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季羡林

国学大师季羡林

　　季羡林先生，著名的北京大学教授，一代语言文学大师。或许因着家乡的关系吧，他与我校有着不解之缘，曾经一连几次来到这里，留下了难分难舍之情。

　　聊大人物 | 国学大师季羡林

　　1974年，山东师范学院所留聊城部分建成了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1981年，经国务院和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聊城师范学院在山师分院的基础上正式建立了，从此，在鲁西这块大地上，就有了最高学府。学院的成立，引起了季老对于家乡这所大学的极大关注。

　　1982年第一次到学校来讲学

　　聊城师范学院成立的第二年，季羡林先生就与著名翻译家戈宝权先生一齐应学校邀请来到这里，参加了1982级新生的开学典礼，并举办了《从比较文学谈到中印文化交流》的学术讲座。

　　1982年9月，聊城师范学院敦聘季羡林先生为名誉教授，成为该校发展史上第一批聘请的校外兼职教授，从此，先生一直关注与支持着学校的成长与发展。

　　季老在他的《还乡十记》中，专门有一篇题为《聊城师范学院》的散文记载了他的这次之行。他热情洋溢地说：“当我听说聊城师范学院已经建立起来的消息时，我心中的高兴与激动，就可以想象了。这毕竟是我们地区的最高学府，是一所空前的最高学府。我们那文化落后的家乡，终于也有了最高学府了。

　　1991年9月17日， 因着参加在聊城举办的孙膑兵法与经济战略发展研究会，季老再一次来到这所令他多方关注与支持的聊城师范学院。

　　他了解了学校的发展，热情洋溢地写下了他的观感。题词说：“一九八二年我曾来我院参观，而今旧地重游，然而旧貌变新颜，高楼巍峨绿如茵，非后旧时风光美，可见故乡教育发展之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前途光芒万丈于兹可见矣。季羡林一九九一年九月十七日。”他称学校为我院，把学院建设与社会主义建设前途紧密相连，是他对我校的期待，是对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的热爱。

　　1997年 季羡林先生学校北大门留影。

　　1997年10月8日，我们又一次盼来了季老的光临。这一次他就住在学校，饭前饭后，他多方走走，以了却思念之情。在这里，他又一次亲眼看到了为聊城经济发展如同插上金翅膀的京九铁路，目睹了新修的海源阁纪念馆，游览了美丽的东昌湖……

　　更使人难忘的是，他为我校广大学子所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要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报告。当时，学校礼堂内座无虚席，当季老一出现在讲台之上时，全场立即爆发出一片掌声，报告也不时被掌声所打断。他再三所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最忌崇洋媚外，要钻研中国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的传统文化之呼吁，令人鼓舞，激动人心。

　　10月10日上午，学校“聊城师范学院敦聘季羡林先生任名誉院长”仪式开始了。仪式上，季老对学校的发展寄予了厚望。当他了解到聊师已有5800名在校生规模时，风趣地说，聊师已经是半个北大了，职工却比北大少得多。

　　1999年是聊师建校25周年。为纪念聊师25周年校庆,5月他应邀题写了聊师校训“敬业、博学、求实、创新”。9月，又题写了祝贺校庆25周年的题词。9月26日,是学校建校25周年校庆纪念日。已近望九之年的季老从北京赶来了。

　　聊大校训

　　在校庆典礼大会上，他回忆了三次来学院的亲身经历深情地说，我们学校25年来，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强调学院的发展与党和国家分不开，也强调学校的前途也和党和国家分不开。他引用我校的校训“敬业、博学、求实、创新”说，我们的校训有两条红线，一条是努力奋斗，一条是爱国主义，勉励全院的师生员工共同努力把学校建设好。

　　季老捐赠《传世藏书》仪式

　　在捐赠《传世藏书》仪式上，季老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我们聊城是历史文化名城，京九、济邯铁路的开通，将使聊城成为经济中心。一个大学，要有好教授、好学生、好图书馆、好领导。他还再次引用他在上午校庆典礼大会上的讲话鼓励全院的青年学生说，一要努力、一要爱国，要热爱我们的国家，热爱我们的党，不然的话，就会一事无成。

　　2002年9月26日，在聊城大学揭牌典礼上，北京大学副校长郝斌代季先生接过聊城大学名誉校长的聘书。

　　为了学校的发展，我们学校适时的提出了把聊城师范学院更名为聊城大学、把师范院校发展成为综合性大学的任务和奋斗目标。在学校更名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季老的帮助。为了学校的发展，季老曾经亲自给教育部张保庆副部长写信，介绍学校发展的情况，支持学校发展。

　　2002年，季羡林先生为聊城大学揭牌题词：聊城为鲁西文化重镇，艺文昌明，才俊辈出。历千百年，至今未衰。聊城大学之成立，诚所谓顺乎天理，应乎人情之盛举。行将见桃李遍鲁西，文风满山左，流风余韵普及神州矣。为鲁西庆，为山东庆，为祖国庆!

