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哲学与情感教育论文(2)
情感哲学与情感教育论文
情感哲学与情感教育论文篇二
庄子情感哲学与文人颠倒思维
内容提要 人生的困顿，使庄子哲学中包含着强烈的个人情感，已不完全是对客观世界的冷静分析，为此我们称之为情感哲学。古代文人大多生活于困顿之中，因此庄子情感哲学引起了文人的强烈共鸣，这就使文人在庄子思想的影响下生发出颠倒思维。情感哲学和颠倒思维揭示了部分真理，对调整心态、提高思辨能力都起到有益的作用。
哲学家庄子的文章自然属于哲学范畴，但困窘的人生使庄子哲学思想明显掺进了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而不再完全是对客观事理的理性分析，因此我们称他的哲学为情感哲学。庄子的情感哲学对后世文人产生了极大影响，不少文人面对困境时，都采用了庄子情感哲学的思维方式――颠倒思维，以应对残酷的现实。
一庄子的情感哲学
包括庄子在内的古代思想家，不仅是理论上的探索者，更是政治上的热情实践者。他们都希望按照自己的理想去重新安排社会。然而由于社会环境的恶劣、不适，理论本身的迂阔、偏颇等原因，使庄子恢复远古时代生活的理想根本无法实现，从而成为政治上的失败者。他感叹说：
三人行而一人惑，所行者犹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则劳而不至，惑者胜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虽有祈向，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声不入于里耳，折杨、皇?NC153]，则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于众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胜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虽有祈向，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强之，又一惑也!①
庄子反对多为政治，提倡清静无为，最终目的就是把当时的社会拉回“至德之世”。要想改变整个社会制度，销毁已有的科技文化，庄子绝对没有这个力量。没有力量而又不愿放弃理想，从而使自己站在了整个社会的对立面。这是庄子的人生悲剧。庄子深刻地意识到了自己的悲剧，知道自己的理论对世俗人来说，是“大声”、“高言”，根本无人理睬。他两次发出“予虽有祈向，不可得也”这一感叹，字里行间渗透着无限的悲哀和无奈。
除了社会压力之外，庄子还面对自然规律带来的压力。他是一位十分热爱生命的人，提出“两臂重于天下”②的重生轻利主张。为了生命安全，他拒绝楚王请他为相的邀请，写了《养生主》以阐述如何养生，还提出“无用之用”③、“处乎材与不材之间”、“一龙一蛇，与时俱化”等保生方法④。然而，庄子又清楚地知道，人是不能不死的。死亡就像一团阴影，时刻笼罩在他的心头。
面对社会、自然的双重压力，一般人可能用痛哭流涕、捶胸顿足等方式来宣泄，而庄子是哲学家，他有自己的独特宣泄方式――理论宣泄。
面对社会压力，庄子提出“精神自由”。他认为自己生活在人间，如同“游于羿之彀中”⑤，随时都有被射杀的可能。怎么办?肉体不可能离开这个危险的社会，那就让自己的精神脱离这个罪恶的人间，“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⑥。庄子还提出了“坐忘”的命题，要求人们“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⑦，也就是对现实不看不听，忘却一切，达到一种无思无虑的精神状态。无思无虑，自然也就无忧无愁。在《达生》中，庄子再次提出善于遗忘的问题：“忘足，屦之适也;忘要，带之适也;知忘是非，心之适也。”⑧鞋子不合脚时忘却自己的脚，鞋子自然就合适了;腰带不合腰时忘却自己的腰，腰带自然就合适了。当然，这只是铺垫，他的真正用意是要人忘却是非。人之所以烦恼，主要是因为是非在作怪，别人错了抱怨别人，自己错了抱怨自己，心情无法安适。一个人一旦忘却了是非，那么他怎么还会有烦恼呢?
