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革命史大事件论文
20世纪初叶的近代中国，辛亥革命打碎了旧的封建统治秩序，但新的秩序没有有效建立起来。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中国革命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近代中国革命史论文篇一：《论近代中国革命》
[内容摘要]近代中国在几千年的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社会弊端积重难返，人民的思想严重落后于西方列强民众的思想，而且，我认为暴力革命对旧制度的打扫更为彻底。近代中国想要得以进一步的发展，必须从根本上尽可能的排除旧制度的影响，所以,暴力革命对于中国更有利。另外,如何评价革命和改良,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一个值得注意和重视的问题,对于革命,改良的得与失,必须作实事求是的分析!
关键词:近代中国;革命;改良;论战;民主革命;封建清王朝
1905年至1907年间，围绕中国究竟是采取革命手段还是改良方式走资本主义道路，革命派与改良派分别以《民报》、《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展开了一场大论战。革命派在论战中论述了革命的必要性、正义性、进步性。 这次论战涉及的范围很广，但主要有三个方面。
要不要“反满”和用暴力推翻清王朝，是这次论战的中心。为了论证“反满”与暴力革命的必要，革命派揭露了满族贵族实行民族统治政策的罪行，旗帜鲜明地提出只有用暴力推翻这个反动卖国的政府，中国才能独立富强走向进步。改良派争辩说，“反满”与政治变革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应当以政治变革为目标，而不应以“反满”为目标;并认为暴力革命势必引发内乱和招致帝国主义瓜分，最后导致亡国。对此，革命派指出革命虽不免流血，但可“救人救世”;他们正确地宣布，推翻清王朝后将以民主原则对待满人;并强调民主革命是有纲领、有组织的运动，认为革命可以有秩序的进行，而不会发生内乱和招致瓜分。
政治革命的目标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是这次论战的又一重点。 改良派反对共和革命论，鼓吹“渐进论”，说封建专制必须经过君主立宪阶段才能实行民主共和;借口“民智未开”，诬蔑中国人民“既乏自治之习惯，又不识团体之公益”， 根本没有享受民主权利、当“共和国民之资格”，宣扬这种资格只有在开明专制时代和君主立宪时代才能养成。革命派进行了有力的驳斥， 用“取法乎上”批判改良派的“循序渐进”，认为自由、平等是人的本性，一旦破除禁锢，就会沛然而出。他们指出，那些 说“中国之民族，贱民族也，只能受压制，不能与以自由”、“吾民族万古不能有能力，惟宜永世为牛马为奴为隶者”等言论，是帝国主义和民贼的语言，是对中国人民的极大诬蔑 ;并认为中华民族有实行民主共和的能力，革命后的中国一定能成为世界上最完善的“共和政体”。
双方对封建土地制度是否应当改革的问题也展开了争论。 改良派为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反对“平均地权”，认为地主占有大量土地，都是由“劳动”或“节约”而来，私有财产制度的存在，在历史上有其必然性，是“现社会一
切文明之源泉”。实行“平均地权”、“土地国有”，就是“掠夺人民勤劳之结果”，打击人们从事生产的积极性。革命派鲜明有力地予以回击，指出虽然从中国的具体状况来看，马上“绝灭竞争废去私有财产制”是不现实的，但“加之制限与为相对的承认”则是必要的。 革命派认为土地应由全民所享有，少数地主垄断土地，不仅陷亿万贫民于苦难深渊，而且是工商业发展的一大障碍。认为为了国家的繁荣昌盛，必须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行“平均地权”或“土地国有”，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
论战使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经过这场大论战，进一步划清了革命派和改良派的界限，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实行民主革命的必要性。革命派批判了封建文化思想，使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促进了革命力量的壮大。但是由于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革命派对中国民主革命一系列根本问题却未能作出完全正确的回答。他们轻信列强不会干涉中国革命;他们并不想发动群众从根本上废除广大农村的封建土地制度。革命派的这些严重弱点，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表明他们无力把民主革命引向彻底胜利。
