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到2014年间抗日战争史学研究成果论文

2012到2014年间抗日战争史学研究成果论文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卫国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以下是学习啦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2012到2014年间抗日战争史学研究成果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2012到2014年间抗日战争史学研究成果全文如下：

　　2012 年是中国抗日战争爆发 75 周年，2015 年又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自 2012 到 2014 年，学术界出版了大量关于抗战的专着，发表了诸多论文，[1]研究的角度再次拓宽，研究的视野大大拓展，研究成果也越来越丰富，出现了大批有特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对这期间成果进行梳理，以期对今后的抗战史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一、公开出版的抗日战争着作概述

　　(一)关于通史类着作，主要有：薛庆超《从东北沦1正面战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2)、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第九卷-抗日战争(1937-1945)》(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3)、臧运祜《日本侵华与中国抗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杨一民《中国的抗战》(蓝天出版社 2013)等。

　　(二)文献资料性质着作：大型史料丛书类有：孙燕京主编的多卷本《民国史料丛刊续编：抗日战争》(大象出版社 201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出版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2)。地方抗战文献资料类有：湖南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湖南战场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2)、中共济南市委党史研究室《济南市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课题调研资料汇编》(济南出版社 2012)、中共苍南县党史研究室《苍南县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资料汇编》(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2)、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永安抗战文化史料》丛刊(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2)、何鸣雷《绍兴县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资料汇编》(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唐润明《重庆大轰炸档案文献：财产损失》丛书(重庆出版社 2013)等。

　　(三)抗战口述史着作：叶森《东纵抗战口述史》(花城出版社 2012)、大同煤矿“万人坑”二战历史研究会《抗日战争时期大同矿工口述实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白涩《抗战亲历者口述》(万卷出版公司 2013)、湖南图书馆《湖南抗战老兵口述录》(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金诚峰《两岸话抗战》(台海出版社 2013)等。

　　(四)地方抗战史研究着作：田苏苏《华北抗日战争史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2)、李茂盛《华北抗战史》(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3)、杨晓林《永垂青史的滇西抗战》(云南教育出版社 2012)、曹文奇《风雨同舟战辽东》(辽宁民族出版社 2012)、薛岳《闽浙赣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郑洞国《粤桂黔滇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陈长捷《晋绥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唐生智《南京保卫战》(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刘永国《随枣会战》(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3)、谭飞程《赣北兵燹》(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萧培《血战衡阳四十七天》(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敖以深等《黔山抗战起烽烟》(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4)等。

　　(五)专题类研究着作：关于抗战时期军事着作主要有：马振犊《惨胜》(九州出版社 2012)、王树林《地下烽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2)、古琳晖《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反空袭斗争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 2012)、杜聿明《远征印缅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等。关于抗战时期社会文化着作有：李建平《抗战文化研究 - 第六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程朝云《抗日战争时期人口内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等。另外还有一些着作对抗日战争时期的其他方面进行了研究。

　　二、研究的主要问题及主要观点

　　(一)抗日战争政治方面研究

　　1.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研究。杨启金、董平分别分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形成因素与过程。[2]

　　蒋建农论述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的提出、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围绕领导权问题的分歧、如何坚持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五大问题，重新对中共和共产国际所发挥的不同作用做出了客观界定。[3]

　　刘洪英则反对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归属于中国共产党或者国民党的任何一方所领导的，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共所倡导下的全民族抗战，抗战的胜利，是国共两党团结协作、领导全国人民共同奋战的结果。国民党作为执政党掌握着抗日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而中国共产党是对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领导，从而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际领导者和直接组织者。[4]

　　徐玉凤对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基本立场是在支持国民政府抗日的同时保持中共党和红军的独立性并不断发展壮大，但最终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采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得到共产国际的肯定和支持。[5]

　　2.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问题。胡大牛以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与实践对国民党的影响为例，证明了党的建设特别是思想政治建设是实现政治领导的根本保证。[6]

　　汪东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略与干部教育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延安时期党的建设路径。[7]

　　崔晓彤认为抗战时期的民主政治建设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政治建设、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以及民主党派的民主政治建设三个方面，中共党的民主建设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8]

　　徐振光、齐卫平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功能发挥为视角，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民主实践进行了考察，认为其完善的民主政治主要组织形式，推动了边区事业的顺利发展。[9]