　　祝贺聊城大学成立

　　季羡林

　　二〇〇二年五月

　　2005年 聊城大学校党委书记程玉海一行赴京看望季老

　　学校组织编辑了《季老与聊大》的vcd记录片和以婚纱摄影集的形式洗印了《季羡林先生与聊城大学》的画册，献给季老，祝季老健康长寿，再次表达了聊大师生员工对于季老的祝福之情。

　　2009年7月11日惊闻名誉校长季羡林先生辞世的消息，我校师生于7月11日晚自发来到栖凤林举行追思会。

　　季羡林先生，不但是我们聊城的骄傲，同时也是我们中国及至东方的骄傲。但对于聊大人来说，首先应该是聊大人的骄傲。我们为有这样一位大师关注和支持着学校的成长而感到骄傲和高兴。

　　国学大师季羡林：人到暮年有十忌

　　一忌：说话太多

　　说话，除了哑巴以外，是每人每天必有的行动。有的人喜欢说话，有的人不喜欢，这决定于一个人的秉性，不能强求一律。我在这里讲忌说话太多，并没有“祸从口出”或“金人三缄其口”的涵义。说话惹祸，不在话多话少，有时候，一句话就能惹大祸。口舌惹祸，也不限于老年人，中年和青年都可能由此致祸。

　　我先举个例子。 有一位著名的敦煌画家。他年轻的时候，头脑清楚，并不喜欢说话。一进入老境，脾气大变，也许还有点老年痴呆症的原因，说话既多又不清楚。有一年，在北京国家图书馆新建的大礼堂中召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年会。开幕式必须请此老讲话。我们都知道他有这个毛病，预先请他夫人准备了一个发言稿，简捷而扼要，塞入他的外衣口袋里，再三叮嘱他，念完就退席。

　　然而，他一登上主席台就把此事忘得一干二净，摆开架子，开口讲话，听口气是想从开天辟地讲起，如果讲到那一天的会议，中间至少有三千年的距离，主席有点沉不住气了。我们连忙采取紧急措施，把他夫人请上台，从他口袋里掏出发言稿，让他照念，然后下台如仪，会议才得以顺利进行。

　　当然，话又说了回来，爱说长话的人并不限于老年，中青年都有，不过以老年为多而已。因此，我编了四句话。奉献给老人：年老之人，血气已衰;煞车失灵，戒之在说。

　　二忌：倚老卖老

　　五十和六十年代前期，中国政治生活还比较正常的时候，周恩来招待外宾后，有时候会把参加招待的中国同志在外宾走后留下来，谈一谈招待中有什么问题或纰漏，有点总结经验的意味。这时候刚才外宾在时严肃的场面一变而为轻松活泼，大家都争着发言，谈笑风生，有时候一直谈到深夜。

　　有一次，总理发言时使用了中国常见的“倚老卖老”这个词儿。翻译一时有点迟疑，不知道怎样恰如其分地译成英文。总理注意到了，于是在客人走后就留下中国同志，议论如何翻译好这个词儿。

　　平心而论，人老了，不能说是什么好事，老态龙钟，惹人厌恶;但也不能说是什么坏事。人一老，经验丰富，识多见广。他们的经验。有时会对个人甚至对国家是有些用处的。但是，这种用处是必须经过事实证明的，自己一厢情愿地认为有用处，是不会取信于人的。

　　另外，根据我个人的体验与观察，一个人，老年人当然也包括在里面，最不喜欢别人瞧不起他。一感觉到自己受了怠慢，心里便不是滋味，甚至怒从心头起，拂袖而去。有时闹得双方都不愉快，甚至结下怨仇。这是完全要不得的。一个人受不受人尊敬，完全取决于你有没有值得别人尊敬的地方。在这里，摆架子，倚老卖老，都是枉然的。

　　三忌：思想僵化

　　人一老，在生理上必然会老化;在心理上或思想上，就会僵化。此事理之所必然，不足为怪。要举典型，有鲁迅的九斤老太在。

　　从生理上来看，人的躯体是由血、肉、骨等物质的东西构成的，是物质的东西就必然要变化、老化，以至于消逝。生理的变化和老化必然影响心理或思想，这是无法抗御的。但是，变化、老化或僵化却因人而异，并不能一视同仁。有的人早，有的人晚;有的人快，有的人慢。所谓老年痴呆症，只是老化的一个表现形式。

