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军事国防的论文4500字

有关军事国防的论文4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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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军事国防的论文4500字篇一

　　《论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战略思想的提出、内涵及贡献》

　　[摘 要] 邓小平在总结我国的历史经验教训，“重新考虑”我国前途命运时，适时提出和逐步完善了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这一战略思想作为邓小平发展理论的核心部分，蕴含了丰富的科学发展思想，对于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

　　[关键词] 发展是硬道理 背景 内涵 贡献

　　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谈话中提出：“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1]P377党的强调：“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决不能有丝毫动摇。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2]P20当前，我们必须坚持这一战略思想，把发展作为主题，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一、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中国在发展问题上留下深刻的教训。邓小平在1980年初总结说：“近三十年来，经过几次波折，始终没有把我们的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这方面来，所以，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得太少，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不快、不稳、不协调，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3]P249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对于经济建设意义的认识经过了一个曲折的过程。1956年，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虽然急促了一些、粗糙了一些，但从总体上说符合中国实际情况，反映了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要求，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生产者的积极性，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同年，党的八大科学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但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在国内外各种政治因素的影响下，偏离了中国国情而陷入了主观空想和“左”倾狂热之中，八大提出的路线没能在实践中坚持下去。接着，1957年发生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1958年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发动“反右倾”斗争，最终酿成了““””的灾难。

　　长期以来，我们谈社会主义优越性只强调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忽视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对这个问题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早在1978年，他就明确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主义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3]P128用生产力标准判断社会主义优越性，这在当时的确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1980年，邓小平又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这要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3]P251不难看出，邓小平始终围绕着发展生产力来谈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就抓住了问题的根本。换句话说，只有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摆到首要和中心的位置上，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最终战胜资本主义。

　　在1980年1月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邓小平谈道：“台湾归回祖国、祖国统一的实现，归根到底还是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搞好。我们政治上和经济制度上比台湾优越，经济发展上也要比台湾有一定程度的优越，没有这一点不行。四个现代化搞好了，经济发展了，我们实现统一的力量就不同了。”[3]P240“所以，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归根到底，都要求我们的经济建设搞好。当然，其他许多事情都要搞好，但是主要是必须把经济建设搞好。”[3]P240-241这就肯定了经济建设是中心，是解决其他一切问题的前提和基础，也就肯定了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对于这一思想，邓小平在一个多月之后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指出，许多问题，不搞四个现代化解决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的增加，人民生活的逐步提高，国防相应地得到巩固和加强，都要靠搞四个现代化。在两年后十二大的开幕式上，他再次重申了这—观点。

　　二、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

　　1991年8月20日，针对我国在发展问题上曾经出现过“大跃进”“洋冒进”和“经济过热”等经验教训，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1]P3681992年初，他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再次提出：“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4]P461注重质变与量变的统一是事物发展的科学规律，邓小平根据这一基本规律，提出了台阶式发展经济的重要思想。他认为经济发展应该采取波浪式前进的形式，表现为“飞跃—调整—再前进—再飞跃”这样一个周期性的循环往复不断上升的过程。从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十多年的经济发展状况看，坚持台阶式的发展，即抓住时机，跳跃一下，然后再稳定一段，如此循环往复，使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进入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1984年到1988年的5年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近11%，工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高达21.7%，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呈现出对我们发展的有利态势，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从国际环境来看，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格局的变化，使我们有可能争取更长时间的国际和平环境。从国内条件看，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国内政治稳定、社会安定，为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邓小平始终强调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1985年在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初步成效并开始物价改革时，他指出：“我们要抓住时机，现在是改革的最好时机。”[1]P1321991年他在分析国际局势时指出：“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1]P369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进一步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争取使国民经济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尽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1]P375

　　做到隔几年就上一个台阶，不仅推进了改革开放，而且使得加快经济发展的承受能力得到了增强，具备了争上新台阶的良好条件。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1]P377十多年来，我国改革由农村到城市，由经济领域到政治、文化、科技和教育等领域逐步展开，全面推进，日益深化。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台阶。1990年同1978年相比，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74倍，平均每年增长9%，是同期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3倍。[5]P271综合国力有了显著增强，工业、农业有了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11亿人口已基本解决温饱问题，部分地区已向小康水平迈进。我国经受了国际局势动荡、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考验，在政治风浪以及自然灾害的考验面前，党、政府、军队和人民团结一心，显示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安定团结的局面进一步巩固。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两极格局的终结，国际形势整体上对我们有利，我国卓有成效的对外工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赢得了比较有利的外部环境。

　　三、必须搞好各方面的综合平衡

　　经济社会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是某一方面，某一部分片面的、孤立的、畸形的发展，而是各要素之间全面的、动态的均衡发展，注重运用综合平衡的思路和方法，兼顾各个要素的全面协调推进。历史经验证明，什么时候综合平衡搞得好，主要经济比例关系协调，国民经济的发展就比较快，社会经济效益就比较好;什么时候忽视甚至否定了综合平衡，主要经济比例关系失调，国民经济发展就缓慢、甚至下降。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长期搞计划，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安排好各种比例关系。农业和工业比例失调，农、林、牧、副、渔之间和轻重工业比例失调，‘骨头’和‘肉’(就是工业和住宅建设、交通市政建设、商业服务业建设等)比例失调，积累和消费比例失调。……还有一个重要的比例，就是经济发展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发展的比例失调，教科文卫的费用太少，不成比例。”[3]P250因此，只有照顾到方方面面，对全社会人力、物力、财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使社会生产和需要之间，社会再生产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之间做到基本平衡，互相衔接，按比例地协调发展，才能使经济社会步入科学发展的轨道。

