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励志创业史

　　李嘉诚小时候的理想就是当一名教师，从商之初，他的理想依然是赚一大笔钱，然后他真的赚到钱，而且不止一笔，学习啦小编给你分享李嘉诚的创业故事。

　　李嘉诚：我的创业史谁都学不了

　　李嘉诚小时候的理想就是当一名教师，从商之初，他的理想依然是“赚一大笔钱，然后再去搞教育”

　　根据2011年4月福布斯杂志中文版的统计，李嘉诚的总资产值达到260亿美元，蝉联全球华人首富。李嘉诚在华人世界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他把儒家的情义之道与西方的进取精神极好地融合在一起：他外圆内方，刚柔并济;他重信诺，讲义气，宽厚待人;他勤奋坚韧，务实求进。他把中华文化中的立身、入世之道发挥得淋漓尽致。李嘉诚的成功，可以说既是他意志力的胜利，又是他人格的成功。

　　李嘉诚，广东潮安人，1928年7月出生于广东潮洲市一个贫穷家庭，父亲为教师。李嘉诚从小就爱读书，三岁能咏诗诵文，五岁开始上学。据其堂兄李嘉智回忆说：“嘉诚从小就像个书虫，见书就会入迷，天生是读书的料子。他去香港，办实业成为巨富，我们都感到吃惊不小。”

　　父亲李云经从小就教育李嘉诚做人要真、要善、要有骨气、有毅力。他不仅教给嘉诚知识，更教给他许多做人的道理，李嘉诚从小就铭刻于心，终身不曾忘却。深受父亲的影响，李嘉诚也一心向学，那时候他的理想是做一名教师。只是后来风云突变，他才开始经商。

　　李嘉诚后来回忆说，从商之初，他的理想依然是“赚一大笔钱，然后再去搞教育”。

　　李云经很重视对李嘉诚的教育，他喜欢带儿子去看海。他认为，海的浩淼、雄壮能够使孩子的心胸博大，让他的生命充满激情。

　　有一次，李云经领着小嘉诚到了汕头的海边。他一边指着港口来往如梭的巨轮，一边给李嘉诚讲生活的道理。李嘉诚当时很佩服船长，因为那么深的水，巨大的钢轮还能漂在水面上，他认为一定是船长很有本事。于是他说道：“爸爸，将来我也要做大船的船长!”

　　李云经高兴地说：“好孩子，有志气!阿诚，做一个船长不容易，他必须考虑很多和很全面的问题。”然后，父亲认真地告诉李嘉诚，“你看，现在天气很好，但是，出海后，风暴来了怎么办呢?做船长的，就要提前想到，就要提前做一切事情。而且，阿诚，要记住，做任何事情就像做大船的船长一样，既要预先准备好一些事情，又要随时准备应付突然来临的一切事情。”

　　从此以后，船的形象、船长的意识紧紧地伴随着李嘉诚奋斗的一生。李嘉诚从小就把自己的人生比作一条船，把他驰骋商场、纵横东西的李氏王国比作一条船，所以，他后来很自豪地说：“我就是船长，就是行进在波峰浪谷中的船的船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潮州沦陷于日率的铁蹄之下。李云经也没了工作，家里的情况一日不如一日。后来想到妻弟庄静庵是香港的殷商，大陆烽火连天，香港却还是一派祥和繁荣，他与妻庄碧琴商议多日，决定前往香港投靠庄静庵。

　　李云经一家历经千辛万苦，于1940年冬到了香港。香港改写了李嘉诚的人生之路，香港造就出一代商界俊杰李嘉诚。数十年后李嘉诚重返家园，昔日跟随父母逃难的单薄少年，已成为蜚声世界的巨富。

　　李嘉诚到了香港以后，就被父亲要求“做个香港人”，首要任务就是学会香港华人流行的广州话。他把学广州话当一件大事对待，拜表妹表弟为师，勤学不辍。他年纪轻，很快就学会了一口流利的广州话。

　　困难的是英语关。李嘉诚进了香港的中学念初中。香港的中学，大部分是英文教学，他坐在课堂里听课如听天书，不知所云。李嘉诚深知自己的不足，心底泛出难言的自卑。但是他不认输，决心攻克难关。为此，他学英语，几乎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上学放学路上，他边走边背单词。夜深人静，李嘉诚怕影响家人的睡眠，独自跑到户外的路灯下读英语;天蒙蒙亮，他一骨碌爬起来，口中念念有词，还是英语。经过一年多的刻苦努力，他终于逾越了英语关。李嘉诚辍学后，也一直不间断地学英语。在日后的商战风云中，英语让李嘉诚受益匪浅。

