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峻论语心得

　　《论语》一直都是学子们必修的文本，因此对《论语》的诠释也从未间断。杨伯峻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古文献学家，尤以《论语译注》一书影响最大。以下是学习啦小编整理分享的杨伯峻论语心得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杨伯峻论语心得篇一

　　自汉代儒家成为封建正统思想以来，《论语》一直都是学子们必修的文本，因此对《论语》的诠释也从未间断。如西汉郑玄《论语郑氏注》、魏晋何晏《论语集解》等等。《论语译注》(以下简称《译注》)是杨伯峻先生在吸收前人诠释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学术思想，运用新的注释方法著成的著作。

　　杨伯峻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古文献学家。他在古汉语语法和虚词研究方面以及古籍的整理和译注方面皆有突出贡献。尤以《论语译注》一书影响最大，该书译文明白流畅，注释重字音词义、语法规律、修辞规律、名物制度、风俗习惯等考证，并且在集古今学者之大成基础上颇多个人新见。

　　《论语译注》的注释最明显一个特点便是用白话文进行书写。纵观整个论语学史，对《论语》作诠释的著作都是用文言文写作的，造成了阅读的艰难。随着社会的发展，文言文著作便不适应广大人民的需求，运用白话文进行注释便提上日程。《论语译注》便是白话文注释经典的典型范例。《译注》运用白话文进行注释具有众多优势。首先，译文言简意赅，能够准确表达出原文含义。其次，能够帮助一般读者比较容易而正确的读懂《论语》，并给有志于研究的人提供若干线索。

　　《译注》注释第二大特点是在翻译技巧上运用了新的方法。例如：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译注》：孔子说：“君子是团结而不是勾结，小人是勾结而不是团结。”译文按照原文的词序和句法结构，逐字逐句的进行翻译，这就是对译法的运用。它准确地表达出了原文的内容而且又简单易于理解，这也是古文今译方法中运用最普遍的方法。移位法是对古汉语中的某些特殊语序与表达方式，按照现代汉语的表达习惯移动词语位置的方法。《论语・宪问》：“不患人之不己知，患起不能也。”《译注》：“不着急别人不知道我，只着急自己没有能力。”原文的“不己知”是一个宾语前置的句式，这是古文常用的语法，现代翻译时必须转换为“不知己”，即“不知道我”。否则，便不通顺。对于增补法，我们知道古人写文章喜好简略，为了使语句完整必须将省略的部分补充出来。《论语・公冶长》：“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 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译注》：“子贡说：‘老师关于文献方面的学问， 我们听得到; 老师关于天性和天道的言论， 我们听不到。’”在原文中没有主语，但是是子贡说的，因此可知省略了“吾”字，翻译时要补充出来。但从原文所表达的意思看来，这个省略的“吾”，并不是指某一人，所以将这个“吾”字翻译成“我们”则更加合理。与增补法相反， 删减法指的是原文中个别词语可以删掉不译， 特别是古汉语中某些常出现的虚词，如“之、乎、者、也”等，遇到这种情况只要把原文的意思表达清楚即可。

　　第三，运用大量的文献资料对《论语》中的名物典制、地理山川等进行考证，并且对于不同的诠释，作者在进行辨析后再作择取。如《论语?颜渊》：“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犹犬羊之�。’”《译注》：“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朱熹《集注》把它做两句读：‘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便应该这样翻译：‘先生的话，是出自君子之口，可惜说错了。’我则以为‘夫子之说君子也’为主语，‘惜乎’为谓语，此为倒装句。”这里即解释了棘子成为卫国大夫的官职名，又对不同的注释见解进行分辨。此类注释考证参考多种文献，使读者的认知范围得到大大拓展。

　　在开篇的《序言》里，杨先生论述了六个问题：(一)孔子身世;(二)孔子思想体系的渊源;(三)孔子论天、命、鬼神和卜筮;(四)孔子的政治观和人生观;(五)关于忠恕仁;(六)孔子对后代的贡献。这六个问题是孔子研究中最基本的问题，对于深入了解《论语》的内涵具有重要作用。《导言》集中论述了四个问题：(一)“论语”命名的意义和来由;(二)“论语”的作者和编著年代;(三)论语”的版本和真伪;(四)略谈古今“论语”注释书籍。这些从文献学的角度介绍了与《论语》有关的一些的问题，具有很强的学术性。《例言》共分为十五条，分别说明了著者著书宗旨，章节分合依据，校勘问题，译文注释，对朱注的取舍，断章取义问题，以及“词典”等方面的问题，并且列举了书中所引前贤《论语》著作。《词典》附录在著作的最后，这是整本书的体例中最具有特色的地方，它对《论语》中经常出现的以及特殊的字词进行分门别类的解释，并标明在文章中出现的次数和所在篇章的序号，这样的词典不仅仅是一个附载性查阅系统，也为其他古文的诠释提供了方便。这个“词典”在文献整理上具有创新作用，标志着一种新的古籍整理方式的出现。

　　总之，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内容通俗易懂，著书体例全面系统且新颖别致。整部著作内容丰富，不仅是广大群众的普及性著作，其开创的新的古籍整理体例，更是值得我们研究、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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