当然他还有别的办法，如“万物一齐”理论。庄子齐物的目的有两个，一是用齐物来消除烦恼。庄子是位不得意者，不仅政治理想无法实现，有时连衣食都无保障。而齐物思想把成功与失败、富贵与贫贱等统统视为一样，既然一样，也就不必为失败和贫贱而痛苦。二是通过齐物，达到唯我独尊的精神境界。万物齐同，道至高无上，道主宰万物。而庄子本人就是得道之人，是能够“旁日月，挟宇宙”、“天地与我并生”的，所以他蔑视从君主到百姓的一切世人。通过齐物，庄子成为典型的“精神之王”。
面对自然规律，既不想死，又不能不死，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就是美化死亡以减轻死亡对自己造成的压力。庄子美化死亡的办法主要有三条：第一，齐同生死。庄子用“方生方死，方死方生”⑨的理论证明一个事物的出生就意味着另一个事物的死亡，反之亦然，从而得出生即死、死即生、生死一齐的结论。他对髑髅说：“唯予与汝知而未尝死、未尝生也。”⑩世界上不存在生与死的差别，二者一样。第二，生死是循环。庄子根据“物化”理论，认为人永远处于“无(未生)―有(生存)―无(死亡)―再次有(再生存)”这一无穷的循环过程之中。正如他讲的那样：“死生为昼夜。”[11]我们每个人在“无”的状态下不知经过了多少年月，死亡不过使我们又回到曾经经历过的状态而已。既然如此，死亡又有什么值得悲哀的呢?所以当其妻去世后，庄子在这一理论的支撑下，竟然能够鼓盆而歌。第三，死比生好。庄子在《至乐》中历数了活在世上的苦难：贪生失理、亡国之事、斧钺之诛、含羞忍辱、冻馁之患、寿命有限等等。然而死后却是其乐融融：上无君王，下无臣民，没有四季干不完的活儿，而且还能自由自在地与天地同寿。死亡比南面称王还要快乐。
庄子的这些思想，是一种无奈思想。他不是不爱富贵、长寿和美名，而是因为想得到这些太困难了;他不是愿意死亡，而是不得不死亡，于是就只好从反面着眼，多看看富贵、长寿和美名给人带来的坏处，多想想贫贱、死亡、无名给人带来的好处。看多了，想多了，心情也就会多少平静一些。
除了这些大的问题外，庄子还把这种“颠倒思维”运用在具体的事情上。《田子方》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楚王与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丧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丧吾存’，则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观之，则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12]
凡君认为，凡国虽然灭亡，但它永存于我的心中;楚国虽然存在，但它在我心中已经灭亡。从这个意义上讲，凡国并未灭亡，而楚国也不再存在。很明显，现实中的真实状况在庄子的心里已经完全错位了，现实中存在的，在庄子心中已经不存在：现实中不存在的，在庄子心中依然可以存在。
由此可见，庄子哲学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往往偏执一端，目的是为了抚慰痛苦的心灵。
二文人的颠倒思维
由于情感的需要，后世文人往往效仿庄子去“颠倒黑白”、不分真假。后世文人的这种颠倒思维很多直接来自庄子的情感哲学。
首先，我们看文人用颠倒思维来应对社会压力。
文人的读书目的自然是为了修齐治平，然而真正能达到这一目的如凤毛麟角，当“怀玉”文人不得不“被褐”度日时，他们同庄子一样祭起无用之用的大旗。罗隐早年志向远大，想通过科举做一位“执大柄而定是非”的名臣。但他从20岁即参加进士考试，一直到55岁，35年间，十次应试均为“有司以公道落去”[13]。数十年的寒窗苦读换来个于世“无用”，于是他就从《庄子》中寻找安慰，终于找到了“无用”的好处：
莫恨雕笼翠羽残，江南地暖陇西寒。劝君不用分明语，语得分明转出难。[14]
一些人“有用”，故成了庙堂里的樊笼之人;自己“无用”，故能逍遥于天地之间。罗隐运用庄子思想，一下子就把坏事变成了好事。基于这一原因，有不少文人就大谈无用的好处，甚至追求“无用”的生活，王绩讲无心子以秽行躲避出仕，为什么呢?他解释说：
尔闻蜚廉氏之马说乎?昔者蜚廉氏有二马，一马朱鬣、白毳、龙骼、凤臆，骤驰如舞，终日不释鞍，竟以热死;一者重胫、昂尾、驼颈、貉膝，?NE17E]啮善蹶，弃而散诸野，终年肥?ND157]。[15]