　　一年之后，香港也沦陷于日军的铁蹄之下。尽管舅父是当时香港有名的钟表制造商，但是他也有着香港人的务实，对姐姐一家的照顾也就仅限于为其提供了住处，绝口不提工作的事情。因此，谋生还得靠李云经自己。人生地疏，又与香港的商业文化格格不入，一家人的日子过得非常贫穷。祸不单行，父亲劳累成疾，两年后郁郁谢世。一家人的生活重担落到李嘉诚瘦弱的双肩上，他不得不中止学业，独立谋生。 加盟塑胶公司仅一年工夫，取得的成绩连他自己都大吃一惊——他的销售额是第二名的7倍

　　李云经去世时，教导李嘉诚“贫穷志不移”，“做人须有骨气”，“求人不如求己”，“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失意不灰心，得意莫忘形”，李嘉诚一一铭记在心。

　　这一年，李嘉诚14岁。一个14岁的孩子去找工作，谈何容易!李嘉诚连续几天脚板都磨破了，才找到了一份在茶楼煲茶的工作。

　　茶楼的工时，每天都在15个小时以上。茶楼打烊，已是半夜人寂时。李嘉诚回忆这段日子，说“是披星戴月上班去，万家灯火回家来”。他说：“我那时最大的希望，就是美美地睡三天三夜。”

　　茶楼是个小社会，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李嘉诚对茶楼的人和事，总是处处留心。他会揣测某一茶客的籍贯、职业、财富、性格。他由此而养成观察人的习惯，这对他日后从事推销工作大有裨益。

　　其中，有一件小事更让他受益匪浅。有一天他为客人冲开水，不小心把水洒到了茶客的裤脚上。李嘉诚诚惶诚恐，等待茶客怒骂惩罚和老板炒鱿鱼。但是没想到茶客对闻声赶来的老板说：“是我不小心碰了他，不能怪这位小师傅。”

　　李嘉诚为此非常感动。此后他再也没见过那位好心的茶客，但他一直念念不忘：“这虽然是件小事，在我看来却是大事。如果我还能找到那位客人，一定要让他安度晚年，以报他的大恩大德。”

　　经过了在茶楼一年多的磨练，李嘉诚已经成为一个熟手了。他想做更复杂的工作，接受更多的锻炼，因此到了舅舅的中南钟表公司。

　　李嘉诚进中南公司的目的，是学会装配修理钟表。他利用打杂的空隙，跟师傅学艺。他心灵手巧，仅半年时间，就学会各种型号的钟表装配及修理。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食品短缺，燃料不足，住房匮乏，港英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保障市民供给，复兴香港经济。庄静庵预见香港经济将有超常的发展，于是扩大公司规模，调整人事。李嘉诚被调往高升街钟表店当店员。

　　李嘉诚在茶楼，已学会与人打交道;进中南公司，他很快就掌握了钟表销售，做得十分出色。

　　工作间隙，他从不忘记学习。为了省钱，他经常只花一点点钱，买来半新的教材，学完了又卖给旧书店，再买新的旧教材。这招既学到知识，又省了钱，可以看出他的商业头脑。

　　1946年年初，17岁的李嘉诚突然离开发展势头极佳的中南公司，去了一间小小的名不见经传的五金厂，做行街仔(推销员)。

　　五金厂出品的是日用五金，比如镀锌铁桶这一项，最理想的客户是卖日杂货的店铺。这种店铺是大家都看好的销售对象，竞争自然激烈。李嘉诚却时时绕开代销的线路，向用户直销，且收效喜人。

　　自从李嘉诚加盟五金厂，五金厂的业务蒸蒸日上，以销促产，产销均步入佳境。备受老板器重的李嘉诚，刚刚打开局面，却又开始准备跳槽了。

　　这次他去了塑胶制造公司，一是受新兴产业的诱惑;二是塑胶公司老板极力邀他加入。当时塑胶制品大量由境外涌入，与五金制品相比易成型，质量轻，色彩丰富，美观适用，他敏锐地觉得这是个机遇。