　　综合平衡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不能单打一，邓小平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3]P250邓小平强调发展生产力，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但他并不认为经济建设可以孤立地存在和进行，而是要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协调运行中来把握。这表明，“中心”不能代替“一切”，中心任务并非唯一任务，根本任务也不是全部任务，没有其他方面的配合，中心任务就不可能完成。邓小平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主张既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要实现社会全面发展;既要实行改革开放，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既要搞经济体制改革，又要搞政治体制改革;既要重视物质文明建设，又要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等等。在实践中，为了处理好经济建设与党和国家其他各项工作的关系，邓小平做了大量工作。一方面，他坚决反对用其他工作取代中心工作，或与中心工作并列，确保了中心居中。另一方面，他对其他工作又从不忽略，总是下全力认真抓好，使之各居其位。这样，就为全国人民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保证了中心工作的顺利实施。

　　综合平衡必须做好综合配套。早在1962年，陈云同志就指出：“一定要从短线出发搞综合平衡，这样做，生产就可以协调，生产出来的东西就能够配套。配了套才能做大事情，不配套就只是一堆半成品，浪费资金。”[6]P212邓小平也强调说：“我们搞计划，考虑问题，面要宽一点。”[3]P198因为各个方面的改革是相互联系的，单项突进往往难以奏效，必须综合配套进行，把各项改革组合起来，发挥整体放大效应。但综合配套改革不是齐头并进，更不能各搞各的，应当有序地、相互配合地推进。否则，改革开放中一些具体措施就会失去方向，只顾眼前，忽视长远，照顾局部，影响整体，出现改革政策顾此失彼，互相矛盾、互相掣肘等现象。强调综合配套、全面推进的改革思想，使改革更具系统性、整体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发展，我们党更加注重从整体出发，统一协调，全面权衡，综合把握，通过包括经济、政策、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的“一整套相互关联的方针政策”，由过去自下而上的单项改革，发展到自上而下的综合配套改革，全方位地不断推进我国的改革进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四、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对科学发展的贡献

　　发展是硬道理确立了科学发展的首要之义。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粉碎“_”后党和国家面临的当务之急。““””十年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巨大挫折，拉大了我们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人民群众对于长期停滞的经济发展和不断升级的社会动乱强烈不满，热切希望国家能够早日回到现代化建设的正常轨道上来。面对着全球开放的新格局，面对着新科技革命的飞速发展，如果我们还是坚持传统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难以充分发挥，中国也将面临被开除“球籍”的危险。为此邓小平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把发展放在了“首先”一步的位置上，他认为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无论是进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还是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都离不开发展。离开了发展，科学发展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无论任何情况下，加快发展的意识不能淡化，加快发展的热情不能降低，加快发展的势头不能减弱，加快发展的目标不能动摇。

　　发展是硬道理奠定了科学发展思想的生长点。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成为我们党许多新思想、新论断提出和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点。邓小平阐明了人在发展中重要地位的思想，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强调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建设小康社会，必须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提出“三个有利于”和人民满意的新标准;阐明发展要搞好统筹协调的思想，提出城乡统筹、区域统筹、人与自然统筹、经济社会统筹和对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筹等新认识;阐明了经济应当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强调实行台阶式发展方式，紧紧依靠科技与教育，把速度与效益统一起来，走市场经济之路等论断。这些新的论断既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的重要体现，也是对当代西方发展理论的全面超越，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随着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深入发展，党对发展问题的认识也一步一步走向深化，从“发展才是硬道理”到“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再到“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被不断地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发展理论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密切关系。

　　发展是硬道理阐明了科学发展实践的基本要求。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来源于实践，又对实践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重大突破。一是社会生产力获得极大的解放。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624.1亿元人民币，至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4772亿元人民币，增长了19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79元人民币，提高到1997年的6079元人民币，增长了15倍多。20年间，工业总产值增长了近18倍，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近7倍，对外贸易额增长了近14倍。二是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中国农村极端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减少至1997年的0.5亿。1978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133.6元，至1997年达到2090.1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3.4倍，年平均增长8.1%。1997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5160.3元，实际增长2.1倍，年平均增长6.2%。居民住房条件明显改善，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由1978年的3.6平方米提高到1997年的8.8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从8.1平方米扩大到22.46平方米，增长了1.8倍。三是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624.1亿元人民币，在全球排名第10位。至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4772亿元人民币，排名上升至世界第7位。[7]P162-163所有这些成就的取得，都与邓小平发展思想的指导是分不开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体现了科学发展实践的基本要求。○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7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5]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现代史编(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6]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中国共产党科学发展思想研究[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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