武则天为了称帝，就先杀唐皇室，史载“武后诛唐宗室，有才德者先死”[16]，谁有才，就先杀谁，无用的、对武氏构不成威胁的，就能保住性命。司空图就以“无用”的方法逃避政治灾难。庄宗时，奸臣当权，柳璨助纣为虐，想把名臣一网打尽，以便早日推翻唐朝廷，于是就把司空图召到京城任职。司空图在朝堂上装作连笏都拿不住的样子，且思维糊涂，言行粗野。柳璨认为这样一个行将就木的糊涂老人，不足为虑，便让他辞官回家。当时不少朝臣被杀，而司空图因“无用”而终其天年。
一些文人也曾“有用”一时，但宦海沉浮，一旦失足被贬，孤零零一人身处僻野如何自慰?那就用庄子的“颠倒思维”。白居易被贬到九江时写道：“此地何妨便终老，匹如元是九江人。”[17]诗人不是九江人，却硬把自己“匹如”成九江人。苏轼更是过着长期的贬谪生活，身处异地不免思乡，于是他就运用万物一齐思想，把家乡的水同家乡等同起来，甚至进一步颠倒家乡与贬谪地的关系，从而获得某种心理上的慰藉。我们看以下两条记载：
临皋亭下八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嵋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18]
予游儋耳，及见黎民为予言，东坡无日不相从乞园蔬。出其临别北渡时诗：“我本儋耳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19]
苏轼本是蜀人，因事被贬到了长江边的黄州，思乡的他就把从家乡流来的江水同家乡视为一体，于是也就不用再思乡了。后来被贬到儋州，滚滚长江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跨过大海流到儋州，于是他干脆混淆西蜀与儋州的区别，且更进一步，把西蜀同儋州颠倒过来，硬说自己本来就是儋州人，只不过阴差阳错地寄生于西蜀而已。把自己看作儋州人，那种凄凉的人在天涯的流放感自然也就淡薄了许多。
不少文人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为求心理平衡，他们就把自己梦寐以求的东西贬得毫无价值。李商隐《安定城楼》写道：“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鸳雏竟未休。”[20]开成三年(838)，诗人赴博学宏词试失败，客居岳父王茂元幕中，心情郁闷，写下了这首诗。诗人应试，目的就是为了建功立业，然而失败后，他硬是把人间功名视为“腐鼠”。虽然诗人想把人间功名与个人志向划出一个界线，但其中“酸葡萄心理”依然显而易见。贬低自己梦寐以求的东西，把有价值的说成无价值的，显然是受庄子影响。其中“不知腐鼠成滋味”这一典故就直接来自《庄子》。
其次，我们看文人用颠倒思维来应对衰老、死亡的压力。
人人惧怕衰老，文人也是如此。面对衰老，文人用来缓解压力的同样是庄子思想。白居易《逸老?序》说“庄子云：劳我以生，逸我以老，息我以死也”。接着写道，“人生在其中，适时即为好。劳我以少壮，息我以衰老。”[21]把衰老看作是休息的好机会，自然就不再会为衰老而忧愁。他还用比较的方法去寻找衰老给自己带来的快感：
昨日南邻哭，哭声一何苦!云是妻哭夫，夫年二十五。今朝北里哭，哭声又何切!云是母哭儿，儿年十七八。四邻尚如此，天下多夭折。乃知浮世人，少得垂白发。余今过四十，念彼聊自悦。从此明镜中，不嫌头似雪。[22]
清人曹庭栋《老老恒言》也说：“年高则齿落目昏，耳重听，步蹇涩，亦理所必致。乃或因是怨嗟，徒生烦恼。须知人生特不易到此地位耳。到此地位，方且自幸不暇，何怨嗟之有?”这些文人通过比较，不仅不再抱怨衰老，反而认为衰老是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因为许多人想老还老不了呢!
对于死亡，文人也有减轻压力的办法。他们依照庄子的万物一齐思想抹去生死的差别。贾谊《?NFDB6]鸟赋》说：“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贱彼贵我;大人达观兮，物无不可。”[23]方干也写道：“南华至理须齐物，生死即应无异同。”[24]司空图预先为自己修好坟墓，如有老友来访，他就把招待客人的宴席摆在墓穴之中，在那里与朋友一起饮酒做诗。有朋友对此面露难色，他便开导说：“达人大观，幽显一致，非止暂游此中。公何不广哉!”[25]“幽”指死，“显”指生，在司空图看来，生死一样，不可妄加区别，更何况墓穴是自己的永久栖息地，在这里游宴，实在是得其所哉!
