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军事理论论文3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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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军事理论论文3000字篇一

　　《对中国国际定位演变的考察》

　　[摘要]对国家身份的准确定位,有利于一国明晰表达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利益和责任,制定准确合理的外交政策。研读党执政后历次党代会的报告,梳理新中国外交关系和外交政策的发展变化,能够清晰地发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身份追求。新中国成立后60多年时间里,中国大致经历了三种身份转变:从一个秉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坚定革命者,转变为一个在谋求经济发展中独善其身的谨慎参与者,直至今天成为一个具有全球性利益的“负责任大国”。

　　[关键词]身份;责任;党代会;中国外交

　　[中图分类号]D8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4)07-0041-05

　　一国的国际身份直接反映了该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影响，同时也涉及该国的国家形象，是国家责任和国家利益的写照。国家身份准确定位对于外交政策制定和国际战略的谋划非常关键。诚如邓小平所言：“对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发生错误判断的人，起码不会有一个正确的国际战略。”[1]中国在国际上的身份定位，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和责任。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对中国产生全方位的影响。而确立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方针和路线的党代会报告，可谓是中国最权威的纲领性文件。其中所涉及的外交部分，包含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对中国外交战略的谋划，对外交政策的部署。本文拟以党代会报告为研究客体，归纳和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国家身份定位的表述，以考察国家身份的演变轨迹，抛砖引玉，以飨读者。

　　一、八大至十一大：坚定革命者

　　1956年至1977年是新中国成立不久后的二十二年。这一时期，中国先后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建成国家工业化，国民经济有所好转，但从国内来看，生产力水平仍然滞后，远不能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而在国际方面，先有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重重封锁和严厉打压，后有因中苏关系破裂引发的中苏边境紧张局势，此时的中国可谓内外交困，生存和发展的总体形势非常严峻。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先后召开了从八大到十一大四次党代会，从中可以将中国外交政策的发展轨迹概括为从“一边倒”到“两个拳头打人”，再到“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而这些变化始终围绕着一条主线，即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身份。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首要的外交任务就是结束近百年以来不平等的屈辱外交，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控制与影响，真正实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新中国成立初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结成共同战线，拒不承认新中国政权，而苏联是当时第一个承认并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受当时国内外形势所迫，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即新中国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在这一理念的引领下，1956年的中共八大报告深入剖析了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侵略扩张的阴谋，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同侵略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既然消灭了依靠侵略发财、依靠殖民地和国外市场发财的阶级，也就消灭了对外侵略的社会根源。而在帝国主义国家里，依靠侵略发财的集团是永远不会自愿地停止侵略的。”[2]中国必须提高警惕，坚定立场，因此党的八大强调：“帝国主义者还会继续制造紧张局势，还要压迫一切他们可能压迫的人民，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2]中国共产党坚定表示：“我国人民对于保卫祖国的独立和安全是不怕付出代价的。”[2]而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坚定不移的方针“是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事业而努力。”[2]101客观而言，“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使中国获得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外交等各方面的支援。但这一原则也有其历史局限性，因其沿用了国际政治中传统的结盟方式，以苏联为一方盟主，必然制约了中国的独立自主性和外交灵活性。不过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特殊的国内外环境下不得已的选择，更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者身份的写照。

　　20世纪60年代开始，中苏在中印关系、国际裁军等重要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多，裂痕越来越明显。伴随着战略合作衰落，双方意识形态论战也愈演愈烈，60年代初期的中苏关系在恶性循环中走向最终破裂。与此同时，美国依然奉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中美关系仍然处于强烈的相互敌视状态。因此，这一时期的外交政策被形象地称为“两个拳头打人”或“反帝反修”的“两条线”战略，甚至提出“四面出击，打倒一切”的口号。在这个背景下，1969年召开的九大对国际形势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当时世界存在四大矛盾，即“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垄断资本集团同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3]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必然要引起革命。由此九大报告指出：“苏修、美帝狼狈为奸，做了这么多的坏事、丑事，全世界革命人民是不会饶过他们的。世界各国人民正在起来。一个反对美帝、苏修的历史新时期已经开始。”“不论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美帝、苏修的日子不会太长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埋葬美帝、苏修和他们的走狗!”[4]中国将会“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在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4]这次报告言辞激烈，显示出这一时期中国在对外关系上更加激进，革命者的身份更加明晰。但这种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对抗的外交战略给中国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是新中国外交最困难的时期，也是在国际上最孤立的时期。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方面由于1969年苏联入侵珍宝岛，在中国边境地区不断部署重兵，严重威胁中国的领土主权安全，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美国在这一时期深陷越南战争，加之经济危机的冲击等原因，使得美苏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迫使美国不断向中国示好。根据形势的变化，中国的外交战略也有所调整，主要特点就是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结成一个统一战线，俗称“一条线”，就是指按照大致的纬度划出一条连接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一条战略线，团结这条“线”外面的一大片国家，共同抗衡野心最大的苏联。但中国并没有放弃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身份，1973年召开的十大指出：“我们要遵循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5]在外交原则方面，十大表明：“我们党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党的一贯政策，加强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团结，加强同一切受帝国主义侵略、颠覆、干涉、控制和欺负的国家的团结，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特别是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我们要同全世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团结在一起，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5]

