”。贝克认为，现有的所谓民主政治实质上已经成为一种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深刻文化霸权、深层伪民主。以社会理性为知识基础的“社会知识行动者”的普遍联合，以削弱以工具理性为知识基础的“科学知识行动者”力量，从而实现对全球风险社会的真正知识应对。
(二)风险的文化人类学视角
斯科特·拉什等人用风险文化的思想来解释风险社会的概念，提出了与贝克不同的解释。他沿着玛丽·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斯《风险与文化》的思路指出，在当代社会，风险实际上并没有增加，也没有加剧，相反仅仅是被察觉、被意识到的风险增多和加剧了。人们之所以感觉风险多了，是因为他们认知程度提高了。他们从文化的角度解读了三类风险，即社会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自然风险。自然风险包括对自然和社会所构成的生态威胁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带来的副作用和负面效应所酿成的风险。拉什认为，社会结构的变革和变迁或者说主要是经济领域的变化，为风险文化的上升趋势构筑了基础。不确定的和已经被察觉和认知的风险，与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斯所承认的风险相比，显得更普遍。
斯科特·拉什认为风险社会总是与制度联系在一起，风险文化却总是处在反制度性的社会中，与不重要的边缘形式相联系。这是因为风险社会概念预先假定了一个确定的等级秩序和制度定式。这种秩序和定式承认风险的传播依靠程序性的规则和规范，因而人们可以运用制度性的和规范性的治理手段对各种风险予以控制。因此，拉什等人主张运用风险文化取代风险社会的概念。风险文化的预先假定是一个需要自然调节的不确定性的无序状态。风险文化的传播依靠其实质意义上的价值，人们依靠一些带有象征意义的理念和信念来控制风险和治理社会。斯科特·拉什认为，风险文化“将不再是基于对其他人未预料后果的反应，而主要是承担自身造成的风险的责任”。
然而，我们应该看到，尽管风险文化理论在学术圈内颇有影响，但是在政策舞台上的影响却是非常有限的。
(三)风险研究的经济管理视角
在经济管理理论领域，过去的所谓风险管理，就是通过社会控制使风险最小化，在各种风险选择中，选择最能够被社会所接受的风险。人们思考的是“怎样安全才是足够安全，”也就是说，人们普遍把风险看成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客观现象。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风险管理理应是一个技术性的程序，像现代生活的所有方面，可以通过目的和手段的理性计算来进行，通过采用简单的、逻辑的步骤序列就可以去识别并管理风险。但在现代风险社会里，风险的性质正在发生转变：人们行为选择的不确定性愈加突出;而建立在“理性行动者范式”与功利主义伦理基础之上的风险管理技术，已难以控制新型的社会风险。“总体来看，以往对风险的研究是按照理性主义的途径进行的，它的推论基础是建立在专家的科学测量以及计算是最精确的这一基本预设之上。”
风险社会理论使风险管理的视角发生了很大变化，“不确定性”、“预期效用”等成为频繁出现的风险管理的新概念，人们用一套新的概念体系来分析新型社会风险，以应对群体、组织、社会政策和社会运动的挑战。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正逐步成为一种新的技术手段。表面看这是对过去“理性行动范式”的反思，但实则是要建立一种有新的“新理性行动范式”。“许多现代风险问题中利益非常大、不确定性很强。这样，我们需要一种新科学来提供可信而有用的答案。”对于风险的预期效用损失，最终目标则是按照资源的社会效用最大化原则来分配的。
社会安全论文范文二：转型期的二元结构与社会安全
在社会转型期，“传统”与“现代”两种体制并存和交织，形成二元社会结构。而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转型期是社会安全问题的易发期，因而社会安全已经成为一国转型期中现实政权特别关注的重要问题。大量的社会实践和研究成果表明，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二元社会结构及其内在的不安全因素将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瓶颈。
实践表明，社会结构二元性所导致的矛盾和冲突不仅表现在新旧体制之间，而且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产业之间、贫富群体之间?都将发生程度不同的摩擦和碰撞，而这种摩擦和碰撞必然会表现出思想多元、文化冲突和利益分化等社会转型期的特质。其中，由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利益分化，是形成社会结构二元性差异和对立的主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利益结构是社会结构的物质基础，利益结构必然是社会的深层结构。在理论上正确把握利益结构及其要素，对于分析转型期社会的实际状况，进而建立有效的社会安全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最为显着的特征就是新旧体制的转换和更替，而这一特征使得这个“过渡阶段”被指称为社会转型期。然而，新旧体制的转换和更替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得以实现的，所以在社会转型期中，必然发生一种“传统”与“现代”两种体制并存和交织的状态，这就是学界称谓的二元社会结构。一般认为，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转型期是社会安全问题的易发期，因为社会的动荡和危机往往产生于向新的社会结构的过渡阶段。所以，社会安全已经成为一国转型期中现实政权特别关注的重要问题。
