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经济一体化与中国的对策
地区经济一体化又称地区一体化、区域化，是指同一地理区域的国家建立经济一体化组织，进行广泛对话、协商和政策合作，使地区经济关系日益密切并导致制度统一的现象。战后以来，地区一体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最突出的现象之一。从20世纪40年代末至1994年，全球曾建立109个地区经济组织；而1995-1999年，新成立的地区经济组织就达69个。 1998年，地区贸易份额占世界的61%，其中亚太经合组织(APEC)、欧盟(EU)、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这三大区域就占54.4% （注：FredBergsten,FiftyYearsofTradePolicyLessons,TheWorldEconomy,January,
2001,pp.4.）。目前，地区合作的理念意识——地区主义与全球主义一样十分流行。正确认识地区一体化的历史、原因、功能和趋势，对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全面融入全球化过程的中国来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地区一体化的历史发展
地区一体化并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现象。自19世纪以来，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地区一体化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以货币同盟为主体的早期阶段
19世纪，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在欧美迅速扩展，以自由贸易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兴起。19世纪中期以后，欧洲处于这场革命的中心。1860年，以英、法签订“科布登条约”为标志，欧洲的贸易自由化达到高潮。在这一背景下，欧洲开始了地区一体化实践。
地区一体化起源于关税同盟。1834年，尚处于邦国同盟状态的德国出于经济统一和工业化的要求，建立了由18个邦国结成的德意志关税同盟。1852年它扩展到全部39个邦国。1857年，它与奥地利建立了德奥货币同盟，使用共同记帐单位——银马克，直到1866年因普奥战争而解体。
19世纪西欧地区一体化的典型形式是货币同盟。1865年，由法国、比利时、瑞士和意大利4国建立了拉丁货币同盟，奥地利和希腊在1867年加入。1875年，挪威、瑞典和丹麦3国建立了斯堪的纳维亚货币同盟。这两个货币联盟的共同特点是成员国协商安排货币制度，统一规定货币重量、名称、形式和流通汇兑方法。拉丁同盟形成的直接原因是，英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主导地位以及它1821年确立的金本位对法国等西欧大陆国家银本位及相互关系的冲击。拉丁同盟采取金银复本位，一方面与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开放相适应；另一方面可以保持货币独立性和成员国之间经济关系的稳定性。1878年后，拉丁同盟实行跛行金本位制度、依然坚持白银的法偿地位。斯堪的纳维亚货币同盟源于法国等实行复本位、而英国及德国实行金本位所产生的挤压，建立货币联盟是一种居中的选择；1885年后，联盟主要发行无黄金保证的纸币，并一直坚持到1914年。
20世纪初，由于西欧一体化的影响，1910年在非洲出现了由南非等4国建立的“南非关税同盟”。但两次世界大战打断了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进程。虽然两次大战之间也出现过区域化组织，加1922年成立的比卢经济同盟、20世纪30年代的奥斯陆集团等，但这些地区组织为时不久、也无实质性发展。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40年中以共同市场为主要形式的全面兴起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区域化发展进入复兴和全国兴起的新阶段。在西欧，1948年，比、卢、荷3国根据1944年伦敦协定建立了关税同盟；1952年法国等6国创立“欧洲煤钢共同体”，1958年建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1960年，英国等7国成立了“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在亚洲、非洲和拉美地区，从 1959年法国指导加蓬、刚果、乍得和中非共和国4国在巴黎建立中非关税与经济同盟开始，兴起了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一体化组织。具有代表性的地区组织，在非洲有：西非经济共同体(1959)，中非关税与经济同盟(1959)，东非共同体(1961)，马格里布共同市场(1964)，南非关税同盟 (1969)；在拉美有：中美洲共同市场(1959)，加勒比共同体(1968)，东加勒比共同体(1968)，拉美一体化协会(1960)，安第斯共同市场(1969)；在亚太有：阿拉伯共同市场(1964)，澳新自由贸易区(1966)，东南亚国家联盟(1967)。到20世纪70年代初，关贸总协定成员中有80多个成员分别属于17个区域组织。