　　20世纪70年代，中苏关系的破裂和中美关系的改善对世界战略格局的影响非常深远，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世界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中国成为一支独立于两个超级大国之外的重要国际力量，苏美中大三角关系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构建。1974年，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运用阶级分析法，对当时世界各种基本矛盾的发展变化和各种政治力量的分化改组进行了分析，认为苏美两霸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受压迫最深，反抗最烈，是反帝、反殖、反霸的主力军。十一大认为，三个世界的理论“指明了当前国际斗争的大方向，明确了谁是主要的革命力量，谁是主要敌人，谁是可以争取、联合的中间力量，这就使国际无产阶级在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中，能够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反对主要的敌人。”[6]在此基础上，十一大开始将中国定位成“第三世界国家”，指出：“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第三世界。我们坚定地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坚决支持他们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6]这一身份定位的变化，是基于中国对苏联已经“完全蜕变成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判断，中国希望通过强化“第三世界国家”的身份，与苏联修正主义划清界限，同时争取更多亚非拉国家的支持。

　　分析这一时期内的四次党代会报告可以看出，中国始终怀揣共产主义信仰和建成社会主义强国的梦想，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秉承无产阶级的阶级观和国际观，以一个革命者的身份，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展开斗争，坚决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因此，八大到十一大报告外交部分的主要特征就是，旗帜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团结社会主义国家，支持被压迫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运动。无论是对形势的判断还是对自身的定位，都体现了较强的革命意识。这一段时期，中国的革命者身份，决定了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充满了激进的革命豪情，力求通过强硬策略，一雪百年屈辱，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对国际形势紧张的判断，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革命和战争的必要性，影响了中国的合理利益诉求。值得注意的是，对“第三世界国家”身份的认同，对于争取国际社会对新中国的支持和援助、保障新生国家的安全意义重大。

　　二、十二大至十五大：谨慎参与者

　　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上来，对自身外交身份的定位也发生了重大转变。自十二大到十五大这一时期内，中国开始逐渐淡化阶级斗争思想，搁置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分歧，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在“和平”与“发展”理念的指引下，以谨慎参与者的身份，积极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化的外交，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积极与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并开始致力于倡导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这一时期，中国对形势的判断更加务实，对自己身份的把握更加成熟稳定，成为国际秩序的谨慎参与者。

　　1982年邓小平在十二大上正式提出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概念，明确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7]即不同任何一个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既不以美划线，也不以苏划线，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地决定自己的态度和对策，决不迁就于一时一地的事变，也决不受任何外部压力的影响。十二大虽然仍强调“我们还要同全世界人民一道，继续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而斗争。”[8]但工作重心的转移也使中国共产党逐步淡化阶级革命的任务，认识到同主要大国搞好关系的必要性，认识到“要促进国内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大力扩展对外贸易。要尽可能地多地利用一些可以利用的外国资金进行建设，”[8]为“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的到来“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8]可见，此时中国逐渐搁置意识形态的对立，以一个平和的参与者身份融入国际社会。

　　1985年3月，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7]邓小平精辟地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历史发展两大重要问题，对中国国家身份的转变和和国际新战略的谋划奠定了基础。1987年召开的十三大对国际形势作了客观的分析：一方面，在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推动下，“制止军备竞赛和侵略扩张，主张实现真正裁军和早日解决地区冲突的呼声日益高涨”，[9]这样的国际形势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热点’一个也没有消除，个别地区的冲突还存在着升级的危险。国际形势真正实现缓和，还将经历一个漫长、艰难甚至曲折的过程，各国人民仍须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9]因此，在外交策略方面，中国“将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努力推动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世界人民、有利于世界和平的方向继续发展。”[9]十三大报告还明确指出：“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当代国际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封闭状态下求得发展。在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尤其要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努力吸收世界文明成果，逐步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闭关自守只能越来越落后。”[9]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参与度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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