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哲学小论文(2)
关于哲学小论文
关于哲学小论文篇二
翻译哲学:哲学的分支学科
“翻译哲学”这一概念产生在20世纪后期翻译研究与哲学相互影响和促进的过程中，但哲学和翻译研究界对其却是各有不同释义，甚至还有不少反对的观点，指责其是一种庸俗的概念。本文在梳理中西哲学和翻译研究史中相关“翻译哲学”概念的论述基础上，通过比较和分析不同时期中西翻译哲学概念的内涵差异，指出翻译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我们应从哲学的角度定义翻译哲学。翻译哲学是论述翻译中出现的哲学问题，从哲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上对翻译进行考察，追问翻译和翻译所涉的意义与语言的本质等问题。
[关键词]翻译哲学;哲学;哲学分支学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1)02-0061-05
喻锋平(1975—)，男，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学。(江西南昌 330022)
本文为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度项目“译学研究范式转换的辩证思考”(项目编号:YY1012)的阶段性成果。
在哲学和翻译研究相互影响和促进的过程中，“翻译哲学”概念也开始出现在哲学和翻译研究领域。尽管这一概念早已产生，但“翻译哲学”却始终没有像哲学中的“教育哲学”、“政治哲学”或翻译研究领域中的“翻译学”、“文化转向”等为人们所认可和接受，反而曾一度被指责为是一种庸俗的概念，处在一种尴尬状态，即使偶尔出现在一些研究者的论述中，但着墨不多，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本文试图在梳理中西哲学和翻译研究史中相关“翻译哲学”概念的论述基础上，通过比较和分析不同时期中西翻译哲学概念的内涵差异，从哲学的角度对翻译哲学概念进行辨析，说明翻译哲学的性质和学科上的归属，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翻译研究中的哲学观和哲学中的翻译观。
一、 中西翻译哲学概念综述
二、
虽然中国古代先哲的一些观点和论述成为中国一些翻译家借鉴的理论来源，但并没有直接称作“翻译哲学”的说法。和哲学这一词出现在晚清相比，翻译哲学在中国文献中的出现时间更晚。国内最早的“翻译哲学”概念是由范守义在1985年提出[1]，但他并没有做出详细解释，而是综述五十年来译界对翻译标准、方法和风格问题的诸家见解，即“翻译哲学”实质上等同于“翻译理论”或“翻译观”。这种模糊的态度，不久又在许渊冲的论述中出现。1987年，他在讲座中直接指出，“其实，我所说的翻译哲学就是翻译理论。‘认识论’只是谈论我对翻译的认识;‘目的论’只是谈论翻译的目的;‘方法论’只是谈论翻译的方法”[2](P79)。
国内第一次对“翻译哲学”概念做出理论化的解释的是张泽乾先生。他说:“在结构上，翻译学包括翻译哲学、翻译理论、翻译史、翻译技术科学和翻译实践五个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组成部分;翻译哲学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论与认识论(物质观、运动观和时空观)以及现代系统科学的系统观与方法论，它们是翻译学的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翻译理论是翻译科学的核心，在翻译哲学、翻译实践间起着承上启下的贯通作用。”[3]张今也认为:“研究一般翻译和文学翻译所遵循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翻译哲学。翻译哲学是翻译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4]P17两人不约而同地把翻译哲学定义为翻译活动中所遵循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并将之与翻译理论区别开来。
十年后，黄忠廉受柯飞《关于翻译的哲学思考》一文启发，认为“翻译哲学是系统化和理论化了的翻译观。……翻译观提供了怎样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翻译问题)的一般指导原则，这就是翻译的方法论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哲学是翻译观和翻译方法论统一于其中的一个理论体系。”[5]
