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论文参考范例
公共政策论文参考范例
公共政策是指党和政府在一定时期内,为达到一定的目标,经过一定的合法程序而制定的行动方案或行为依据,它本质上是对社会利益的权威性分配方案。下文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公共政策论文参考范例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公共政策论文参考范例篇1
浅析我国货币政策的两阶段风险承担渠道
引言
尽管由于较低的金融开放度和较严格的金融管制，我国受次贷危机的影响较小，但这并不代表我国银行等金融机构不存在类似美国次贷危机的风险。相反，我国目前金融体系中间接融资的比重较高，货币政策对我国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更加不容忽视。为了应对次贷金融危机，我国中央商业银行在2008年底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和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再贷款(再贴现)利率，一年期存款利率由2.52%下调至2.25%，一年期的贷款利率由5.58%下调至5.31%。这种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保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商业银行信贷过度扩张也催生了资产价格泡沫问题。随后我国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调整为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是广义货币供应量M2还是从2008年底的47.5万亿扩张到了2014年底的122.84万亿的庞大规模。以上的数据显示我国现在处于宽松货币政策环境，所以研究我国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渠道也成为当下学术界的热点。
一、银行风险承担的内涵及理论机制
(一)银行风险承担的内涵
货币政策风险传导渠道是一种广受关注的新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它主要侧重的是货币政策工具的变化对投资举措等行为可能造成的影响，作为完整的货币政策效应的一部分与其他传导渠道共同作用于金融系统以及实体经济。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传统的货币政策广义信贷渠道和货币政策风险传导渠道都能影响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投资决策，但两者的作用机制却截然不同。前者更多的是通过影响投资者的价值预期来影响银行的信贷投放等投资决策，最终的作用对象是整个实体经济的产出;而后者则是通过改变银行对风险的容忍度和辨识度影响投资决策，最终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造成影响。
(二)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理论机制
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联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故本节梳理相关文献，以期厘清两者之间涉及的理论机制，夯实本文的逻辑基础。由于本文认为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是一个包含两阶段的完整过程，即既包括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作用，又包括银行风险承担对于银行信贷的影响，下面将分别就各个过程涉及的理论机制进行梳理：
1.风险定价机制
宽松的货币政策通常会影响对风险资产的定价，使银行高估了市场环境，提高了银行对风险的容忍度，进而促使银行调整了对违约概率、违约损失以及市场波动性的预期，最终导致银行持续的扩张自己的资产负债表。此外，银行对市场风险的错估又会作用于银行资产规模和杠杆率，这反过来放大了“金融加速器”效应，进一步刺激银行承担更多风险。
2.“利益追逐”机制
具有“粘性”的目标收益率和降低的市场利率之间的不匹配，会促使金融机构追求风险更大的资产，这即是“利益追逐”机制。这种“利益追逐”主要是因为金融机构通常需要在资产方获得必要的收益来匹配其在负债方的支出，而这部分支出由于契约、行为或者制度方面的原因存在相当的“粘性”。因此，在高利率的环境下，金融机构可以通过投资稳健的资产获得收益，但在低利率时，金融机构就不得不投资于风险较高的资产，以匹配其负债方的支出。此外，私人投资者如果以短期收益来衡量金融机构的实力，也会促使各类金融机构在低利率时期采用激进的投资策略。
3.杠杆机制
一般来说，商业银行有固定的顺周期的杠杆比例目标，即杠杆率随资产负债表的扩张而上升，随资产负债表的收缩而下降。当在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下，银行的资产价格会上升，资产规模扩大，在负债保持不变的条件下，金融机构的杠杆率将下降。由于杠杆率是顺周期的，在资产规模扩大的条件下，必须调整银行的杠杆率。而研究发现，当银行等金融机构面对外部冲击时，一般会优先调整总资产规模，而不是通过分红或增加资本等来应对。所以，银行必须增加对风险资产的需求，提高自身的风险承担。
4.中央银行沟通和反馈机制