这个时期区域化的主要特点是：(1)地区合作除了关税同盟和货币合作外，还包括产业、科技、文化、社会、政治、安全方面的合作，经济共同体为主要形式。(2)大部分地区一体化组织建立了超国家性质的功能性机构，如地区合作基金、地区中央银行和投资银行等。(3)地区组织已在全部大部分地区得到发展。虽然地区内有传统经济联系、政治经济状况相近或相同成员组成的区域组织仍是主流，但与战前相比，区域化的内容、组织和分布都有了很大变化。
地区一体化复兴和全面兴起的背景是：独立后的发展中国家十分重视自主发展与国家安全，既要参与美国主导的贸易和投资全球化，又担心外来控制和卷入国际争端。而西欧国家既担心经济上受美国控制，又担心美苏争霸危及欧洲安全以及内部冲突再起，欧洲联合被视为保证欧洲政治独立和经济自主、在东西方关系中找到回旋余地、维护欧洲安全与稳定的重大战略。法国政治家莫内曾指出，“在当今世界上，就现代技术手段而言，与今天的美国和俄国以及明天的中国和印度相比，我们这些国家已变得太小了。欧洲各国人民统一于欧洲合众国是提高生活水平、维护和平的一种手段。这是当代莫大的希望和运气”（注：皮埃尔·热尔贝：《欧洲统一的历史与现实》，中文版，16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20世纪70代中期以后，由于全球经济危机的打击，区域化高潮开始回落。
（三）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以开放化和多样化为特征的加速发展阶段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冷战由缓和到终结，以贸易自由化和资本开放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区域一体化进入振兴和加速发展期。其主要表现是：(1)地区组织在更广泛的领域内、更高的层次上开展合作，更多地关注社会、环境、和平与安全问题。(2) 地区组织进一步扩大。例如，欧盟1995年扩大为15国，1997年开始筹备东扩、计划吸收中东欧国家。又如东盟，1984年吸收文莱，1995年越南加入，1997年吸收老挝与缅甸，1999年接纳柬埔寨，成为拥有10个成员国的“大东盟”。(3)新的地区组织大量崛起，如北美自由贸易区(1992)、南方共同市场(1991)、亚太经合组织(1989)、南亚区域合作联盟(1985)、中西亚经合组织(1985)、孟印斯泰经合组织(1997)、里海经合组织(1992)、独联体联盟(1993)、非洲经济共同体(1991)等，地区组织已遍布全球。(4)地区组织打破了原有单一类型的结构，形成了类型不同的国家合作共存、多种类型的地区组织并存的局面。目前许多地区组织中既包含了发达国家、又包含了发展中国家，既包含了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相同的国家、也包含了社会制度和价值观不同的国家。(5)地区组织向跨区域联合方向发展，地区组织表现出明显的开放性特征。如南方共同市场与欧盟的合作，亚欧会议开始的欧盟与东亚的合作，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等。所谓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地区主义就是指在全球化压力下，地区一体化的开放性、多样性，地区涵义拓展、合作内容加深、范围延伸的新状况。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地区主义的发展显然是因为各国、各地区都希望抓住发展机遇，应对全球化发展引起的一系列挑战。连欧盟这个目前最成功的地区组织也一再强调，强大的、稳定的和开放的欧洲才能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角，而这又必须以地区一体化发展为基础。
地区一体化的发展表明，它与全球化发展密切相关。全球化打破了传统的地区性国际关系、形成了全球国际关系体系，但地区一体化再度加强了地区关系。这种“回归”现象客观上要求合理的解释。
