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谈如何读书时强调
宋朝大学问家朱熹做过官，但不过8年，其余50余年都是从事教育工作，就是任县、州地方官，他也重视和兼管教育。他的学术著作和教育著作对后世影响很大，历宋、元、明、清数百年。这位伟大的人物是怎么谈读书的呢?
朱熹谈如何读书
【原文】
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至于文义有疑，众说纷错，则亦虚心静虑，勿遽取舍于其间。先使一说自为一说，而随其意之所之，以验其通塞，则其尤无义理者，不待观于他说而先自屈矣。复以众说互相诘难，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则似是而非者，亦将夺于公论而无以立矣。大率徐行却立，处静观动，如攻坚木，先其易者而后其节目;如解乱绳，有所不通则姑置而徐理之。此观书之法也。
凡读书，须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将书册齐整顿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字，仔细分明读之。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永远不忘。古人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谓读得熟，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余尝谓，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不看仔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漫浪诵读，决不能记，记亦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乎?
【译文】
看书大多数都必须先要熟读，让书上的语句都好像出自于我的嘴巴。紧接着就精心地思考，让它的道理好像都出自于我的心里所想的，这样以后可以有所收获了。至于那些对于文章道理有疑惑的地方，各家说法纷繁错杂，就也要虚心静静思索，不要匆忙急促地在各家意见中确定谁对谁错。先假定一种说法自己单独列为一说，然后顺着文章的思路去想，来验证它思路的通畅和阻塞。那么那些特别没有道理的说法，不等到和其他的学说相比较，就已经自己屈服了。再用大家的言论互相诘问反驳，然后寻求它的道理的稳妥，来考证它的正确或错误，那么好像是对其实是错的，也将被公众承认的说法所否定而不能成立了。一般情况下，慢慢地停下来看，用平静的心态来观察发展变化，像攻击坚硬的木头，先攻击它的容易的地方而再攻击它的关键之处;像解开缠乱在一起的绳子，地方有所不通就暂且放在那儿慢点去处理它。这就是看书的方法。
凡是读书，必须先整理好读书用的桌子，使桌子干净平稳，把书册整整齐齐地放在桌子上，让身体坐正，面对书册，仔细从容地看清书上的文字，仔细清楚地朗读文章。必须要读得每个字都很响亮，不可以读错一个字，不可以少读一个字，不可以多读一个字，不可以读颠倒一个字，不可以勉强硬记，只要多读几遍，就自然而然顺口而出，即使时间久了也不会忘记。古人说：“读书的遍数多了，它的道理自然就明白了。”所谓说书读得熟了，就是不依靠别人解释说明，自然就会明白它的道理了。我曾经说过：读书有三到，叫做心到、眼到、口到。心思不在书本上，那么眼睛就不会仔细看，心和眼既然不专心一意，却只是随随便便地读，就一定不能记住，即使记住了也不能长久。三到之中，心到最要紧。心已经到了，眼口难道会不到吗?
【中心思想】
凡是读书必须先要熟读，让里面的话都好像出自于我的嘴巴。进一步就仔细的思考，使它的意思好像都出自于我的心里所想的，然后可以有所心得。
朱熹不但给学生讲授释义，更指导学生如何读书
一、“凡读书，须有次序，且如一章三句，先理会上一句，待通透，次理会第二句、第三句”朱熹强调，读书要一步一步来，“譬如登山，人多要至高处，不知自低处不理会，终无至高处之理”，还是扎扎实实前进为好。
二、专心，专一。“小儿读书记得，大人多记不得者，只为小儿专心，一日授一百字，则只是一百字，二百字则只是二百字;大人一日或看百板，不恁精专。”读书“若不专一，东看西看，则此心先已散漫了，如何看得道理出?须是看《论语》，专只看《论语》;看《孟子》，专只看《孟子》。”个中道理，妇孺皆知。
三、熟读精思。“读书之法，先要熟读。”朱熹认为，书读熟了，道理自然见得到了;若一口把果子咬开就吞，就不知是酸是甜。“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
