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论文范文免费

　　中国经济要实现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文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中国经济的论文范文免费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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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析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商业道德困境

　　摘要：我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文化建设有了很大的进步，但道德文化建设，同经济发展相比仍然是一条短腿。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本文试从分析市场经济下的商业道德困境原因，提出解脱商业道德困境的三条途径。

　　关键词：市场经济体制 商业道德困境 解脱途径。

　　我国自 1992 党的十四大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式写入我们的党的报告时，就标志着我们走进了市场经济，如今在追逐利润最大化成为共识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中国人凭借自己的勤劳和智慧让曾经“一穷二白”的国家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在享受经济发展给我们带来喜悦的同时，我国市场经济下的商业道德问题正在凸显，特别是最近几年爆发了大量的食品安全问题、建筑安全问题等等，这些恶性事件像一把把利刃，划出道道令人触目惊心的伤口。

　　1 市场经济下的商业道德困境。

　　市场经济下的商业道德困境是指：商家对商业道德规范的具体内容认知清楚，理智上也十分赞同，但在实践中却反其道而行之，也就是平时人们所说的明知故犯。

　　1.1 诱使商家进入商业道德困境的原因。以供求关系的无形之手来调节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它运行的核心机制是尽一切可能降低成本、扩大商品价值与价格之间的差额、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这就是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它外在的表现是竞争规律。因此，市场经济天然地形成二个功能：一方面为了降低成本，它必须促使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创新，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经济的飞速发展。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下的竞争规律除了要求提高商品的质量、服务水平和降低价格外，还需要采取各种经营手段，千方百计地抢占廉价资源和扩大销售市场。所以，商人在竞争的游戏规则中，不得不学会挑战法律的各种本领，这就造就了商人具有不择手段的基本特性。

　　马克思曾说过，如果有 100%的利润，资本家们会铤而走险;如果有200%的利润，资本家们会藐视法律;如果有 300%的利润，那么资本家们便会践踏世间的一切。所以我认为诱使商家进入商业道德困境的原因是商家对利润最大化的痴迷追求。

　　1.2 正确看待商家的逐利行为。近代经济学的鼻祖、市场经济之父———亚当·斯密，他有两部巨著，一部是讲市场经济的《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研究)(简称《国富论》)这本书是 1776 年出版的，另一部是讲伦理道德的《道德情操论》(1759 年首版，共修改 6 次)，从两部书的出版时间可以推算出，是先有《道德情操论》，后有的《国富论》，斯密本人把《道德情操论》看得远比《国富论》重的多，而且他的一生中大部分的心血都倾注在《道德情操论》的修订与完善上。从 1759 年首版到 1790 年他去世，斯密对《道德情操论》先后进行过 6 次修改，而《国富论》恰恰是在修改《道德情操论》的过程中完成的。尽管《道德情操论》早于《国富论》但在过去相当长时期内，我们国人只知道《国富论》，不知道《道德情操论》。这主要是因为《国富论》100 多年前就由晚清思想家严复翻译过来，《道德情操论》直到 1998 年才翻译进来，近年来被温家宝推荐才引起大家重视。亚当。斯密的全部理论研究出发点是人性，他一生研究的目的就是要以人性为基础构建一个符合人性的秩序。在他看来，人性具有两面性：利己性和利他性。

　　他在《国富论》这本书中说“：我们的晚餐不是得自屠夫、酿酒商人，或面包师傅的仁慈之心，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利益特别关注。我们认为他们给我们供应，并非行善，而是为了他们的自利。”这主要说的是人性中的利己性;他在《道德情操论》这本书中，提出了一个问题说：

　　“为什么有的民族发达，有的民族落后?他解释说：自私自利是人的普遍本性，但是人还有另一个本性，就是获得社会的认可和尊重。”意思是说，人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要受道德观念约束，不要去伤害别人，而是要帮助别人。斯密认为，这种道德情操永远种植在人的心灵里的，人既要“利己”也要“利他”，只有这样，人类才能永恒。可见，亚当·斯密对人性的认识是全面而深刻的，对人性的看法是双重的。所以我们得出的结论应该是商家有追逐利润的权利，而且是天经地义的，这是人性利己的表现。但前提是人性还应该有利他的一面。商家行为如果只做到了利己却不利他的话就会体现道德滑坡现象。这样的行为不仅不会被社会认可和尊重而且最终也是没有好结果的。以食品安全事件为例我们看到了：“毒奶粉”事件的出现使“三鹿”一落千丈，老百姓失去了一个本来可以信赖的品牌奶粉，中国从此也少了一个大型的食品企业;“瘦肉精”的出现使“双汇”瞬间陷入了生存和经营危机“;地沟油”的出现也让人们在餐桌失去了胃口，人们谈油色变;还有“染色馒头”的出现让相当一部分的人们不敢再去超市买熟食了。所以说“：没有道德(不利他)的企业如同朝着悬崖开车，跑的越快死得越早，没有道德的经济行为是不会永恒的”。尽管这个道理谁都明白，那为什么还有商家明知故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别人安危呢?笔者个人认为，商家的选择是不是符合这样的等式?收益 > 成本= 利己：商家认为当经营利润远远大于为获得利润而付出的成本时他会选择把人性天平的砝码倾向利己的一端，而不屑利他的那面。如果商家做出了这样等式的选择的话就会自然进入商业困境。

