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轨迹初探(2)

三、从理想的迷茫到回归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党的幼年时期，遭受到了教条主义的严重阻碍，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知达到成熟的根本标志。然而，实践的道路是不平坦的，认知的深化也是曲折的，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开始之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经过再次的迷茫后，才又走上了胜利的坦途。
（一）理想的迷茫
随着中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个崭新的历史课题，那就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确实是一个崭新的历史课题。在当时看来，最便捷的方法就是向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显著特征是：单一的公有制形式，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苏联的这种社会主义模式，有利于集中和调动全国的经济政治力量，特别适应苏联当时在迅速发展重工业的需要，为反法西斯战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正是在这种体制下，苏联用短短十多年时间走完了资本主义国家用了50年甚至上百年时间才走完的路程。正因为此，毛泽东提出 “以俄为师”。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其理论和实践应该说是充满了正确与错误的矛盾。这种严重失误表现在发动“大跃进”运动和大办人民公社上面。
“大跃进”运动正是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精神的产物。毛泽东力主的“大跃进"，其初衷是想以超常规的方法发展经济实力，用各种战争经验处理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如在经济建设中忽视甚至排斥经济规律，过分相信人的因素，过分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经济建设时期忽视法律手段，热衷于依靠群众去运动，用发动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种经验主义的最终结果必然导致不顾客观条件的主观主义。
而毛泽东力主的“人民公社化”，则是要用超常规的方式对生产关系进行变革，想通过人为地提高所有制公有化的程度，使中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正是这种理想主义的迷茫导致实际生活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严重泛滥，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的破坏。这种脱离国情、超越阶段、盲目的体制变动，大大妨碍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禁锢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活力。
综观毛泽东晚年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陷入困境，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归根结底是他在理论上存在着两个误区：一是把历史唯物主义等同于阶级斗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的历史阶段相联系。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扩大对阶级斗争的错误估量，最终酿成了““””十年动乱的灾难。
二是在某些方面把空想社会主义当做科学社会主义。毛泽东试图寻找一条更快的发展道路，却每每陷入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空想之中；他试图马上消灭贫富差别，却不得不搁浅在“共同贫穷”的大漠之中；他试图通过一次次的运动来推动社会的大进步，结果却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念之中。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风雨历程，我们可以真切地看到，毛泽东的探索，不论其成功，还是失误，都代表着一个时代中华民族的思想水平，都是那个时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历史命运的真实写照。它留下的是一份值得我们继续探索和思考的从中可以吸取深刻经验和借鉴的思想财富。
（二）理性的回归
毛泽东是最早在党内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而恰恰又是他本人在晚年探索中的失误，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带来了又一次危机，使全党全国全社会深深陷于一种新的教条主义的樊篱之中，思想僵化，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猖獗，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了绝境。正是在这种危难时刻，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个伟大的身影，那就是邓小平。是他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重新拉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而且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历史性飞跃。
在邓小平看来，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首先就要实事求是，反对本本主义。为了冲破“两个凡是”这种新教条主义的束缚，为毛泽东思想正本清源，为全国人民冲破迷信、摆脱僵化、解放思想扫清障碍，为中国社会找出光明的出路，邓小平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大无畏精神，率先向“两个凡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旗帜鲜明地支持和指导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重新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知发生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逻辑起点。在此次会议主报告中，邓小平阐发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观点，那就是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坚持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才能发展。为此，他极力呼吁全党来一次思想大解放，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推向前进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道路，奠定了更加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伟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丰富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
在世纪之交的重要时期，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征途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知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江泽民不但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且突出地提到要同时代的特征相结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他在解释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时说：“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光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趋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
进人21世纪，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动，要求中国共产党能够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保障国家的安全和稳定；要求中国共产党融会一切文化的优秀成果，发展马克思主义，创造崭新的文明。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中国共产党人面对2l世纪的变迁和挑战，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知达到一个新高度的重要标志。胡锦涛2003年7月1日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指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创造性地运用它们分析当今世界和中国的实际，为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更好地推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的党中央在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基础上，在借鉴国外发展经验与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战略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新一代领导人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善于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地结合起来。也只有这样，才能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天地，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知上的重大突破。我们坚信，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知上已经有了八十多年的思想积淀，在今后的认知征途上，必将不断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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