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全面放开二胎
解读全面放开二胎
近期生育政策的调整方案应该是在全国分步实施放开“二胎”。第一步，在城市地区和严格执行一胎政策的农村地区即刻放开二胎;第二步，2015年，在实行“一胎半”(即有的地区第一胎为女孩的夫妇可以生二胎)政策的地区放开二胎，实现全国全面放开二胎的目标。下文是2017年最新放开二胎政策，欢迎阅读!
放开二胎 首要减除生育二孩的后顾之忧
全国政协委员刘大钧说，他此前提出的“全面放开二胎”提案得到采纳，这次他带来了有关二孩的细化提案。“目前很多家庭由于经济困难无法养育二孩，所以我建议给予生育二孩的家庭进行补贴，减少他们的经济负担。”
刘大钧对民情的体察是精准的。过去，人们迫于高昂的社会抚养费不敢生二孩，可全面二孩放开了，许多人要么因为错过了生育年龄生不了二孩，要么迫于经济压力不敢生二孩。生养孩子的过程是很具体的，最重要的还是教育。据央视财经的报道，一对北京夫妇称养孩子到7岁要花费260万元，并非所有家庭都有这么高的生活质量，但“甚爱必大费”，孩子是家长的心头肉，无论哪个阶层，养育孩子的费用都会占收入的很大比重。在上海中等偏下的二孩家庭中，养育二孩的支出一般会占到家庭年收入的百分之三四十。
二孩政策的贯彻实施需要完善配套措施，减除民众的后顾之忧，才能充分释放政策效果。因此，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建议，通过调整税收制度、合理分配教育资源以及落实生育保险等措施，进一步鼓励二孩生育。全国政协的一号提案则聚焦学前教育，建议将学前三年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与九年义务教育相比，学前教育仍是教育体系中的薄弱环节。学前教育的投资少、资源总量不足、师资短缺、办园水平参差不齐、“入园难、入园贵”问题突出。此外家长们忧心忡忡的还有学区房，北京数十万一平米的学区房令人咋舌，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对此坦承，老百姓(603883)对于择校和学区房不满意，原因是教育资源不均衡，唯一出路就是教育均等化。扫清教育方面的顾虑，对于刺激生育意义重大。
日本长期以来走不出低生育率的陷阱，一定程度上表明，对于鼓励生育的政策措施不可太乐观。20年前，日本就已实施刺激生育的政策，比如建立育儿休假制度，普及对伤病儿童的护理休假制度，扩增托儿所等育儿设施以及加强婴幼儿和孕产妇保健服务等。甚至出台《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等法律鼓励生育。从2010年4月起，日本抚养15岁以下孩子的监护人每月可获1.3万日元儿童补贴。日本各级地方政府还会普遍发放生育和入学祝贺金，第一个孩子一般为数万日元，第二个孩子则增至数十万日元，孩子越多祝贺金越高。至于幼儿园的费用，则孩子越多收费越低，甚至免费。有的公司为鼓励员工生育实行3年产假制度。然而，这些措施收效甚微。即使有政府支持，养孩成本仍然高企。日本工会总联合会曾称，40%怀孕女性的育儿休假落实不了，不要说生育率了，连结婚率都很低。最要命的是，低生育文化已经形成，只能眼睁睁看着老龄化越来越严重，便利店的老人纸尿裤堆积成山。
全面二孩可以缓解低生育率和老龄化问题，但由于上述原因，它的力度其实有限。中国应当吸取日本的教训，避免走同样的弯路。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自2010年至2015年，中国平均生育率只有1.2，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在这样的情况下，想扭转人口结构恐怕需要更大的手笔和执政智慧，更宜群策群力，汇集民智。因为少子化一旦成为常态，逆转极其困难。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建议全面放开生育，允许夫妇自己决定生育孩子数量。这种建议并非泛泛之谈，值得关注。黄细花还建议降低法定婚龄到18岁，以保护低龄事实婚姻群体的合法权益。世界各国法定结婚年龄各有不同，16岁和18岁是普遍的节点，中国的法定结婚年龄男22周岁、女20周岁，确实可以重新审视。
总而言之，在低生率与老龄化的夹击之下，减除生育二孩的后顾之忧是当前的紧迫任务，多途径多角度想办法提高生育率，是接下来中国人口工作的中长期目标。
全面放开二胎背后
两个政协委员的10年接力
2007年春天，当时71岁的叶廷芳在两会期间发出了“尽快停止执行独生子女条例”的提案，轰动一时，甚至被命名为“叶廷芳提案”。
那是身为著名作家、翻译家的叶廷芳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最后一年，但他却联合了其他28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这份在当时听起来有些刺耳甚至带有挑战性的提案，成为当年网上最受关注的一份提案。
谁能料到，在从这份提案发出，到十年后的今天，“只生一个”的独生子女政策已成历史，随着“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正式实施，有不少家庭迎来了第二个小生命。
叶廷芳十年前的发声，并不是孤独的。在卸任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之后，他把“放开二胎”的发声筒交到了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名手中。
正是在这两位全国政协委员的努力之下，去年1月1日，“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终于开始正式实施。
十年的坚持，最终变成现实。
现年81岁的叶廷芳，他的名字曾经和卡夫卡联系在一起。
作为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研究员，他曾经翻译了多部卡夫卡的作品，是中国最权威的卡夫卡研究者。对于十年前自己那份在当时看来有些令人震惊的建议，叶廷芳的记得十分清晰：“我觉得独生子女政策是有不科学的地方的，说实话我是有抵触的。”叶廷芳说，当时提案的时候，当了十年的全国政协委员的他已经是最后一次履职了，他希望最后一年自己可以说一些思考了很久并且想说的话。
“生命的繁殖规律总是从少到多，如果人为减少，是有违科学的。”叶廷芳是家中的老四，在中国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之前，叶廷芳和妻子也只育有一个女儿，而独生女如今也只带给他一个外孙。让叶廷芳忧虑的是，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们除了没有兄弟姐妹，之后会孤独到没有姑姑舅舅，社会关系极为单调，情感系统也单调化了，“就像一个房子，空空荡荡的，根本不坚固。”
2007年，叶廷芳决定要趁自己履职的最后一年把内心思考了很久的想法变成公开的声音。他决定提交这份在当时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的提案。在他以前，几乎并没有人公开对于计划生育国策提出不同意见。“我已经那么大岁数了，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除了担心独生子女们面临的精神孤独，叶廷芳更担心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在那份提案中，他写到：发达国家经过100年形成的“老龄化社会”，我们只用了20年。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超过了国际公认标准，预计到本世纪中叶，这个年龄段的老人将达4亿。
叶廷芳在年幼时因为摔伤导致失去了左臂。2007年的两会期间，他就一只手拿着那份“尽快停止执行独生子女条例”的提案，穿梭在会场中间，希望找到委员可以和他共同联名。叶廷芳所在的社科界别有60多人，大多数委员都不认同叶廷芳的观点，“你这是挑战国策，我不能签这个字。”
“那你仔细看看我写的是什么，再看看我说得有没有道理嘛。”当时已是古稀之龄的叶廷芳就这样，一个委员一个委员去做工作，最终让28位政协委员同意联署这份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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