　　空谈无补于事，试举一标本加以剖析。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标本就是我自己。

　　我已届九旬高龄，古今中外的文人能活到这个年龄者只占极少数。我不相信这是由于什么天老爷、上帝或佛祖的庇佑，而是享了新社会的福。现在，我目虽不太明，但尚能见物;耳虽不太聪，但尚能闻声。看来距老年痴呆和八宝山还有一段距离，我也还没有这样的计划。

　　但是，思想僵化的迹象我也是有的。我的僵化同别人或许有点不同：它一半自然，一半人为;前者与他人共之，后者则为我所独有。

　　四忌：不服老

　　服老，《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承认年老”，可谓简明扼要。人上了年纪，是一个客观事实，服老就是承认它，这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反之，不承认，也就是不服老倒几近唯心了。

　　中国古代的历史记载和古典小说中，不服老的例子不可胜数，尽人皆知，无须列举。但是，有一点我必须在这里指出来：古今论者大都为不服老唱赞歌，这有点失于偏颇，绝对地无条件地赞美不服老。有害无益。

　　空谈无补，举几个实例，包括我自己。

　　1949年春夏之交，解放军进城还不太久，忘记了是出于什么原因，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约我在他下榻的翠明庄见面。我准时赶到，徐老当时年已过八旬，从楼上走下，卫兵想去扶他，他却不停地用胳膊肘捣卫兵的双手，一股不服老的劲头至今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至于我自己，我先讲一段经历。是在1995年，当时我已经达到了84岁高龄。然而我却丝毫没有感觉到，不知老之已至，正处在平生写作的第二个高峰中。每天跑一趟大图书馆，几达两年之久，风雪无阻。我已经有点忘乎所以了。一天早晨。我照例四点半起床，到东边那一单元书房中去写作。一转瞬间，肚子里向我发出信号：该填一填它了。

　　一看表，已经六点多了。于是我放下笔，准备回西房吃早点。可是不知是谁把门从外面锁上了，里面开不开。我大为吃惊，回头看到封了顶的阳台上有一扇玻璃窗可以打开。我于是不假思索，立即开窗跳出。从窗口到地面约有一米八高。我一堕地就跌了一个大马趴，脚后跟有点痛。旁边就是洋灰台阶的角，如果脑袋碰上，后果真不堪设想，我后怕起来了。我当天上下午都开了会，第二天又长驱数百里到天津南开大学去做报告。脚已经肿了起来。第三天，到校医院去检查，左脚跟有点破裂。

　　我这样的不服老，是昏聩糊涂的不服老，是绝对要不得的。

　　我在上面讲了不服老的可怕，也讲到了超前服老的可笑。然则何去何从呢?我认为，在战略上要不服老，在战术上要服老，二者结合，庶几近之。

　　五忌：无所事事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必须细致地加以分析，区别对待，不能一概而论。

　　北大有一批退休的老工人，每日以提鸟笼为业。过去他们常聚集在我住房附近的一座石桥上，鸟笼也是挂在树枝上，笼内鸟儿放声高歌，清脆嘹亮。我走过时，也禁不住驻足谛听，闻而乐之。

　　这一群工人也可以说是无所事事，然而他们又怎样能有所事事呢?

　　现在我只能谈我自己也是其中一分子，因而我最了解情况的知识分子。国家给年老的知识分子规定了退休年龄，这是合情合理的，应该感激的。但是，知识分子行当不同，身体条件也不相同。是否能做到老有所为，完全取决于自己，不取决于政府。

　　自然科学和技术，我不懂，不敢瞎说。至于人文社会科学，则我是颇为熟悉的。一般说来，社会科学的研究不靠天才火花一时的进发，而靠长期积累。

　　一个人到了六十多岁退休的关头，往往正是知识积累和资料积累达到炉火纯青的时候。一旦退下，对国家和个人都是一个损失。

　　有进取心有干劲者，可能还会继续干下去的。可是大多数人则无所事事。我在南北几个大学中都听到了有关“散步教授”的说法，就是一个退休教授天天在校园里溜达，成了全校著名的人物。

　　我没同“散步教授”谈过话，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想的。估计他们也不会很舒服。锻炼身体，未可厚非。但是，整天这样“锻炼”，不也太乏味太单调了吗?学海无涯，何妨再跳进去游泳一番，再扎上两个猛子，不也会身心两健吗?

