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本科生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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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本科生毕业论文下载篇1
浅析实用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
摘要：实用艺术作品的知识产权保护一直被认为是我国知识产权立法的缺失。而我国却为国外的实用艺术作品提供了知识产权法的保护，造成了立法上的超国民待遇。本文通过总结在立法中的争议，对实用艺术作品的知识产权法保护争论问题进行了梳理。首先是在如何定义实用艺术作品的问题上存在争议，其次是在保护模式上存在如何选择的问题。通过对国际条约和国外立法的分析，本文认为，实用艺术作品的艺术性和实用性的性质决定了它与许多知识产权保护客体有重合性，因而无法在立法中作出准确的归类。在立法保护层面，给予实用艺术作品版权和外观设计双重保护已经成为一种立法的趋势，我国出台立法给实用艺术作品以明确的法律保护，条件已经成熟。
关键词：实用艺术作品,著作权法,外观设计法
一、 保护模式的选择
(一)《伯尔尼公约》
《伯尔尼公约》第7条第4款规定，作为艺术作品保护的实用艺术作品的保护期限由本同盟各成员国的法律规定，但这一期限不应少于自该作品完成之后算起的25年。同时，公约第2条第7款进一步规定：“在遵守本公约第七条第四款之规定的前提下，本同盟各成员国得通过国内立法规定其法律在何种程度上适用于实用艺术作品以及工业品平面和立体设计，以及此种作品和平面与立体设计受保护的条件。在起源国仅仅作为平面与立体设计受到保护的作品，在本同盟其他成员国只享受各该国伯尔尼公约规定，文学和艺术作品一词包括文学、科学和艺术领域内的一切成果，不论其表现形式或方式如何，诸如书籍、实用艺术作品。
《伯尔尼公约》讲实用艺术作品作为艺术作品要求缔约国给予保护，但很显然公约并没有给“实用艺术作品”做准确的定义，仅规定为“艺术品”，这个范围很宽泛。《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1971年巴黎文本)指南》仅列举了几种客体，给立法提供了很大的想象空间。《著作权与邻接权法律词汇》中的解释更是直白，完全从字面给实用艺术作品做了定义。本文可以提炼出的共同点是，国际公约更强调“实用艺术”作品的“艺术性”，也肯定了给予实用艺术作品法律保护的必要性。
(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
Trips协议第2条(知识产权公约)第2款规定“本协议第一至第四部分之所有规定，均不得有损于成员之间依照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罗马公约及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已经承担的现有义务。”据此，在实用艺术作品的保护上，Trips协议秉承了《伯尔尼公约》的相关规定及精神，实用艺术作品属于其保护的对象。
Trips协议第25条第一款规定：“对独立创作的、具有新颖性或原创性的工业品外观设计，全体成员均应提供保护。成员可以规定：非新颖或非原创，系指某外观设计与已知设计或已知设计特征之组合相比，无明显区别。成员可以规定：外观设计之保护，不得延及主要由技术因素或功能因素构成的设计。
本文认为《伯尔尼公约》和Trips协议都有将工业品外观设计与某些实用艺术作品视为一律的模糊性。“最直接的证据是《国际外观设计分类表》。从其所列类目来看，内容涉及实用艺术作品和工业品外观设计。”这倒给笔者一个启示，实用艺术作品和工业品外观设计归根到底都是属于外观设计，与其试图将越辨越模糊的概念做缺乏说服力的区分，不如将它们放在一个大框架下整合更尽如人意。
(二)美国知识产权法的规定
在美国，保护产品的外观设计不受他人抄袭的法律基本上有三种，一是版权法，二是专利法，三是商标法。“现行的美国版权法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保护产品外观设计，却将其归入“雕塑”的范畴之内,实际上是把它作为三维艺术来看待。但是，既然是艺术，就必须符合一定的艺术标准。根据美国版权法，这个标准就是：实用物品(useful articles)的外观设计要得到版权法的保护，其艺术性在概念上必须可以同产品的实用功能分开，或者说可以独立于产品的实用功能而单独存在。”这个道理看起来简单，但在现实中实施起来往往要复杂很多。有时一种外形或至少是它的一部分，在设计上既有功能的作用又有审美的作用。譬如：家具或其他日用品外观设计上都曾掀起过“功能主义”或“简约派”的潮流，主张审美以功能为基础，去繁就简就以现代风格的家具与摆设而言,它们也许完全是为了装饰而放在客厅里。那么是否可以说它们的用途仅仅在于审美,因此不属于实用物品呢?对这样的设计，用上述的美国版权法标准来衡量是否合理呢?