首先，我认为，不管是革命与改良，都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时代要求。也就是说，革命与改良，不是某一部分人主观地造成的，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造成的。近代开启以来，中国遭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本身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经济文化遭到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在这种冲击下，国内的腐朽势力愈益抬头，并与侵略势力结成联盟，阻碍中国的发展壮大。中国只有改变现状，奋发自强，才能自立于世界。那么革命与改良就成了改变现状的两条不同的道路。
改良应该是首选之法。因为改良可以在不流血的情况下，通过逐步的、有序的制度改革，使一个国家和平地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成为强国。改良可以使传统与现代不完全脱节，也可以使变革更持久有效。相反，革命要流血，要带来民众的苦难，还可能造成国家民族的分裂。革命后，可以实施较大规模的变革，但是变革的效果却往往因为传统的阻碍势力、因为革命的不彻底而变得微不足道。当然，改良也有它的不利之处，但从长期来看，改良是比较可取的。
但是，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却使它偏向了革命的道路。首先，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太紧太深，它们不希望中国走向富强的道路。所以它们也不会真正希望中国通过改良而改变现状;其次，统治阶级中的顽固势力太强大，不甘心在改革过程中丧失其原有的利益。于是，他们便千方百计地阻挠或延缓改革的步伐;再次，改良者本身的弱点及改革过程中的失误，从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改良的流产。因此，革命形势不是天然的，也不是革命者人为造成的，而是由中国近代各种主客观条件造成的。
维新变法与洋务运动相比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改革运动，但是它的妥协性与软弱性使之必然会失败。经过前后两次的改革，说明改良在中国行不通，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或许可能比较的勉强。但后来的清统治者实行的“新政”也是以失败告终的。变法的失败，中国失去了一批倾向在原有体制内下实行改革的精英和支持者;代之而起的是主张激烈变革，推翻原有制度和政府的革命者，最后造成了清朝的覆亡，中国两千年的帝制亦画上句号。纵使是清王朝为挽救自己的统治所做的无用改革，依旧不能改变清朝的统治结束的结局。
康有为的改良没有成功、梁启超的改良也没成功。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没有看到和了解到，当时的根本病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能相适应。改良已经无法满足生产力的与生产关系的适应。他只能做到在一定范围内调解，但是当时社会，在调和的作用下也不可能改变现状的。
所以，只有革命!才能达到这一目的。但是，改良也有它积极的意义。在那个时期，有很多新的思维渗透到当时的社会当中。为后期的革命奠定了很好的思想基础。而革命则是彻底的打碎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体制和部分封建文化，但不是全部的，很多封建残留的腐朽文化至今还有。但是革命也是有弊的。就是在跟命中我国丧失了很多优良的文化传统和净化文化，使之没有很好的传承。以至于中国像在国美的思想根基的混乱。以至受外来文化腐蚀的程度如此之大，都是与此息息相关的。
其实看待两者的地位作用，都不能太片面的否定全部或肯定全部。要实事求是且辩证的看待。改良造成了一种思想解放运动,更新了人们的思想,动摇了封建思想的根基.革命是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也让民主思想更深入人心,没有改良就不可能革命,要革命就应先改良,改良为革命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历史证明，在旧的中国社会里，改良道路是走不通的.因为，那时的国家从根本上是腐朽的，尤其是在其统治阶级中的腐败最为严重!康有为的改良没有成功、梁启超的改良同样不会成功，因为他们都试图保护腐朽的清王朝统治，这对当时倍受压迫、但已经接触到西方先进文化的中国人民来讲，是不可能被接受的，同时，清王朝为其自身考虑，也不会接受其他阶级浸透于他的统治之中;在和平的方式下，洋人们同样不会接受一个“不听话”的统治阶级!所以，那时中国人需要的不是改良，而是革命!历史告诉我们，妥协是没有用的，相信腐朽的清王朝和一心想要把整个中国做为他们众多殖民地之一的列强们是可笑的.所以，真正为我们带来现在美好生活的，正是溶入中国人血脉里的革命精神!