　　辞工时，李嘉诚向老板进言：审时度势，要么转行做前景看好的行业;要么就调整产品门类，尽量避免与塑胶制品冲突，塑胶虽用途广泛，仍无法替代一切金属制品。

　　一年后，这家五金厂转为生产系列锁，一度奄奄一息的五金厂焕发出勃勃生机。

　　塑胶公司有7名推销员，数李嘉诚最年轻，资历最浅，另几位是历次招聘中的佼佼者，经验丰富，已有固定的客户。

　　李嘉诚心高气傲，他不想输给别人，他给自己定下目标：违个月内，干得和别的推销员一样出色;半年后，超过他们。他每天都要背一个装有样品的大包出发，乘巴士或坐渡轮，然后马不停蹄地走街串巷。李嘉诚说：“别人做8个小时，我就做16个小时，开初别无他法，只能以勤补拙。”

　　要做好一名推销员，一要勤勉;二要动脑，李嘉诚对此有深切的体会。

　　他推销新型产品——塑胶洒水器，走了几家都无人问津。这一天上班前，李嘉诚来到一家批发行，等职员上班联系洽谈。清洁工正在打扫卫生，李嘉诚灵机一动，自告奋勇拿洒水器帮清洁工洒水。李嘉诚期望遇到提前上班的职员，眼见为实，这样洽谈起来更有说服力。果真就有职员早到，还是负责日用器具的部门经理。李嘉诚很顺利就达到目的，该经理很爽快地答应经销塑胶洒水器。

　　李嘉诚的机灵，可见一斑。同时又透露出李嘉诚的诚实。他让产品自己说话，这比一个推销员夸夸其谈地讲产品的用途优点要可信得多。

　　李嘉诚做推销，愈做愈老练，他深谙一个推销员在推销产品之时，也在推销自己，并且更应注重推销自己。

　　李嘉诚有意识去结交朋友，先不谈生意，而是建立友谊，友谊长在，生意自然不成问题。他结交朋友，不全是以客户为选择标准。如俗话所说：“人有人路，神有神道。”今天成不了客户，或许将来会是客户;他自己做不了客户，他会引荐给其他的客户。即使促成不了生意，帮着出出点子，叙叙友情，也是一件好事。

　　李嘉诚广博的学识，待人的诚恳，形成一种独特的魅力，使人们乐意与他交友。有朋友的帮衬，李嘉诚在推销这一行如鱼得水。

　　李嘉诚把推销当事业对待，而不是仅仅为了钱。他很关注塑胶制品的国际市场变化。他的信息，来自报刊资料和四面八方的朋友，他经常建议老板该上什么产品，该压缩什么产品。他把香港划分成许多区域，每个区域的消费水平和市场行情，他都详细记在本子上。他知道哪种产品该到哪个区域销，销量应该是多少。

　　加盟塑胶公司仅一年工夫，李嘉诚就实现了他的预定目标。当年老板拿出财务的统计结果，连李嘉诚自己都大吃一惊——他的销售额是第二名的7倍

　　18岁的李嘉诚被提拔为部门经理，统管产品销售。两年后，他又晋升为总经理，全盘负责日常事务。他己熟稔推销工作，可也深知生产及管理是他的薄弱处。因而虽身为总经理，他却把自己当小学生。他总是蹲在工作现场，身着工装，同工人一道干，极少坐在总经理办公室，每道工序他都要亲自尝试。

　　有一次，李嘉诚站在操作台上割塑胶裤带，不慎把手指割破，鲜血直流，他没有吭声，迅速缠上胶布，又继续操作。事后伤口发炎，他才到诊所去看医生。许多年后，一位记者向李嘉诚提及这事，说：“你的经验，是以血的代价换得的。”李嘉诚微笑道：“大概不好这么说，那都是我愿做的事，只要你愿做某件事情，就不会在乎其他的。”

　　李嘉诚以勤奋和聪颖，很快掌握了生产的各个环节。生产势头良好，销售网络日臻完善，许多大额生意，他都是通过电话完成的，具体的事，再由手下的推销员跑腿。

　　李嘉诚已经是塑胶公司的台柱，成为高收入的打工仔，是同龄人中的杰出者。按说他应该满足了，但是他的字典里却没有“满足”二字。他决定再一次跳槽，开始新的人生搏击。

　　老板自然舍不得李嘉诚离去，再三挽留。后见他去意已决，就设宴为他饯行，令李嘉诚十分感动。席间，李嘉诚说了一句老实话：“我离开你的塑胶公司，是打算自己也办一家塑胶厂。我难免会使用在你手下学到的技术，也大概会开发一些同样的产品。现在塑胶厂遍地开花，我不这样做，别人也会这样做。不过我绝不会把客户带走，不会用你的销售网推销我的产品，我会另外开辟销售线路。”