哲学家讨论翻译问题相比翻译家借鉴哲学理论研究翻译的要少，直接论述“翻译哲学”这一概念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刘邦凡从哲学研究的角度批判黄忠廉先生的“翻译哲学”定义，认为“黄先生的提法尽管有很多开创性的可取成份，但我们认为较为笼统而粗糙，或多或少有模拟马列哲学对哲学定义的迹象。”在他看来，“翻译哲学不是简单的翻译加上哲学，翻译哲学有两个研究对象:一是翻译，二是翻译理论。”从哲学的角度来定义翻译哲学就是“关于翻译和翻译理论的精深分析及其总的一般看法”。“翻译哲学的基本问题是译者思维与文本之间的关系问题，其根本任务是确立译者思维与文本、译者与原文之间的关系。”[6]
不过令人奇怪的是，无论是翻译界的黄忠廉先生还是哲学研究的刘邦凡先生，在发表各自对“翻译哲学”的定义后，都没有再次对翻译哲学发表过新的更深的见解。直到六年后，哲学界的李河、单继刚，译界著名学者杨自俭才从各自研究的视阈对“翻译哲学”提出新的看法。杨自俭站在翻译学学科建设的高度，进一步深化了以前翻译研究者对翻译哲学的定义，认为“翻译哲学是用哲学思想研究人类翻译活动本质属性的翻译学的最高理论层面，它从社会发展和精神家园建设这两个方面的需求思考翻译学的建设和走向问题。具体来说，翻译哲学就是关于翻译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和方法论的学问。”①
与翻译研究者赞成翻译哲学概念的看法不同，李河批评学术研究中的“庸俗态度”，批评“一些对哲学的‘创造性’与‘庸俗化’之区别缺乏恰当意识的人喜欢给随便什么话题加上哲学包装”，产生所谓的“吃饭的哲学、企业哲学”等近乎伪哲学的说法。因此，他“坚决拒绝使用所谓‘翻译哲学’或‘翻译学’这类花边式的标签，因为这种庸俗的命名方式会从一开始就遮蔽‘翻译’与‘哲学’的真正问题关联。”[7]同样是从事哲学研究的单继刚则认为，在翻译何以是个哲学的话题的追问中，李河教授的担心不无道理。但若从研究的方式、角度和层次来区分，“既然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对象无所不包，而对这些对象的研究又分为哲学和具体科学的方式、角度和层次，那我们就应该承认，既存在翻译哲学，也存在翻译学。前者是对翻译的哲学方式、角度和层次的研究，后者是对翻译的具体科学方式、角度和层次的研究。”考虑到“名”和“实”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生成的关系，既能一“名”多“实”，也可以一“实”多“名”，因此“我们可以用‘翻译哲学’这个‘名’来指‘从哲学角度对翻译话题进行的研究’这个‘实’。”“模仿康德对批判哲学的界定方式和伽达默尔对哲学解释学的界定方式，我们大概可以说，翻译哲学追问的是‘翻译何以可能’的问题，研究的是翻译的条件和限度。”[8]
与中国翻译研究领域相比，西方译界很难找到“翻译哲学”这样的说法。笔者以translation philosophy和the philosophy of translation为关键词在互联网
上通过谷歌搜索，直接关联的词条很少。而搜索国家图书馆以及施普林格(Springer-Verlag)电子期刊，都找不到以translation philosophy为主题的文献。国外直接使用translation phi-losophy这一名称的是圣经研究组织网站上，圣经英语标准译本 (ESV)所遵循的翻译原则(translation philosophy)基本上是直译，它尽可能寻求得到原始文本的精确词义和每一圣经作者的个人风格，着重于“词与词”的对应，寻求原始文本的透明度，让读者尽可能地看到原始文本的结构和意义。而其他一些版本的圣经翻译则是采用“意译”(thought-for-thought)的翻译方法。此外，“translation philosophy”有时也直接出现在一些翻译公司或组织的网站上，但从其随后的内容上来看，与上述圣经翻译组织对该概念的理解基本相同，即“translation philosophy”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遵循的原则或所使用的翻译策略方法。显然这些出处的“translation philosophy”并不是我们理解的翻译哲学，而是指翻译原则或方法。
那这样看来，真如刘邦凡先生所说，“翻译哲学不是舶来品，而是一个地道的中国货”吗?这似乎与西方哲学庞大的体系和强大的影响力不相符合。若撇开这一名称本身，而从翻译和哲学的关系，即翻译研究中的哲学和哲学视阈中的翻译问题来考察西方哲学和翻译研究领域，那么相关论述就可谓是汗牛充栋了。很多西方大哲学家都谈论过翻译的问题，试举几例:
“翻译过程本质上包含了人类理解世界和社会交往的全部秘密。翻译是隐含的预期、从整体上预先把握意义以及如此被预先把握之物的明白确立这三者的不可分的确立。(伽达默尔)
哲学的原点是翻译或可译性论题。(德里达)
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是一种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