　　关于抗战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宫正认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有着一个逐步发展并成熟和完善的过程，抗日战争促进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成熟。[10]

　　李小刚认为抗日战争时期在农村中农民群众、干部队伍、革命队伍上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日趋系统和完善，从而促使抗日队伍在思想上、组织上、斗志上取得了相应的进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1]

　　吴少娴认为抗战时期党的干部教育的基本内容包括思想教育、政治教育、理论教育、文化教育、业务教育。[12]

　　3.关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廉政建设研究。董志铭认为党在抗战时期通过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过勤俭节约的生活、颁布反腐倡廉的法令法规、建立多种形式的监督机制，党政军领导以身作则等将反腐倡廉建设当作关系党和政权建设全局的大事，产生了很好的反腐作用。[13]

　　杨晨、崔瑞兰认为抗战时期中共廉政建设的基本措施有：(1) 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廉政意;(2)加强法律制度建设，为廉政建设提供保障;(3)建立健全民主监督机制，保障党员干部的廉洁性;(4)加强和完善党员干部的管理政策。[14]

　　此外关于抗战时期党的廉政建设还有郭钦逸《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的主要经验》(《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2 年第 7 期)、张燕华《淮北抗日根据地的廉政建设及启示》(《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3 年第 5期)、郑敏《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法制建设研究》(《保定学院学报》2013 年第 6 期)等。

　　(二)抗战时期军事研究

　　1.关于抗战时期国民党敌后战场的研究。对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黎世红认为：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作用随着其抗战态度不同而发生变化。抗战初期，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对正面战场起到一定的配合作用。在 1943 年 8 月以前的相持阶段，仍然起到了积极作用。而此后，没有产生全局性的影响。[15]

　　胡西娜从国民党的敌后战场与其他战场的关系、敌后战场对于抗战的作用和国民党敌后战场衰败的原因三大方面对国民党抗日战争期间的敌后游击战的兴衰过程进行了考察。[16]

　　2.关于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兵役制研究。李常宝对抗战期间国统区兵役行政问题进行了探讨。[17]

　　龚喜林认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征兵制推行弊失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日寇的疯狂进攻造成中国大量兵员的需求、战时经济的贫困及社会组织的弥散使征兵制的推行困难重重;基层保甲的徇私舞弊、贪赃枉法严重制约着征兵制的顺利推行;而征兵、征工、征粮之间的冲突也使得征兵制的推行捉襟见肘。[18]

　　3.关于抗战时期中共精兵简政的相关研究，主要是把增强学者，发表了诸多文章：《抗战时期中共精兵简政中存在的普适性问题及其应对》(《史学集刊》2014 年第 2 期)、《抗战时期中共精兵建设之动员与人员裁减和处置---以华北抗日根据地精兵简政期间为考察中心》(《河北学刊》2014 年第 2 期)、《抗战时期华北根据地精兵简政与荣退军人的选定和安抚》(《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 年第 4 期) 以及王利民、把增强《困境与思变：抗战时期中共精兵简政提出动因的历史考察》(《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4 年第 2 期)等。

　　(三)抗战时期经济研究

　　1.关于抗战时期农业生产方面研究。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问题，钱守云认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保障农民经济利益思想。[19]牛建立对晋察冀边区政府制定农田水利建设政策带来的积极作用进行了研究，[20]也对抗战前和抗战爆发后华北地区部分粮食作物比例在农作物种植结构中的比例情况进行了研究。[21]

　　魏本权对沂蒙地区抗日根据地的生产动员与劳动互助情况进行了论述，认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领导抗日根据地建立的新的劳动互助模式是以“变工为主，互助为次”,旨在消除原先劳动互助中的不公平性和剥削性，通过换工、还工、添工、补工、拔工的形式实现公平变工，均平性和对等性是新的劳动互助模式的基本取向。[22]

　　徐涛认为抗战后期四川农村经济发展衰退的情况，是因为国民政府实施战时农业政策的非长远性和彻底性，才使战时四川农村经济短暂的良好发展势头到抗战后期呈现出衰退趋势。[23]

　　2.关于抗战时期工业方面研究。王晋林对战争废墟的原有油矿的基础上建立的陕甘宁边区石油工业的建设和发展及其取得的成就进行了介绍。[24]

　　刘鹤认为国民政府组织电力、机械、水泥、纺织、造纸等现代企业迁建到湘西民族地区，促进了湘西民族地区工业化。[25]