　　李嘉诚身为老板，同时又是操作工、技师、设计师、推销员、采购员、会计师、出纳员，草创阶段，什么事都是他一脚踢

　　1950年夏，李嘉诚在筲箕湾创立长江塑胶厂。他取“长江”为厂名，来自“长江不择细流，故能浩荡万里”，足见他长江般的雄心大志。只是他没想到，创业不久，就遇到了空前危机：客户退货，产品积压，他一筹莫展……

　　李嘉诚的创业资本仅5万港元。厂房是租借的，由于数十万“大陆难民”涌来香港，香港闹房荒。李嘉诚资金紧张，只允许他租廉价的厂房。

　　厂房破旧得不能再破旧了，窗户难得找一扇完好无缺的，不是玻璃破碎，就是风钩脱落，房顶透下束束天光，香港春夏多雨，雨水哗哗漏泄，李嘉诚不得不花一笔钱修缮。

　　厂房里的压塑机亦是破旧不堪，是欧美淘汰的第一代塑胶设备。香港增加许多塑胶厂，业主多是小本经营，就有人专做旧机器买卖。当时谁都不曾料到，扯欧美塑胶商衫尾的香港人，会成为世界塑胶业的“大粒佬”，出口量居世界第—一

　　李嘉诚脚踏实地，不动声色去实现他的抱负。“勤能补拙”，他仍是初做“行街仔”的老作风，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他每天大清晨就外出推销或采购，赶到办事的地方，别人正好上班。他从不乘出租车，距离远就乘公共巴士，路途近就双脚行走。他是那种温和持稳、不急不躁之人，但是行走起来却快步如风。他的时间太紧了，既要省出租车费，又要讲究效率。这种疾走的习惯，李嘉诚保持了很多年。据汕头大学的教师称，李嘉诚在他捐赠兴建的汕大视察，上楼穿堂，步履矫健，陪同他的中年教师都气喘吁吁，颇感吃力。

　　中午时，李嘉诚赶回筲箕湾，先检查工人上午的工作，然后跟工人一道吃简单的工作餐。没有餐桌，大家就蹲在地上。

　　第一批招聘的工人，全是门外汉，唯一的塑胶师傅是老板李嘉诚，机器安装、调试，直到出产品，都是李嘉诚带领工人一道完成的。第一次看到产品从压塑机模型中取出来，李嘉诚非常兴奋，破例奢侈了一番，带工人一道到小酒家聚餐庆贺。李嘉诚常说自己是个悭吝之人，他的部下说他“悭己不悭人”。

　　晚上，李嘉诚仍有做不完的事，他要做账;要记录推销的情况，规划产品市场区域;还要设计新产品的模型图，安排明天的生产。业余自学是不可间断的，塑胶业发展急速，日新月异，新原料、新设备、新制品、新款式源源不断被开发出来，他总觉得时间不够用。

　　李嘉诚住在厂里，一星期回家一次，几乎把自己“埋”进了长江厂。李嘉诚身为老板，同时又是操作工、技师、设计师、推销员、采购员、会计师、出纳员，草创阶段，什么事都是他一脚踢。

　　李嘉诚投身塑胶行业，正顺应了当时香港经济的转轨。加上他对推销轻车熟路，第一批产品很顺利就卖出去。接下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他手里捏着一把订单，招聘工人，经过短暂的培训就单独上岗。他实行三班倒工作制，开足马力，昼夜不停出货。

　　正当李嘉诚春风得意之时，一家客户宣布他的塑胶制品质量粗劣，要求退货。李嘉诚不得不冷静下来，承认质量有问题。他知道他太急躁了，一味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

　　他亲自蹲在机器旁监督质量。然而，靠这些老掉牙的淘汰机器和经过短暂培训就上岗的工人，质量还是提高不起来。

　　雪上加霜，有不少客户拒收产品，还要长江厂赔偿损失!原料商、银行纷纷上门催款，李嘉诚真是焦头烂额。回到家里，母亲见他郁郁寡欢，弄清状况后，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很早很早之前，潮州府城外的桑埔山有一座古寺。云寂和尚已是垂暮之年，他知道自己在世的日子不多了，就把他的两个弟子——一寂、二寂召到方丈室，交两袋谷种给他们，要他们去播种插秧，到谷熟的季节再来见他，看谁收的谷子多，多者就可继承衣钵，做庙里住持。云寂和尚整日关在方丈室念经，到谷熟时，一寂挑了一担沉沉的谷子来见师父，而二寂却两手空空。云寂问二寂，二寂惭愧地说，他没有管好田，谷种没发芽。云寂便把袈裟和瓦钵交给二寂，指定他为未来的住持。一寂不服，师父说，我给你俩的谷种都是煮过的。

