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后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争及其意义论文

新中国成立前后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争及其意义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有过和平赎买资本主义经济的构想，但都没有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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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后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争及其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始终伴随着处理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而走过，期间各方围绕如何对待资本主义产生了不断的争论。文章就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党及社会各界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争的经过、论点及影响作一梳理。

　　一、论争的经过

　　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党面对的资本主义经济共有四类：一是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即南京国民政府公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官僚私有的工商业、金融业等经济;二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即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金融业等，当时又称“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三是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主要是英美等国家资本主义在华企业;四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即“受无产阶级国家监督和调节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国家“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1]541、670，在中国包括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个别企业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每接管一城市，即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废除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华特权。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由于美英等国家宣布管制中国在其管辖区的公私财产，中国政府被迫对美英在华财产针锋相对地实行了管制、冻结和没收等政策。

　　这些对待官僚资本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在当时的我们党内、工农群众和进步知识分子间没有明显分歧。但是，怎样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却不时发生争论或政策偏差。

　　由于中国人“对资本主义印象最深的是它剥削人压迫人的一面，而对它在历史上有过解放生产力和促进生产力发展作用的一面，印象并不深刻了。因为他们是在受剥削、受压迫、被奴役、被侵略的痛苦回忆中认识资本主义的”。因此，很多人对包括民族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资本主义都不知不自觉地怀有排斥心理。

　　尽管中共中央于1947年12月明确制定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但是，在人民解放军接管大中城市的过程中，石家庄、邯郸、阳泉、焦作、运城等多地发生了乱抓物资、乱抢机器和私人财物等破坏民族工商业的行为，天津、北平等地发生了工人分店铺、斗老板、过高要求改善工资福利待遇等现象。东北解放后，“党在东北对私人资本主义及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虽然经过长期争论……未能正确解决”。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一再下令制止和纠正“左”倾倾向，对广大党员干部、军队指战员等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区分科学社会主义与农业社会主义、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等思想教育，并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原封原样”接管城市、谨慎对待工人工资福利要求等政策。

　　在筹建新中国过程中，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我们党内“存在着许多糊涂思想的”[4]1430，主要表现为尽快消灭资本主义的“左”倾思想。

　　为此，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明确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同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等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会后，刘少奇赴天津视察和指导恢复重建工作，其中关于团结资本家、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讲话，“基本精神是符合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他的本意，是要稳住民族资产阶级，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

　　同年5月，刘少奇在给中共中央东北局的一份电报中，批评东北、天津等地党员干部允许工人向资本家提过高要求、强令资本家不准辞退工人、只说资本家的坏话和私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只强调和资本家斗争而不讲联合等“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和错误路线”[5]428，毛泽东赞同该批评并将电报批转各中央局、市委和野战军前委。中共中央的纠“左”努力和刘少奇“天津讲话”，对天津工商业生产、社会生活的恢复重建和南方城市的接管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党内一些人对其提出异议，尤其是刘少奇对东北的批评引起东北局书记高岗等不满。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半年多时间内，因战争、灾荒对生产的破坏，加上资本家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导致新解放区物价连续四次大上涨，在平抑物价、统一财经的过程中，一些人提出“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我们的政策是要与资产阶级“争利”、资产阶级要求划分国营和私营范围“我们不允许”、“国营经济是无限制地发展”、“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6]51、71等。

　　在对1950年3月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左”倾言论的批语中、在1950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毛泽东、刘少奇等都对这些错误思想给予了批评，《人民日报》发表《如何调整公私关系》等社论，批评了部分国家经济工作人员缺乏与私人资本主义长期合作的思想。由于部分不法资本家乘机大施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等“五毒”行为，1952年初，党和政府领导人民发起了“五反”运动。

　　运动掀起后，全国各地普遍地出现了对资本家打击过重的“左”倾现象，一些人又主张提前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再次对这些言论给予了批评。1952年9月，中共中央开始酝酿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此后直到1956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在党的引领下，社会各界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统一于限制和改造中，主要争论转向如何改造、如何快速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二、论争的要点

