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长沙战役
近代爆发的战争有很多,你知道在1937年爆发的长沙战役吗?下面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了1937年长沙战役相关的知识,希望对大家有用。
长沙战役战争背景
国内背景
1937年12月,中国首都南京失守后,日军气焰极为嚣张,企图沿长江而下乘胜追击一举击溃中国政府军队主力,然而,中国第5战区在李宗仁坚定有力的指挥下,与日军展开了大规模的徐州会战,华北战场的形势和徐州地区中国守军的有力坚决的抗击,却暂时转移了日军视线,转而企图打通津浦线(天津—浦口)并消灭中国第5战区主力。这次会战中国不仅取得了台儿庄大捷等伟大胜利,而且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武汉、南昌等会战失败。
武汉、南昌会战后,长沙的战略地位已经上升到特别突出的位置,成为屏障中国的战略大后方大西南的门户上战略要点。湖南是中国著名的谷仓,抗战时期,为国民政府粮食、兵员及工业资源的重要供给基地。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设于省会长沙,中日军队在湘北新墙河一线隔河对峙。长沙是华中战略重镇,当粤汉铁路之要冲。
在政治上,日本放弃过去“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转而对国民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在军事上,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重点巩固已有占领区。在经济上,加紧经济掠夺,力图“以战养战”。[5] 在日本政府的诱降下,国民政府内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公开投降,并在南京成立伪政府。
1938年11月初,日军攻陷湖南北部,长沙岌岌可危。国民党采用焦土政策,制定焚烧长沙计划。但一系列偶然因素让大火完全失控,致30000多人丧生,全城90%房屋被毁,长沙亦成为二战中毁坏最严重的城市之一。 因12日所发的电报代码是“文”,大火发生在夜里(即夕)故称为“文夕大火”。
1938年,大火发生几天后,酆悌、文重孚、徐昆被枪决。1939年薛岳代理第9战区司令长官,指挥长沙会战。
在其他城市相继沦丧后,长沙乃国民政府控制下的西南唯一屏障,一旦长沙被攻陷,中国在战争处于被动情况下。为保住长沙这一战略屏障,第9战区先后与日军第11军进行了第一、第二和第三次长沙会战,并最终引发第四次长沙会战,也称“长衡会战”。
中国特别重视长沙地区的防御,由第9战区(后分设第6、第9两个战区)集重兵与日军在战线上对峙。1939年9月14日,第一次长沙会战(又称湘北会战,日方称湘赣会战)爆发。这也是欧洲大战爆发后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的第一次大攻势。
国际背景
1938年10月,日军侵占广州、武汉后,由于战线过长,兵力不足;人力、物力消耗巨大,财政经济陷入困境;日本国内反战厌战情绪开始滋长,统治阶级内部因“速战速决”战略的破产和对外政策的分歧而争吵不休;更由于中国人民坚持抗战,使其称霸东亚的战略受到极大影响,处处呈现被动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侵略者被迫调整其侵华方针。
日本分别于1939年和1940年发动了扫荡重随枣会战外围的随枣会战和枣宜会战,希望国民政府能尽速投降。在这场危及战时陪都重庆的战役中,国民革命军第33集团军司令张自忠殉国。1940年夏,蒙古族也展开了自发的抗日斗争。
在欧洲,1939年9月,纳粹德国军队向波兰不宣而战,引发法国、英国向纳粹德国宣战,标志着绥靖政策的破产,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正式爆发。欧美列强放弃了将欧亚两洲的法西斯国家力量引向苏联的企图,一反早先要求中日和谈的态度,支持中国国民政府进行抗战。
在日本改变了侵华方针后,其军事战略也做了相应调整。第一,放弃速战速决战略,准备长期作战。第二,明确规定军事行动要服务于政略和谋略工作。第三,为减少消耗而限制战争规模和强度。在作战范围上,“如无重大必要不企图扩大占领地区”,“力戒扩大缺乏准备的战线”;在兵力上“为准备今后国际形势的转变,要在各方面减少驻屯兵力及兵力的消耗”;在作战形式上“进行小接触”,只是在“敌人集中兵力来攻击时,及时予以反击,消耗其战斗力”。第四,把军事打击的重心移向对付其后方的抗日游击战。为尽早结束战争,日军于1939年9月至1940年夏在正面战场上相继发动了对长沙、桂南和宜昌的作战,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本再次部分调整了对华战略。其总体构想是:确保和稳定占领区,使之成为“大东亚战争”的总兵站基地,对国民政府继续施加军事压力,削弱其抗战力量,并以政略和谋略相结合,摧毁其继续抗战的企图,然后利用“大东亚战争”的成果,促使国民政府屈服,实现侵略意图。
第一次长沙会战
战役背景
第一次长沙会战是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9月至10月,在抗日战争中,中国第9战区部队在以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接壤地区对日军进行的防御战役。[3] 从1939年8月开始,日军第11军便调兵遣将,集中了步兵10万,陆军航空兵团约100架飞机及海军一部的强大兵力,企图集中打击第9战区主力,并在政略上实施日本政府以打诱降的计划,企图挫败国民党军的抗日意志导致国民政府屈服,从军事上配合推出汪伪政权。
