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婚检条例相关事宜

　　婚检从广义上说就是婚前保健，包括三方面，即婚前医学检查、婚前卫生指导、婚前卫生咨询。而强制婚检制度是1995年6月1日实施的《母婴保健法》规定的，它要求“男女双方在结婚登记时，应当持有婚前医学检查证明或者医学鉴定证明”。小编今天针对婚检问题，收集了下面信息，仅供参考!

　　婚检内容

　　婚前医学检查内容为：询问有无影响婚育疾病的病史和情况;在征得双方同意后进行全身及生育器检查;必要的常规化验及辅助检查如：透视、血常规、尿常规、梅毒筛查、GPT、肛查、风疹抗体检测、血型、甲肝抗体、乙肝五项、丙肝抗体、心电图、衣原体检测、HIV抗体检测、一般体格检查、淋球菌涂片检查、谷丙转氨酶、霉菌涂片检查、滴虫涂片检查等等。这些检查是在新人和医生的共同配合下完成的。

　　婚检必要性

　　取消强制婚检存在较大的现实危害性。据卫生部有关人士透露，2001年，中国实际参加婚检人数为879万人，检查出对婚姻有影响的传染病患者14万人。许多患者在被检之前，自己还不知道已身患疾病。强制婚检，不仅关乎婚姻家庭的幸福和下一代的健康成长，而且关乎整个民族的人口质量以及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作为把握人口素质的第一关的“婚检”是十分必要，且必须加以完善。众所周知，新生婴儿的健康不仅是一个家庭的事情，更关乎一个国家未来的民族素质。

　　婚检则是婚姻健康和优生优育的屏障，它是为男女双方领取的一张健康“通行证”。正是基于这一考虑，中国长期实施强制婚检以提高民族素质，预防严重遗传性疾病和性病的传播。勿庸讳言，在长期实施的强制性婚检过程中，确实存在着诸如乱收费、程度复杂、不尊重个人隐私等问题。这也正是一些所谓的专家不惜以外国不实施强制性婚检、强制性婚检侵犯个人隐私权为由，执意东施效颦的理由。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国家与国家之间同样有着各不同的情况与特点，根本没有必要不顾自身的国情去照搬照抄他人的管理模式。

　　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期，各种思想相互激荡，传统的价值观念尤其是婚恋观念、性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夜情、婚前性行为、爱滋病等暗流涌动，加上环境污染所造成的一些新疾病，正严重地侵蚀着人们的生殖健康。改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在这种相关条件很不成熟的情况下，“单兵突进”，取消强制性婚检，听任新人们讳疾忌医，本身就不是十分慎重的。事实已经证明，取消强制性婚检后，各地生殖健康和遗传监控已经红灯频现，甚至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据报道，我国每年实际发生的出生缺陷儿至少有80万-100万，即每30秒-40秒钟就有一个新生缺陷儿降生。有遗传学家甚至预言，婚检这道防线被冲破后，未来几年出生缺陷将上升50%～80%!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民政部的官员仍然态度坚决地表示，不会考虑恢复强制性婚检，甚至视讨论恢复强制性婚检为拿国家法律开玩笑，无非是不愿承认当时取消强制婚检的轻率罢了。

　　多部婚检法律法规有冲突 有人建议全国人大审查

　　8月3日电中国青年报报道，供职于政法系统的两名北京青年杨涛和王金贵，今天以公民的身份，向全国人大会提交建议，要求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婚姻登记条例》及《黑龙江省母婴保健条例》进行审查。

　　2005年6月24日，黑龙江省第十届人大会第十五次会议修改过的《黑龙江省母婴保健条例》，保留了原《条例》中规定的“准备结婚的男女双方应当接受婚前医学检查和婚前

　　健康教育，凭婚前医学检查证明，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婚姻登记”等内容。黑龙江省人大会的此次立法行为，被公众理解为“恢复强制婚检”。而国务院在2003年8月8日颁行的《婚姻登记条例》第五条规定的办理结婚登记的内地居民需要提交的有关证件中，并没有包括需要提交“婚前医学检查证明”。

　　杨涛和王金贵在建议书中说：“地方性法规《黑龙江省母婴保健条例》与国家行政法规《婚姻登记条例》在对这一问题的规定上，显然相抵触。”

　　在建议书中，二人还谈到：“全国人大会在1994年10月27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第十二条中明确规定，男女双方在结婚登记时，应当持有婚前医学检查证明或者医学鉴定证明。因此，我们认为，行政法规《婚姻登记条例》对于是否要提交‘婚前医学检查证明’的规定与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的规定也是相抵触的。”

　　杨涛和王金贵认为，对于在办理结婚登记时，公民是否需要提交“婚前医学检查证明或者医学鉴定证明”这一问题上，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行政法规《婚姻登记条例》与地方性法规《黑龙江省母婴保健条例》的规定不一致，下位法与上位法的规定相抵触，这必将影响我国法制的严肃、统一和权威。

　　二人表示：“为维护国家法律的权威性和法制的统一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我们特向全国人大会提出对《黑龙江省母婴保健条例》、《婚姻登记条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是否存在相抵触的情况进行审查的建议。我们也希望，以我们的实际行动，减少法规与法律相抵触的现象，促使我国法规审查机制更加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