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读书心得_关于读国富论的心得范文(2)
读国富论的心得范文篇4
1999年11月20日6时30分6秒，在朦胧的烟雾中，在千万同胞的期待中，我国的第一艘宇宙飞船终于成功发射。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又向未来近了一步，也更向科技发展的新时代更近了一步。
14年后的一天，我正坐在舒服的沙发上，专心致志的看着手中的这本《国富论》，竟情不自禁地把它与祖国的复兴之路结合起来。
《国富论》是苏格兰经济学家，哲学家亚当斯密的一本专着。这本专着共为五卷。它从国富的源泉──劳动，说到增进劳动生产力的手段──分工，因分工而起交换，论及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再探究商品的价格，以及价格构成的成分──工资，地租和利润。书中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批判吸收了当时的重要经济理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程做了系统的描述，它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
从《国富论》中文懂得了一个深刻的道理;自由主义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也是十分重大的。在我国的今天，脱离了计划经济也不过三十年，与英国将近三百年的自由经济意识还无法相比，东部开放的海城市还好，西部地区则明显的体现出落后，不但经济落后，思想也落后，表现命令不到绝对不作为的慵懒心态，与沿海开放区的那种创新思想大相径庭，这也是西部发展不起来的主要原因。所以思想不自由，不主动，就会落后。
有人认为中国是一个难以创新的国家，可是少年强，国则强，少年弱，国则弱。中国没有因为别人的评论而放弃自己的梦想，从来没有放弃过追梦。因为它深信，只要努力，就会成功，只要不放弃自己的信仰，就会成功。就算失败了也要再爬起来，因为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梦。就好像每个人都可以仰望星空，心光洒在每个人的脸上照亮更加丰沛的人生，也照亮更加灿烂的中国。
读国富论的心得范文篇5
《国富论》，全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是亚当·斯密，经济学之父的经典代表作。这本书的初版为1776年版本，它能够和当时美国的《独立宣言》被后人视为1776年发表的两个最重要的文本，可见其历史价值之高。而我读后也受益匪浅。
《国富论》被称为经济学中最重要的著作，是市场经济的圣经。读过本书之后，我认为此说法有其道理所在。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不断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人们看问题的角度也在更新。很多经济学著作或者说经济学原理不能接受不同历史时期的检验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在与其历史局限性，即它只适用于一定条件下的经济状况。而《国富论》不同，《国富论》分析揭示的是经济学的本质，是从事经济的社会中的人的本质，而人的活动的本质、心理是不随时代的变迁而改变的，或是说，没有重大改变的，即都是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因此，亚当·斯密的观点无论是对于早期还是现期的社会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与借鉴意义。其许多观点也亦被当今人们奉为经济学中的定理。
《国富论》中最具精华的理论，我认为，即是“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斯密从人的利己的本性出发，论述了利己主义的利益观。他认为，每一个人行为的动机主要是在于利己，求得自己的利益。利己心是人类一切经济行为的推动力。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追求效益最大化，整个社会就在不同的个人实现自己的效益最大化过程中实现社会的效益最大化，即社会福利。因此，他认为，利己心并不是值得反对或摒弃的，自私有利于社会福利。然而，斯密在所著另一本书《道德情操论》中从人具有同情心出发，论述了利他主义的伦理观。这看似矛盾的观点恰恰揭示了斯密矛盾的内心世界，在我看来，也揭示了经济活动中人们矛盾的内心世界。人们一方面追求效益的最大化，一方面又逃脱不了自身的伦理观、社会观。经济实际上是利己性与利他性结合起来完整的人的活动，是人们追求自身来自物质与精神整体的效益的最大化。这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市场实现每个人的最大效益，并实现共同福利。