中国鉴于长沙的极端重要性,早就判断出日军必将进攻,为此确定了守卫湘北赣北的基本方针,向第9战区不断下达作战指示。9月上旬,第9战区判断日军进攻长沙即将开始,加紧部署,严整战备。但长沙地区的地势却不利防御作战,北部平坦无险可守。为此,总结了抗战以来会战失败的经验教训,改变以前层层设防,逐次防线地与日军进行阵地防御战的呆板挨打战术,转为只以部分部队坚守正面既设阵地,逐次予敌消耗,主动转移至敌之侧翼,继之以伏击、侧击、尾击等各种手段逐次消耗敌兵力,待敌进入预定决战区域,集中使用绝对优势兵力,将敌一举围歼。这成为此后几次长沙会战一成不变的战略指导思想。同时,认真吸取南昌会战教训,特别注意破坏一切可资日军利用的道路,包括铁路、公路甚至乡间小路,使日军机械化部队和重炮兵行动困难。
日军第11军为打击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消灭中国第9战区部队,集中第6、第33、第101、第106师团及3个旅团约10万兵力,在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下,采取奔袭攻击的方针,发动了“湘赣会战”,进攻长沙。为打破日军战略企图,中国第9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指挥16个军30多个师约40万人的兵力,采取逐次抵抗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在长沙附近消灭进攻的日军。此次会战,主要在赣北、湘北、鄂南三个方向作战。第一次长沙会战中方又称湘北会战,日方则称湘赣会战,这是欧洲大战爆发后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的第一次大攻势。
战役经过
在赣北方面:
1939年9月14日,日军第106师团由赣北奉新向会埠的中国守军第19集团军第60军发起进攻;以第101师团一部向高安中国军队第32军与第58军进行牵制性攻击。中国守军未抵抗住日军的进攻,阵地被突破,第60军和第58军分别向宜丰、凌江口等地转移;第32军转移至锦江右岸之灰埠、袁浦之线。
9月18日,日军攻占上富、村前街、斜桥等,并向高安猛攻。
9月19日, 守军经激战后放弃高安,退守石鼓岭和石脑圩西南高地,阻日军西犯。
21日,第32军向高安反攻,与日军展开激烈争夺战;
9月22日,克复高安、高城,进占马形山、赵家山之线。第74军进占斜桥、南山何。日军第101师团由高安向东北方向及五桥何退却。第106师团主力由奉新向西进犯,突破守军第183师和第15师阵地,
9月24日,日军占领横街、甘坊,并继续西进。
9月25日,中国军队调集几个师兵力向甘坊一带之日军反击,与其展开激战。
至1939年10月3日,日军进至大墩街、石街。中国军队进驻甘坊、横街,切断了西进日军的退路。
10月6日,中国军队第1集团军和第30集团军奉命围攻日军,战至9日,进占沙窝里、九仙汤、上富、冶城等地,并乘胜追击,先后克复罗坊、会埠三都、修水。日军退回武宁、靖安、奉新。[3]
在湘北方面:
1939年9月18日,日军主力第6师团及奈良支队强渡新墙河,向新墙河北岸守军第15集团军第52军发起进攻。守军顽强抵抗5昼夜,于22日晚,被迫退至河南岸。
9月23日拂晓,日军在猛烈炮火支援下,强渡新墙河南进;上村支队在汨罗江口附近营田登陆,对第15集团军形成夹击之势;第33师团由麦市南下,企图消灭湘北中国军队。第15集团军依据新墙河、汨罗江阵地抗击日军,予日军以重创后,于24日撤至汨罗江南岸。
9月2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第9战区在长沙附近与日军主力决战。各军遵令随即进占阵地,侧击、伏击日军。
9月27日,日军分路南进,至30日,日军主力进至捞刀河北岸,直扑长沙以北永安市、金井、上杉市、青山市、桥头驿等地。但日军由于孤军深入,中途遭到中国军队的阻击、伏击,被迫停止进攻。
在鄂南方面:
1939年9月22日,日军第33师团向第15集团军第79军发起攻击,23日,进占麦市、桃树港,继向汨罗江上游进犯。中国军队第27集团军和第15集团军第79军在麦市附近与日军展开激战,歼其甚多。至29日,日军攻占南楼岭、平江,进抵朱溪厂、龙门厂、长寿街。中国军队第20军、第79军各一部在献钟、南楼岭、桃树港一带夹攻日军,主力向朱溪厂、龙门厂之日军追击。
1939年10月1日,第20军收复龙门厂后,向 长寿街之日军侧击,第79军克复桃树港、麦市、献钟、嘉义。
10月3日,日军第33师团主力与第13师团奈良支队会师于三眼桥,东趋渣津攻修水;4日,与第27集团军及第79军发生激战后,分别向南江桥、麦市、通城方向退却。第15集团军尾随日军追击,先后收复安定桥、长乐街、新市、汨罗等地。
10月5日,日军全线撤退,上村支队遭到第54军新编第23师袭击后,由营田登船从洞庭湖上逃回岳阳。
至10月9日,第6师团退向新墙河;第33师团撤回通城;奈良支队退回通城。中国军队在全线追击中,收复了平江、南江桥等城镇。10月13日,会战结束。
此役,日军集中10万兵力,劳师南征,未能达到歼灭第9战区主力的作战目的,相反,各路均遭到有力的阻击、侧击,部分日军陷于包围,损失惨重。日军承认“此次会战与南昌、襄东(即随枣会战)两次会战,颇有决战之势。在部分战场上,部分战况之激烈超过了诺门坎战役。”日军在会战前期,攻势行动艰苦,在会战后期,于中方反击下匆匆撤退,士气大受影响。此次会战,日军伤亡达2万余人。期间,1939年9月23日,日本陆军中央为了统一侵华日军的指挥和对华政略战略,在南京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下辖华北方面军、第11(驻武汉地区)、第13(驻京沪地区)、第21(广州)集团军,解散原华中派遣军。
第一次长沙会战,发生在欧战爆发后的十几天,当时正值波兰败亡、欧洲危急的关键时刻。国民党军队在这次会战中予10万来犯之日军以迎头痛击,挫败了其歼灭第9战区主力的目的,从而有助于引起欧洲各界人士对中国局势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