　　六忌：提当年勇

　　争胜好强也许是人类的一种本能。但一旦年老，争胜有心，好强无力，便难免产生一种自卑情结。可又不甘心自卑，于是只有自夸当年勇一途，可以聊以自慰。对于这种情况，别人是爱莫能助的。“解铃还须系铃人”，只有自己随时警惕。

　　现在有一些得了世界冠军的运动员有一句口头禅：从零开始。意思是，不管冠军或金牌多么灿烂辉煌，一旦到手，即成过去，从现在起又要从零开始了。

　　我觉得，从零开始是唯一正确的想法。

　　七忌：自我封闭

　　这里专讲知识分子，别的我不清楚。但是，行文时也难免涉及社会其他阶层。

　　中国古人说：“人生识字忧患始。”其实不识字也有忧患。道家说，万物方生方死。人从生下的一刹那开始，死亡的历程也就开始了。这个历程可长可短。长可能到一百年或者更长，短则几个小时，几天，少年夭折者有之，英年早逝者有之，中年弃世者有之，好不容易，跌跌撞撞，坎坎坷坷，熬到了老年，早已心力交瘁了。

　　能活到老年。是一种幸福，但也是一种灾难。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活到老年。所以说是幸福;但是老年又有老年的难处，所以说是灾难。

　　老年人最常见的现象或者灾难是自我封闭。封闭，有行动上的封闭，有思想感情上的封闭，形式和程度又因人而异。

　　老年人有事理广达者，有事理欠通达者。前者比较能认清宇宙万物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了解到事物的改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千万不要要求事物永恒不变。后者则相反，他们要求事物永恒不变;即使变，也是越变越坏，上面讲到的九斤老太就属于此类人。

　　这一类人，即使仍然活跃在人群中，但在思想感情方面，他们却把自己严密地封闭起来了。这是最常见的一种自我封闭的形式。

　　我在高中读书时，有一位教经学的老师，是前清的秀才或举人。五经和四书背得滚瓜烂熟，据说还能倒背如流。他教我们《书经》和《诗经》，从来不带课本，业务是非常熟练的。

　　可学生并不喜欢他。因为他张口闭口：“我们大清国怎样怎样。”学生就给他起了一个诨名“大清国”，他真实的姓名反隐而不彰了。我们认为他是老顽固，他认为我们是新叛逆。我们中间不是代沟，而是万丈深渊，是他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了。

　　我认为，老年人不管有什么形式的自我封闭现象，都是对个人健康不利的。我奉劝普天下老年人力矫此弊。同青年人在一起，即使是“新新人类”吧，他们身上的活力总会感染老年人的。

　　八忌：叹老嗟贫

　　叹老磋贫，在中国的读书人中是常见的现象，特别在所谓怀才不遇的人们中更是突出。我们读古代诗文，这样的内容随时可见。在现代的知识分子中，这种现象比较少见了，难道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进化或进步的一种表现吗?

　　中国知识分子一向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过去一千多年以来，仕的途径只有一条，就是科举。“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所有的读书人都拥挤在这一条路上，从秀才——举人向上爬，爬到进士参加殿试，僧多粥少，极少数极幸运者可以爬完全程，“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达到这个目的万中难得一人。

　　大家只要读一读《儒林外史》，便一目了然。在这样的情况下，倘若科举不利，老而又贫，除了叹老嗟贫以外，实在无路可走了。古人说：“诗必穷而后工。”其中“穷”字也有科举不利这个涵义。古代大官很少有好诗文传世，其原因实在耐人寻味。

　　今天，时代变了。但是“学而优则仕”的幽灵未泯，学士、硕士、博士、院士代替了秀才、举人、进士、状元。骨子里并没有大变。在当今知识分子中，一旦有了点成就，便立即戴上一顶乌纱帽，这现象难道还少见吗?

　　今天的中国社会已能跟上世界潮流，但是，封建思想的残余还不容忽视。我们都要加以警惕。

　　九忌：老想到死

　　好生恶死，为所有生物之本能。我们只能加以尊重，不能妄加评论。 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更是不能例外。俗话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可是人一到了老年，特别是耄耋之年，离那个长满了野百合花的地方越来越近了，此时常想到死，更是非常自然的。

　　今人如此，古人何独不然!中国古代的文学家、思想家、骚人、墨客大都关心生死问题。根据我个人的思考，各个时代是颇不相同的。两晋南北朝时期似乎更为关注。粗略地划分一下，可以分为三派。