二、地区一体化的理论解释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区域化原因的解释主要是经济一体化理论。该理论认为，地区一体化建立地区统一市场、利用市场机制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市场化功能，是它兴起的基本原因。例如，关税同盟理论认为，关税同盟通过“贸易创造”和“贸易转向”效应扩大内部贸易，有利于资源配置和生产发展。大市场理论认为，共同市场可以获得规模经济，加强竞争，推动技术创新，增强经济活力。协议分工理论指出，国家间协凋解决地区分工和市场问题，可以实现成本长期递减，促进贸易和生产和谐发展。最优货币区理论认为，区域货币合作有利于地区要素流动和国际收支均衡。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丁伯根指出，经济一体化就是废除阻碍经济运行的人为因素，创造最适宜的国际经济结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认为，由于民族国家经济难以直接走向单一世界经济，地区一体化在走向单一全球经济中起过渡作用（注：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中文版，11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与此相应，国际政治学界提出了解释区域化发展机制的各种理论。例如，具有代表性的新功能主义理论认为，地区精英团体发起的功能性合作活动会创造出新功能活动的要求与环境——这种“溢出效应”不断扩大，推动一体化运动向前发展。交易主义理论认为，地区内人民间大量的交易、社会学习和 “共同体心理”形成过程，是一体化运动的动力。国际机制理论认为，地区合作机制定义了博弈规范，这种机制保证着一体化发展。政府间至上主义认为，地区一体化加强了政府权力，政府不断推动着一体化发展（注：DimitrisN.Chryssochoou,MichaelJ.Tsiniszelis,TheoryandReformintheEuropean
Union,ManchesterUniversityPress,1999,pp.7～27.）。
经济一体化理论显然忽视了地区一体化兴起和发展的全球化背景。如果说地区一体化单纯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市场化手段，那么，它不应与全球化并存发展，因为就资源的市场最优配置而论，它不及全球化；假定它是全球化的准备，全球化兴起它将失去存在的理由。地区一体化之所以在全球化中兴起和发展，根本问题在于全球化与区域化的性质不同和对主权国家的影响不同。
我们知道，全球化是指经济资源在全球自由配置、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状况和历史过程。全球化在本质上是市场化，它的主要功能是利用市场竞争机制和全球资源促进增长和发展。古典经济学认为，分工是效率和增长的来源，市场是分工的条件，通过市场竞争，各经济主体乃至各国明确自身优势，形成合理分工，资源充分利用，经济获得增长。但是，全球化既意味着市场由中心向外围延伸，更多国家参与增长过程，也意味着波动和冲击易在国家间蔓延。因为全球化一方面产生扩散效应既外围加速增长趋势，另一方面又产生极化效应即财富向中心集中、使中心更有力地支配和影响外围的趋势。至于这两种趋势何为主流，则取决于技术创新和主导部门调整的相对速度，以及经济主体的创新意识和市场机制的灵活性。因此在客观上出现中心与外围、外围与外围、中心与中心的竞争和博弈撞击过程。而且由于经济交汇使国家的主权功能受到限制，国家特别是外围国家很难控制安全和稳定问题，安全概念本身成为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环境在内的综合安全概念，而不仅是领土完整、国家不受到外部军事威胁问题。早在19世纪全球化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文版，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西方学者宣称，全球化破坏了民族国家与国民的安全契约，国家不能维护国民和企业的利益，国民对国家失去信任与忠诚，从而使民族国家这一社会组织走向分化与终结（注：DanielDrezner,GlobalizersoftheWorld,Unite!TheWashingtonQuarterly,Winter1998,pp.209～223.）。这固然夸大了全球化冲击，确也指出了全球化对国家安全和稳定的不利影响问题。
地区一体化是国家采取的回应对策。它并不反对市场化和全球化，但它倡导和坚持平等对话与协商原则，在这一基础上开展包括政治、经济、贸易、货币、文化、科技、控制冲突等方面的合作，通过政策合作引导市场化发展。它在本质上是地区合作主义，或者说是合作引导下的市场化过程。这种合作特性使它具有应对全球化冲击，维护安全与稳定发展的功能。
第一，地区一体化坚持合作发展意识，摈弃极端利己主义意识，平等对话协商，求同存异，化解地区内国家间矛盾与冲突，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发展。
