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化与哲学的论文(2)
中西方文化与哲学的论文
中西方文化与哲学的论文篇二
摘要：西方哲学起源于古希腊，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西方哲学所关注的哲学问题也在不断地变化，但其承继的仍然是古希腊的哲学精神——都表现为对各种现象之后的原因的关注和对确定性的追求;而中国哲学的产生，是从《易经》开始甚至可以上溯到更早的阴阳五行等观念。纵观整个中国哲学，各种学说的前后相继性很明显，各个学派所讨论的问题虽然有所不同，但是主要都集中在政治伦理方面，即都表现为对人的关怀和规范。
关键词：古希腊哲学;产生;中国哲学
哲学的产生需要一定的自然、社会和经济条件。但是由于古希腊典籍的缺乏，资料不齐全，所流传下来的往往是一些传记学家或者是哲学家的零碎记载形成的残篇，这对于全面了解古希腊哲学家的思想以及中西哲学的对比有很大限制。以下所进行的主要是古希腊哲学和中国哲学的产生之初的条件对比，以此试图揭示中西方哲学在源头之处的不同，从而更好地理解两个哲学的方向和发展，最终达到两者相互的交流和融合：
一、自然条件
希腊人原来是蛮族，他们来到希腊半岛和爱琴海诸岛屿，开始也是务农。然而古希腊境内多山，适合种植果树，其尤为盛产的是葡萄和橄榄，其生产的葡萄酒和橄榄油多数用于对外出口，因此从根本上说，古希腊还是农本经济。在陆路交通不畅和不具备如同中国那样农耕条件的情况下，古希腊利用它的良好的海岸线，大力发展海上贸易，进而才与其他地区交往、交流，所以，古希腊在海上贸易过程中形成相对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生活中与海洋接触较多，这也能激发对自然奥秘的思辨、探索。故有些哲学家把古希腊哲学产生的这一自然条件称“海洋文明”。在与其他地区的经济交往过程中，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文明：公元前六世纪，波斯自东向西入侵，造成领土变迁、民族迁徙与融合、贸易往来频繁。埃及、巴比伦文化西传，各种经验、技术、知识能够得到交流。学习和汲取它们的文明成果和文化精华，并且对之进行批判、改造和综合，从而形成具有古希腊特色的哲学—科学文化。
在自然因素这一条件中，中国的地理环境和古希腊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因为中国与古希腊的自然条件不同。
1、中国有着广袤而丰腴的土地以及便利的陆路交通，农业比较发达，经济的交流主要通过内陆各个国家(甚至只集中在几个诸侯国)之间的互通有无。
2、在古代，由于交通条件的限制，同一地域的文化往往具有相似性，例如在中国的周边国家的文化，虽然在具体表现上有所不同，但在本质上都是面向自身的“内在文化”，这样的外在条件使中国文化的视野被限制在一个类似的传统环境当中，成为一种内向型文化。
3、中国的文化是当时的先进文化，先进文化往往难以接受和认同落后文化，而落后文化却能较好地接受、认同先进文化，因而，在这种诸多的自然条件影响下，造成古代中国与其他不同的文明交往较少，进而引进其他文明的先进文化也较少，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稳定的和完善的文化结构。这些自然条件使中国哲学的特征表现为一种封闭的自我发展，具有稳定性。
二、社会条件
由于古希腊自然因素的阻隔使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难以形成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各个城邦被自然而然地隔离开来，并且创造了诸多形式的政体，有僭主制、贵族制、共和制、等形式。这种状况“实在得益于这一地区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以及希腊人政治组织能力下的相对割裂的地理环境”。[1]在多样性的环境里能促进相互之间的比较和思考，激发人的批判精神和创造能力，也有利于在相互比较中形成新、更正确的认识。另一方面，在一些较为宽松的城邦里形成了古希腊著名的民主制，这种民主制总体上为哲学的产生提供了社会条件，因为在民主制度下，自由思想和相互辩论可以允许合法存在，它允许甚至保护公民自由思想的权利，有利于使一些背离传统的或与时下流行的思想得以产生和发展。因为古希腊的哲学家多为贵族，能够有很多闲暇把注意力集中于思辨活动。而且，他们的思辨基本上是纯个人的活动，这样，自由思辨的空间可能更广阔。在这种自由的环境下，对传统(主要是巫术和神话)采取超越成为可能，由此形成古希腊哲学的主流：超越传统。[2]故有人把古希腊哲学的产生的这一条件称：闲暇与静观或非功利思考。因此城邦制和民主制为古希腊哲学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社会环境。