其次，斯密在书中提到了分工。他认为分工可以带来很多好处，分工是提高生产率的关键。社会中从事经济活动的每个人必然有不是自己专长的方面，如果每个人都自给自足，那么带来的将是低效率的生产。分工使每个人都从事自己最擅长的一方面，分工促进生产的专业化。通过分工，社会资源能够被最有效的利用方式所利用;通过分工，每个人的生活状况都将变得更好。
正因为如此，斯密反对殖民地政策，主张自由贸易。他认为，殖民地国家大多实行“重商主义”政策，而这对于殖民地及其统治国双方都是有害无益的。殖民地国家在殖民地造成的经济垄断不仅使殖民地财富与资源大量外流，也阻碍了殖民地生产力的发展，制约了其分工的专业化进程;统治国亦未在其与殖民国交易的过程中取得分工的好处，从而带来两国整体效益的无谓损失。斯密也主张“自由放任”，他强调，只有对内对外的商业不受任何限制，才能使一个国家得到充分的发展和繁荣。自由竞争促使资源向实现其效用最大化的方向流动，因而，他反对各种公司的垄断，因为垄断同样能带来低效率的生产。私密将此理论向更深一步扩展，主张国家与国家之间应像个人与个人之间一样实行分工，即主张自由贸易。此观点，无论是后来的绝对分工理论，还是相对分工理论，都证明了其正确性所在。
基于此，斯密在书中对政府存在的意义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确切地说，他对政府的职责规定得相当具体。他认为，政府的主要任务在于：保护社会免遭其他社会之暴力入侵;尽可能地保护每个社会成员免受其他社会成员之不正义的压迫;建立和维护特定的社会公共工程和公共制度。总结起来，即：对外抵御敌国，对内执行司法;政府的另外一个重要职责是“创建并经营某些公共工程”，这也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公共事业”的各种设施。特别地，他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张“自由放任”。
此外，《国富论》中也提到了教育的重要，提倡政府推动教育的发展。亚当·斯密指出，在自由国家，政府安定主要依靠有力的舆论，而这与公民的受教育程度有关。公众教育程度越高，受教育者越多，越有公正判断的能力。
从《国富论》初版出版到今天已经两百多年了，然而，《国富论》中许多观点对于今天的社会经济活动都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承认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利己性是搞市场经济的前提。“人是利己的”这一人性假设被认定为是研究、从事经济学的第一块基石。书中指出，计划经济对人性的假设不符合真实的人性，而在这个错误的人性假设基础上的理论和实践也必然是错误的。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利己性本来就是不言而喻的，就像买东西的人都希望买尽量便宜和好的东西，而卖东西的人都希望东西卖得价钱高一些一样自然。只有承认这个不变的定律，才能站在正确的角度上研究经济学。
其次，亚当·斯密主张分工，提倡分工的好处。这在当今社会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分工促使专业化，分工让每个人更有效率的生产，然而我认为，在现实生活中，社会资源不会像书中前提假设的那样可以完全自由流动，即使可以，自由流动达到的社会生产状态也未必是人们最期望的，因为人们存在自身的偏好。无论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或是一国之内地区与地区之间，或是一个地区内企业与企业之间，政府或生产商出于某种长远的考虑或额外的目的会暂时采取一些违反经济基本原理的措施，例如贸易保护以扶植特殊产业等。分工对于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来说或许是合意的，但如果人为的将利益区域化，分工、自由贸易就不一定是最可取得了。
最后，亚当·斯密对于政府所论述的其作用今天仍被大多数人所认可，但今天，更多的人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也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适时监管。市场的作用是有限的，同时，斯密在书中将经济活动的前提过于理想化与简单化，而这些假设在现实社会中并不存在，或者说很难存在。因此基于其上的政府理论也有待完善与修改。
总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即使在今天，大到国家、小到个人都对我们从事经济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迄今为止，经济学领域的主流经济学都是建立在《国富论》的基础之上的。
读国富论的心得范文篇6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即将过去，中国在这十年中的变化是举世瞩目的。简而言之，成就显著，问题依旧。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是中国在第二个十年中不得不面对的首要问题。中国能够跨越资本主义走过的路吗?不能!马克思给我们指出了罪恶，却没有找到改变的方法。事实已经证明，马克思开出的药方并不合适。当我们寻找新的方向时，亚当·斯密会是我们的选择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这是我重读《国富论》的第一个启示。