全球化不等于国家、个人和公司的同质化，个人、公司和民族的特性并不因市场界限的突破而消失，不同国家市场主体间的非同质竞争和利益冲突最终表现为国家间的竞争和政策冲突发生。地区内国家间的合作，既有利于缓和矛盾，也有利于市场竞争的继续发展。例如，地区内各国政府共同发起的经济技术活动，将直接推动各国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培养共同发展意识，形成政府引导下的市场竞争，改善地区经济结构，避免结构趋同引起的过度竞争与冲突，这对地区经济发展、就业、劳动保护、环境污染控制、提高国际竞争力、保证基本商品稳定供应都有重大意义。此外，全球化过程中对重要资源的要求，会引发地区内各国在领土主权、疆域归属上的争端，地区对话、协商、合作，一方面可以消除误解、抑制冲突、保持稳定，另一方面可以在合作开发、共同利用中逐步寻求解决途径。
第二，地区一体化形成经济活动的地区集中化，客观上减少对外部的依赖，造就一个区域大市场，有利于抗御外部经济冲击，维护地区经济安全。
全球化时代最大的安全问题是经济安全。大规模的贸易流动和资本进出使一国市场很难容纳和承受，而冲击的后果是企业大量倒闭、失业剧增、收入和消费急剧下降、经济活动萎缩，包括社会、经济、政治在内的国家综合安全遇到严峻挑战。地区大市场除了有利于资源配置、增强地区实力之外，由于它的规模和深度优于一国市场，有利于缓和外部冲击。货币冲击实际上是一个货币依赖问题，地区货币一体化既有利于形成金融大市场，也有利于国际货币金融结构的对称发展，削弱少数国家的金融霸权、抑制该国市场主体利用货币特权进行资本冲击的机会。贸易冲击也是不对称依存问题，经济发达、市场庞大的中心国家对外依存度比经济规模小的国家低，前者的贸易政策变化和经济波动往往是后者的贸易经济活动强烈张驰和紧密的重要原因；地区贸易合作既适应了小国或发展中国家经济对外依存度高的特点，又降低了对外部的依赖度及所产生的贸易冲击。当然，地区政策合作也意味着内部贸易、金融、货币和经济活动的协调性增强，减少了内部冲击的来源。
第三，地区一体化在国际体系中形成地区政治与经济力量，推动世界多极化格局发展，有利于抑制霸权主义，维护国际政治安全。
全球化往往与少数中心国的霸权主义行为相联系。因为中心在经济上的既得利益往往转化为政治军事优势、民族优越意识和霸权欲望，促使它打击新兴力量，与其他中心国争夺霸权。争夺霸权、维护霸权、霸权扩张是全球化中世界和平安全与稳定发展受到威胁的基本根源。地区一体化不以军事联盟而以经济合作为重点，一方面可以避免正面冲突，另一方面可以形成新的经济中心，改变世界资源结构，削弱霸权主义的资源基础，使霸权争夺的斗争难以为继，从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同时，地区合作加强了地区力量、提高了自身地位，在国际关系中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在国际规则制定上有更大的发言权，可以更好地维护国家主权。比如，少数发达国家常以人权和环境的全球关联性为由，粗暴干涉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受到严重挑战，唯有通过联合和地区合作才能应对。
地区一体化反映了合作安全思想，即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任何单方面的安全措施都无法保证自身安全，只有超出国家层次考虑安全，通过共同合作建立地区安全机制或全球安全机制才有可能保障综合安全。地区合作安全思想突破了传统的均势思维。传统的均势理论认为，大国均势是国际稳定的机制。但历史证明，大国联盟抗衡常因双方加盟的国家数增加和资源增长而变得尖锐，最终导致均势稳定格局破裂和冲突发生。地区一体化是均势对抗博弈的“破坏者”。博弈论认为，第3博弈方的加入将改变原有两方的博弈，使博弈的目标和利益分布具有多元性、发散性和不确定性，从而缓和博弈对抗。地区一体化反映了多极博弈稳定的思想。从博弈论的观点看，地区一体化就是以多极博弈和合作博弈回应全球化进程中的霸权主义和对抗博弈，使国家的安全与稳定建立在地区整体安全的基础之上。地区一体化产生、发展的基本意图就是使地区内各国联合应对共同的发展和安全挑战。
至于地区一体化的发展机制，西方学者的看法显然有一定的意义，但我以为主要机制有三：一是平等合作机制。作为一种集体行动，地区合作同现有全球性安全与发展机制相比（如联合国和多边国际经济组织）更有效。根据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集体行动由于成员多、利益分散，往往失去平等性而由核心集团所控制；有效的集体行动要求成员数足够少、以至一个成员退出便无集体利益可言。地区合作不仅成员少，而且各成员在地理、语言、文化上接近，具有传统经济联系和安全与发展利益共识；同时，地区组织内往往还由次区域集团和不同成员组成更集中的平等协商、民主决策结构，保证了合作行动的有效性，避免了利益分散、决策和行动为少数强国支配、集体合作沦为形式的状况，内在地推动着地区一体化发展。二是外在压力下的自动加速机制。对于已有的地区一体化组织来说，不继续发展，就意味着丧失优势和利益；若一国退出，则意味着更难应付安全与稳定问题、并将被淘汰出全球大赛局。因此，不论地区一体化组织领导人和各成员方领导人如何更替，区域化总呈现自加速趋势。三是示范与战略反应机制。地区一体化抑制霸权主义、维护安全与稳定的功能，无疑会产生示范作用，促使那些未开展地区合作的国家仿效参与；而霸权国则进行战略反应，组织新的地区一体化和参与某些地区组织，以摆脱制约、重新获得优势和主导地位。反过来，这又将极大地刺激地区一体化加速发展。地区化发展机制反映了在全球经济化背景下，国家发展依托地区博弈发展的客观现实。
