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党的权力解读
执政党的权力解读
执政党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党在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同时承担了向人民负责、向社会负责的责任。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整理的执政党的权力解读篇，欢迎大家阅读。
执政党的权力解读篇一
执政党所掌握的公共权力及其运行方式受到传媒网络的挑战，怎么办?我们认为，执政党起码应该在以下三个方面要有较为清醒的认识：第一，传媒网络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这不可逆转;第二，执政党要学会管理好传媒网络，主导其发展方向;第三，执政党要学会善于利用传媒网络，促进执政党权力更好、更健康地运行。要想用好网络，首先就要管理好网络。管理好传媒网络，特别要注意避免用简单、粗暴、行政命令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因为这样的做法，往往会使传媒网络出现“反弹”，甚至走到反面。假设传媒网络走到了政党的反面，那会非常的危险，因为在现代社会，传媒网络的影响力太大了，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要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
(三)社会组织的迅速发展
所谓社会组织，在中国语境下，特指相对于政党、政府等传统组织形态之外的各类民间性组织，主要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三大类。
在人们民主意识、组织意识普遍增强的今天，社会组织的迅猛发展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对于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来说更是如此。
据统计：在我国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总数，1988年为4446个，而2010年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总量已达44.56万个，短短二十几年的时间增长了100倍[4]。同时，不仅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发展迅速，而且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层面都涌现出一大批未经登记注册，或采取工商登记注册的各种社会组织。据有关方面调研和估算，全国各类社会组织的总数大约在300万家左右[5]。
社会组织为什么会发展如此迅速?主要原因在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度发展和社会整体转型的渐次加快，人民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利益意识、组织意识得到了普遍的增强。人们逐渐认识到要想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组织起来可能是一个很好的途径。你比如种地，假设就一个人，那他不仅要种地，还要到市场上去销售粮食，购买种子、农药、化肥等等。所有的这些事情都需要他一个人去打理，他哪里还有更多的时间去了解市场!所以，他的信息就是不完全的，甚至是极度匮乏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怎么能够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时候假设他参加了农产品销售联合会、农资供应合作社等社会组织，情况就会大大的不同!因为这时候有人会专门组织统购和销售，有人会专门负责农资供应，他只需要老老实实、认认真真、高高兴兴的种好地就可以了，收获后直接将农产品交给农产品销售联合会，卖的事由农产品销售联合会负责。至于卖没卖出去，卖多卖少，那是农产品销售联合会的事，不管他的事，他只管按以前签订的协议拿钱就可以了。这样对于他来说，既很好地节省了时间、精力，又很好地维护了自己的利益。于是社会组织就迅速发展起来了。
面对如此众多社会组织的出现，这对我们党执政也提出了挑战。原因很简单，因为无论是政党还是社会组织，它们都是组织，都是民众为了一定目的而让渡“一部分权力”的结果，它们都需要代表民众的意愿。两者的不同主要在于组建的目的，政党组建的的直接目的是执掌政权，社会组织组建的首要目的是追求部分或全体民众的“公益”[6]。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执政党必须把全体民众的“公益”作为执政的首要前提和根本目的，而社会组织也往往会对“公共权力”提出自己的诉求，特别是对于处在剧烈社会转型中的国家来说，二者的“边界”有时并非完全不可逾越。这恐怕是执政党对于社会组织最大的“担心”，同时也是社会组织对执政党的“最大挑战”。同时，我们党过去比较习惯于在计划的条件下来掌控国家，包揽一切，好多的设置、功能，其实在官方机构里也能找到，这时候民间再新冒出一部分社会组织来，有的官员可能会感觉不舒服!有时候甚至会想，社会组织是不是要脱离党的领导啊?是不是要另搞一套啊?假设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就会出现怀疑、限制、压制社会组织的情况，有时甚至会出现直接利用行政手段取缔社会组织的情况。