　　概括来看，在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七年里，中国共产党人、广大工农群众及部分进步知识分子等之间就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所发生的分歧和论争，其要点是：
　　第一，是否立即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当时在人民解放军接管大中城市、筹建新中国、平抑物价、“五反”运动中，全国各地都发生了立即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现象。不仅在广大工人、士兵中，因文化水平的限制，缺乏对党的新民主主义政策的了解，出现拆分资本家机器厂房、批斗资本家、向资本家提出过高工资福利等现象，而且在党政干部、舆论界和知识界中也不断有人发表立即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言论。例如，1949年5月，中共中央曾批评一些地方“在报纸上只说资本家坏，不说资本家还有任何好处。

　　在党内思想上只强调私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捣乱性……强调限制资本主义……只强调和资本家的斗争，而不强调联合愿意和我们合作的资本家”[7]318-319。在1952年“五反”运动中，一些人主张提前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中宣部主办的《学习》杂志1952年第一、二、三期连续发表许立群、吴江、艾思奇、于光远等人的文章，否定民族资产阶级在当时具备的积极性，对“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有一定的地位与作用，不加分析，一笔抹煞”，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只有反动的腐朽的一面”。

　　由于他们当时在宣传理论第一线，他们的思想倾向直接影响到新意识形态的建立。对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给予了批评，中共中央责令并批准中宣部、《学习》杂志社刊文纠正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错误认识。

　　还必须指出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对中国中央政府中非共产党人比例过高、实行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等也表示不满，对毛泽东、刘少奇等表现出不信任。这实际上也是不赞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实行保护、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

　　第二，着重利用还是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虽然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制定了利用、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但在如何利用和限制、着重利用还是限制等问题上，在党内外都存在不同看法，甚至毛泽东同刘少奇在一系列具体问题和政策上也“小有歧异”、“不尽一致”，毛泽东“在强调利用的同时，比较突出强调节制资本、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一面”，而刘少奇“则在赞成限制的同时，更强调发展和利用的一面”。

　　早在1948年10月，毛泽东、刘少奇等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张闻天向中央提出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十分重视。毛泽东看过刘少奇对该提纲的修改后，特地写信给刘少奇，称赞其对提纲“修改得很好”，但建议将“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改为“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因为“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限制的斗争将是经常不断的”。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阐明“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但其语境是阐述“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地位，并强调允许存在和发展的“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且“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

　　刘少奇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讲话，尤其是1949年春的“天津讲话”，强调利用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语调更为明显。他说：“我们党对资本家是又联合又斗争……今天的重点是联合还是斗争呢?今天的重点是联合……不要把重点放在斗争上”;“在城市里发展生产，第一是发展公营企业的生产，第二是发展私营企业的生产”[10]78、93。刘少奇在讲话中甚至说了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等话(诚然，这是针对当时民族资本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还有一定的作用而言的――编者注)，以致毛泽东、邓小平、薄一波等认为用词不妥，后来高岗等用以诋毁刘少奇，在““””中更成为刘少奇的“罪状”。

　　1953年夏，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由利用和限制发展为利用、限制和改造，且全国各地不断发生加快改造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左”倾倾向。即便在这种背景下，刘少奇、陈云等仍强调要充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尤其是私营工业。1955年3月，陈云强调：“必须看到，私营工业是我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央各工业部在制定工业生产发展计划的时候，必须把现有私营工业的生产能力计算在内，加以充分利用”。

　　第三，通过排挤还是竞赛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和商业的态度有所不同。1953年夏以前，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商业强调“排挤”和“替代”，而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强调利用和限制。1949年6月，刘少奇提出要“发展国家商业及合作商业，使之逐渐地在广大范围代替私人商业”。

　　同时，毛泽东也在多场合表示，要排挤和替代私商，引导私营批发商把资金投向其他有益的事业，尤其是工业。1952年“五反”运动期间，中共中央提出不仅要“消灭投机商业”，而且要“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逐步缩小私营商业”，但仍坚持“尽量发展私营工业”[13]354。1953年夏，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全国各地出现加速改造、彻底排挤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趋势。但是，同年9月，陈云认为：要继续“让私营零售商业多做一点生意”，“对(私营――引者注)批发商的限制也要有区别、有步骤地来搞……不要挤掉……要让他们继续搞下去”[11]444。1955年1月，陈云初步总结改造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经验后坚持认为：“一部分批发商现在能存在的，让他们继续存在……二批发也可以让其继续存在”，“这些私营批发商的存在，在现阶段对我们有利，我看再不要去挤他了”;城市和农村集镇的零售商更要“让他们在原有岗位上维持下来”，“如果挤掉他们，会引起造反;如果转业，转什么，也成问题”。他还指出，过去几年，“有些批发商转了小工业”，但是“几年来成绩不大”，“几年来的经验证明商业转工业是不行的”[11]557、567、564、559。