在“布兰德国际公司诉卡斯卡德太平洋公司”一案中，第二巡回法庭在本案中采用了德尼科拉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所提出的衡量标准：即如果设计的成分反映出审美与功能的考虑已合为一体，就不能说该作品的艺术部分可以在概念上同其实用部分分隔开来。反之，如果在设计中可以找出反映设计人独立于功能考虑而做出的艺术判断的成分，就存在概念上的分离。“这里值得提出质疑的是，如果将审美与功能结合得越天衣无缝就越得不到版权法的保护，那么为什么集审美与功能于一身的建筑设计却能得到版权法保护呢?进一步讲，建筑是为了人住，衣服是为了人穿，都有遮挡风吹日晒的功能，但为什么建筑设计可以得到版权保护，而服装设计就得不到版权保护呢?
看来美国法官同样受困于实用艺术作品的艺术性与实用性的特征。而美国的这套“分离特征与独立存在原则”深深的影响了我国的立法者。我国的立法者亦常常引用这一标准来说明对实用艺术作品提供版权保护的合理性，但结果都是一样模糊。通过对美国立法的分析，仍然可以看出：美国知识产权法并没有给实用艺术作品作出准确的定义，而是将其作为外观设计在案例中讨论的。而“分离特征与独立存在原则”在具体运用中始终无法给出准确的论证，实用艺术作品的艺术性和实用性的性质是不可分的，“分离特征与独立存在原则”，是与实用艺术作品的本质特征相违背的，造成了这个判断标准无法自圆其说。
(三)法国的立法
法国1992年著作权法第112—2条规定了著作权保护的客体，其中明确规定保护实用艺术作品。同时“服装和服饰业的创作，服装和服饰业指由于时尚的要求经常更新产品的形式，主要是制衣、制裘皮、内衣、刺绣、时装、鞋、手套、革制品、制作新颖或专为高级服装用的面料、装饰品和靴鞋制品、装饰纺织品的制造”，受著作权法保护。其主要理由是认为此类物品在艺术上具有较高的创造性，符合著作权保护的要求。法国的时尚产业发达，这条立法也有保护时尚产业的意图。这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立法思路：法律要给予优势产业以有力保障，提高保护标准未尝不可。
1902年，法国在其成文法中公开承认：企图在外观设计工业产权保护与版权保护之间划一条线，是没有意义的。同年的法国版权法规定：一切工业品外观设计(包括已经受到工业产权法保护的外观设计在内)都可以享有版权。这可以说是对工业品外观设计给以双重保护的第一部法律。
(三)英国的立法
1968年，英国颁布了一部“外观设计版权法”。它也是英国法院在外观设计保护的工业产权与版权之间企图寻找界线而徘徊了很多年的产物。按照这部法律，外观设计在英国受到的保护可以概括为：
(1) 在一般情况下，外观设计都可以作为艺术品而自动享有版权。
(2) 凡是享有版权的外观设计，一旦版权人同意应用到工业上，则原享有的版权丧失;转而享有“特别工业版权”。
(3) 按照英国“外观设计注册设计法”获得“类专利”的外观设计，可以同时享有该法(属于工业产权法)以及版权法双重保护。但其中享有的版权保护只有15年保护期。
上述“应用到工业上”的标准是：采用有关外观设计批量生产的产品超过了50件，并且都已经投放市场。
笔者认为，英国立法体现了极大的灵活性。充分照应了实用艺术作品的艺术性和实用性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法中提到的“应用到工业上的标准”有利于对传统手工艺品的保护。因为传统手工艺品需要手工生产，很难与大规模的工业生产相比，这样人们往往更强调它的艺术性，可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或土著社区通过出口传统手工艺品作为收入或赖以维生，仅从艺术性层面考虑，只能给予手工艺品著作权的保护。而困扰这些国家的一大问题是仿冒产品的泛滥。仅用著作权保护是存在缺陷的，因为当有两个相同或近似的外观设计产品出现时，只要没有明显的抄袭都可以获得版权。而真正需要得到保护的却是产品的制造权，销售权和进口权。与法国立法相比，英国立法不仅给予实用艺术作品双重保护，同时也兼顾了实用艺术作品投入市场后所需的保护期限不应过长的性质，将保护期缩短到15年.