　　唐去非分析了抗战时期西部地区能源工业发展较快的原因，认为这是内迁的推动、国民政府的重视与扶持、军需刺激、西部人民和爱国人士的共同努力以及得天独厚的资源和地理条件等因素所促成。[26]谢璇分析了抗战时期重庆近郊工业区布局呈现分散式的特点。[27]

　　林绪武认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开发西南工业建设大发展时期具备以下特点：(1)西南工业建设以川康区域为核心;(2)各种工业全面发展;(3)工业发展因地制宜;(4)企业不论规模大小均予以扶持;(5)注重工业人才的培养;(6)工业生产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目的。[28]

　　3.关于抗战时期商业方面的研究。牛建立论述了抗战时期华北根据地的商业建设情况。[29]康建武介绍了 1940-1945 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商业发展情况。[30]吕艳对泰州地区抗日根据地的商贸经济以及对日伪的经济商贸斗争的作用进行了研究。[31]

　　董世超，张小兵认为抗战时期边区的集市贸易经历了恢复新建、管理调节和繁荣发展三个阶段，发生了贸易中心区域位移、交易习惯变化和专营市场形成等现象，同时也稳定了战时经济秩序，对支援抗战、取得抗日战争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32]

　　(四)抗战时期中国外交研究抗战时期中美外交政策研究一直深受学者青睐。

　　杨雨青认为美国援华政策的动因，除了孤立主义、中立法、先欧后亚战略等因素外，美国的经济利益也为美国政府所关注，并且是美国门户开放政策所维护的一个重要内容。[33]

　　冯成杰以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为例，探讨了抗战时期美国的“压力策略”对其的影响，以及对当下的政治改革的启示。[34]针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美政策的变化问题，刘乔认为是随着美国的对华政策的转变而转变的。[35]张文禄分析了抗战中期国民政府弃苏弃美政策的原因。[36]章百家通过史迪威在华经历对抗战时期中美合作的历史经验进行了分析。[37]吴景平以中英交涉为中心，首次较为完整梳理了天津租界中国存银问题的基本史实，分析了当时中国所处的外交困境和应对举措，并考察了当时外交决策体制。[38]左双文以 1944 年国民政府的对美外交为中心，探讨了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的外交挫败的原因。[39]

　　(五)抗战时期社会问题研究1.关于抗战时期社会人口流动问题研究。人口的内迁是学者研究的热点，杨豪以冀中抗日根据地为中心，对抗日根据地乡村女性社会流动的途径、机制、效应方面进行了探讨。[40]谭刚认为抗战时期人口内迁推动了西南大后方城市化、教育现代化和社会习俗现代化。[41]刘鹤也论述了人口内迁与湘西民族地区工业化的关系。[42]朱海嘉则分析了人口内迁对重庆的负面效应，表现在人口过多与城市发展之间的矛盾、人口过多与经济发展的矛盾、过多的劳动力与就业岗位不足的矛盾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和人口密集引发的疾病传播与流行。[43]张世友认为抗战时期乌江迁来的人口，打破了乌江流域长久的宁静，冲击了当地由来已久的生产生活方式;而且导致了乌江流域地区外来人口的激增，对当地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产生推动作用。[44]

　　2.抗战时期社会建设与救灾方面研究抗日战争时期，关于地方政府对于社会的建设治理研究上，姜秀华认为毛泽东的社会建设思想和实践，将发展生产与保障社会公平有机的结合起来了。[45]崔艳则总结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的历史经验。[46]胡国胜对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在社会环境治理上运用政治、经济、法律、行政和思想教育等多种手段，对边区社会文化环境进行改造、社会治安环境加大整治以及社会生态环境加强保护等措施进行了分析研究。[47]

　　王海对淮北抗日根据地的社会环境治理状况也进行了论述。在抗战时期社会救灾方面研究上，文姚丽对晋察冀根据地政府根据其所面临的实际灾荒情况、所拥有的救灾条件及物资储备实施粮款赈济、灾民安置、垦荒林牧业及水利等政策状况进行了研究。侯普慧认为陇东革命根据地的自然灾害主要是旱灾、水灾、雹灾和冻灾，灾荒具有种类多、频率高、损失大的特点，分析了灾荒的自然与人文成因。