　　然而，1955年底和1956年初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掀起后，陈云的上述思想没能得到实现。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基本主张是利用和限制，但党内除了在着重利用还是限制上存在认识分歧外，就如何利用和限制私人资本主义工业也存在不同认识。当时，全国各地不断发生“挤垮一些私营工商业的错误思想和做法……在处理公私关系上，明显地歧视私营工商业”[2]99，纷纷在价格、税收、金融、生产资料等多方面限制、排挤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

　　在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和“五反”运动中，这一“左”倾错误思想、言论和做法更为明显。相比之下，刘少奇、薄一波等倾向于通过提高公营经济的经营效益、和平竞赛来逐步实现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利用和限制。1948年9月和12月，刘少奇先后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下，“不善于经营管理经济，不善于在经济上和别人(资产阶级和富农――引者注)进行和平竞争，那我们就会要失败”，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不能采取措施加以禁止，“必须在和平的合法的经济竞争中”取胜;“用对待封建主义的办法对待资本主义是错误的，那么对它实行什么办法呢?和平的经济竞争……所谓经济竞争，就是不以行政手段为主……是在大体上相同的条件下，看谁经营得好”[10]15、51。

　　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增加税收、缓解“五反”运动后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困难，1952年底，国家财政部在一定范围征求意见并经周恩来批准后决定实行新的税制。新税制为了保税，取消了对合作社征收营业税打八折、成立第一年免纳所得税等优惠政策;为了简化税制，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

　　由于准备不够充分、宣传解释工作没有跟上等原因，新税制的推行引发了物价波动和部分地方干部、群众的不满。这引起毛泽东等高度警觉，尖锐地批评“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新税制得到资本家的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2]242-243。1953年夏，全国财经会议对新税制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第四，能否赎买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有过和平赎买资本主义经济的构想，但都没有付诸实践。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中国有无必要、能否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实现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当时的国内甚至中国共产党内都有不同看法，“有人说，苏联并未实行这种制度，所以我们也不必实行”[10]52，有人认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应当马上直接加以没收”[11]591。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综合分析各方面情况后认为，“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可能的”[14]688，“中国可能比俄国更多地、更长时期地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10]52-53。

　　此外，一些人还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和改造完成后同资本家共事“麻烦”，将资方人员包下来是“包袱”，一些工人抱怨“资本家过去是经理，现在还是经理”，等等。针对这些看法，毛泽东、刘少奇和陈云等在一系列场合予以批评，强调“资本家的机器是财富，但是人也是财富，他们有管理企业的知识和经验，而且人这种财富不下于机器那种财富”，把民族资产阶级接收下来，“决不能讲是包袱，而应该讲是财富”[15]83、40、51、84。

　　第五，社会主义改造是否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经济。由于受苏联社会主义改造及模式的影响，加上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认识的偏颇，1953年夏，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后，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都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在中国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当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要在十年到十五年使资本主义绝种”[16]255。同年底，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完全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的成分”[14]666。1955年10月，毛泽东继续强调：“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17]141。

　　但是，陈云等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并不等于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和完全排除自由市场。1955年11月，全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掀起之际，陈云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委座谈会上提出：“允许有些工厂不公私合营”，“有百分之七十公私合营了，就可以说基本上全行业实现了公私合营。”

　　[11]591-5921956年春夏，全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刚过，陈云等就发现改造过于集中、过于求纯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为了解决这些新问题、新困难，他们一再强调要允许非公有制工商业继续存在，要继续发挥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作用，甚至提出要允许不合格、草率组建的公有制工商业退回公私合营或私有制。例如，1956年5月和7月，陈云提出，手工业合作社、运输合作社和合作商店，“由于收入减少，生活困难，要求退出合作企业的，应当批准他们退出”;交通运输方面，“现有高级社在还本付息方面有困难的，可以退为初级社”[15]77、38。