我们认为，从社会发展的趋势来讲，社会组织的发展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因此，执政党工作的重心，现在应该放在如何更好的去引导它们的创建和发展，更好的去利用它们，发挥它们在政党和民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而不是对它们加以怀疑、限制，甚至压制。就社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而言，通常有两种模式：一是依靠民间社会力量的自发演化;二是政府自上而下地理性构建与民间自下而上的自发演化相互结合。就中国特定的国情而言，前一种模式是不可取的，因为它很容易出现社会游离于政府，甚至与政府对抗的局面，这一点已经被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改革失败的教训所证明。相反，中国只能采取后一种模式，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政府需要承认社会组织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通过相关法律保障它们的基本权利，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充分激发社会组织的自主性与创新精神，增强社会的自组织治理能力，鼓励社会组织在公共治理中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7]。与此同时，政府需要保持对社会组织的必要控制和指导，将社会组织纳入法制化和规范化发展的轨道，并且综合运用各种公共政策防止形成某种分利性和掠夺性的利益集团，有效整合社会利益结构，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8]。
三、小结
现在大家看到，在民众、政党、公共权力的循环系统中，不仅民众的构成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在民众与公共权力之间的沟通方式和渠道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因此，执政党不仅要对自己权力来源——民众构成的变化进行不断“调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要将“自己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让渡”一部分给传媒网络和社会组织;同时，执政党需将“该管的事情”集中精力管好，以更好地代表全体民众“公益”。
当前，对于传媒和社会组织，政党已不可能用强制的方式把它们排挤出公共权力领域。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们有序地组织起来，加以引导、协调、规制和利用，来共同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作为执政党，要有这个自信，也要有这个能力，因为毕竟在它们中间，政党具有非常大的优势。政党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在所有的组织里面，只有执政党可以直接掌控公共权力，况且我们党还拥有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既然有这么一个无可比拟的优势，假设利用得好，政党完全能够更好地发挥自身的作用，关键是要有正确的态度和理念，始终代表全体民众的最大利益，巩固自己的权利基础，找到权力运行的的科学路径和方法。
执政党的权力解读篇二
引咎辞职不能说是新鲜事情，中国古代即有之，不加分析地说这是近代民主政治的产物未免有些牵强。但是，时代毕竟是发展的，今天的引咎辞职，与古代的引咎辞职有重要区别。中国古代官员的引咎辞职，是基于向皇帝负责，因其权力是皇帝赋予的。而今天的引咎辞职，是向人民负责，因为权力来源于人民。只有当权力行使者因有负于人民的期望、嘱托而辞职的时候，从这个特定意义上讲，引咎辞职才是近代民主政治的产物。
无论古代还是近代、现代，引咎辞职都是与特定的权力和责任联系在一起的。无论何人，只要享有某种权力，就得到了与这一权力相联系的权利、利益，但同时也就承担了相应的责任，一旦在其职责范围内出现了失误，就应向授权者致歉，当这种失误严重到一定程度，就不适宜继续担任同一职务，就需要引咎辞职，同时由特定权力所带来的权利与利益也随之取消。尤其是在民主政治的条件下，引咎辞职不仅仅是出于权力行使者的自责，更受到国家法律、社会道德的制约，迫使其向拥有选择权的人民群众负责，面向群众辞职。这正是社会进步的特征之一。无论权力行使者的日常表现如何，无论其过去有多么重要的政绩，一旦出现严重失误时，理应承担起相应的责任。这就是权责对应。