二、 我国的立法选择
笔者认为对于实用艺术作品的保护虽然在立法中存在空白和争议，但在实践中可以提供对实用艺术作品的比较有效的法律保护。比如在我国对服装设计(实用艺术作品的一种)可以提供外观设计的保护，而设计作品的设计图符合著作权法的保护条件，也可以受到著作权法保护。那么在实践中，我国已经出现了提供著作权法和外观设计法双重保护手段的可能。但是目前这种保护方式存在缺陷，在著作权法可以提供的保护层面只能保护到产品的设计图，当产品从平面变成立体作品后，著作权法就无法提供保护了，那么如果企业对成品申请外观设计保护，那么实用艺术作品依然可以有效的得到保护。
在地方和基层版权管理部门则出台了相关措施。如：福建省版权局在福州、泉州、厦门设立了版权局，在其他6个设区市文化与出版局加挂版权局牌子;浙江省版权局在绍兴市设立版权局，在绍兴中国轻纺城成立“花样登记办公室”;广东省批准成立著作权人和文化产业单位共同组成的“广东省版权保护联合会”;江苏省宜兴市成立“紫砂陶瓷行业协会”等。这些基层部门或行业协会贴近实用艺术品生产和销售的实际，为实用艺术品的版权保护提供了上下互动的立体版权管理机制，有效地保障了实用艺术品作者和生产者的权益。
给外观设计提供双重法律保护的模式在我国的法律实践中已经形成，而且笔者认为这种保护模式也是行之有效的。从我国的行业现状来考虑，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护模式是现实性和紧迫性的要求。
三、 结论
综上，本文得出如下结论：
(一)实用艺术作品与工业品外观设计同属外观设计没有区别的必要
我国立法界对实用艺术作品如何提供保护的争议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与国际公约保持一致的想法，但分析《伯尔尼公约》本身，《伯尔尼公约》并没有给实用艺术作品一个确切的定义而是采取了列举的方式规定。国际公约本身就存在模糊性。我国试图明晰实用艺术作品的范围却仍然跳不出模糊范围。再看其他国家的立法也都没有明确区分。目前可以明确的一点就是实用艺术作品是受到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对实用艺术作品进行保护的探讨，归根结底是保护方式的问题而不是机械的去“填空”。
(二)制定外观设计法对实用艺术作品进行保护才是大势所趋
不得不说，美国知识产权法中的“分离特征与独立存在原则”也将我国立法界引入了“说不清楚”的境地。在美国，已有学者建议美国在现行体制外增设产品外观设计保护法。欧盟外观设计法的成熟与先进是公认的，显然在这一点上，我们拜错了师。与国际接轨，要避免走弯路。我们过分注重客体上的一致，却忽略了早已提供给我们的借鉴模式了。实践中，既然已经形成了版权与外观设计保护并行的模式了，那么我们要做的也只是出台法律结束这种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混乱状态。
(三)我国的对外贸易和行业现状需要法律的干预
我国纺织品出口大国的地位决定了法律应对我国的优势产业保护作出回应;法律应为民族文化的积淀和品牌保护保驾护航;法律应该对低端产业链的混乱发展有所威慑并防止其向高端产业的蔓延。
参考文献：
[1] 郑成思 WTO知识产权协议逐条讲解 [M] 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2年
[2]刘剑文 TRIPS视野下的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
[3]张旗坤 欧盟对外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
[4]韩立余 美国对外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
[5] 吴汉东 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研究 [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7年
[6]张广良 外观设计的司法保护 [M]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8年9月
法律本科生毕业论文下载篇2
浅谈加强基层法律援助体系建设
法律援助工作是一项贴近群众，直接面对群众，为群众提供无偿法律服务的一项重要民生工程，法律援助工作的重心在基层，法律援助体系建设的重心也在基层，因此基层法律援助体系建设是否科学、合理和完善，关系着国家法律援助制度的贯彻实施，关系着人民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及时有效的法律帮助。带着这一问题，最近，笔者对有关基层法律援助工作情况开展了调查。
一、基层法律援助体系建设的现状
(一)组织架构情况
某县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于2002年，为县司法局下属正股级机构，核定行政编制4名，实有4名工作人员，其中1人为法律援助注册律师。2007年初，该县法律援助中心以乡镇司法所作依托，在各乡镇组建法律援助工作站;以村民委员会为凭借，在各村创建法律援助点，初步构建了法律援助纵向组织体系。之后，该县法律援助中心相继在县看守所、总工会、残联、妇联等多家单位设立犯罪嫌疑人法律援助工作站、企业职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残疾人法律援助工作站等专门的援助站点，从横向进一步完善了法律援助组织体系。
(二)规章制度建设情况