文人甚至也和庄子一样，大谈死比生好。张衡《髑髅赋》借死后的庄子之口大谈死亡的好处：“死为休息，生为役劳。冬水之凝，何如春冰之消?荣位在身，不亦轻于尘毛?……况我已化，与道逍遥。离朱不能见，子野不能听。尧舜不能赏，桀纣不能刑。虎豹不能害，剑戟不能伤。……不行而至，不疾而速。”[26]面对死亡压力，他们都从庄子那里找到了缓解的方式。王梵志则大谈生时的坏处：
我昔未生时，冥冥无所知。天公强生我，生我复何为?无衣使我寒，无食使我饥。还你天公我，还我未生时。[27]
王梵志所说的痛苦是许多人都深切体会到的痛苦，既然活着无趣，自然就不会惧怕死亡了。
最后，我们看文人是如何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效仿庄子去进行颠倒思维的。
《庄子》中的凡君热爱自己的国家，痛恨强暴的楚国，于是在他看来，自己的国家虽亡犹存，而楚国虽存犹亡。到了东汉末年，赵壹的《刺世疾邪赋》把这种生死颠倒的观点用在对个人的评价上：
乘理虽死而非亡，违义虽生而匪存。[28]
坚持正义的人虽死犹生，违背正义的人虽生犹死。这两句话与凡君的话基本一样，不同的是，一个是在讲国家，一个是在讲个人。臧克家《有的人》也写道：“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29]这几句话实际上就是庄子、赵壹作品的翻版。他们之所以把生的看成死的，把死的看成生的，完全是一种情感需要：既然不能在现实中让该生的生，该死的死，那就在理论上或心目中让生死颠倒一下。
当人们面对面目瑕疵这一无法改变的残酷现实时，只好也用真假颠倒的办法去应对，刘禹锡写了一篇《昏镜词引》，说：
镜之工列十镜于贾区。发奁而视，其一皎如，其九雾如。或曰：“良苦之不侔，甚矣!”工解颐谢曰：“非不能尽良也。盖贾之意，唯售是念。今来市者，必历鉴周睐，求与己宜。彼皎者不能隐芒杪之瑕，非美容不合，是用什一其数也。”[30]
面部的斑瑕本来是真实的存在，但这些人宁肯买昏镜，以便面对镜子时可以视这些斑瑕而不见，这就是一种典型的、以真为假的、掩耳盗铃式的自欺行为。白居易就有类似的自欺行为：“我有一握发，梳理何稠直!昔似玄云光，如今素丝色。匣中有旧镜，欲照先叹息。自从头白来，不欲明镜拭。”[31]诗人不愿看到自己的白发，所以就故意不把镜子擦干净。
有时文人仅仅是为了某种心理满足，也去故意颠倒真假。左宗棠谈笑却盗的事，就是一个将假作真以求心理满足的典型例子：
是日，各寄家信，见其与筠心夫人书云：“舟中遇盗，谈笑却之。”因问其仆：“何处遇盗?”曰：“非盗也，梦呓耳。前夜有误牵其被者，即大呼捉贼，邻舟皆为惊起，故至今犹声嘶也。”予嗤之曰：“尔闺阁中亦欲大言欺人耶?”恪靖正色曰：“尔何知钜鹿、昆阳之战，亦只班、马叙次得栩栩欲活耳。天下事何不可作如是观!”[32]
本文作者欧阳兆熊是左宗棠的同乡，二人一起北上参加科举考试，路过洞庭湖时，出现了上述一幕。左宗棠一本正经地把梦呓演义成一个谈笑却敌的“真实”故事，而且又一本正经地把它写进家书，这不仅是为了欺人，更是为了自欺，因为他想在欺骗之中，当一回项羽、刘秀那样的英雄。
也有不少文人为了道德修养和艺术欣赏的需要去颠倒真假或无中生有。一些目光远大、思想明睿的人，能够居安思危，把有利的“存在”也视为不存在。陈录《善诱文?司马温公训俭》记载，北宋张知白担任宰相时，生活依然像从前一样简朴，有人劝他从众，以免被讥为虚伪，张知白回答说：
吾今日之奉，虽举家锦衣玉食，何患其不能。顾人之常情，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吾今日之奉，岂能常有?身岂能常存?一旦异于今日，家习奢已久，不能顿俭，必至失所，岂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33]
“居位去位、身存身亡”的意思是：虽然我高居相位，但我思想上把自己视为没有任何地位的平民;虽然我还活在世上，但我思想上把自己看作已经死亡的人。作者把现实中真实存在的“相位”和“活着”视为不存在，目的是为将来可能出现的困窘生活以及必将出现的死亡做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准备。一个人如果能够真正做到“居位去位、身存身亡”，那么他在精神上就可以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清人张潮是为了追求完美的艺术欣赏而有意地去无中生有。他在《幽梦影》中写道：