三、地区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区域化的安全与稳定功能并不掩饰它在资源配置上的效率问题，因为同全球市场相比，区域市场毕竟是次优的。偏重区内交换和竞争，容易造成市场主体的“内向化”、对区域的依赖性和使区域联合向区域垄断转化的可能性，这些都不利于创新和发展。同样，全球化冲击也不否定它在推动经济发展上的突出作用。区域化过度发展影响增长，全球化过快发展影响安全与稳定。因此，二者相互依存，各国总是根据本国发展状况在不同时期有所侧重。这也就决定了全球化和区域化发展上的并存性、同步性与高潮上的交替性。
毫无疑问，区域一体化将伴随全球化持续发展。由于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的冲击，未来一段时期地区一体化将加快发展。有几点趋势是比较明确的：
1.地区一体化组织加快发展，但不会取代国家
地区一体化组织是以主权国家（政府）的政策合作和权力让渡为基础的。国家参与地区一体化意味着地区间国家关系走向平等合作，地区安全和发展有了新的制衡机制，主权国家维护国家利益的方式和战略发生了变化，但绝不意味着国家功能完全丧失。即使是那些具有集中调节功能的区域组织，它所涉及的范围、作用和效果也是有限的；即使是共同的利益与安全可以通过地区层次集中解决，各国不同的利益和安全问题也还需要国家发挥作用。只有当经济发展到很高水平，民族意识消失，社会管理成为个人自律，国家才丧失它存在的价值。区域一体化不是走向全球大同的中间阶段，它是与全球化、与双边合作并存的一种国际关系，是复合依赖的地区表现。
2.地区一体化中次区域组织将会获得更大发展
战后地区一体化发展中依然带有大国支配的影子，地区内大国的态度往往对一体化进程有重要影响。而大国在考虑地区共同利益时，又总是以本国利益和偏好为出发点的。一般而言，地区内的小国具有不断推动一体化发展的倾向，因为它们在保证地区安全和利益上有更强烈的要求。它们既要依托地区内大国的实力和优势，又要在民主和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决策。这样，便出现了大国经常在较少的议题上、小国经常在较多的议题上达成共识与合作的分歧。为了促进一体化加速发展，地区内一些小国建立次区域组织、在更小的范围内率先行动，一方面促使大国行动，另一方面形成成功的示范，最终推动地区一体化向新的层次迈进。此外，随着一体化成员增加，利益分散，也需要次区域组织来承担核心作用，这种次区域组织或者由大国间的紧密合作来构成，或者由一些小国来组成，或者由大国与小国联合构成。次区域组织通过改变一体化合作的动力结构，可以加快合作进程，减少一体化的成本。在欧共体的发展过程中，法德轴心与荷比卢3国的次区域合作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3.地区一体化将不断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
地区一体化作为一种顺应时代发展的新型国际关系机制，其特点是平等性、民主性和广泛的交流合作性。在它初创阶段和探索发展阶段，它可能只在某一个方面有一些突破，在出现问题时临时协商解决就足以支持其发展。但随着全球化发展和成员的增加与合作的深化，地区一体化客观上要求经常性协商、民主化决策和全面性合作。因为，涉及到的外部和内部问题日益增多，为了避免对立，充分地表达意见，达成共识，作出正确的决策，客观上需要建立解决问题的规范化的程序、制度和机制；也需要建立相关机构，以便专门研究地区一体化问题，提出合作议题与建议，安排协商事宜并检查合作决议的实施和执行状况。地区一体化的最终权力在各成员方，但制度和机构则是权力有效性和合理性的重要保证。对地区关系进行调整和完善的要求，必然导致地区合作采取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形式。当然，对那些可能较多地介入成员方国内事务、涉及问题评价的制度应注意其适度性。
4.地区一体化将面对次区域军事联盟和主权让渡这两个最大挑战