该县法律援助中心建立健全了来访接待、案件审批、案件办理、经济困难审查、立卷归档等10多项规章制度，从程序上和实体上规范法律援助的申请、受理、指派、结案、归档等环节。同时，建立重大疑难和涉及社会稳定的案件交由司法局党组、律师集体讨论制度，以及案件考评制度，做到案件实时跟踪，案卷件件评查。
(三)便民利民措施情况
1.设置便民服务窗口。该县法律援助中心设立了约600平方米法律援助服务大厅，安排专职工作人员从事法律接待咨询工作，现场解答群众咨询，受理法律援助申请，实行一站式办结。
2.搭建乡镇申请平台。乡镇困难群众可在本乡镇的法律援助工作站就近申请法律援助，乡镇法律援助工作站初审通过后，送交县法律援助中心审查备案。2014年，该县通过乡镇法律援助站受理的法律援助案件127件，约占该县全年受理案件的39%，充分实现了法律“面对面”，援助“零距离”。
3.扩大受援范围。该县法律援助中心拓展思路，创新举措，将法律援助对象一般以经济困难的群众为主，扩大到农民工、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妇女等五类弱势群体，让更多的困难群众、弱势群体能够得到法律援助。
4.取得的成效。自成立以来，该县法律援助中心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800多件，接待群众法律咨询1万人次以上，每年发放律师的办案补贴20多万元;参与处理群体性事件7起，指导乡镇司法所调解矛盾纠纷82起，较好地发挥了职能优势，为维护全县困难群众和特殊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社会的公平正义，以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弘扬了法治精神。
二、当前基层法律援助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法律援助缺少统一的法律保障
2003年之前，法律援助制度在国家层面的法律上只有零星的规定，如《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规定，有的省颁布了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如湖南省人大2002年颁布了《湖南省法律援助条例》。2003年国务院颁布行政法规《法律援助条例》，13年过去了，该条例未作修订，也未将法律援助上升为全国人大立法的高度。由于上述原因，法律援助规定得不系统，甚至不相协调，法律援助缺少统一的法律保障。综观世界上法治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均对法律援助进行了立法，用法律来保障法律援助制度的统一实施，如美国颁布了《法律援助公司法》，我国台湾地区2004年公布了《法律扶助法》。
(二)现有法律援助制度不够完善
一是将法律援助完全规定为政府的责任与现实存在着反差。以湖南省为例，湖南省对法律援助律师的补贴标准是刑事案件每件600元、民事案件每件800元，而地方财政尤其是基层财政由于财力有限，又缺少硬性规定。不到1000元的法律援助补贴对于承办律师来说，不仅劳务付出没有回报，而且有时贴本办案。二是基层法律援助机构设置规定不明确。对于法律援助机构的设置，仅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第五条第一款规定：“直辖市、设区的市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根据需要确定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机构。”该规定本身就不具有强制性，而且又缺少具体的规定，因此基层法律援助机构怎么设置，乡镇法律援助工作站是否属法律援助机构，都没有统一明确的规定。三是法律援助质量监管机制不健全。尽管目前基层建立了援助案件评查机制，但主要侧重于对案件数量、案卷检查、受援人电话调查等方面，这些情况并不一定能真实反映法律援助质量。四是社会力量参与法律援助的机制没有建立。目前基层法律援助经费基本靠省级拨付，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人员要靠法律援助机构带有强制性地分派，社会力量缺少引导，几乎没有参与，机制也没有形成。
(三)基层法律援助覆盖面亟需扩大
尽管目前基层法律援助范围在《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上有所扩大和创新，将困难群体扩大到弱势群体，但范围仍然比较狭窄，而且面临无法可依的局面，法律援助难以惠及更多的需求群体。
(四)基层法律援助工作专业人员严重不足
基层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由司法行政部门调配，一是人员岗位变动频繁，二是难以配备专业人员，三是基层本身从事法律服务人员较少，由于缺乏激励机制，能够自愿专职从事法律援助的执业人员更是少之又少。基层法律援助工作人员配备不强不齐，队伍建设需待加强。
三、完善基层法律援助体系建设的建议
(一)完善法律援助制度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法律援助的利器就是制度建设。尽管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司法部及各省制订了相关的实施意见，对法律援助体系建设提出了大量的富有建设性的要求，对国家立法具有指导意义，但仍未上升到国家法律层面，难以得到法律的保障实施。因此建议尽快推进法律援助立法和相关配套法规的制定和完善，亟需对法律援助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经费保障、范围和工作程序、社会参与、综合评价及责任追究等加以规范。