四、要有自己的见解。朱熹说“看人文字，不可随声迁就”，例如“人说沙可做饭，我也说沙可做饭，如何可吃?”话说得很幽默，却给人以深刻启迪。
朱熹人物生平介绍
年少求学
明代画家郭诩绘《朱子像》
宋朝建炎四年(1130年)农历九月十五日，朱熹出生于尤溪县城水南郑义斋馆舍(今南溪书院)，乳名沈郞。朱熹出生时右眼角长有七颗黑痣，排列如北斗。
宋朝绍兴五年(1135年)，五岁时，朱熹始入小学，能读懂《孝经》，在书额题字自勉：“若不如此，便不成人。”六岁时，朱熹与群儿游玩，以指画八卦于郑氏馆舍前沙洲上。向父亲问日、问天。
绍兴七年(1137年)，朱松应召入都，赴都之前，他把妻子祝氏和朱熹送到建州浦城寓居。
绍兴十三年(1143年)，朱松病逝于建瓯，临终前把朱熹托付给崇安(今武夷山市)五夫好友刘子羽(朱熹义父)，又写信请五夫的刘子翚(屏山)、刘勉之(白水)、胡宪(籍溪)等三位学养深厚的朋友代为教育朱熹。刘子羽视朱熹如己出，在其舍傍筑室安置朱熹一家，名曰紫阳楼。
绍兴十七年(1147年)，朱熹18岁，在建州乡试中考取贡生。
绍兴十八年(1148年)春，刘勉之将自己的女儿刘清四许配给朱熹。同年三月朱熹入都科举，中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准勅赐同进士出身。
初入仕途
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朱熹再次入都铨试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主簿。
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夏，朱熹赴同安途中，受学于延平李侗。秋七月，朱熹至同安。以其“敦礼义、厚风俗、劾吏奸、恤民隐”的治县之法管理县事，排解同安、晋江两县械斗，整顿县学、倡建“教思堂”，在文庙大成殿倡建“经史阁”，主张减免经总制钱。
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朱熹任满罢归。
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朱熹已意识到“妄佛求仙之世风，凋敝民气，耗散国力，有碍国家中兴”，打算重新踏上求师之路，决心拜李侗为师，因得承袭二程“洛学”的正统，奠定了朱熹以后学说的基础。题写的“鸢飞鱼跃”四字匾额。
朱熹归自同安，不求仕进，主要进行教育和著述活动。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孝宗即位，诏求臣民意见。朱熹应诏上封事，力陈反和主战、反佛崇儒的主张，详陈讲学明理、定计恢复、任贤修政的意见。隆兴元年(1163年)十月，朱熹应诏入对垂拱殿，向宋孝宗面奏三札：一札论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之学，反对老、佛异端之学，二札论外攘夷狄之复仇大义，反对和议，三札论内修政事之道，反对宠信佞臣。但当时汤思退为相，主张和议。朱熹的抗金主张没有被采纳。十一月，朝廷任朱熹为国子监武学博士。朱熹辞职不就，请祠归崇安。
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八月，朱熹在林择之、范念德的陪同下前往潭州(今长沙)访问湖湘学派代表张栻。《东归乱稿》成。
乾道四年(1168年)，崇安发生水灾。朱熹力劝豪民发藏粟赈饥，还向官府请贷粮食六百斛散发于民，使民不致挨饿。
乾道五年(1169年)，朱熹悟到“中和旧说”之非，用“敬”和“双修”思想重读程颢、程颐著作，从全新角度独创“中和新说”。这是在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影响十分深远的重大事件，标志朱熹哲学思想的成熟。
乾道五年(1169年)九月，朱熹母去世，朱熹建寒泉精舍为母守墓，开始了长达六年之久的寒泉著述时期。
乾道七年(1171年)五月，为了根本上解决百姓灾年生计问题，在五夫创建“社仓”。这种做法可以减轻贫民困难，缓和社会矛盾，也减轻朝廷的施政压力，后为许多地方所仿效。十一月，朱熹回尤溪，与知县、好友石子重讲论学问于县学。在石子重的陪同下，游览其父朱松任尤溪县尉时燕居之所“韦斋”旧址，手书“韦斋旧治”四字刻石揭榜。
乾道九年(1173年)，作《重修尤溪庙学记》，亲书“明伦堂”制匾悬挂于尤溪县学宫正堂。从此天下学宫匾皆模此刻制悬挂。