在中国，虽然较早形成中央集权的国家，有利于经济的迅速发展，但是继承下来的敬天、祭祖的传统思维，在宗法制度的制约下，产生了内外谐调的价值取向，在大一统的国家内形成具有自身的特点的中国文化，并通过国家权力来强力推行，使思想传统较早形成和比较一致。另一方面，较严厉的思想钳制使思想自由被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能够进行讨论、研究和辩论的空间较小，多数思想家把传统思想当作政治行为、礼仪和道德规范的主要来源，使中国哲学整体朝向伦理(政治)的方向进一步发展。这一哲学产生条件与古希腊哲学绝然不同，中国的官宦阶层和印度的僧侣阶层，个人思考必须为社会“服务”。
三、经济条件
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使一部分人能够从事脑力劳动。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的产生来自于“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务几乎全都获得了以后”因此，在古希腊，探讨政治和哲学在社会经济发展后获得了物质前提，只不过多数人主要思考政治问题，有一部分人则转移了注意力，把对政治体制和政治规范以及对人和社会的关注转向对自然和现象之后的原因的关注，用理性去探求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他们惊叹于自然的各种现象的奇妙，并试图寻求在各种自然现象后面的非神的、恒定的原因，试图用理论来论证其合理性，注重概念的明晰和逻辑的严密，进而产生古希腊独特的哲学—科学思维方式。但在中国古代，拥有物质满足前提的中国没有如同古希腊那样对自然“惊异”。其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经验的作用。在中国的各种理论当中，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伦理道德都需要具有可实践性，就是哲学也不例外，因此，中国的古代科学一直具有丰富的实用技术和各种发明创造，但却缺乏科学理论资源;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士人阶层)也同样处于物质满足的前提下，但是他们在社会地位上并不是独立的，必须依附于权贵，被权贵豢养，因而需要为权贵的争权夺利斗争服务，因此士人关注的焦点放在政治斗争、权利斗争中，而不是关注自然等对现实“无用之事”。[3]相反，在古希腊，哲学家与权贵的关系一般来说是平等的，人格是独立的，甚至有的哲学家本身就是贵族，因此可以自由、自主地进行思考。在中国相对例外的是老子和庄子，他们都不是为贵族服务的士人，他们的哲学思想与古希腊的哲学思想也最为相像，都提出了关于本原(甚至更进一步提出“道”的一般性本原的规定性)的观点和较为丰富的辩证法观点，但他们所形成的道家文化并没有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反而在中国文化关注人事的大方向前提下，道家关注人的生存问题。最后成为一种修身养性的宗教。再次，古希腊哲学把自然当作一种认识对象，而中国“天人合一”思想传统以及敬天、孝祖的思想对中国哲学的发展起较大影响，其中“敬天”的思想尤为重要，“敬”在于相信和畏惧，也就把天当作一个不可怀疑具有神圣地位的东西，至于这个“天”是神还是其他的什么，在中国传统思想看来是不证自明的，没有必要也不用去关心，所以“天”并没有西方神话和宗教那样的神的巨大力量，也不具备事物本原的至上地位，虽然万事万物都是从“天”产生，但是却需要阴阳变化、五行化生才能产生万事万物，因而没有形成如同古希腊哲学那样的绝对性思维方式。[4]总而言之，中国文化在面对自然事物时，总是避开了对自然现象背后原因的关注，更多地落到现实当中，通过经验解决现实当中出现的问题和对人的行为的规范，古希腊哲学重在“是什么?”，而中国哲学则探讨“怎样做?”。
以上所探讨的是中西方哲学在产生之初的条件的相互对比，从中看出中西方哲学在方向上和方法上的巨大差异，但从对比中找出两者的差异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要找到一个中西方哲学融合的新的立足点、结合点，从而形成一个坚实的基础，实现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和中国文化的复兴。
参考文献：
[1]易建平：《论古代非专制政治地区发展的差异》，《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
[2]亚里斯多德著 吴寿彭译：《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出版，1959-12-1:5。
[3]杨适《古希腊哲学探本》 商务印书馆 2003:103。
[4]汪子嵩等 《希腊哲学史》 三卷本 人民出版社200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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