(二)拓宽基层法律援助经费来源渠道，提高援助案件补贴标准
一是中央、省财政要进一步加大专项经费下拨力度，县、乡两级财政也要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预算，按规定配套相应的经费。二是遵循“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多方筹措资金，通过成立法律援助基金会、建立法律援助资金募集捐献机制等方式，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捐助活动，接受社会团体、企业、商社及个人捐赠和赞助，让全社会关爱法律援助，推动法律援助事业健康发展。三是建立科学合理的办案补贴制度，根据案件的难易程度、办案成本和劳务消耗量，调整援助律师办案补贴标准，使之与非援助案件律师的收费标准基本相适应，提高援助律师工作的积极性。
(三)基层法律援助覆盖面亟需扩大
尽管目前基层法律援助范围在《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上有所扩大和创新，将困难群体扩大到弱势群体，但范围仍然比较狭窄，而且面临无法可依的局面，法律援助难以惠及更多的需求群体。
(四)基层法律援助工作专业人员严重不足
基层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由司法行政部门调配，一是人员岗位变动频繁，二是难以配备专业人员，三是基层本身从事法律服务人员较少，由于缺乏激励机制，能够自愿专职从事法律援助的执业人员更是少之又少。基层法律援助工作人员配备不强不齐，队伍建设需待加强。
三、完善基层法律援助体系建设的建议
(一)完善法律援助制度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法律援助的利器就是制度建设。尽管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司法部及各省制订了相关的实施意见，对法律援助体系建设提出了大量的富有建设性的要求，对国家立法具有指导意义，但仍未上升到国家法律层面，难以得到法律的保障实施。因此建议尽快推进法律援助立法和相关配套法规的制定和完善，亟需对法律援助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经费保障、范围和工作程序、社会参与、综合评价及责任追究等加以规范。
(二)拓宽基层法律援助经费来源渠道，提高援助案件补贴标准
一是中央、省财政要进一步加大专项经费下拨力度，县、乡两级财政也要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预算，按规定配套相应的经费。二是遵循“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多方筹措资金，通过成立法律援助基金会、建立法律援助资金募集捐献机制等方式，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捐助活动，接受社会团体、企业、商社及个人捐赠和赞助，让全社会关爱法律援助，推动法律援助事业健康发展。三是建立科学合理的办案补贴制度，根据案件的难易程度、办案成本和劳务消耗量，调整援助律师办案补贴标准，使之与非援助案件律师的收费标准基本相适应，提高援助律师工作的积极性。
法律援助既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更是一项群众性工作。要进一步利用报纸、杂志、电台、网络等新闻媒体，通过法律下乡、法律咨询等途径，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力度，使法律援助工作家喻户晓，让需要法律援助的人知道怎么去寻求法律保护，让社会弱势群体及时得到法律帮助，以使他们“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的难题得到解决。要让有能力支持法律援助的社会力量来关心和支持法律援助事业。要使领导干部深刻意识到法律援助工作是依法治国、依法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把法律援助工作纳入当地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同时，加大督查考核力度，使困难群众的利益落到实处，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推动法制化建设。
[参考文献]
[1]<法律援助条例>(国务院令第385号).
[2]<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649号).
[3]<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5〕37号).
[4]<司法部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的通知>(司发〔2015〕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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