　　(六)抗战时期文化教育研究

　　1.在抗战时期高等教育上，党彦虹对陕西高等教育进行了研究，认为由于高校内迁，其发展的特点则呈现出“突发式”繁荣，典型的战时教育特征及发展的不平衡。冯成杰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在战时未曾长期萎靡，而是在经历了短暂的萧条后，逐步获得发展，并分析原因。在抗战时期妇女教育研究上，徐爱新等认为河北女性在中国共产党教育思想下，实现了由“家庭本位”到“国家本位”、由“知识本位”到“能力本位”的蜕变。

　　2.关于抗战时期冬学运动的研究，冬学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根据地推行社会教育的一种主要组织形式。李砚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冬学运动就其教育组织、特点进行初步的探讨，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根据地发动的农民教育，吸取我党在经济文化极端落后的农村地区教育农民、提高农民素质、组织农民等方面的成功经验，从而对我国当前的农民教育工作有所启示。同时对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的冬学运动也进行了考察。赵君认为晋绥根据地为了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开展了规模宏大、组织系统的冬学运动，其成就巨大，为日后的晋绥解放区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冬学运动打下了坚定基础和积累了宝贵经验，也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群众基础。

　　三、研究的不足与建议

　　这三年来关于抗战史的研究确实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从梳理抗战史的成果过程中也发现研究的不足，提出相应建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重复现象严重，甚至出现一稿多投现象，富有见地、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不多。部分研究史料挖掘不够深入，一部分是关于抗战事实的概述性文章，没有较新观点，学术价值意义不大。一些论文相似度极高，观点重复，甚至出现一稿多投现象，如有一学者将同一篇文章改头换面进行了 3处发表。学术不端之风有待端正，需要采取有效措施使抗战史研究走上健康发展道路。

　　2.一些研究成果仍然评价不够客观公正。例如很多论着对于国民党与正面战场没有给予应有的客观评价，甚至有对国民党抗战中的作用有意贬低。

　　3.地方抗战史研究有待加强。抗日战争是全国性的抗战，各个地方对于抗战的贡献都应当给予正视与尊重，现有的论着仅有对个别地方抗战中的重大事件进行了论述，地方抗战史研究不够全面与深入。一些地方高校与研究所人员，应当深入挖掘地方抗战史料，拓宽地方抗战史研究的范围，对当地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进行深入研究。

　　4.史料要进一步深入挖掘，推进口述史学的发展。抗日战争的亲历者仍有一批高龄老人在世，要有计划的组织一批人员对这些亲历者进行采访，不仅要针对大陆当事人，也要采访台湾人士，海外一些亲历过中国抗战的人员，尤其要采访与搜集一些关于侵略者在抗战时期对中国犯下的暴行史料，为侵略事实增添更有力的佐证。

　　5.进一步加强两岸抗战史研究的合作，进行中国抗日战争史料集的收集、研究工作，并可联合撰写抗战历史，进而推动中外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以期对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取得一致或接近的看法，对法西斯国家对中国的残酷侵略事实给予公正的认同，实现记述中国抗战历史现象与本质的事实。

　　参考文献：

　　[1] 据对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检索， 2012 年 1 月至 2014年 12 月出版的关于“抗日战争”的图书共 212 本，据对中国期刊知网的检索，2012 年 1 月 1 日至2014 年 12 月 31 日发表的文章中，以“抗日战争”为篇名的文章有 719 篇， 以“抗战”为篇名的文章有 4054 篇，以“抗日”为篇名的文章有 2007 篇，以“日军”为篇名的文章有 516 篇，合计达到 7296 篇，而以“抗日战争”为全文检索，文章达到 27917 篇。

　　[2] 杨启金：《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其当代启示》，《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12 年第 2 期，董平：《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阶级构成思想的形成》，《东北师大学报》2012 年第 2 期。

　　[3] 蒋建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若干问题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3 年第 12 期。

　　[4] 刘洪英：《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12 年第 1 期。

　　[5] 徐玉凤：《抗战初期共产国际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再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4 年第 9 期。

　　[6] 胡大牛：《党的建设：政治领导的根本保证---以抗战期间中共党建理论与实践对国民党的影响为例》，《探索》2012 年第 6 期。

　　[7] 汪东等：《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略与干部教育的关系---延安时期党的建设路径探析》，《科学 o 经济 o 社会》2012 年第 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