这说明，近代中国在几千年的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社会弊端积重难返，人民的思想严重落后于西方列强民众的思想，而且，我认为暴力革命对旧制度的打扫更为彻底。近代中国想要得以进一步的发展，必须从根本上尽可能的派出旧制度的影响，所以,暴力革命对于中国更有利。
另外一点，伟人曾经说过：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的真正动力，尊重人民的选择和现状。近代中国是需要革命的，试想当年，饿殍千里，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中，和平改良已经无力改变社会现状，历史的实践也向我们指出，只有暴力革命的道路才会创建一个崭新的中国。
所以，只有革命!才能达到从实质上改变生产关系、推动当时的社会向前发展的目的。
近代中国革命史论文篇二：《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
太平天国运动 民主革命 农民战争
民主革命，即“以反封建为目的的资产阶级革命”。那么，太平天国运动是以反封建为目的的革命吗?纵观太平天国的历史，恐怕不然。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它可以看作是农民阶级反抗清政府压迫的起义，但在定都天京后，其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与其说太平天国运动是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倒不如说它是在构建一个新的封建王朝。
一、太平天国运动没有废除封建经济关系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于1853年冬颁布了—个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天朝田亩制度》 ，提出了按人口的多寡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案，试图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首先，这种类似于井田制的改革方案，背离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废除商业，取消城市只是把生产力禁锢在封建时代的水平上”，它违背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其次，“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可见，《天朝田亩制度》的经济根源与其经济主张是相悖的。因此，《天朝田亩制度》只能是农民阶级脱离实际的空想，根本无法实施。不久，为了解决财政问题，洪秀全宣布农民必须照旧交粮纳税，事实上承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合法性。天京事变后，洪仁玕辗转来到天京，提出了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改革方案《资政新篇》，主张发展近代工业，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提出开办学校、报纸等效仿西方的改革措施。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可惜困于当时的条件，也未能付诸实施。
二、太平天国的政治体制突显了封建等级关系
太平天国自永安建制开始封王拜相，直至这个农民政权的灭亡，册封的王达到2700多个。“它为了维护王和家族的既得利益，还非常讲究王爵的等级制，所以即使后期广封王爵，裂土分疆，仍是据家族宗族血缘圈、准血缘圈来划定尊卑高下的”。太平天国不仅王爵是世袭的，所有的职官也是父子世袭，这实际上就是西周分封制和宗法制的翻版。
“每年颁布的《太平礼制》，就是强化世袭制、等级制的天国法律，它再现了嫡长子的合法继承地位。”太平天国政权为强化等级制度，从玺印、朝仪、衣冠、仪卫舆马、称呼等方面着手，设计出了一套严格的礼仪制度。如“天王轿夫六十四人，东王轿夫四十八人，以次递减，至两司马轿夫四人而止。”对称呼的规定更是细致具体、繁琐无聊，如：“贵岳母与贵岳母两相称，自因其等职，譬如，七千岁贵岳母见九千岁贵岳母，则称东贵亲嫂;又譬如，七千岁贵岳母会六千岁五千岁贵岳终，则称北贵亲婶、翼贵亲婶，如此则为嫂婶相称也。国岳母与九千岁七千岁六千岁五千岁贵岳母会见八千岁贵岳母两相称，自因其长次，同称亲家嫂、亲家婶也。”看上去虽眼花缭乱，但体现的是等级差别。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后，农民领袖们穷奢极欲的生活，比之清廷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网罗人才，太平天国起义不久就开始了开科取士，并且对传统的科举制度进行了改革。或许是自身多次应举不中的原因，洪秀全将3年一次的乡试改为一年4次京试，此举可谓惊人。考试的内容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四书五经变为上帝教教义。“太平天国科举考试内容的改革最为失策，它几乎拒绝了所有知识分子”，考试内容的改革成为太平天国覆灭的重要原因。虽然是对科举制的改革，但这种“新科举”完全是参照封建科举取士;即使体现了“参考权平等”的原则，那也只不过是政治的点缀而已。太平天国宣扬“盖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帘一家”“尔等官民人等，亦皆是天父之子女”的平等思想。但事实上，官员上下级之间是不平等的，男女之间也是不可能平等的。在强调男权的中国传统社会，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庸，“太平天国家族宗族圈里的政治女性，也只是天王和诸王等高级官员的属员，如东王府的女丞相，女营的女军帅、女师帅，在官阶前冠以女字，本身就是一种性别不平等，何况，天国女官没有独立的主体人格。”平等对太平天国而言，只是自欺欺人的幻局。
三、拜上帝会只是太平天国的工具
洪秀全起义的动机，据说是源于马礼逊所著的《新约圣书》 。在接触了____思想之后,洪秀全加入了朱九畴创立的上帝会，而上帝会是一个图谋反清复明的组织。后来，洪秀全就以拜上帝教的名义来组织农民。“太平天国的宗教，既不是纯粹的天主教，也不是纯粹的耶稣教，各取其所长，更羼以中国的宗教仪式，成为一种新的宗教”。然而，这个新宗教是能为洪秀全所用的宗教。
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主要是利用宗教来树立自己的权威。洪秀全称耶和华为天父，称耶稣为天兄，诡称自己为上帝的次子，从而确立了洪秀全领导地位的合法性。同时，拜上帝会也沦为天平天国领袖之间权力斗争的工具，杨秀清和洪秀全之间就多次上演“借尸还魂”的闹剧。
为了维护自己所炮制的宗教，他们甚至对中国的一些民俗加以否定。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指责洪秀全“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朝不焚，无像不灭”。洪秀全之所以横扫一切的“神”，无非是为了抬高自己的“神”。洪秀全在宗教问题上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对孔子以及儒家文化的否定。后期，洪秀全看到拜上帝教不足以支撑其政权，于是则要求“孔孟之书不必废，其中有合于天情道理者亦多。即蒙真圣主御钦定，皆属开卷有益者”。可见，拜上帝教实在只是个牢笼愚民的工具罢了，而蕴含其中的西方民主精神早已被舍弃。
总之，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农民起义的最高峰，虽然提出了一些反封建的主张，但较多的是对封建制度的延续。因此，太平天国运动的性质更趋向于旧式农民战争。
参考文献：
[1]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0.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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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盛巽昌.太平天国职官志.广西人民出版社.