银行的风险承担可能因为中央银行的沟通策略和反应函数的有效性而增强，即中央银行沟通和反馈机制。随着央行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测性的提升，中长期利率以及金融市场价格的不确定性降低，这提高了银行定价能力。在较高的定价能力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的结合下，银行受利润驱动就可能增加自身的风险承担。此外，由于政策的可预测性增强，银行通常会倾向认为央行在经济下行或者经济不确定性大时采取有力的刺激措施，这种“保险效应”的预期会导致一系列道德风险问题，使银行过度承担风险。
二、实证设计与变量选择
(一)实证设计
根据本文的研究重点和文献整理情况，文章将对以下问题进行研究：首先，我国货币政策是否存在一个完整的两阶段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即是否既包含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作用，也存在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对银行信贷的影响。针对上述的问题，本文构建了以下的模型：
通常认为银行风险承担具有高度持续性的特征，由于这种银行平滑风险承担为，本文设定关于第一阶段的动态模型如下：
RISKi，t=β1RISKi，t-1+β2MPi，t+β3BANKi，t+β4MACEt+εi，t 类似的，本文建立了第二阶段的动态模型，其中i=1，2，…N，表示银行家数，t表示样本时间，RISKi，t表示第i家银行t期的风险承担行为指标，LOANi，t表示第i家银行t期的银行信贷指标。MPi，t为衡量货币政策的指标;BANKi，t表示的银行的微观特征。MACEt是宏观经济状况的指标。第一个方程的核心解释变量为货币政策代理变量MPi，t，第二个方程的核心解释变量是风险承担代理变量BANKi，t，若两者的系数显著的异于零，则说明我国存在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渠道，且是作为一个两阶段的完整过程存在的。
(二)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的选择
根据既有文献的相关研究，目前学术界衡量银行风险承担的指标主要有预期违约率(EDF)，Z值以及不良贷款率等。由于我国没有建立完善的违约信息库，金融行业相关违约数据是统计盲点，所以有效的EDF数据获取存在较多的困难。通常认为Z值越高则代表银行破产的概率越大，也即风险承担水平越高。但是，我国实际上存在政府的隐性保险，相关部门也尚未制定关于商业银行破产的法律，因此国内银行实际上并不存在破产的风险。所以，鉴于数据获取的可得性和有效性，本文选择不良贷款率(Risk1)作为银行资产风险承担指标。此外，为了探究银行风险承担与信贷增长之间的作用关系，本文将银行信贷总额增长率(Loanr)作为刻画风险承担渠道第二阶段中银行信贷的指标。
2.解释变量的选择
国外学者通常会将市场化的短期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代理变量，但考虑到我国目前还未真正实现利率市场化，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利率等也尚未成为我国的基准利率。故本文参考江曙霞和陈玉禅(2012)等学者的做法，将一年期加权的存款基准利率(Rate)作为货币政策的代理变量之一。而且鉴于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的多样性，会综合使用价格型和数量型工具，故本文还引入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作为数量型的货币政策代理变量。此外，如果第一阶段模型通过检验，那么第一阶段的被解释变量(Risk1)成为第二阶段的解释变量。
3.控制变量的选择
(1)GDP增速(GDPr)。根据各种实证的研究显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是反映一国经济发展状况的良好指标，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银行信贷投均息息相关。故本文选取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作为宏观经济情况的代理变量之一，用以考察对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影响。
(2)银行规模(Size)。规模不同的银行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的要求都有所差异，因此对风险的感知和承担能力都会存在差距，进而可能会影响银行对信贷业务的决策。故本文将总资产的自然对数用来表示银行规模，取对数则是为了减少异方差可能对回归带来的干扰。
(3)资本充足率(Cap)。本文选取了衡量资本充足性的常用指标资本充足率，表示为银行资产对其风险资产的比率，反映了一家银行能在多大程度以自由资本来承担可能造成的损失。资本充足率同样可以反映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并对银行信贷决策产生影响。
(4)资产收益率(Roa)。本文选取资产收益率代表银行的盈利水平，表示为银行净利润对其宗资产的比率，反映了银行在考察期间每单位资产创造多少净利润。
三、我国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研究及结论
本文关注的问题是我国货币政策是否存在一个完整的两阶段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即是否既包含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作用，也存在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对银行信贷的影响。本文收集了我国2004-2014年的16家上市银行的微观数据和宏观经济数据，并采用stata12.0软件对模型进行差分GMM回归，得到的结果如表所示：
