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烈士的英勇故事
抗日烈士的英勇故事
历史就是过去出现过、发生过的人和事,具有时间久远、不可重现的特点 ,下面这些是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几篇抗日烈士的英勇故事。
抗日烈士的英勇故事1：抗战老兵王启超
在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万佛湖镇街道的一处普通居民老宅，笔者见到了现年96岁高龄的抗战老兵王启超。得知来意，老人从座椅上颤颤巍巍地站起来，紧紧握住记者的双手。眼前的老人，显得非常平和。谁能想到，这张如此慈祥平和的面容下，隐藏着怎样惊心动魄的传奇：70多年前，在抗日战场上，他与日本侵略者大小交战了百余次，右腿被子弹贯穿，先后4次闯过了鬼门关，一腔热血染红了战袍。
细细回忆往事，王启超老人眼眶里泛起泪花：“在抗日杀敌的战场上，脑袋其实是别在裤腰带上的。身边战友一个接一个倒下，也让我做好了战死沙场的准备。”
“我是1938年10月入的伍，那年十九岁。家里共有三个兄弟，必须要出一个壮丁去参军，我舍不得亲兄弟上战场，自己就主动要求去了，在当地的地炮连当文书。”王启超向记者介绍，他初中毕业后就直接参军，当年11月就上了战场，那是自己参军后抗日的第一仗。部队与日军激战时，日军已打到霍山漫水河镇，他们与日军打得非常惨烈，双方伤亡都很惨重，死尸成山，血流成河。河道里漂的都是日本士兵的尸体。
“我和战友临时学了几句日语，就跑去前线喊话让他们投降。”王启超老人说到这里，不禁坐直了身板，他思路清晰，所经历过的大小战争至今还历历在目，并清楚地喊出了当时学的几句日语：“放下武器，优待战俘。”1938年12月，经过漫水河的激战，部队伤亡惨重，战斗非常激烈，绝大多数战友都是在战争中牺牲了。
随后，王启超所在的地炮连去毛坦厂镇进行休整，正好遇上黄埔军校第七分校招考学生。由于他成绩优异，表现出色，通过推荐和层层考核，最终被西安以南四十里的王曲镇的黄埔军校第七分校录取，入校时并被编入第十七期学员。
由于当时黄埔军校的教学非常严格。对新入伍的学员先要培训六个月，合格后才能进行第一期军官教育，六个月后考核再合格后才能进入第二军官区，继续为期六个月的学习。通过这三个阶段后，还要进行系统的战术训练，野战演习，实弹射击，综合演练等科目考核。
1942年7月，王启超从黄埔军校毕业，正值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他与17名战友被派遣到国军第一军第一师征一旅步兵第一团，担任见习排长，走上了指挥并带领部队进行抗日作战的任务。采访中，王启超老人说起自己参加武汉抗战的一次战斗中，情绪显得格外激动。“日本鬼子每天都要安排四五百架飞机，对我们地面进行轰炸，由于我们装备落后，只能用高射炮、高机枪打，我们团2000多名战友，最后只幸存几十人，我是连队唯一幸存者。”说到这时，王启超老人的眼角有些湿润。
“能活下来，我就很开心了，只要每天能有粗茶淡饭，我就知足了。”王启超说，他在抗日战斗中，走出了一道道“鬼门关”。
一次战斗突围，小日本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大腿。当时由于抗日战斗打得激烈，他顾不得退下战场休整治疗，持续与日本军展开殊死较量。战斗结束后，他发现鲜血早已染红了军衣。王启超老人说，那场战役他还经历了四次危险。“子弹穿过我的鞋头，没有伤到脚;子弹把我后背的雨伞打成两段，我也没有受伤;冬天的时候穿着大衣战斗，子弹只是擦破了大衣角都没有受伤，还有一次炮弹打过来，驮弹药的骡子都打死了，我在旁边逃过一劫，这四次我都差点丧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已是少校营长的王启超正在组织部队休整，突闻山下传来震耳欲聋的口号声：“鬼子投降啦!”、“我们胜利啦!”、“抗战胜利万岁!”。这一夜，王启超和战友一道，他们在营地点起了篝火，兴奋得一夜未眠。
