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从生态文学批评角度解读D·H·劳伦斯的《蛇》(2)

　　二、“征服、统治自然观
　　《蛇》中的“教化之声”正是在人类漫长的文明进程中形成的以人类利益为万物衡量标准的认识论与价值体系的反映，即“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的反映。而“我”既无法挣脱根深蒂固的文化思维定式，又逃不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图固。“我”只得听凭“教化之声”的诱导，一步一步由敬畏发展到不安，最后甚至企图控制歼灭自然。而在“我”亵渎了“我的蛇王”之后，会“立刻感到懊悔”，“憎恨我自己，憎恨可恶的教化之声”。这时，劳伦斯对人类“征服、统治自然观”的批判立场已经表露无疑了。
　　“蛇”在__语境下的文化内涵与诗中温良、无辜的形象形成鲜明反差，并达到了良好讽刺效果。劳伦斯通过在《蛇》中渲染__文化氛围来昭示犹太一__在人们思想中深远影响力和控制力。《蛇》开篇便为读者展开一副《创世纪》里伊甸园的画卷，“蛇与亚当(“我”)的邂逅，似乎有着不祥的预兆。由于“在《圣经·创世纪》中记载了蛇在撒旦唆使下，诱惑了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创III1-24]，毒蛇亦常致人于死地，蛇遂成为魔鬼、邪恶的象征。[太XXIIIt4；罗XV120；林后XI3]。”全诗两次提及“蛇”是“大地躯体内燃烧的大肠”，暗示了地狱的意象。而从地狱来到地狱去的“他”(“冒出／回到地下”)也成了邪恶的撒旦一冥府之王的象征。加上金黄色的“蛇”又是“有毒的”，“我”似乎有了充足的“文化与“科学”理由去“惩奸除恶”。否则，“我”就不是男子汉，而是不能捍卫人类“尊严”的懦弱、堕落的胆小鬼。美国史学家林恩·怀特就在《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里指出，“犹太一__的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它“构成了我们一切信念和价值观基础”，“鼓励着人们以统治者的态度对待自然”。
　　对“蛇”的偏见的另一来源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善恶观，即“我”所谓的科学主义的理由一“因为在西西里，黑色的蛇是清白的，金色的／蛇是有毒的。”人类认定自身利益便是世界上最高的利益，评价善恶也完全以人类的利益为尺度，所谓的“益鸟”、“害虫”、“毒蛇”都充盈着“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诗中的“蛇”只是安静地来找水喝，喝好了就如“醉汉”般心满意足地离开，对“我”都不多看一眼，更没有对“我”吐芯形成威胁。然而，在人类利益的“法庭”上，“他”是条毒蛇这一事实，便已经构成了死刑的宣判，“我”最后还是没有逃脱人类文明的“教化”，向“他”下了“毒手”。
　　“我”与“他”(“蛇”)一直是二元对立的主体与容体，名义上我们是主人／客人，而“我”内心深处却一直认定“他”是入侵者，这正是劳伦斯要批判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思想。《蛇》开篇第一句“一条蛇爬向我的水槽”，认定“他”是一个小速之客，侵犯了“我”的领土。“我”还反复强调“我的水槽”，“别人超前到我的水槽”，而我“必须等待，必须站住等待，”因为“他”比我先到“我的水槽”。“我”两次用到“必须”一词，充满了怀疑与义愤。全诗中“我”一直难逃敌视、孤立“他”的声音的教化，视“他”为异己，企图控制、掌握甚至消灭。人类“逻各斯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思想加剧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敌对和陌生化。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并非在地球生态圈的统一体中进行考察，而是被割裂了。白然也失去了独立存在的意义，仅仅成为人类的对应物存在于宇宙中，为人们征服、利用、改造甚至消灭。