需要对表进行说明的是，为节省篇幅，本文仅列示本文关心的解释变量系数和标准差。回归①和回归③代表本文提及的两阶段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第一个阶段，即货币政策对银行资产风险承担的作用，回归②和回归④为第二阶段
由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我国货币政策的两阶段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存在。从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来看，银行风险承担(Risk1)与货币供应量(M2)显著的正相关，与加权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Rate)显著的负相关。第一阶段的两个回归中银行资产风险承担变量的滞后项(L.Risk1)均显著为正，说明银行的风险平滑效应显著，银行对资产风险承担的调整需要一定时间。从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来看，银行信贷总额增长率(Loanr)与银行风险承担(Risk1)显著的负相关，表明银行资产风险承担与银行信贷投放有着反向的关系。
综上所述，我国货币政策的两阶段银行风险承担渠道是存在的，且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银行风险承担，而银行风险承担会抑制银行的信贷投放，且两种作用都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由于银行风险天然具有亲周期的特征，中国人民银行应建立逆周期的信贷动态调控机制，交替使用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既重视利率等价格型指标，也重视货币供应量等数量型指标，并与银行监管部门建立的逆周期资本缓冲制度相互协调，提高货币政策在实现抗击通胀、维护金融稳定的政策目标上的有效性，弥补现有单一工具在应对金融脆弱性和系统性风险中的不足。
公共政策论文参考范例篇2
浅析“营改增”政策对制造业服务化发展影响
一、制造业服务化――传统制造业转型途径之一
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科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传统制造行业的发展日趋成熟的同时，市场饱和导致传统制造行业在产品上获得的利润越来越少，这使得传统制造业企业将目光从产品转变到服务上来，以期获得更高的利润。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由以生产性为主渐渐转变为以服务性为主，在市场经济中上产品的最终客户与产品制造企业的距离缩小，呈现出“服务化”的新趋向，研发设计、战略咨询、产品营销等专业化生产服务和中介服务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由此形成了新的行业“服务型制造业”。 制造业服务化趋势已经成为传统制造业的未来发展出路之一。像通用电气，IBM，米其林公司，很早就将产品服务化，拓宽服务市场作为企业发展重心，顺利完成了企业转型。
二、我国服务型制造业发展现状及其制约因素
在我国，服务型制造业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种种因素制约着企业向服务型制造业转型。首先，科学技术因素的制约，我国传统制造业创新能力未能全面发展，现有研发信息化低，生产设备的智能化低，导致制造与服务的融合度和统一度不高，企业无法对变化中的市场需求制定出相应的符合客户需求的产品―服务配套方案。其次，相关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低，无法提供与制造业水平相符的配套服务，牵制了企业向服务型迈进的脚步。最后还有一个重要问题不能忽视，由于服务型制造业企业兼具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双重特性，我国现行税收制度一定程度的制约了服务新制造业企业的利润获得，过重的税负延缓了企业的资本积累，影响了企业对于发展服务产业的决策，最终导致我国服务型制造业发展进程缓慢，转型不充分。
三、“营改增”政策出台助力服务型制造业的发展
继上海市试点推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政策”一年之后，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联合于2012年7月下发《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北京等8省市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文件，在北京市、天津市、江苏省、安徽省、浙江省、福建省、湖北省、广东省等10省市进行政策试点。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政策(以下简称“营改增”政策)主要在交通运输业和6个现代性服务业(研发与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创意服务、物流辅助服务、鉴证咨询服务、有形动产租赁服务)推行，主要内容是在现行增值税17%标准税率和13%低税率基础上，新增11%和6%两档低税率;试点纳税人原享受的技术转让等营业税减免税政策，调整为增值税免税或即征即退;现行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向试点纳税人购买服务，可抵扣进项税额等。
服务型制造业企业特征在于投入服务化与业务服务化，在企业运营过程中，都会与物流，技术，文化，鉴证等服务业产生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且随着服务在企业投入和产出中比重的增加，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业务往来越来越多，这种关系会越来越紧密。“营改增”政策所会惠及的交通运输业与六个现代服务业都与制造业关系紧密，服务业税收政策的变化必将影响到服务型制造业企业的发展。