　　2 市场经济下商业道德困境解脱的途径。

　　从上面的公式中可知商家的只利己不利他的缺乏道德行为是以获取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因此，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道德建设时，就应该最大限度地使不道德行为获得的利益损失最大化，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根除不道德现象，走出商业道德困境，为市场的健康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具体做法有三：

　　2.1 建立严格的相关信息登记、搜集、储存、公布、查询制度。在规范的市场环境中，每个商家的相关信息会广为人知，这时商家人性的利己不利他行为就会得到约束，不道德行为就很难得逞，即使侥幸得逞，也会造成严重的后果。那么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下，在信息不对称的状态中，不道德行为就有机可乘。这样我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尽快建立严格的相关信息管理制度，使市场中各个行为主体都能较为方便地获知对方的信息。在现代通讯和互联网日益发达的今天，这一点能够做到。

　　2.2 加大对不道德行为的惩处力度。不道德行为的目的即然是获取最大利润，我们就应反其道而行之，力争让每一个不道德行为都受到利益上的重大损失，惩处力度应根据不同行业、不同地区视具体情况而定。原则只有一个，就是惩处的额度要足以产生震撼性的效果。要让不道德行为成为一个让敢以身试法的商家倾家荡产的高风险行为。现在我们社会的情况是欺诈、商业贿赂、制假、贩假等不道德行为的成本太低，风险太低，不道德者有恃无恐。我认为对于这些情况发生，必须严惩。

　　2.3 建立群众反不道德行为机制。仅仅加大对不道德行为的惩处力度，还不能让不道德行为销声匿迹，假如不道德行为的发现率太低，不道德的商家会很容易产生侥幸心理。要杜绝侥幸心理的产生，就应当发动群众，鼓励人民群众自发起来进行举报、让全民打击不道德行为。对于全民的参与行为，政府不仅要给予精神上的鼓励，更要给予物质上的奖励，这个奖励的额度要以能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为标准。只要群众发动起来了，市场中的不道德行为就会随时随地处在严密的监督之下，不道德行为的发生率和危害就会降到最低点。而且政府鼓励群众打击不道德行为，就相当于开启了一场反不道德行为的人民战争。不道德行为在重罚的压力下，在群众监督的高风险下自然会销声匿迹。在当前的情况下，只要我们这样做了，就一定会得到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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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析日本中小企业在华投资特征

　　摘要：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日本著名大型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格局已基本完成。近年来，日本中小企业掀起对华投资热潮。然而日本中小企业在华投资和著名大型跨国公司集中在京、沪、粤、津等大城市有所不同，多选择在交通便捷、劳动力相对便宜的上述大城市的周边及中小城市。

　　关键词： 日本;中小企业;投资特征。

　　一、投资区位特征。

　　日本是世界上中小企业数量最多的国家，而且日本的中小企业掌握很多世界级先进技术，是大型制造业企业的外围支柱，在日本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也是日本海外投资的活跃因素之一。尤其是对亚洲的投资中，中小企业占60%以上。在来华投资的日本企业中，中小企业所占份额相比较而言不大，低于总量的40%，因此，今后的发展潜力很大。据2012年版“日本中小企业白皮书”统计数据显示，日本制造业企业大约有57.2万多家，其中大企业大约有3447家，仅占日本制造业总数的0.6%左右。可见，在研究日本制造业对华投资这一领域，仅仅关注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忽视99.4%的中小企业的对华投资显然是不全面的。另外，2003年1月我国“中小企业促进法”的出台，和2004年广州“第一届中国中小企业博览会”的召开，也掀开了我国政府和民间对中小企业的重视和期待的帷幕。

　　中国已经成为日本企业海外投资的“主战场”，据日本“海外进出企业总览”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11月，日本在华投资的现地法人代表公司达4404家，超过了日本在美国投资的总数量(3414家)，居全球第一位。也就是说日本除了本国以外的最大的工厂和商场是中国已经确定无疑，二、投资形态特点。

　　日本的中小企业投资和大型的著名跨国公司的独资、合并投资形式有所不同，中小企业在华投资主要形态为：委托生产、合资和独资三种类型。委托生产是按照日方的要求，中国企业进行生产加工，成品基本由日方企业购买或日方负责销售的形式。也有日本企业提供设计、生产、管理等信息，或者提供原辅材料、元部件、元器件以及包装物料等等。其中有一种形式值得关注，那就是日本企业并不直接委托中国企业生产，而是通过香港或台湾在大陆的投资厂家进行委托生产加工。从控制生产成本和风险的角度来说，日本企业也希望能直接委托大陆企业生产加工，但是由于多数产品属于“持归母国型”，销售到日本国内的消费市场，因此对产品的质量和技术要求较高。使日本的部分企业不得不选择了生产设备和质量管理水平相对较高的香港和台湾在大陆的企业委托生产。这种形式的日本企业主要分布在广东省。在广东不仅香港、台湾企业占绝对优势，同时广东省内推出了免增值税的优惠政策，更加吸引了部分以纺织纤维等轻工业为主的技术、劳动力密集加工型日本中小企业的投资。