翻译的不确定性。(奎因)
与哲学家论翻译相比，西方翻译研究者论述哲学和翻译问题的系统研究和分析相对少很多。据朱湘军研究，到2003年止，国外仅有Translation and the Nature of Philosophy(A. Benjamin， 1989)，Meaning and Translation： Philosophy and Linguistics Approaches(F. Guenther，1978)等少数几本全面探讨哲学与翻译关系的专著，以及谈论某种哲学思潮对翻译的影响的散论，如G. StEiner论述The Hermeneutic Motion(After Babel，1975)，Gentzler对Deconstruction的解释等(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1993)。笔者在研究中发现，相关论著还应包括论文集Translation： Literary， Linguistic， and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1984)和Anthony Pym(2007)的重要论文Phi-losophy and Translation。Pym可以说是西方综合研究翻译和哲学关系的集大成者。虽然他没有提出翻译哲学的说法，但他全面考察了翻译和西方哲学相互影响的历史，指出哲学理论和翻译研究的相互关系分为三种:翻译作为哲学研究的例证、哲学作为翻译理论化的权威、哲学理论的翻译。但在目前翻译研究哲学途径中却存在胡乱挪用、滥用哲学话语的现象。有的翻译研究人员为增强理论的权威性，常不必要地罗列一些哲学家的名字和观点，而不管这些哲学家的真实意图。因此在哲学和翻译研究领域还需要进一步对话和沟通，翻译研究者应该更多地关注译者的翻译实践和理论，采用自下而上的思考方式。[9]
二、比较与思考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中西在“翻译哲学”概念的探讨上表现出明显不同的特征，最为突出的就是“翻译哲学”概念确如刘邦凡所说，是个地道的中国学术用语。并且，国内哲学家和翻译研究者都试图对该概念定义，表现出与传统学术研究印象式评点不同的方式，有很强的理论意识。但在定义的方式上，哲人和译家又存在明显的思维方式的差异。国内翻译研究者对哲学概念的定义都无一例外是借鉴或模拟某一哲学观的定义方式，把“翻译哲学”定义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这种方式的定义显得空泛，内涵很少，就如我们说哲学是系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样，既没错误也无法验证，也反映了翻译研究者在哲学思维方面的不足。另外，不少翻译研究者给出的定义都把“翻译理论”和“翻译哲学”混淆在一起，这好比把“理论”等同于“哲学”，其错误也是不言自明的。
哲学研究者则没有简单套用某种哲学的定义模式，而是从哲学的角度透视翻译问题，尝试对翻译哲学的研究对象、方式、角度、层次以及与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等方面进行分析，在定义翻译哲学概念时能认识到“名”与“实”可能是不一致的。
西方哲学和翻译界并没有翻译哲学的概念定义，但却有众多的哲学家谈论翻译话题。若从哲学和翻译的关系来比较，同样可以发现中西在研究内容和方式上的异同。
从哲学的角度进行翻译研究这一向度上，中西都有大量的借鉴某个哲学理论说明翻译现象的案例，这也是哲学进入翻译视野最常见的一种途径，其源头都可追溯到古代的先贤。如西方的哲罗姆、贺拉斯，中国的老子的哲学思想都成为后期翻译研究中寻求权威支持的源流。近现代时期，中西翻译研究中借鉴最多的则是西方的语言哲学，如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理论、洪堡的语言世界观，以及解构主义、阐释学等等。有的则是专门论述某个哲学家的翻译思想，如刘介民《德里达翻译哲学的解构倾向》、仲伟合《翻译就是征服——尼采的翻译哲学》、李德超《翻译理论的哲学探索:奎因论翻译的不确定性》。还有研究者从哲学的层面追问翻译的问题，思考翻译研究的哲学途径。如上文提到的F. Guenther(1978)和 (1984)，以及Anthony Pym最近的论述On Empiricism and Bad Philosophy in Translation Studies(2009);国内潘文国《译学研究的哲学思考》;柯飞《关于翻译的哲学思考》;张柏然《当下翻译理论研究的两个向度》等等。