四、 “营改增”对服务型制造业企业发展的影响
(一)避免重复征税，提升企业利润
在营业税改革前，这类企业要负担流转税中的增值税和营业税，按照法律规定，增值税的征税对象为企业销售产品的销售额，而营业税的征税对象为企业的销售总额，也就是说为实现产品的生产所购买的任何技术都要随着流转环节被征收营业税。企业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类的都需要分别缴纳，从而形成产品和服务之间重复征税。
而制造业服务化中的企业更是要面临这个个问题，他们在出售产品的同时还要提供服务，按照法律要求，要将其中的产品与服务分离出来，分别计算其缴纳的税款，但在实际当中，买方客户购买时通常会选择产品与服务共同销售的服务，对于卖方企业来讲，收到款项时就不能明确的划分出哪部分属于产品所得，哪部分属于服务所得，这样一来，在面临税款缴纳时就会产生税基不清的问题，由于营业税只以营业额作为计税依据，根据从高征收的原则，企业税负增加，利润随之减少。
如A科技有限公司自产通信设备并将上述产品用于配套其他科技服务项目，向购买方方收取一笔款项共计5000万元，但是并未就通信设备的销售额与服务劳务营业额进行分别核算，由于A科技有限公司未能分别核算，则应由主管国税机关与地税机关分别进行核定各自应征增值税的科技产品销售额和应征营业税的服务营业额，但共计5000万元的蛋糕在分配中却由于主管税务机关的部门利益，往往各自核定数额偏高，比如实际上产品的销售额是3000万元，劳务营业额为2000万元，但主管国税机关与地税机关却分别核定为3300万元和2200万元，就会出现了500万元的“空中楼阁”，明显增加了纳税人的税赋。
在营改增政策推行后，有效解决了现存的问题。对于“销售额中营业额和增值额不分的问题，在试行营改增方案后，将原有营业税征收范围中的部分现代性服务业归到增值税范围中，适用增值税6%税率。而在服务型制造业中，对于产品增加值和服务所得统一合并计算为总销售额，解决企业所得额核算不清现状，避免服务型制造企业现存在的混合销售行为出现某部分税种征收不明的问题，避免了重复征税的问题，提高了企业的利润。
(二)助力服务部门发展，扩大企业规模 服务型制造业企业发展的主要模式是业务流程外包，既企业之间将一些非核心服务业务外包给对方，自己企业内部的服务部门也可以承接企业之外的服务业务。在企业的各个经营环节，如生产、设计、销售、产品开发、信息、产品保养等，都有着可以进行外包的业务。
在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之前，营业税是针对于服务业征收，且不能够抵扣的。企业单独提供的服务应交纳营业税，税款无法抵扣。同时企业外包出去的服务，服务供应商所提供的营业税发票企业同样不能拿来抵扣，这致使企业税负增加，影响各个企业内部服务部门的发展，进而扭曲企业在竞争中的生产和投资决策，阻碍了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而“营改增”政策涉及6个现代性服务业，分别是研发与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创意服务、物流辅助服务、鉴证咨询服务和有形动产租赁服务，这些都与制造业密切相关，“营改增”政策完备了服务型制造业的税收抵扣链条，降低了税负，鼓励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这为企业内部的相关提供现代服务的部门提供了一次扩大规模的契机。“营改增”后，服务部门在承接该企业内部的服务业务的同时，也可以积极增加外部业务的承接量。企业之间服务部门的业务来往增多，服务领域拓宽，服务体系得到完善。更进一步来说，当企业内部的服务部门发展到一定程度，具备足够的实力后，也可以选择从母企业分离，形成产生新的具有极高服务专业性的企业，或者由母企业设立为分公司，为母企业的产品制造部门提供更完备的服务和问题解决方案。
(三)统一产品和服务的征收标准，促进企业创新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互联网和软件产业的高速发展，一些高新技术企业呈现出比较强的服务化趋势。由于科学技术的变革，企业所创造的科研产品种类和数量激增，很多新产品，按照传统的产品与服务的划分标准，我们很难界定它的性质。如被公认为第三次IT浪潮的云计算，它作为传统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发展融合的产物，意味着计算能力也可作为一种商品通过互联网进行流通。但关于云计算的性质，学界始终没有一种统一的说法来认定。
而且即使是传统商品，也有一部分已经服务化。所以关于这些性质难以界定为产品或服务的新事物，在我国现有的产品和服务征收制度分明的税收体系中，我们无法找到一个可以适用的规定。而“营改增”打破了我国长期的两套税制并行的状态，若增值税扩围的力度和范围进一步扩大的话，产品和服务统一征收标准之后，关于这些性质不明的产品是适用增值税还是营业税的难题也就随之可以解决。产品和服务的征收标准统一后，税收征管难度的减小，为企业的新产品研发，科技制造等解决税收方面的难题，企业的科研力度也会加大，必然会促进企业的创新，提高创新水平，促进科技发展。
综上，“营改增”政策政策选择的部分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关系密切，可以避免制造业服务业分工细化后的重复征税的问题，既有利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也有利于制造业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营改增”政策的实施扫除了我国服务型制造业发展的税收障碍，有助于服务型制造业企业提升利润，扩大规模，提高创新水平，为服务型制造业的发展带来了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