　　同年7月，他还提出，“要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国家计划范围内搞个社会主义自由市场，恢复过去私人经营的一套……比如百货，可以分好多种，由私商来管，大的搞批发，小的搞零售”;我国不要同苏联那样“大小生产都纳入计划”，要“来个大计划、小自由，即主要方面有计划，次要方面来个自由市场”[15]50、86。在此基础上，1956年9月，陈云在党的八大上又正式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体制改革思想。

　　1956年初，鉴于社会主义改造过快、过粗和过于单一带来的问题，毛泽东等也提出要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要让资本主义地下工厂转为地上工厂，允许华侨来大陆投资办企业，一百年都不没收等。但是，相比而言，毛泽东主要是从策略上考虑继续利用资本主义经济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陈云主要是从战略上探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长期共同发展。

　　三、论争的历史意义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看，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内外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争论产生了以下积极影响：

　　第一，丰富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毛泽东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和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等系统地概括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这一理论在新中国建立前后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不断得以完善。其中，有些观点就是在党内外的论争中不断得以完善的。

　　譬如，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在1949年春之前，毛泽东、刘少奇等都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在1948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说：“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3]161毛泽东在会议做结论时也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与帝国主义的矛盾。”

　　[18]386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坚持认为：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4]1432。然而，东北、平津解放后，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方面不断发生“左”倾错误，党内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经过长期争论”而“未能正确解决”[7]318，且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仍异常艰巨。在批评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左”倾错误的基础上，毛泽东、刘少奇等于1949年春改变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

　　刘少奇1949年春在“天津讲话”，中共中央1949年5月发出的《关于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错误的指示》等都强调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恢复发展生产的必要性。同年7月，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写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中说：“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斗争。这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存在的，并且仍然是主要的矛盾和斗争”，“有人说：‘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或者说在实行土地改革之后，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

　　[19]1952年夏，随着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抗美援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民主革命遗留问题的基本完成，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重新提出，“在打到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6]231。至此，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理论才得以完善。 　　第二，催生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策略方针之一是“不要四面出击”。

　　该方针就是毛泽东在批评当时我国一些人错误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产阶级而提出的。1950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说：我们当前的总方针，“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20]。

　　第三，促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头三年，在百废待兴、内忧外困的背景下，我国之所以能够在短短的三年内既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又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党领导中国人民发挥了主人翁的作用，有效地执行了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方针政策，其重要表现在于政治上坚持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各革命阶级的联合，尤其是团结了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贯彻执行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方针;经济上利用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两个方面都同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紧密相联。

　　如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前后，党内外不断发生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左”右倾错误。

　　但是，在接管城市、平抑物价、“五反”运动等过程中，每当出现违背新民主主义政策的现象，各级党和政府都坚持以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为指导，及时分析问题，妥善应对，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适当减轻私企负担、促进城乡物资交流、扩大加工订货等维持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经营活动，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思想情绪，缓和了失业现象，使城乡人民的生产生活不断逐步转入正常轨道。在社会主义改造的三年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等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不断纠正着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左”右倾错误，特别是对待资产阶级的“左”倾倾向，从而增进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相互了解和信任，彼此之间通过思想上的碰撞取得了认识上的共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创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可见，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几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是在伴随着反对、防止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右倾错误中走过的。

　　第四，纠正了社会主义改造中的若干失误，萌生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等不断强调组建产业联合会、企业管理委员会等都要吸收原工商业者参加，公方代表和改造后的企业负责人要树立同“资本家”长期“共事”的意识，要把原工商业者当做“财富”，充分发挥他们善于管理企业、熟悉经贸业务的知识和经验[15]51、84。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等还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速度的急躁冒进、隔断私人资本主义工业与商业的关系、打乱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原来的业务关系、把小资产阶级的手工业和商业当做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营商业经营范围无限扩大等错误做法。

　　所有这些归结起来都是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论争。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等人的正确主张，不同程度地纠正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若干失误。1956年底，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正式确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但是，由于受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国际局势等影响，社会主义改造出现了要求过急、速度过快、工作过粗、形式过于单一等问题，其弊端也马上暴露出来。1955年下半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掀起后，一些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陈云很快察觉到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于是大胆地、及时地提出了不要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允许商户退出不合条件的商业合作社、划分国营和私营商业的经营范围等设想。

　　在1956年9月党的八大上，陈云将这些构想概括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先驱。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前后，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社会各界就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一系列分歧和争论，论争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当今中国正确处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具有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