在翻译作为哲学研究案例这一向度上，中西研究者都一致注意到“翻译不在传统西方哲学话语中”。 Pym指出在古希腊罗马哲学话语中几乎找不到“翻译”的概念。欧洲从希腊文化中获取哲学思想，从希伯来文化中得到宗教理论，可以说欧洲文化完全是建立在翻译的基础上，但却竭力掩饰这种翻译的起源，有着深厚的种族中心主义意识。因此，翻译在哲学领域中的寂静现象应在翻译的外部寻求解释。原因之一是来自政治上的打压。哲学家并不是常常处于权力的上风，而在西方历史上新思想的创立和传播都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西方大量哲学著作的翻译都是匿名的，许多译本都找不到原本。另外一个原因则是由于古代西方的语言神学等级观。最上层的是神的语言如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希腊语等;中间的是启蒙的语言，主要指拉丁语;然后才是最底层的世俗语言，如英语、法语、德语等。那时的翻译都是单向性的，把神圣的语言文本转换成世俗的劣等语言文本，启迪世俗的人。因此在人们眼里，不仅翻译是低劣的行为，译者同样也是低人一等，更不说要对翻译进行理论化的思考。[9]
朱湘军同样认为“翻译一直被放在哲学的视角之外”，有其内因和外因，即译者的卑微地位和外在的文化政治上的掠夺和征服思想，导致翻译中对原作的“一笔勾销”，甚至直接署名来占有。“这种翻译导致西方思想成了无本之木”(海德格尔)。只有当人们意识到世俗
语言的重要性，重新评价世俗语言时，翻译才真正成为人们严肃思考的对象。“翻译的真正兴起是在文艺复兴，从哲学的视角对翻译的评头论足也即从那时开始。” [10]
当前翻译研究中，众多研究者关注的重点是第一种向度，即从哲学中寻求权威支持，服务于翻译研究，而思考翻译和翻译研究对哲学等领域的影响这一向度上的研究却不多。可以说，Pym对翻译和哲学关系的研究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的郝林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提醒研究者要“等量齐观的重视从翻译的方面探讨‘神学、哲学、美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的‘前提、可能性和局限性等问题’”。翻译作为一个哲学问题，“对于20世纪西方声势浩大的形而上学大批判运动产生启示意义和推动作用”[11]。而这一向度的研究也同样给我们审视翻译哲学概念以启迪，翻译能成为一个哲学问题，翻译哲学应该从哲学的角度来定义。
三、概念辨析
以上论述已经很明确地指出，翻译 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从这个意义上如要领悟“翻译哲学”概念的内涵，就应把它作为哲学来讨论。因此我们必须先要了解哲学的定义。现实情况是，尽管哲学历史悠久，但如要对哲学概念进行规定，“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至今尚未有终极的答案。我们可以找到很多以哲学命名的著作，各种词典里也有不少解释哲学的条目出现，比如，Philosophia(哲学)按其希腊语本义而言，是指爱智慧、追求真理。汉语中，“哲”的基本含义是“明智、明理、明道”，彰显被遮蔽的智、理和道，哲与学两个词合在一起即是使被遮蔽的理和道以系统化、理论化的形式显明出来。这表明哲学是对本源意义上的真理、共性、道的追求活动，是一种形而上的思考和探索。黑格尔认为:“哲学是一种特殊的思维运动，哲学是对绝对的追求。”而对于康德来说，哲学是一种理性的活动，而不是一种静态的知识系统。“哲学只是一种可能科学的观念，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来努力接近它。我们所说的不是哲学本身，而是如何进行哲学思考。”[12](P750)爱因斯坦这样谈论哲学:“如果把哲学理解为在最普遍和最广泛的形式中对知识的追求，那么，哲学显然就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之母。”毛泽东则认为这样是方法论，关于思想的思想，是全部思想的关键。
但这些都仅仅是哲学历史中某家某派对哲学的见解，不可能以一种哲学思想代替全部哲学，因为真正的哲学问题不仅没有终极的答案，而且永远也不会过时。哲学就表现为过去、现在和将来人们面对共同的哲学问题而采取的不同的解答方式。因而这种多样的概念界定不影响我们在今后进一步提出各种新的答案，回答“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同理，我们也可以对“翻译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尝试给出自己的解释。
我们认为，“翻译哲学”同“ 教育哲学”、“ 政治哲学”、“ 艺术哲学”等一样，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论述翻译中出现的哲学问题，从哲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上对翻译及翻译研究进行考察，追问翻译和翻译所涉及的意义与 语言的本质。