特瑞·伊格尔顿在《文化的观念》(TheIdeaofCulture)一书中强蒯人类文化与自然的关系并非二冗对峙的两面，而是相互包容，互为弥补的一个整体。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个分支，生态批评“其特点是强调……自然环境及其文化的内在关系，建构自我的同一性，并由这种内在联系超越二元对立。“正如格雷恩·拉夫(Lovc，Glen)所指出的，生态批评的任务主要是通过提倡一种“自然导向的文学”，“重新估价自然”，这种文学是“对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和方法的必要纠正”。劳伦斯的《蛇》便不失为这种文学的典范。
　　三、“生态整体观”
　　在劳伦斯的《蛇》中，“我”通过不断的自我格斗获得对自我的超升，并唤醒了自身的赎罪意识。《蛇》还启示我们：惟我独尊的文化思想只会蒙蔽我们渴望与自然融合的天性，给人们留下无奈与悔恨除了对“征服、统治自然脱”的批判，劳伦斯同时也呼唤着一种共存共荣的“生态整体观”的确立。“我希望他能够吲米，我的蛇呀。”这是诗人发自内心的对大自然的呼唤。贯穿全文的“他”最后变成了“我的蛇”，称呼的转变标志着“我”跨越了二元对的樊篱，将大自然(“蛇”)与自身视为一个共同体，一个共分享上苍恩赐的同盟者。
　　尽管“我”对蛇下了毒手，最后“我”足在深深的自责中祈求“蛇”的复归，以求得“与人生的君主交往的机会”。“我矗刻感到懊悔。／我想到我的行动是多么粗暴，多么卑鄙!／我憎恨我自己，憎恨可恶的教化之声。／我回想起了信天翁的故事。／我希望他能够回来，我的蛇呀。”不仅在结尾处“我”公开呼唤，实际上无意识中“我”早已有了“生态整体观”的萌芽。
　　《蛇》的开篇，蛇和“我”碰巧同时前往水槽喝水，这时的“我”和“他”是平等、独立的个体，从句式上看，“我”还出现在“他”之后。“我”目睹“他”先到达“水槽”，自己还像对待客人一样礼貌地排着队。此外，蛇在“我”的眼中，完全不露狰狞，而是斯文、高贵、神秘的客人：“像一位安静的客人”；“像目空一切的神”；“像一个国王／像一个流放中的国王”：“人生的君王”“我”对“蛇驹尊重、敬畏之情溢于言表，而平等、和谐的“生态整体观”．正是建立在“敬畏生命”的基础之上。从生态整体观出发，作为神学家、哲学家和医生的史怀泽提出了“敬畏生命”的伦理。“善是保存和促进生命，恶是阻碍和毁灭生命。如果我们摆脱自己的偏见，抛弃我们对其他生命的疏远性，与我们周围生命休戚与共，那么我们就是道德的。……敬畏生命、生命的休戚与共是世界中的大事，因为“在构成大自然生态系统的所有成员中，人是惟一拥有理性的存在物。然而，人拥有理性并不是大自然赋予人凌驾于其他存在物的一种特权，而是赋予人维持大自然存在的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
　　神在《创世纪》中对亚当的嘱托是“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创造者希望人类作一个合格的守护者与牧羊人，照料大地。堕落后“我”只有在“赎罪”中忏悔，摈弃人类狭隘、骄横的文化观，将自己看成万物的“守护者”而非征服者、掠夺者，才能与“蛇”(自然)真正建立起和谐自在的关系富有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的生态文学，用崇生、惜生、护生的想，使文学承担起社会责任，让读者在审美的享受中得到精神的华。生态文学批评致力于在文学中探索人类文化与自然的关系，反观自身文化的利弊，发现一条自然、人类、社会和谐共存共荣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本文运用生态批评的理论与方法重新解读劳伦斯的《蛇》，进而从“征服、统治自然观”与“生态整体观”两个方面，探索《蛇》中蕴涵的生态思想和诗人对全人类生存前景的终极关怀。当然，劳伦斯的生态思想有其时代局限性，还并不成熟。在《蛇》一诗中，劳伦斯对处于危机中的人类文明，仍然只停留在鞭挞、忏悔、呼唤的层面，既没有提出系统完整的生态伦要点，也没有指明解决的途径。而不可否认的是，劳伦斯崇尚自然的思想仍然为后来的生态文学批评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