在中国各级公共权力行使者往往都是共产党员，并在党的各级领导班子中担任一定的职务。由此带来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2004年一系列重大事故的引咎辞职者中，辞职者都是行政领导者，而这些人所在的党的领导班子应当承担什么责任?这就牵涉到执政党的权力与责任问题。
执政党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党在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同时承担了向人民负责、向社会负责的责任。各级党组织拥有重大问题的决策权，那么，对于某些地方的决策失误，当地党组织承担怎样的责任?县长、市长工作出现了重大问题，对其负有领导、监督职责的党委集体应承担怎样的责任?这就是典型的权力与责任的问题。行政首长固然应当为其分管的工作失误承担主要责任，但在党内，其所在领导班子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绝不是为某些失职的行政领导减轻责任，而是说，在党领导一切的原则下，权力与责任怎样对应?笔者认为，这种对应至少表现为下述几个方面：
——党是重大问题的决策者，决策成败事关大局，甚至影响到一个地区、一个行业的兴衰，直接关系到众多群众的利益。如果出现重大问题决策失误，本着决策者必须承担责任的精神，党的领导班子作为整体应被追究责任。从党的历史上看，虽有领导班子集体受处分甚至被解散的先例，但因决策失误而被追究责任却很罕见，这是导致权力没有边界而责任有限的原因之一，也是导致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难以遏制的原因之一。追究其责任，可以迫使领导班子尊重决策规律，减少决策失误的概率。有的领导班子内部“一把手”个人专断导致决策失误，应追究其主要责任，但是，这种决策往往以“集体领导”的名义作出，如腐败分子王怀忠始终不承认自己的某些错误，强调都是集体作出的决策。这就需要认真反思决策方式，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重大问题的决策过程一定要公开，只有公开，人民群众才能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才能监督决策过程，才能使一切名为“集体领导”实为个人或少数人决策的行为暴露在公众面前。在公开、民主的情况下，即使决策失误，人民群众也是可以谅解的。反之，决策者即使是一个集体，也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
——执政党掌握了行政资源，有行使行政权力的便利条件。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政府职能转换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的背景下，执政党可以利用的行政权力的范围、力度都发生了变化。在不应该使用行政权力的地方行使了权力，比如，强行指示某些企业组建所谓的“集团”而导致好端端的企业破产，这一责任由谁来承担?事情是由政府来做的，决策却是由党委来决定的，党组织能否为此承担责任?如果不能，是否有权做这种决策?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党政运作机制，调整党政关系，区分党与政府、人大的决策范围，在党组织无法承担责任的事项面前，不能滥用权力，应明确党的权力是有边界的。在不能行使行政权力的领域，党可以通过非权力的方式发挥政治影响力、发挥引导作用。
——党管干部是一条基本的原则，在干部选拔任用问题上，党建立了追究用人失察、失误的责任制，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在实践中，某些腐败分子边腐败边升迁的事例表明，这一责任制还没有健全化。尤其是一些身居要职的领导者，其腐败行为败露后，对这些人的使用、提升应由谁承担责任?既然建立了责任制，那么，应当承担责任的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都应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在这一责任制面前，无论职位高低，都应受到同样的制约。本着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对用人失察、失误的追究也应该公开。
执政党权力与责任对应，与领导者个人的引咎辞职虽然不是同一层面的问题，但道理是一样的。谨记权力与责任对应，才能真正肩负起自己的使命，换一个角度说，才能长久地掌握权力。
执政党的权力解读篇三
执政党的权力准确的讲是政治权力。汉斯_摩根索写道：“政治权力的概念是政治科学中最为困难和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但是，政治家、理论家们却能轻易地就关于权力问题高谈阔论。权力是什么?顿纳斯_H_隆认为“权力是一些人造成他所希望和预定影响的能力”。有人认为“权力是一种起控制或强制作用的支配力量”。加尔布雷思认为“就其本质而言，权力是把一个人的意志强加在其他人行为之上的能力”。罗伯特_达尔认为权力是“让另一方做其不愿意做的事情的能力。”麦克斯_韦伯第一次从社会学的角度给权力下的定义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所拥有的机会，这些机会可以使他们通过集体行为甚至在他人反对的情况下，实现自己的意志。”不管对权力下的定义是什么，权力并不是个让人喜欢的“能力”。无产阶级政治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通常一出口就是：“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人民根本不要执政者强迫自己做不愿意做的事情，而且执政者的这种强迫能力越强，人民可能越遭殃。