尽管这样表述翻译哲学的内涵依然不能也不可能是一种终极的回答，但至少我们可以解释清楚，翻译哲学在学科归属上，是属于哲学的领域，这不同于翻译研究中的从 经验 实践中 总结出来的翻译理论，也不同于哲学途径的翻译研究。翻译实践、翻译研究需要哲学指导，甚至翻译教学也需要哲学来提供方法论的指导，但这都不能叫做“翻译哲学”，因为关于翻译的哲学思考究其本质只是思考着操持某种哲学理论与评价翻译及其理论而已。
其次，翻译哲学的研究对象既是一切翻译活动本身，还包括从翻译实践的经验归纳得出的翻译理论。与翻译研究中的理论诉求不同，翻译哲学可以说是通过追问经验何以可能而进行的形而上的思考，是经验的经验，按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就是“思想思想”，其所得即是“纯粹的思”。
最后，翻译哲学考察翻译及理论研究，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考察，是从翻译的角度对世界本真、终极真理的一种追问。通过在哲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层面认识界定翻译，我们进一步了解世界，了解主体的人自身，获得心灵的慰藉。追问本质，不断反思是哲学的特征，也是翻译哲学的特征。这也使翻译学和翻译哲学从本质上区分开来，正如政治学关注权力的转移，而政治哲学对权力何以能够出现并成立更加关心;艺术向人们展现美的魅力，却不曾说明这魅力的由来;而艺术哲学则追问美的本质和意义。虽然翻译学也需要以某一哲学或哲学观为其建构的理论基础，但作为具体科学的翻译学只是翻译哲学研究的基础，两者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具体科学的进步推动着哲学的 发展，而哲学为具体科学提供更深层次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
翻译哲学作为不算新的新概念，已经伴随着哲学和翻译研究两大学科的相互影响而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翻译研究者的注意，哲学对翻译的本体性的追问正在扩大着它在翻译领域的影响范围，毕竟思想和 文化是没有地理界限的。我们也希望国内对翻译哲学的探讨能“走向世界，使翻译哲学国际化”[6]。如确要给翻译哲学找个相对应的英文词语，我们建议用The Philosophy of Trans-lation，理由是翻译哲学属于哲学领域，用英文的介词of可以说明这种分类关系，不用Translation Philosophy是为了避免与 英语标准版圣经翻译者提倡的“翻译原则”(Translation Philosophy)相混淆，而不用Translational Phi-losophy则是要区分“翻译哲学”和“翻译的哲学”，后者给人以只局限于谈论翻译或翻译的方法的嫌疑。
注释:
①摘自2006年4月20日杨自检在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座摘要。
[参考文献]
[1]范守义.关于翻译哲学的断想:论翻译界五十年(1894—1948)之争[J].外交评论， 1985，(4).
[2]许渊冲.翻译的哲学[A]. 文学与翻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3]张泽乾.现代系统科学与翻译学[J].外语研究， 1987，(3).
[4] 张今.文学翻译原理[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7.
[5]黄忠廉.翻译哲学及其他——读“关于翻译的哲学思考”[J].外语研究， 1998，(1).
[6]刘邦凡.试论翻译哲学[J].探索， 1999，(6).
[7]李河.巴别塔的重建与解构——解释学视野中的翻译问题[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5.
[8]单继刚.翻译的哲学方面[M].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9]Pym， Anthony. Philosophy and Translation[A]. in Kuhiwczak， P & Littau， K. eds.A Compan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2007..
[10]朱湘军.客体到主体西方翻译研究的哲学之路[D].上海:复旦大学博士学位 论文， 2006.
[11]郝林.翻译与形而上学批判:在西方哲学的转折点上[J].外国语， 2009，(5).
[12]布宁，余纪元.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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