国家现代化建设从社会转型的视角进行考察，它表现为结构性的社会变迁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二元结构不是一种社会常态。因为，在新的社会结构逐步形成的同时，旧的社会结构在相应地消解和散失，最终使国家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革。但是，大量的社会实践和研究成果表明，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二元社会结构及其内在的不安全因素将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瓶颈。因为，从深层次上分析，一个国家的社会安全状况与该国的社会结构形态是密切相关的。
通常，在二元社会结构特征显着以及延续时间过长的国家，其社会安全的程度相对较低，甚至容易引发社会动荡和危机;而那些在社会结构上能够尽快消除二元差异和对立，以至实现跨越二元社会结构形态的国家，其社会安全就具有坚实的基础。这种对比结果，已经普遍被国际社会看作是一个国家能否建立现代社会安全机制，直至成功走出传统社会的衡量标志，甚至还把它作为考察其能否全面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指标。
实践表明，社会结构二元性所导致的矛盾和冲突不仅表现在新旧体制之间，而且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产业之间、贫富群体之间都将发生程度不同的摩擦和碰撞，而这种摩擦和碰撞必然会表现出思想多元、文化冲突和利益分化等社会转型期的特质。其中，由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利益分化，是形成社会结构二元性差异和对立的主要原因。
因为，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特征不仅表现为利用市场自主地配置资源，而且市场本身也在不断地进行着对社会利益关系的重构。虽然，由市场经济体制所带来的利益分化及其利益关系结构的变迁，不一定能称得上是显着的社会运动，但是，它的存在和加剧意味着社会资源在社会成员中的重新分配，这种状况一方面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和重组，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种种特质，表征了社会转型期中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某些重要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利益结构是社会结构的物质基础，利益结构必然是社会的深层结构。
以上分析可以认为，利益结构在社会结构的调整和变迁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利益结构不仅体现了社会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之间的关系，而且还体现了社会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之间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利益结构关系在客观上形成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之间的中介，而这种中介作用体现了一种以社会成员内在的利益要求为基础，通过利益结构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方面关系转化的功能。
从理论上分析，利益结构及其表现出来的各种利益关系，一定是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从实践上考察，社会利益关系在具体的形成过程中，又离不开社会成员的意志与行为的作用，甚至应当把这种关系看成是社会成员之间以追求利益为目的的相互作用，以及现实政权对这种相互作用进行控制和调节的结果。
否则，我们在理论研究中将脱离对社会安全监控的现实基础，进而步入“用现成的公式和原则去套用社会现实”的误区。因此，在理论上正确把握利益结构及其要素，对于分析转型期社会的实际状况，进而建立有效的社会安全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利益结构中的要素具有复杂性和多元性。一般来讲，比较重要的要素有利益结构的主体、利益观念的刚性、利益价值的取向和利益实现的方式等。其中，对利益结构主体的分析是最为重要的。社会利益结构关系的分化以至新的利益结构主体的形成，都是通过一定社会的利益阶层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反映出来的，其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人们掌握和支配利益资源的状况，在新的经济制度和体制的作用下，一部分掌握和支配了利益资源的阶层和群体，他们在社会中占据了主动和优势的地位，而相反的人们只能处于相对被动和劣势的地位。