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真正根植于社会的自由和法治传统，亚当·斯密或许能带给我们一个契机。因为他代表着一种新的思维，一种颠覆两千年中国封建传统的思维。这就是自由主义，一种基于个人至上理念的哲学。亚当·斯密生于苏格兰，在十八世纪的苏格兰，有一个思想传统，叫做“自然秩序”理念。这种自然秩序是通过未预期的社会结果形成的，也就是说，市场，像语言、法律体系和许多其他现代社会制度一样，不是中央计划或集体调整的结果，而是因很不相同的原因而行事的个人行为的未预期的的社会结果。这种思想乍看平凡无奇，细味其中蕴含的经济意义却极为深刻。因为一旦接受这一观点，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放弃让政府指导市场运行的传统观念，让自由市场机制成为指导我们进行经济活动的“看不见的手”。也就是说，某种程度上，所谓的“看不见的手”、“自由放任”都可以说是由这一传统衍生的思想。显然，对市场的强调将极大地释放它蕴含的力量。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印证了这一点。但过往的成功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忽略了市场体系的基础——自由和法治。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虽然从未明确提出市场与制度之间联系的理论，但作为“苏格兰传统”的继承者，我们从他的文中可以感受到他并没有一味地强调市场的万能，而是不经意地点出，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设计，市场也会变成“万恶之源”。没有以自由和法治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逐渐失去它的魔力。纵观西方自由市场的发展，无不是伴随着个人自由的不断延伸和扩展。重读《国富论》，让我更加确定这一点。按照亚当·斯密的逻辑来看，这两者也确是有着内在联系的。市场鼓励个人的自由交换，并通过法律，而不是政府的强力，来保证这一交换的顺利进行。个人的行为只受价格、道德、法律等自然因素影响，个人的创新自此才真正得以带来人类社会的巨大发展。市场和法律良性互动的背后，是政府权力的不断压缩，个人自由的不断彰显。创新精神作为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个人的自由得到足够的保障之后随之而来的产物。反观中国的几千年历史，从未有过个人自由的觉醒。即使清醒如鲁迅者，也只不过徒然的呐喊，最终沦为统治者的工具而已。皇权专制的思想深入国人骨髓之中，中国的市场机制先天不足。孟德斯鸠曾言，一个民族的总精神决定了这一民族国家的性格。中国的总精神里面缺少了对个人的关注、对自由和法治的关注，却似乎只是在重复着两千年的循环。
亚当·斯密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市场的发展有可能弥补中国存在的缺陷，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按照《国富论》的逻辑去谋求持续的经济发展。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失去了最初让个人自由伴随市场发展的最佳时机，改革的红利被制度的成本不断侵蚀。庆幸的是，我们在这十年中，真正地融入了这个世界。我相信若干年后，2001年将会被视作中国改革的分水岭。正是因为WTO的身份认可，让中国迎来了“黄金十年”。经济的开放带来了文化、法律甚至思想的开放，我们的思路在改变。社会开始关注个人的自由，法治的思想被人们不断提及，这一切来之不易。当务之急是将市场机制的完善与个人自由的发展间的辩证关系作为下一阶段中国前进的方向。毫无疑问，就这一思想而言，没有亚当·斯密更适合的代言人。在中国，亚当·斯密必须成为新的“马克思”。只有作为一种信仰，被普通人用行动去践行，才能解决中国当前的改革困境。没有个人的自由，就没有市场的真正发展，也就不可能推动法治的实现，社会的进步也无从谈起。中国输不起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所以没有时间去选择。基于自由和法治为基础的市场，让十九世纪属于了英国，二十世纪属于了美国。如果中国人能读懂了《国富论》，我相信二十一世纪真的会属于中国。
“的确，通常他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在此种情况之下，与在其他许多情况之下一样，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他去尽力达到一个他并不想要达到的目的。而并非出于本意的目的也不一定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国富论》中我最偏爱第四篇第二章。这一章的题目是《论限制从外国输入国内能生产的货物》。在我看来，它可以说是此书最精华的部分。每一次的阅读我都从这里开始。以上引用的就是其中最著名的段落，“看不见的手”理论自此进入世人视野，被无数次的顶礼膜拜。我现在要做的是重新对其进行解读，阐明它对于当下的中国意味着什么。这是我重读《国富论》的第二个启示。