[6]罗尔纲.太平天国史卷三十一?礼制.中华书局.
[7]华强.太平天国科举制是太平天国覆灭的原因之一.探索与争鸣，2007，(9).
[8]盛巽昌.太平天国职官志.广西人民出版社.
[9]王治心.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东方出版社.
[10]太平天国印书(下).江苏人民出版社.
近代中国革命史论文篇三：《试谈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命运》
【摘要】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人物选择的道路、革命策略决定了他的立场、成就和历史功业,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历史命运。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命运的归宿只能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使中国这个备受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成为了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新中国。
【关键词】近代中国 历史命运 革命策略 社会主义
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命运从鸦片战争开始,就由其性质决定了,那就是要反帝反封建,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自主和富强。对此,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各个阶级、阶层的仁人志士似乎都没有异议。尽管他们都怀抱着这样的理想,但基于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不同,所选择实现理想的道路、方法和谋略也是大大不同。
不同的救国道路
林则徐在封建皇帝的支持下开始了反对帝国主义的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又在失去封建皇帝支持的情况下无奈承认其失败。洪秀全则继承了林则徐反对帝国主义的光荣传统,以其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宣告了中国人口最多的农民阶级是不甘于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命运的。但不同于林则徐的是,洪秀全完全和封建皇帝站在了对立面,在反对封建皇帝的同时反对帝国主义,洪秀全和他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既反帝又反封的革命,对以后的革命开启了极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孙中山就称自己为洪秀全第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在方式方法上、在谋略方略上也很明显受到过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影响。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之所以失败,并不是其反帝反封建的目标错了,而是其用来反帝反封建的路线、方法、谋略方略还不能够把这一历史任务更加彻底、全面地完成。而从戊戌变法开始,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康有为、梁启超等所进行的维新、变法,在反帝反封建这两个方面都显得畏首畏尾得多,甚至中国革命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也是反封建有力,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敢明确反帝的目标。到了孙中山的后继者蒋介石则更是沦落为帝国主义的附庸。虽然蒋介石也想靠一种力量来摆脱这种附庸地位,但由于其政权的性质是反人民的,是建立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基础之上的,他始终不敢,也不愿发动人民起来反帝反封建。
蒋介石缘何失败
德国哲学家曼海姆曾说,“法西斯主义有它自己对理论和实践关系的看法。总的说来,它是行动主义的和非理性的。”蒋介石政权的失败,还在于它有如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德国的希特勒及其法西斯纳粹党同样的极端非理性。对照来看,中国的蒋介石在反对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在坚持自己的“知易行难”时,在热心地用权谋周旋于军阀混战时,在高叫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时,与法西斯的以上特点极为相似。蒋介石甚至在1931年的“国民会议”的开幕词中公然宣称,当今世界所有的三种理论――法西斯蒂、共产主义、自由民治主义中,“唯有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本超象主义之精神,依国家机体学说为依据,以工农组织为运用,认定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非以目前福利为准则。统治权乃与社会并存,而无后先,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①,而共产主义则“不适合中国产业落后的情形,及中国固有的道德”,至于自由民治主义更是“各据议席”,“众难塞胸”,“今岁不征,明岁不战,使共产主义军阀坐大于中原也”②。言词之间对自由民治主义充满了不满。
由于蒋介石毕竟是主要投靠英美势力的,尽管他倾慕法西斯主义,也还不得不有所顾忌,所以,他在鼓吹了一番法西斯主义后,并没有忘记为自己粉饰。他首先拉出国民党最大的权威、国父孙中山来为自己掩饰说:“总之,每各国各有其客观环境,世间决无可以完全移植之政治,此总理之必须融汇中外学说,研究国内实况,而后可以定医国之不易良剂也。主权属于全体人民,系总理所亲定,最后之目的在于民治,而所以致民之道,则必经过训政阶段,挽救迫不及待之国家危难”③。接着又贼喊捉贼地说:“领导素无政治之民族,自非藉经过较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不可,况既明定为过渡阶段,自与法西斯蒂理论有别。至民族主义必与民权民生相提互证,则绝无流于国际侵略的危险,而以大同为鹄的可知矣”④。这样,蒋介石就自以为得计地把自己的法西斯主义偷梁换柱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了。