　　合资形态是日本中小企业和大陆企业进行资金上的合作，进而共同经营、生产和管理企业的另一种主要投资形式。根据合作的对象不同可以分为三种合资形态：第一种是日资企业和中国国有企业的合资，当时因为我国政府鼓励外资对国有企业的投资，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和条件，在较早时期的日期投资多采用合资形式。但是由于我国国有企业设备比较老化，管理方式多遗留有计划经济时代的痕迹，生产效率不高、人事管理、质量管理方式落后，在和日本企业进行合资时，往往遇到一些细节上的障碍，所以，这种投资形式已逐渐淡出。第二种是日企与我国非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的合资;这种形式的合资在日本中小企业对华投资中所占比例最高。一些日资企业选择了与我国具有较高技术开发水平和能力的同类科技型企业，此类合资企业从产品开发到生产、销售全部共同经营和管理，是典型的中小企业合资的成功模式。第三种是日资中小企业与台湾、新加坡等华人在大陆的企业进行合资。根据日中贸易促进投资机构的一项对日企的问卷调查显示，在来华投资的日资企业中，遇到的主要困惑有：人力资源与劳务管理(录取员工、稳定队伍和员工培训)，与政府机构沟通打交道问题(行政上的应对，核准、审核)，法律相关的问题，税务问题以及原材料的调配等等。而台湾的华人、华侨企业不仅精通中国语言和文化，掌握中国人的经营习惯、经商之道，而且华人和华侨企业与我国各级政府关系融洽，既没有受中日政治关系变化的影响之风险，也不用担心受反日情绪的冲击。因此，越来越多的日本中小企业利用台湾、新加坡和香港的华人、华侨这一亲缘和地缘优势在华投资，日方企业称这种投资形式为“利用台商对华投资型”。

　　最后一种是日本中小企业以独资的形式在华投资，100%的资本企业资金，从管理到生产销售全部由企业本身操作，不仅能较好的反映企业自身的理念，更能降低投资成本，享受外资投资待遇，进入21世纪，独资越来越成为日本对华投资的主流方式。

　　三、技术投资上升趋势。

　　在华日本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投资活动主要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前后，和大型企业相比要滞后10年左右。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机械制造、金属制造、电子电器等工业产品领域。这点和日本在华投资总体特征是一致的。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特别是在亚洲的投资，依然遵循着“边际产业扩张论”的理论。日本的中小企业对华投资也不例外。“边际产业扩张论”是由日本学者小岛清提出的，其基本主张是：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从本国(投资国)处于或即将处于劣势的边际产业依次进行的，同时，也是东道国具有明显的或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开始依次进行投资。这样，就可以将东道国因缺少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而没有发挥的潜在比较优势挖掘出来。日本中小企业的对华投资动机也由最初的单纯的“降低生产成本”、“获取廉价劳动力”的“边际产业转移型”，逐渐到技术投资含量逐渐提高，重视市场占有率的“上下游产品分工型”。进入90年末以来，为了满足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开拓中国巨大的潜在市场，日本的中小企业的对华投技术含量进一步提高，如前所述，“在华开发生产优先型”和“总部功能转移型”“市场指向性”以及“质量保证型”的出现，打破了日本以往先本国或海外的顺序，从而开始了日本国内与中国市场同时开发、同步上市的战略。

　　日本企业是战后R&D向亚洲投资速度最快、分布最广的国家之一。特别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企业加快了在亚洲各国的技术投资，尤其加快了在中国研发的投资规模和速度，在对华的研发直接投资中，日本企业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总体而言，无论是在投资金额、还是企业数量上，日本企业的对华R&D投资一直明显高于英、德、法等发达国家，根据统计，截至2011年7月，全球外资企业在我国设立950多家研发机构中，其中有262家是日本企业R&D在华机构，除了比较著名的企业丰田、日立、松下、东芝、三洋等外，正有大量的中小科技企业也加入了对华研发投资的队伍，如前面提到的TN和HD公司正是看好中国丰富的技术资源和巨大的市场潜力，把研发部门也转移到中国。在投资区位上，日本科技型中小企业主要以大城市外围的郊区(上海嘉定)、和中小城市为中心展开，深圳、厦门、大连、昆山、无锡、青岛、烟台、南通等地是日本中小企业青睐的区域。对中小企业来说，这里既接近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大城市带，可以充分利用便捷的交通，也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土地价格相对大城市也比较便宜。但是随着我国大城市周围的土地价格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使不少企业不得不考虑将以后的投资选择在中西部地区，或者选择在越南、泰国等投资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如何控制大中城市投资成本的不断上涨，尽快完善西部中小城市的投资基础设施的建设，出台相应的吸引科技型企业的来华投资，是我国地方政府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