“看不见的手” 讲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我们需要有一种机制来引导我们的经济交换。价格作为一种信号，可以有效地调节经济活动。自由竞争市场则是能最大限度发挥价格信号调节功能的机制。所以亚当·斯密告诉我们，政府什么都不要做，只要维护好市场的运转就可以了。剩下的事情交给市场来，个体分散的竞争可以在价格信号的引导下，使得社会的福利最大化。对于这一个看似很不合理的结论，亚当·斯密并未作出严密的逻辑论证，这是他的弱项。但这无损于他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后世两百余年的经济财富的巨大增长，市场机制的优越性，政府在经济事务中的退出这些事实让《国富论》的预言成真。也让亚当·斯密站到了经济学之巅。而经济学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发展，也对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作出了极其严密的数学论证，这里不予赘述。既然市场机制如此完美，是不是政府在经济事务中一无是处呢?换句话说，“鼓吹”自由放任的亚当·斯密如何看待政府的存在。我在《国富论》的第四篇第九章读到这样的字句：
按照自然自由的制度，君主只有三个应尽的义务。第一，保护社会，使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
在我看来，这里面蕴含着极其深刻的真理。它告诉我们，在存在着政府过多干预的时代(彼时的英国，此时的中国)，什么样的政府才是我们需要的。传统的中国，政府极度压缩了市场的空间，市场从未主导过经济的发展，个人的自由就更是天方夜谭。直到最近的三十年，我们才真正开始尝试着让市场来说话。中国人民摸着石头过河，一不小心摸到了看不见的手，它拉着我们完成了初始的劳动分工和产业形成，带着我们走出了制造业拉动的中国崛起之路。然而，缺乏内在基础的市场机制是难以持久的。市场化才刚刚累积到一些实质性的成果，一场金融海啸，就让中国重新走上了国有化的不归路，一不小心，粉身碎骨。我们其实还没有学会走路，现在就想跑得比人家还快。诚然，现在的时代不同于亚当·斯密的时代，政府应该起到更大的作用。但这不能成为我们脱离实际经济发展规律的理由。客观上讲，中国连真正的市场经济都算不上。政府在我们这里，从未退出过市场，让价格完全独立地引导个人的经济事务。也就是说，“看不见的手”后面始终都有一只“看得见的手”。现在，这只罪恶之手竟然光明正大地站出来，妄图扼杀“看不见的手”。所以面对畸形增长的2009，我无言以对。那些空谈国家与市场并重的善良的人们，似乎忘记了我们还是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市场机制并不是不需要维护的，它其实很脆弱，需要我们努力去争取，才可以得到。我们的市场机制刚刚起步，进一步扩大市场化的范围才是当下中国的最优选择。很多人却叫嚣着市场化过头，把制度转型的成本全部嫁祸给市场，这难道不是历史的倒退?!我倒是很想多买几本《国富论》，免费送给他们，好好读一读。
最近很多的思考集中在了中国的制造业。在某种意义上，制造业是继农业之后，推动中国三十年持续发展的最大动力。如果按照主流的观点，将这次金融危机看作中国改革的拐点的话，在我看来，制造业依然是中国解决当前困境的唯一出路，这部分的潜力尚未被充分挖掘。重读《国富论》，坚定了我的这一看法。这是本次阅读所得第三点启示。
学过西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学习国际贸易理论，我们是从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优势概念开始的。而在《国富论》的第四篇中，他关于自由贸易的一系列讨论，就是对这一概念的准确阐释。个人认为，这是他书中最富逻辑的部分，也是他对于微观的经济分析所做的最大贡献。绝对成本优势概念的主要涵义，简而言之，即在国际贸易分工中，一国的资源禀赋决定了该国的经济结构。按照这一逻辑，中国最大的资源禀赋是什么?毫无疑问，廉价劳动力!显然，中国要发展的就是能够充分利用这一禀赋优势的行业。哪个行业最能有效吸收廉价劳动力?毫无疑问，制造业!只有通过制造业，我们才能充分利用这一资源禀赋。如此简单的逻辑，却被大多数国人所忽略。当产业转型成为热门话题时，我们很少反思有没有走得太快。金融危机迷惑着我们的视线，繁荣的中国经济阻挠了我们清醒的思考。重新认识到资源禀赋的决定性意义，才能找准经济发展的方向。当然，关于究竟是内需，还是出口，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更有意义，属于另一个问题，在这里就不作讨论。毕竟我只是想说清楚，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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