抗日烈士的英勇故事2:女英雄赵一曼被俘经过
1935年11月的一天黎明，2团被敌人包围在道北区的一个山沟里。激战一昼夜突围，部队伤亡很大。团长王惠同负伤被俘(后英勇就义)，道北区委书记兼2团政治部主任赵一曼指挥战斗时，一条大腿受贯通伤，骨头被打碎。22日，她和3个人转移到3区春秋岭附近一户农家时，被汉奸米振文发现。米振文报告第3“讨伐”队队长张福兴，张福兴带伪军将农舍包围。战斗中，赵一曼左腕被打穿，失血过多，昏迷后被俘。
从在珠河见到被俘的赵一曼，到10天后又将其押送到哈尔滨伪滨江省警务厅继续关押、审讯，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大野泰治都是个重要角色——让我们看看1962年5，月他作为战犯在押期间写的供词：
“这个妇女，穿着一件黑棉衣，腰下被血染着，脸伏在车台上，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坐在她的身旁照料她。伤者头发散乱，大腿的裤管都被血灌满了，在不断往外渗。
我担心她马上死掉，得不到口供，从而失掉可能的情报，急忙走到她的身旁，叫喊道‘起来!’她从容地抬起头来看着我，看见她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面孔，我情不自禁地倒退了两三步。我让远间(即伪珠河县首席警务指导官远间重太郎——笔者)找个适当的审问场所。远间同县公所的翻译詹警卫商量之后，决定在马料房的高粱垛上进行。从审讯中，知道她叫赵一曼，二十七岁，在妇女抗日会工作，家庭是个富户，本人受过中国女性的最高教育。在以上这些问题上，她态度坦然，答语明快。
当问她关于赵尚志部队的事时，她回答：‘关于抗日联军的事，我不知道。’
我问她是不是共产党员，在党内是什么地位。她回答说：‘我同共产党没有关系。’我问她：‘为什么进行抗日活动?’一听这问题，她一下子提高了声调，作了义正辞严的回答，与其说是回答我的问题，不如说是对日军的控诉。她说：‘我是中国人，日本侵略中国以来的行动，不是几句话所能道尽的。如果你是中国人，对于日军目前在珠河县的行动将怎样想呢?中国人反抗这样的日军难道还用得着解释吗?我们中国人除了抗战外，别无出路。你们日本人口蜜腹剑。’接着她就‘日本军是保卫中国不受他国侵略’，‘日满一德一心’是‘兄弟之邦’等问题作了揭露。她那种激愤之情，在我看来简直不像个身负重伤的人。她对日本军固然很义愤，但讲得有条有理，使人一听就懂。当翻译把她的话向我翻译时，赵一曼就盯着翻译的嘴，生怕他翻不全似的，翻完了又继续讲，滔滔不绝，确是个有口才的人。我不知不觉地成了她的宣传对象了。”
“我又用鞭子戳了一下赵一曼的伤口，只见她身子抖了一下，脸上露出了忍痛而愤怒的表情。这时候待在她身旁的那个姑娘跳起来护着她。我命令旁边的警士把那个姑娘拉出去。我说：‘看样子你有点发火了吧?我不是为了听你那套话来的，你不说，我也会让你说出来的。你先把你共产党的身份说一说吧!’在我这样威胁下，她从容地回答道：‘我没有什么中共身份，强迫一个人说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未免太蛮横了吧?你说我是共产党员，你把证据拿出来!’她除了承认做妇女工作以外，其他什么也不说。于是我就用鞭子抽她的手，她干脆不说话了。”