有地上之山水，有画上之山水，有梦中之山水，有胸中之山水。地上者妙在丘壑深邃，画上者妙在笔墨淋漓，梦中者妙在景象变幻，胸中者妙在位置自如。[34]
胸中本来没有山水，但他为了艺术享受，硬是无中生有地在自己的胸中安置了一片山水，而且胸中的山水可以自由排列。
三庄子情感哲学与文人
颠倒思维的同异及作用
庄子情感哲学与文人颠倒思维有许多相同点，也有一些差异。另外，我们还要顺便谈谈这些思想的社会作用。
我们先谈相同点：
第一，产生的背景相同。
在多数情况下，文人颠倒思维方式的发生背景与庄子一样，这个背景就是困顿的人生处境。可以说，“修齐治平”是几乎所有古代文人为自己设计的人生理想，但能够实现这一理想的人实在太少。文人们少年气盛，不知世道艰难，幻想以布衣直取卿相;待到仕途初步，才发现原来四面皆壁。他们屡起屡蹶，屡蹶屡起，直到焦头烂额，幸运的士子方谋得一官半职;然而宦海沉浮，危机四伏的仕途生涯又使他们战战兢兢，提心吊胆。与世俯仰、同流合污非良心所安，坚持孔孟之教而又举步维艰。仕途成功后的幸运文人这才发现，梦寐以求的宦海，原来也是一片苦海。于是乎，无论是进入这片苦海的，还是没有进入这片苦海的，都有诉说不完的烦恼。
如果社会压力还可以逃避的话，那么自然规律中的死亡则是任何人都无法逃避的。正像杜牧说的那样：“公道世间唯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35]除了虔诚且信心十足的道教徒，绝大多数文人面对衰老和死亡，只能用颠倒思维的方式来减轻一点心理压力，除此别无良方。
可以说，困顿的人生是情感哲学和颠倒思维产生的共同基础。换句话说，情感哲学和颠倒思维是困顿人生的文化。没有人生的困顿，情感哲学和颠倒思维就不会或很少产生。
第二，思维方式一样。
情感哲学与颠倒思维的思维模式基本一样。首先就是从不利之中寻觅有利的一面，如文人从无用中寻找有用的一面，从死亡中寻找安乐的一面。到此为止，还属于辩证思维，有其合理之处。但文人并未到此止步，在他们看来，既然无用有利，死后有乐，那么有用与无用、生与死就没有多大差别，于是万物一齐了，无论自己是成功还是失败，无论是生还是死，都可坦然面对。但他们还没有到此止步，他们通过夸大无用与死亡的有利面，进一步得出无用比有用好、死亡比生存好的结论，于是赋闲在家比飞黄腾达者更得意，死亡比生存者更幸福。
我们再谈不同点：
第一，形式不同。
情感哲学虽然掺进了大量的主观情感因素，但毕竟是以哲学面目出现，而且经过了看似严密的逻辑推理。如庄子用“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推理出生死一齐：一个事物的出生就意味着另一个事物的死亡，反之亦然。既然如此，也就无生无死、生死一齐了。此论乍看很有道理，大意者很容易被他瞒过。如果仔细推敲，我们就不难发现庄子在推理时耍了一个小花招：从“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到“生死一齐”之间有一个跳跃，前者是讲具体事物的生死，而后者则抽掉了生死的载体――具体事物，抽象地讲生死了。比如，当一个人死后，一堆尘土(或其他什么事物)就会生出，这就是“方死方生”。紧接着他抽掉了“一个人”和“一堆尘土”这两个死生的载体，于是生就是死、死就是生了，本来正确的理论经过这一“跳跃”就变成错误理论。而读者往往忽略了这一“跳跃”，于是就被庄子牵着鼻子、以假为真了。
诗人的颠倒思维则以文学的形式表现。诗人没有心思、没有必要或没有能力去重新创造一种哲学理论，于是就拾起现成的庄子思想，非常省心地直接来为自己服务，即使有些理论推理，也因文学体裁的限制，往往显得简略。如当苏轼把自己说成是儋州人时，其间没有逻辑推理，而是直接讲出结论。无论他如何言之凿凿，读者都不会信以为真。当然，诗人也不要求读者相信。
第二，给读者的感觉也不同。