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控制和调节社会利益关系主导力量的现实政权，不仅可能而且应该在政策的制定和制度的安排上有利于市场利益主体的要求和愿望。于是，利益结构关系不仅反映出了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且也反映出了非利益主体成员与现实政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转型期出现的社会成员地位差异，非常容易造成人们获得利益机会的不平衡性，如果这种差异和不平衡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有效弥合，就很有可能转化为社会不安全因素，甚至刺激社会冲突或社会危机的发生。当前，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
在这个时期中，最为明显和重大的转变就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由于市场经济是一种交换经济，而交换经济必须以财产独立为前提，所以现实政权所要承担的功能就是确定财产权利，并且要最大限度地保护这些权利。然而，中国政府始终面临着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历史重任，所以在调节利益关系的过程中，一定要减少二元社会结构造成制度性的规则和秩序的多重性，要切实把税收征管、社会保障、扩大就业等一系列政策同产权保护的制度安排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有效可行的社会安全保障机制。
应当引起高度重视的是，制度性的二元结构不仅会严重肢解社会资源体系，造成交易无序、分配不公、腐败滋生，以及地区差异和贫富差距扩大等现象，而且还将阻碍社会成员的统一认同，进而形成思想多元和文化冲突。因为，经济制度与利益关系上的矛盾非常容易积聚于观念领域，严重的观念冲突往往表现为思想、文化上的裂变和分野，引发不同利益阶层和群体在心理上的对立，以至降低社会认同感和协调性，从而为形成社会不安全因素酝酿心理基础。
在这种状况下，传统时代所运用的整合方式已经无法适应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而使得昔日积累起来的社会凝聚力及其给予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开始大幅度地下降，这种状态下的社会结构必然显得极其脆弱。此时，传统利益观念的刚性作用将得到充分的体现，特别是在利益受损的那部分利益阶层及其成员中，这种刚性作用将成为新的利益结构形成和发展的严重障碍。
为了尽快弥合转型期中二元性的差异和对立，现实政权一方面要加大缩小地区差异、贫富差距的政策力度，尽力减少和避免传统体制受益者因利益受损而产生的不满;另一方面又要尽力满足新的受益群体在稳定和发展方面的强烈欲望，以努力消除不同利益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对现实政权的不满，从而消除由此可能给社会造成不安全的隐患。
近代以来世界现代化建设的规律表明，转型期的社会安全隐患问题是与二元社会结构问题没有得到及时妥善解决有着直接的关系。二战以后不少拉美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先后把“发展”确定为自己的中心任务，尽管这些国家在发展的战略、模式、政策上有着很大差异，却表现出一种十分明显的特征，就是谋求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但是，现存二元结构的国际环境使现代化的发展变得更为复杂。因为，先进发达国家的存在及其示范作用，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产生了正负效应交织、交错在一起的复杂状况。由于发展中国家基本上属于“外诱型现代化”类型，于是，一边是极其落后的内部现实，一边是高度发达的外部示范，两者形成的巨大反差使得社会结构二元性的差异和对立更为凸显。
本来，在很低的历史起点上谋求现代化就十分艰难，而当着外部示范以高水平的现代标准，乃至后现代标准对发展中国家冲击的时候，就使这些国家面临着各个领域同步发展的巨大压力。发展中国家处在内部落后、外部冲击的情况下，决定着它的发展不仅是一种创新的过程，而更多的是从先进发达国家那里借鉴和输入制度性因素的过程;同时也决定着它不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而是人为的自上而下的动员过程。
其结果，将使这些国家的发展成为缩短正常的发展周期，在短时期内发生急剧的、不均衡的变革过程。然而这种急剧的、不平衡的变革不可避免地加剧多重的利益分化与重组，以至形成社会的动荡和危机。所以，发展中国家必须把握自己国家家和民族的历史惯性及其影响力，切实将各种利益关系整合进一个具有弹性的社会结构框架内，主动缩小二元社会结构中的差异和对立，特别是从制度上消除那些制造和强化二元结构的弊端，以保障社会安全，尽快实现由传统社会体系向现代社会体系的转化并轨，推进本国现代化建设的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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