区域化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消除歧见、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如果其中掺杂次区域军事联盟或区内某些成员与区外国家军事联盟问题，那就有悖于地区一体化的本意，甚至会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影响地区一体化的发展。英美特殊关系对英国与欧盟关系的影响就是例子。美、日军事同盟对亚太地区的一体化尤其是东亚一体化发展同样是不利的。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地区一体化组织涉及军事一体化都可能把区域化推回到传统的军事对抗的老路上去，使它向不利的方向发展。地区一体化发展面对的第二个挑战是主权让渡问题。主权让渡是地区一体化深入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但主权让渡又最为敏感，成功的可能性又最令人置疑。倘若地区一体化的发展方式和抗御全球化冲击的理论没有新的突破，主权让渡终将是一个需要逾越而又难以逾越的问题。
5.货币与金融、科技、文化和基础设施与环境合作将是合作的重点领域
随着贸易和金融日益开放，全球化过程中的金融冲击更加强烈，建立地区货币与金融合作与稳定机制十分必要。而科技、文化交流与合作对于提高区域整体实力、抗御外部冲击和增进相互了解与信任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也是各国最需要且最易合作的内容。要把区域一体化保持在正确的轨道，使它具有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远大前景，将这些领域作为一体化合作的重点领域是必然的。地区一体化的重点将会逐渐发生转移，特别是那些有众多发展中国家参与的地区一体化组织将不再走模仿前进的路线，而将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开展合作创新。这样，地区一体化将会迎来它的成熟发展阶段。
四、中国在地区一体化中的战略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对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认识有了显著发展。中国积极参与地区一体化合作并作出了重要贡献。1991年，中国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2000年，中国与日本、韩国和东盟达成标志东亚金融合作开端的“货币合作协议”。2001年，中国和俄罗斯等6国在上海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与东盟就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行了协商。2001年10月，APEC第13次部长级会议和第9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上海成功召开，标志着中国在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方面又迈进了新的一步。到目前为止，中国在地区一体化发展中的基本战略是：坚持参与和推动大范围的地区一体化，积极推动近周边的次区域一体化合作，以全面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
然而，随着中国正式加入WTO，大幅度地实施经济和金融开放，也由于欧元流通和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深化发展，以及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加速推进，中国参与地区一体化的战略客观上应有所发展。
1.中国参与区域一体化合作应以保证经济稳定和安全为首要目标，积极推动建立一些深层次、规范化的合作稳定和安全机制，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APEC框架下，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为了表达不走向封闭的理念，一直使用“开放的区域主义”这一术语。从背景上看，这首先是因为大多数APEC成员与APEC之外的国家和地区有着广泛联系，APEC成员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并存在几个可作为核心或具有强凝聚力的次区域组织，因此，区域合作以最惠国待遇原则为适用基础，对区外非成员不会产生歧视作用，从而与WTO的多边合作规则保持一致，对经济全球化发展产生助推作用。从实践上看，亚太经济合作承认差异，在进行经济政策协调、认同合作目标的前提下，坚持单边自由化行动，不强求步调绝对一致，在不存在补偿机制条件下，这有利于各成员向自由化方向发展和迈进，也表现出开放性。这样，开放的地区主义得到了广泛认同。