宋朝淳熙二年(1175年)正月，吕祖谦从浙江东阳来访朱熹，在寒泉精舍相聚一个半月，编次《近思录》成，史称“寒泉之会”。五月，送吕祖谦至信州鹅湖寺(今鹅湖书院)，陆九龄、陆九渊及刘清之皆来会，史称“鹅湖之会”。鹅湖之会的直接动因是吕祖谦想利用这个机会调和朱、陆学说之间的矛盾。在学术上，朱熹认为心与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理是本体，心是认识的主体。二陆主张心与理是一回事，坚持以心来统贯主体与客体。朱熹与陆氏兄弟论辩、讲学达十日之久。鹅湖之会并没有达到双方统一思想的目的，但使他们各自对对方的思想及其分歧有了进一步认识，也促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省。
重建书院
淳熙五年(1178年)，宋孝宗任朱熹知南康军兼管内劝农事。淳熙六年三月，朱熹到任。当年适逢大旱，灾害严重，朱熹到任后，即着手兴修水利，抗灾救荒，奏乞蠲免星子县税钱，使灾民得以生活。十月，朱熹行视陂塘时，在樵夫的指点下找到白鹿洞书院的废址。经朱熹的竭力倡导，到淳熙七年三月，白鹿洞书院很快修复。朱熹在南康军任上，为白鹿洞书院殚精竭虑，不遗余力。他曾自兼洞主，延请名师，充实图书，还请皇帝勅额，赐御书。还置办学田，供养贫穷学子，并亲自订立学规，即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教规》。《白鹿洞书院教规》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对教育目的、训练纲目、学习程序及修己治人道理，都一一作了明确的阐述和详细的规定，它不仅成为后续中国封建社会700年书院办学的模式，而且为世界教育界瞩目，成为国内外教育家研究教育制度的重要课题。
淳熙八年(1181年)二月，陆九渊来南康访朱熹，相与讲学白鹿洞书院。八月，时浙东大饥。因朱熹在南康救荒有方，宰相王淮荐朱熹赈灾，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为解救灾民，朱熹迅速采取了几项有力措施。朱熹因在浙东劾奏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为唐之姻亲王淮所嫉，浙东任职仅九个月即离任回家。朱熹曾先后六次上状奏劾唐仲友不法，直指王淮与唐仲友上下串通勾结的事实。迫于压力，王淮免去唐仲友江西提刑新任，在弹劾唐仲友的过程中，朱熹表现出崇高的操守和气节。
治学勤政
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52岁时，才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四书合刊，经学史上的“四书”之名才第一次出现。之后，朱熹仍呕心沥血修改《四书集注》，临终前一天朱熹还在修改《大学章句》。朱熹将《四书》定为封建士子修身的准则，《四书》构成了朱熹的一个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元朝迄至明清，《四书集注》遂长期为历代封建王朝所垂青，作为治国之本，也作为人们思想行为的规范，成为封建科举的标准教科书。淳熙十年(1183年)，朱熹在武夷山九曲溪畔大隐屏峰脚下创建武夷精舍，潜心著书立说，广收门徒，聚众讲学。淳熙十二年，朱熹到浙江，与陈亮展开义利王霸辩论，力陈浙学之非。
淳熙十五年(1188年)十一月，上《戊申封事》。主张“正心”、“任选大臣”、“振举朝纲”等事。淳熙十六年(1189年)，诏命朱熹知漳州。绍熙元年(1190年)，61岁的朱熹到漳州赴任。朱熹在漳州的全部施政变革，主要体现在正经界、蠲(免)横赋、敦风俗、播儒教和劾奸吏等方面，而正经界则是他全部变革的灵魂。时值当地土地兼并之风盛行，官僚地主倚势吞并农民耕地，而税额没有随地划归地主，至使“田税不均”，失地农民受到更为沉重的剥削，导致阶级矛盾激化。为此，朱熹提出行“经界”，即核实田亩，随地亩纳税。这一建议势必减轻农民负担，但却损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后者的强烈反对，“经界”终于未能推行。绍熙二年(1191年)正月，朱熹长子朱塾卒。闻噩耗后，朱熹无奈以治子丧请祠。五月，朱熹迁居建阳。次年，承父志建“竹林精舍”，后更名为“沧洲精舍”，即淳祐四年(1244年)诏赐的“考亭书院”。