用鞭子戳伤口，把竹签刺进指甲里，是为了使赵一曼屈服，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从被俘地到珠河县城，一辆牛车在山道土路上颠簸，对伤口不作任何处置，任其流血，到送去哈尔滨，住进市立医院，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因为他们发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因为大腿上的贯通伤溃烂了，他们需要一个活口，而把竹签刺进指甲里是不会危及生命的。
医院毕竟不是伪警务厅的地下看守所，就有了逃走的机会。
赵一曼是12月2日押送哈尔滨的，何时被以“王氏”之名转至市立医院疗伤无从查考，看守她的伪警察换成董宪勋，是在1936年4月上旬。
这是一个挺沉稳的富于正义感的青年。他的身份、职业，使他对这个世界的黑暗、残忍和嗜血成性，看到的肯定比马上就要写到的韩勇义多得多。可他们都碰上了一个令他们、也让我们这些后人永远敬仰的人，两颗冬眠的中国心就怦然跳动起来。在1936年那个叫作什么“满洲国”的世界里，他们的行为有着特别的昭示意义。后人不会忘记他们，就像怀念那些在冰天雪地中战死的、冻死的、饿死的有名无名的抗联官兵一样。只是拿起笔来，心头总是压抑着愧疚，因为我和我们这些后人对他们知道得实在太少。
开头的话题，是多大年纪了，挣多少钱呀，娶媳妇了没有呀，家住哪儿呀等等，董宪勋都回答了。谈到日本侵略者的丑行，“满洲国”这个耻辱的怪胎，董宪勋就不吭声了，随之而来的则是他值班时环境的宽松。自然，赵一曼的话题也就更放得开、有针对性了，而且有机会把自己到东北的经历、见闻，写成类似小说的文字，董宪勋就成了第一个读者。有一天，董宪勋就说：俺想参加抗联，打日本子!
护士韩勇义，原是笔者家乡人，知道得能多点。
她1919年出生于桓仁县二道岭，10岁时一家人搬到哈尔滨，投奔在黑龙江省官银号哈尔滨分号当经理的大伯父韩文贵。“九一八”事变后，大伯父积极筹钱支持马占山、李杜抗战，义勇军失败后隐居北平。日军占领哈尔滨，把韩勇义的父亲抓去，逼他交出银号账目，忧恨成疾而死。
有个男孩子名字的16岁的见习护士韩勇义，中等个头，鸭蛋形脸，一双清澈的大眼，挺浓的眉毛，活泼开朗，敢爱敢恨，见义勇为。之前她就见过有关赵一曼的报道，如果说那时是好奇中不无敬仰的话，当她看到这个被日寇摧残得不忍睹视的女人时，几乎就只有后者了。她非常喜欢在这个特殊病人的身边多呆一会儿，为她做点力所能及的事。特务见她年纪小，对她也不大提防。看着伤口逐渐好起来，眉眼间都是笑意。特务们审讯赵一曼，拉下病床踢打，伤口就在一次次流血中处于好好坏坏、又不致命的状态，那双含泪的清澈的大眼睛，就喷出火星子。
1936年8月11日的《滨江省警务厅关于赵一曼的情况报告》(滨警特密第8853号)中说：“她们在憎恨世界的丑恶上取得了一致的观点。”
后来敌人审问韩勇义和董宪勋，施电刑，上大挂，用炭火烧韩勇义的脸和背，问她为什么要帮助赵一曼逃跑。她说：“因为自己住在满洲国，走着满洲国的街道，坐着满洲国的车，使用着满洲国的国币，吃着满洲国的出产，这都是由于住在满洲国，出于不得已的事情。在自己的五脏之中所流着的热血，是中华民国的热血。我期待着将来的抗日战线得到扩大，把日本人从东北驱逐出去，再挂起中华民国旗子的日子。”
韩勇义被判4个月徒刑，受尽折磨，疾病缠身，于1949年2月去世。
逃去的目的地是宾县3区，那里是3军经常活动的地方。韩勇义卖了自己的两个戒指和两件大衣，得钱60元，充作经费。董宪勋找人做了一顶小轿，用来抬赵一曼。时间定在6月28日，这是个星期天，医院人少，便于行动。