　　第一派对死十分恐惧，而且十分坦荡地说了出来。这一派可以江淹为代表。他的《恨赋》一开头就说：“试望平原，蔓草萦骨，拱木敛魂。人生到此，天道宁论。”最后几句话是：“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第二派可以“竹林七贤”为代表。《世说新语 任诞等二十三》第一条就讲到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成、向秀和王戎“常集于竹林之中，肆意酣畅”。这是一群酒徒。其中最著名的刘伶命人荷锹跟着他，说：“死便埋我!”对死看得十分豁达。实际上，情况正相反，他们怕死怕得发抖，聊作姿态以自欺欺人耳。其中当然还有逃避残酷的政治迫害的用意。

　　第三派可以陶渊明为代表。他的意见具见他的诗《神释》中。诗中有这样的话：“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此举?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他反对酣酒麻醉自己，也反对常想到死。我认为，这是最正确的态度。最后四句诗成了我的座右铭。

　　我在上面已经说到，老年人想到死，是非常自然的。关键是：想到以后，自己抱什么态度。惶惶不可终日，甚至饮恨吞声，最要不得，这样必将成陶渊明所说的“促龄具”。最正确的态度是顺其自然，泰然处之。

　　鲁迅不到50岁，就写了有关死的文章。王国维则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结果投了昆明湖。我之所以能泰然处之，有我的特殊原因。“十年浩劫”中，我已走到过死亡的边缘上，一个千钧一发的偶然性救了我。从那以后，多活一天，我都认为是多赚的。因此就比较能对死从容对待了。

　　我在这里诚挚奉劝普天之下的年老又通达事情的人，偶尔想一下死，是可以的，但不必老想。我希望大家都像我一样，以陶渊明《神释》诗最后四句为座右铭。

　　十忌：愤世嫉俗

　　愤世嫉俗这个现象，没有时代的限制，也没有年龄的限制。古今皆有，老少具备，但以年纪大的人为多。它对人的心理和生理都会有很大的危害，也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

　　国学大师季羡林：不完满才是人生

　　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旅客。

　　对于人类的前途，我始终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相信，不管还要经过多少艰难曲折，不管还要经历多少时间，人类总会越变越好，人类大同之域决不会仅仅是一个空洞的理想。但是，想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经过无数代人的共同努力。

　　有如接力赛，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一段路程要跑。又如一条链子，是由许多环组成的，每一环从本身来看，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点东西;但是没有这一点东西，链子就组不成。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我们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任务，而且是绝非可有可无的。如果说人生有意义与价值的话，其意义与价值就在这里。

　　人活得太久了，对人生的种种相，众生的种种相，看得透透彻彻，反而鼓舞时少，叹息时多。远不如早一点离开人世这个是非之地，落一个耳根清净。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人生一无意义，二无价值。

　　我在这里发现了一条定理：年龄大小与处境坎坷同对世态炎凉的感受成正比。年龄越大，处境越坎坷，则对世态炎凉感受越深刻。反之，年龄越小，处境越顺利，则感受越肤浅。

　　任何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以及任何一个生物，从本能上来看，总是趋吉避凶的。因此，我没怪罪任何人，包括打过我的人。我没有对任何人打击报复，并不是由于我度量特别大，能容天下难容之事，而是由于我洞明世事，又反求诸躬。假如我处在别人的地位上，我的行动不见得会比别人好。

　　走运有大小之别，倒霉也有大小之别，而二者往往是相通的。走的运越大，则倒的霉也越惨，二者之间成正比。

　　我认为，能为国家、为人民、为他人着想而遏制自己的本性的，就是有道德的人。能够百分之六十为他人着想，百分之四十为自己着想，他就是一个及格的好人。为他人着想的百分比越高越好，道德水平越高。百分之百，所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是绝无仅有。

　　从历史上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特色”，这在西方国家是找不到的：中国历代的诗人、文学家，不倒霉则走不了运。

　　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对待坏人，则另当别论。忍者，相互容忍也。

　　总之，谦虚是美德，但必须掌握分寸，注意东西方差别。在东方谦虚涵盖的范围广，不能施之于西方，此不可不注意者。然而，不管东方或西方，必须出之以真诚。有意的过分的谦虚就等于虚伪。

　　把成功的三个条件拿来分析一下，天资是由“天”来决定的，我们无能为力。机遇是不期而来的，我们也无能为力。只有勤奋一项完全是我们自己决定的，我们必须在这一项上狠下功夫。

　　信缘分与不信缘分，对人的心情影响是不一样的。信者，胜可以做到不骄，败可以做到不馁;决不至于胜则忘乎所以，败则怨天尤人。中国古话说：“尽人事而听天命。”首先必须“尽人事”，否则馅儿饼决不会自己从天上落到你嘴里来。但又必须“听天命”。人世间，波诡云谲，因果错综。只有能做到“尽人事而听天命”，一个人才能永远保持心情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