绍熙五年(1194年)，湖南瑶民蒲来矢起义，震动了朝野，湖南地方局势骤然紧张起来。朱熹临危受命，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赐紫章服。具有道学家傲骨、强烈忧国忧民心态的朱熹，不敢推辞朝命，欣然拜命前往赴任。五月，朱熹至潭州。此时，瑶民已败退深山，被困溪洞。朱熹采取了善后招抚的怀柔政策，遣使招降瑶民起义军首领蒲来矢。因本次镇压瑶民起义是湖北、湖南两地的共同行动，朱熹的招抚遭到了湖北帅王蔺的反对，在蒲来矢押解后，王蔺主张斩杀以警众。朱熹不得不在入都奏事中，直接向宋宁宗面恳，要求对瑶民“毋失大信”。朱熹到任后，兴学校，广教化，督吏治，敦民风。朱熹改建、扩建了位于湖南长沙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空余时间亲自到此讲课，使岳麓书院成为南宋全国四大书院之一。
绍熙五年(1194年)八月，朱熹除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九月，朱熹于行宫便殿奏事。第一札要宋宁宗正心诚意，第二札要宋宁宗读经穷理，第三、四、五札论潭州善后事宜。十月十四日，朱熹奉诏进讲《大学》，反复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希望通过匡正君德来限制君权的滥用，引起宋宁宗和执政韩侂胄的不满。因此，朱熹在朝仅46日，被宋宁宗内批罢去了待制兼侍讲之职。
还居建阳
朝鲜王朝末期画家蔡龙臣绘制的朱熹画像
绍熙五年(1194年)十一月，朱熹还居建阳考亭。
宋朝庆元二年(1196)十二月，“党禁”正式发生。监察御史沈继祖以捕风捉影、移花接木、颠倒捏造手法奏劾朱熹“十大罪状”，朝廷权贵对理学掀起了一场史所罕见的残酷清算，效法北宋元祐党籍的故伎，开列了一份五十九人的伪逆党籍，名列党籍者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朱熹被斥之为“伪学魁首”，位列黑名单之中的第五位，有人竟提出“斩朱熹以绝伪学”。朱熹以伪学罪首落职罢祠，朱子门人流放的流放，坐牢的坐牢，遭到严重打击。
庆元五年(1199年)，朱熹已被各种疾病所困扰，党禁中的朱熹终于预感到死亡的逼近，使他有大限临头的不祥预感，更加抓紧著述。
庆元六年(1200年)入春以后，朱熹足疾大发，病情恶化。朱熹生命垂危，左眼已瞎，右眼也几乎完全失明。朱熹却以更旺盛的精力加紧整理残篇，唯一的愿望就是要将自己生平的所有著作全部完稿，使道统后继有人。三月初九，71岁的朱熹在血雨腥风的“庆元党禁”运动中去世。四方道学信徒决定在十一月聚集在信州举行大规模的会葬，这又吓坏了反道学的当权者，竟令守臣约束。十一月，朱熹葬于建阳县黄坑大林谷，参加会葬者仍然有近千人之多。
朱熹死后，被谥为“文公“，赠宝谟阁直学士，又追封徽国公等。
朱熹格物致知论
朱子语类
“格物致知”出于《大学》“致知在格物”一语，原无认识论意义，基本上是讲对一般道德的体认。明确从认识论的意义上解释“格物”的第一个人是程颐。他说：“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日穷其理而已矣。”(《二程遗书》)朱熹继承了二程的说法，并建立了更系统的格物穷理说。他通过对“格物致知”的阐释，表述了自己的认识论思想。[7]
从认识的目的来看，朱熹讲“格物致知”是为了当圣人[8] 。认为若做不到“格物致知”，无论如何都是凡人，只有达到“物格知至”，方可进入圣贤之域。
“格物致知”的具体内容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事故。”(《文集》)这里的“天理”主要是指仁、义、礼、智等封建道德，“人伦”、“圣言”、“事故”则是天理的阐发应用。朱熹认为，如果放弃对天理的追求，只把精力花在草木、器用的研究上，那就如象散兵游勇那样，回不到老家。他说：“兀然存心乎草木、器用之间，此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成饭也。”(《文集》)
在“知”“行”关系上，朱熹主张“知先行后”。朱熹的知行观，是指儒家的个人道德修养和实践。由于道德实践需要封建伦理指导，因此“知为先”。又因封建伦理不能只流于空谈，所以“行为重”。“知先”“行重”是实践道德的两个方面，有其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如果从认识的角度看，“知先行后”颠倒了主次关系。认识来源于实践，知行之间应以“行”为第一性。“知为先”的主张显然是错误的。至于所谓“行为重”，虽有其合理因素，但它强调的也只是封建知识分子的个人道德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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