正是形式的不同，所以给读者的感觉也不同。因为庄子思想是以哲学的形式出现，还经过了看似严密的逻辑推理，于是读者就会以假当真。比如当庄子大谈死比生好的时候，现代学者就评论说：“(这些话)说明了死了比活着还要快乐。因为死了可以摆脱人生的忧患劳苦。这充分说明了作者极端的厌世思想。”[36]苏轼也赞叹道：“乌鸢夺得与蝼蚁，谁信先生无此怀。”[37]庄子讲死比生好，是为了减轻死亡对自己造成的压力，而人们却误以为他真的不想活在世上了。诗人如白居易、陆游等，也经常在诗文中大谈生死一齐、甚至死比生好的道理，表现出对死亡的达观态度，而清人赵翼对此却另有看法：
香山与放翁，晚岁澹容与。语语不畏死，正是畏死语。[38]
这话可谓一语中的，赵翼从诗人不怕死的词句中，看出他们正是畏惧死亡的人。讲同样的话，读者却有信与不信的差异，这就是不同形式造成的不同效果。
庄子的情感哲学和文人的颠倒思维往往以假乱真、“黑白颠倒”，这样的理论究竟有什么社会作用，是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认为其作用主要有三点：
第一，揭示了部分真理。情感哲学和颠倒思维虽然掺进了强烈的个人情绪，但不可否认其中还包含了不少真理，只是他们过分夸大了这些真理而已。如在现实社会中，人人追求有用，但庄子和一些文人提出相反主张：有用为自己带来麻烦、无用为自己带来好处，因此应该追求无用。《颜氏家训?杂艺》也说：“然此艺(书法)不须过精。夫巧者劳而智者忧，常为人所役使，更觉为累，韦仲将遗戒，良有以也。”[39]颜之推的思想自然是来自庄子，他的“巧者劳而智者忧”直接出自《庄子?列御寇》。像庄子那样一味强调无用之用是不对的，但像颜氏那样对技艺有所取舍就属正确。认识庄子为我们揭示的真理并把这些真理适度地运用于我们的生活，自然有益。
第二，有助于个人心态的调整。无论何时，相对于社会和自然，个人力量都十分渺小，一旦遇到不适的生存环境而又无法改变时，个人选择无非两种：一是怨天尤人、以卵击石;一是调整心态以应对不适环境。相比之下，后一种态度更为明智。调整心态就必须调整理论，而庄子情感哲学就为人们提供了这种理论。苏东坡《定风波》有一序：“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接着写道：“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40]同行人为何狼狈不堪?那就是因为他们把“真实”当作真实，真实的雨使他们烦恼异常;而作者“独不觉”，依然吟啸自得，原因就在于他视“真实”为虚假，把真实存在的雨视为不存在。“莫听穿林打叶声”就是庄子的“坐忘”，而“也无风雨也无晴”则是庄子的“万物一齐”。诗人就是用庄子思想来应对不适环境。也许有人会说，这只是自欺，其实，在一些特殊情况下，自欺是必要的。古今那么多人用庄子思想进行自我安慰，已经说明了它对人们精神生活的必要性和有效性。
第三，有助于锻炼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和对事物的观察能力。分析理解这些思想产生的原因及其逻辑推理过程，无疑有助于抽象思维能力的提高。而一般诗人缺乏的正是这种能力。庄子思想在当时就被人讥讽为“大而无用，众所同去”[41]，然而就是这种大而无用的思想却极大地提高了庄子的思辨能力，使他能够在同惠施、赵文王等人的辩论中屡屡获胜。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他的观察能力：当人们看到文明发展带来的好处时，他看到了文明背后隐藏的危机;当人们竭力提倡仁义时，他看到了提倡仁义者的不纯动机。研究庄子思想，无疑也能提高文人的观察能力，苏轼《和刘道原寄张师民》说：“仁义大捷径，诗书一旅亭。相夸绶若若，犹诵麦青青。腐鼠何劳吓，高鸿本自冥。”[42]诗中的“犹诵麦青青”、“腐鼠何劳吓”等均出自《庄子》，特别是“仁义大捷径”一句，毫不留情地指出：提倡仁义，已经成为某些人盗取功名、乃至盗取国家的捷径。透过现象直逼本质，是庄子思想的魅力所在。
庄子情感哲学是哲学界的一个特殊现象，它介于文学与哲学之间，因此它既有哲学的思辨特征，又有文学的抒情特征，这就使庄子思想在哲学和文学两大领域里发挥着自己的影响，显示着自己的魅力。认真总结、传承这一思想，弄清它的起因、特点和作用，对今天的生活也具有重大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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