蒋介石从根本上不懂得法西斯主义不仅是最非理性的,而且还是侵略性最强的一种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国内制度,还和世界范围的侵略扩张同步,二者不可单独存在。蒋想在国内实行此制度,如果没有对外扩张,是绝没有可能成功的,即使世界上的其他法西斯在国内一时成功了,也还要面临在世界上和其他帝国主义大国的较量,他们只有在这一场帝国主义的大战中取胜,才有可能延续其寿命,而如果战败,则一定彻底破产。蒋在国内实行法西斯主义,在国际上依附更强大的帝国主义集团,虽然能在国际帝国主义战争中生存下来,但由于其不能采取对外扩张之策略,则中国人民所受的压迫必定非常沉重,这就使得蒋的政权面临国内外的强大压力,非常脆弱。事实也正是如此,蒋在抗日战争后由于坚持独裁、坚持法西斯,很快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唾弃。
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命运的归宿只能是社会主义
因此,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命运的归宿只能是社会主义,这既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也是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不被历史选择的结果。法西斯主义不被历史选择,前已阐述,资本主义不被历史选择,则在于其是一种对内实行民主,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主义,对此,马克思早就深刻地揭露过,马克思认为:“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毫不掩饰了。资产阶级自命为财产的捍卫者,但是难道曾经有什么革命党发动过孟加拉、马德拉斯和孟买那样的土地革命吗?当资产阶级在印度单纯用贪污不能满足自己掠夺欲望的时候,难道不是都象大强盗克莱夫勋爵本人所说的那样,采取凶恶的勒索手段吗?当他们在欧洲大谈国家公债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难道不是同时就在印度没收了那些把私人积蓄投给东印度公司作股本的拉甲所应得的股息吗?当它们以保护‘我们神圣的宗教’为口实反对法国革命的时候,难道不是同时就在印度禁止宣传____吗?他们为了从朝拜奥里萨和孟加拉的神庙香客身上榨取钱财,难道不是把扎格纳特庙里的惨杀和卖淫变成了一种职业吗?这就是维护‘财产、秩序、家庭和宗教’的人面目!”⑤
因此,中国唯一选择只能是社会主义。现在,我们的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对出现的各类弊端进行改革甚至变革的问题。也许现在我们仍有许多方面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这不是社会主义造成的,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遗产,需要一个清除过程,这个过程比较漫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允许资本主义发展,并且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好处,对中国实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也有好处。这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我们走了弯路,但改革开放以后,经过这样的一段约三十年的发展,目前,中国的经济实力已跃居世界前列,世界上也开始有很多人在热烈讨论中国的崛起问题,这都有力地证明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终选择社会主义的救国方略的正确性。但尽管如此,仍可能会有许多国人不满足于这个成就,不满足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程度。不过,如果我们放弃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和乌托邦,采取历史主义、现实主义的态度,我们就会认识到,社会主义毕竟使我们这个备受欺凌的将要亡国甚至灭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成为了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新中国,成为了一个崛起中的世界性大国。更何况,社会主义为中国带来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即使和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相比,也有其独特的价值和优势,这就为中华民族实现进一步的伟大崛起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当然,要彻底、充分发挥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潜力,还需要我们以极大的智慧、勇气和毅力去探讨、去思考、去发现。(作者分别为线状书局第一编辑部主任,克莱姆森大学访问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博士后)
注释
①②③④蒋介石:“致国民会议开幕词”,见《国民会议实录》正编《纪事》转引自高军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72、573页。
⑤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4页。
⑥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083～10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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