不过，APEC开放的地区主义实质上是以各成员的经济发展为主旨的，而不以稳定发展和安全为目标。结果，APEC在应对全球化冲击方面严重残缺，不存在防范和稳定机制，以致1997年的金融危机给APEC东亚各成员经济予以严重打击。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作为APEC重要成员的美国实质上并不赞同最惠国待遇和单边行动。它认为有效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不宜单边实施，也不应以最惠国待遇为基础，因为这会助长一些成员的“搭便车”行为，而推迟自己实施自由化的进程。这种目标和认识上的非全面性和非统一性客观上制约了APEC的发展。
为了巩固APEC框架下的大区域合作，特别是面对加入WTO后走向全面开放的经济与金融安全新形势，中国应在坚持APEC开放的地区主义的原则框架下，积极推动某些领域，如财政与货币、金融与资本流动、科技与人力资源等领域的政策协商，建立有监控、有补偿的、规范化的合作机制。事实上，在某些具有共同利益的最重要的领域开展深层次的规范化合作是开放的地区主义的必然发展。开放的地区主义并不意味着在所有领域一概单边行动，墨守成规将有损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同时，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应义不容辞地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2.次区域合作的重点应放在东亚经济一体化合作方面，应在现有的中、日、韩和东盟的对话机制和货币合作机制上建立东亚经济合作组织框架，一些领域的深层次合作应首先在次区域内先期实施。
东亚经济一体化合作倡议已久，但由于多种原因，尚未形成一个正式的政府间合作组织。经济上的一个理由似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乎所有东亚成员都与美国有重要的经济互补联系。这种认识显然也是强调区域一体化的经济发展功能，而忽视了它的经济稳定与安全功能。事实上，不对称的经济依存虽然会在一定时期内加速发展，但如果没有一个接近对称的结构，随着不对称依存进一步加剧，更容易产生冲突和不稳定问题。建立东亚经济合作组织，加强东亚次区域一体化合作进程，一方面有助于东亚地区的经济稳定与安全，另一方面有助于改善同美国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联系依存结构，更有力地推进APEC框架下的大区域一体化发展进程。
东亚地区的一体化合作将以中、日、韩和东盟已达成的“货币合作协议”即“清迈协议”为基础，进一步在科技与人力资源、金融开放与资本流动方面达成新的合作协议，然后再将形成后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扩大，由此建立起东亚经济合作组织这一次区域合作框架。至于其他的东亚次区域合作形式，如东北亚经济合作和东南亚经济合作等（即图门江和湄公河等地区成长三角），目前主要是由相关国家的地方政府负责、集中于在基础设施建立和地区开发方面的合作，应在适当时候纳入东亚经济合作组织框架，成立专门的统一的地区开发合作机构进行协调和管理。
3.“上海合作组织”作为一个区域组织，其目标定位是准确的。中国应积极推动政治和经贸合作这两个主轴，带动诸多领域的广泛而紧密的一体化合作。
根据2001年6月15日“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6国成立上海合作组织的宗旨是：加强互信与睦邻友好，在政治、经贸、科技、文化、教育、能源、交通、环保及其他领域进行有效合作，共同维护和保障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推动建立民主、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将稳定与安全作为中心目标，将广泛的、多领域的合作作为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显然是符合区域一体化合作的一般原则的。这也是上海合作组织比中国参与的其他地区性经济合作组织在目标上更为明确、实践意义更为重大的地方。
从区域一体化合作的历史经验看，经济合作始终是政治、文化、科技等其他领域合作的基础。没有经济合作的深厚基础，任何其他合作都难以长期保持和顺利发展。随着中国开放进程加快和西部开发进入新时期，中国应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推动建立由6国地方政府主导的亚欧经济发展区，并积极探索建立6国自由贸易区问题，逐步建立起区域经济合作的有效机制。建立上海合作组织的经济合作机制将极大地改善政治合作较强而经济合作较弱的状况，形成政治与经济一体化并行发展、相互推动的良好局面，带动6国全面地向紧密的一体化方向迈进，共同有效地利用多极化与全球化发展带来的机遇，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