美国是人权典范。江泽民访美时，在康奈尔大学演讲时用流利的英语背诵《独立宣言》。共产党中国的的举动使大学生们一时惊呆了。当江泽民最后一个单词刚背完，全场便爆发了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许多冲动的大学生流下了激动的泪水。的确，《独立宣言》在历史上第一次以政治纲领的形式宣告了主权在民的原则，比法国的《人权宣言》早13年。马克思称它为世界上“第一个人权宣言”。马克思还称赞参加起草《宣言》的华盛顿为最伟大的总统。不过在我看来，《独立宣言》同样体现的是资产阶级的伪善。在他们宣布独立的各州，绝大多数的人无法享受到他们假定“是由造物主赋予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在当时，甚至以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妇女、奴隶、获得自由的黑人，以及土著居民，不仅没有他们宣称的“政治权利”，而且也丧失了其他许多“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对于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是至关重要的。其实，财产权也是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而奴隶则是他主人的财产。妇女是丈夫的财产。《宣言》起草者之一的托马斯_杰斐逊，自己就拥有奴隶。自由人中40%没有选举权，直到19世纪，在美国各州，只有有产者才享受选举权。
美国统治者的权力，看起来是人民给的。人民投谁的票多，谁当总统，由总统组阁构成领导班子。不能不说有一定道理。这次美国大选，现任总统奥巴马与罗姆尼对决，反映出选民在贫富分化加剧、制度弊病积重难返的社会大背景下，对国家何去何从的复杂矛盾心理下所作的选择。实际上，美国总统选举，是错纵复杂的力量拔河的产物。社会运转机制决定总统必将诞生于有众多财团撑腰，连接着政治、经济及宗教等社会命脉和中枢神经，从而左右新闻媒介等人们视听和判断的信息来源的强大党派里。竞选过程往往伴随着烧钱。大选中，奥巴马化费了一亿多美元，罗姆尼也化费了好几千万美元。这些钱主要是财团赞助。美国赌业大亨拉斯韦加斯金沙集团老板谢尔登_阿德尔森，支持罗姆尼竞选，化的钱就超过5300万美元。当然，他当选了总统也必定会回报他们。
苏共垮台后，俄罗斯成为多党制。目前执政党是统一俄罗斯党。普、梅的体制中，普京当总统，还是梅德韦杰夫当总统，都要经过俄罗斯人民选举，选中谁就是谁。俄罗斯人并非看中他们当年一个是苏共克格勃官员，一个是苏共中央书记，而是看谁真正地为人民服务，并且得到人民的满意。这样，人民才会投你一票，否则谈都别谈。普京是个著名的硬汉，当他得知总统选举获胜时，当即热泪夺眶而出。因为他认为他为俄罗斯人民服务所作努力得到了俄罗斯多数人的认可。俄罗斯统治者的执政权力可以讲主要是人民赋予的。
几千年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一句名言就是“人是政治的动物”。马克思也认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理论，为威权政治统治者所误解。握有权力者往往不自觉地成为动物园的老板，被他“代表”权力的人，往往成为任由他宰杀的动物，就连动物的笼子宽不宽敞、动物喂什么饲料，好坏、精细、多寡，也由他们决定。执政的权力哪里来的?毛泽东有个著名论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紧密相关的另一句名言就是：“党指挥枪”。这才是实话实说。所以，毛泽东一再告诫全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它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当他发现党和国家面临改变颜色时，就发动了由人民来监督政府权力的无产阶级“”_运动。我们讲执政的权力是人民给的，认为这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国家根本大法——宪法上确定的。但是，人大是在党领导之下开展工作的。实际上是划了个圆圈，圆圈的中心正是党。大家自己想想，你给人大代表投票了没有?人大代表是你推荐的还是上面指派或经上面审查认可的?一些人见到大红横幅上写着“人民代表人民选，人民代表为人民”，横幅下面办公桌上的投票箱，就绕道走了。因为贴出的候选人名单中他一个都没接触过，怎知投谁好?党代表大会的党代表的产生同人大代表产生的程式一样，可能候选人，你一个都不认识。我们的民主只能算是个学习了西方的程序民主。我们应该通过政治改革，探索出建立一种源于自己文化，同时又汲取百家之长的、在品质和实效上都超越西方水准的新型民主制度，授权于民来有效制衡执政权力。
看了执政党的权力解读篇还看了：
4.党的精神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