晚上9点来钟，董宪勋雇一白俄司机，先用汽车将小轿送到南岗文庙后边，再去医院将赵一曼抬上汽车，重返文庙。下车上轿，由他和事先约好的他的叔叔董广政抬着，由阿城方向逃出哈尔滨。韩勇义提着药箱，一路随行。到了乡间，又雇辆马车。
敌人是29日7点左右，另一个伪警察来接班时，发现赵一曼逃走的。宪兵、警察、特务立即出动，很快找到白俄司机这个线索，并判断出追赶方向。因为赵一曼必须借助于车辆才能行动，而当时哈尔滨街上的汽车屈指可数。
30日晨5时左右，在距游击区不到10公里的阿城县金家窝棚，被敌人追上了。
这是个悲壮而平静的结局。朝阳刚从东方的地平线露出头来，山野大地葱茏翠绿，草叶上的露珠突然不安起来，急骤的马蹄声由远而近。赵一曼习惯地伸手去腰间摸枪，空了，那张清秀、苍白的脸上就现出一笑——那是沉静的一笑，也是轻蔑的一笑。
董宪勋和韩勇义是难免恐惧、慌乱的，可看到赵一曼那神情，就沉静、坦然了许多。况且打从把自己的命运与赵一曼联系在一起的那一刻起，对这一刻就是有所准备的。
抗日烈士的英勇故事3:抗战老兵张清托
张清托19岁时被保长抽去当兵，到诏安县城检查身体后，在年关前开始北上。走到云霄再到平和坐船，到南靖过龙岩，穿过江西省最后到达湖南省接受训练，这一条路线，老人记得清清楚楚。
张清托说，他在湖南受训有一年左右，每天练行军，在山上练射击。在又一个年关来临前，他们被编入九十九军，派往广州抗击敌人。
到达广州后，日军没有往湖南打而是打向广西，他们继续追击。沿途敌机不断轰炸，他们只能选择走小路不敢走大道。
在广西柳州，他们没有船渡河，便用油桶搭起一座桥。过了不久，终于在南宁遇到了敌人。“当时是在昆仑关的战斗，战斗打得很惨烈，我们连去了100多个，最后回到部队集合的只有20几个。”张清托说，这次遭遇战他印象深刻，至今难以忘怀。
据张清托介绍，部队被打散后，他在一个稻草垛中藏了一天，几天没吃喝的他，正好遇到一个好心人，把给儿子的饭分了一半给他才有力气回到部队。
张清托在广东、广西、湖北3个省打了2年的时间，后来被编入第二军七十六师二二八团一营三连七班。张清托说，那时连长让他当尖兵班班长，他嫌自己没文化不愿当，便当了副班长。
再后来，部队接到命令前往四川。张清托说，进川时连长一直强调不能打扰老百姓，不能拿老百姓的东西。但是四川人很热情，还请他们吃猪肉。他们走过峨眉山山脚，到了重庆，驻扎在永川的永仗休整。
入川一年后部队开拔云南与日本作战。其中一天他带着两个新兵，遇上两个日本哨兵。他大喝一声：“什么人”。趁他们还没晃过神时，张清托便打死一人，在另一个日本兵跑后还缴了很多罐头类食品，老人说到这时，脸上满是得意之气。
老人和部队在云南待了有一年多，那时他们有步枪，有轻机关枪，还有美国人支持的山炮。日本投降的前夕，他们与日本兵交战于凤凰山。
老人在战斗中被击中，子弹嵌入头骨。“送到野战医院时，医生说幸亏你命大，要是脑膜穿破了，你就没命了。”张清托说，之后他被转到陆军医院治疗。
两三天后前方传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这时，一车一车的伤兵运了过来。张清托说，当他们看到下来的是自己的兵时，他们就比大拇指。要是下来的是日本人，他们就都比小拇指。
就这样，老人伤后没有再参加战斗，留在云南的粮站里当管理。张清托说，那时云南的华侨问他想家不，他说想，怎么会不想，想我的父亲，想我的母亲。后来，老人找领导签了难民证，回到了诏安，那年张清托2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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