　　李嘉诚悟出母亲话中的玄机—一诚实是做人处世之本。第二天，李嘉诚回到厂里，召集员工开会，他坦诚地承认了自己的经营错误，说了一番渡过难关、谋求发展的话。紧接着，李嘉诚一一拜访银行、原料商、客户，向他们认错道歉，祈求原谅，并保证在放宽的限期内一定偿还欠款，对该赔偿的罚款一定如数付账。李嘉诚丝毫不隐瞒工厂面临的空前危机—一随时都有倒闭的可能，恳切地向对方请教拯救危机的对策。

　　李嘉诚的诚实，得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谅解，但他却不敢松一口气，银行、原料商和客户只给了他十分有限的回旋余地，事态仍很严峻。

　　他又像初做“行街仔”那样，马不停蹄到市区推销，然后陆续收到货款，分头偿还了一部分债务。长江塑胶厂开始出现转机，产销渐入佳境。

　　1955年的一天，李嘉诚召集员工聚会。他首先向员工鞠了三躬，感谢大家的精诚合作。然后，用难以抑制的喜悦之情宣布：“我们厂已基本还清各家的债款，昨天得到银行的通知，同意为我们提供贷款。这表明，长江塑胶厂已走出危机，将进入柳暗花明的佳境!”

　　话音刚落，员工就沸腾了起来。散会前，每个员工都得到一个红包，由李嘉诚亲自分发。经历过这次挫折和磨难，李嘉诚又成熟了许多，他给自己立下座右铭：“稳健中寻求发展，发展中不忘稳健。”

　　在意大利的塑胶厂里，李嘉诚十分勤力，工头夸他“好样的”，他们万万想不到这个“下等劳工”，竟是“国际间谍”

　　长江塑胶厂经历过濒临倒闭的危机后，生机焕发，订单如雪片飞来，工厂通宵达旦生产，营业额呈几何级数增长。李嘉诚的信誉有口皆碑，银行不断放宽对他的贷款限额;原料商许可他赊购原料;客户乐意接受他的产品，派送大笔定单给他。

　　他居安思危，开始思考塑胶研制的现状及未来。执业塑胶业已是第七个年头，李嘉诚自觉仍属这一行业的平庸之辈，他渴望有个新突破。

　　一日深夜，李嘉诚翻阅英文版《塑胶》杂志，目光被一则简短的消息吸引住：意大利一家公司已开发出利用塑胶原料制成的塑胶花，即将投入成批生产推向欧美市场。

　　一直苦苦寻找突破口的李嘉诚，如迷途的夜行人看到亮光，兴奋不已。

　　1957年春天，李嘉诚揣着希冀和强烈的求知欲，登上飞往意大利的班机去考察。到了意大利，在一间小旅社安下身，他便急不可待地去寻访该公司的地址。

　　李嘉诚以香港经销商的身份进入这家公司，言称准备在香港推销贵公司的塑胶花。公司职员彬彬有礼地带李嘉诚进产品陈列室，琳琅满目的塑胶花使李嘉诚恨不得长十双眼睛。李嘉诚一面拿花束在手中端详，一面询问有关塑胶花的知识。

　　这位挑剔的“港商”在公司“磨蹭”了一整天，才购买各种款式和颜色的塑胶花，准备先带回香港试销。

　　样品有了，脑子里也装满了塑胶花的常识。然而，仅仅是常识，具体的生产工艺及配方调色呢?

　　情急之中，李嘉诚想到一个绝妙的办法。这家公司的塑胶厂当时正招聘工人，他去报了名，被派往车间做打杂的工人。他负责清除废品废料，能够推着小车在厂区各个工段来回走动，双眼却恨不得把生产流程吞下去。李嘉诚十分勤力，工头夸他“好样的”，他们万万想不到这个“下等劳工”竟是“国际间谍”。每天收工后，他急忙赶回旅店，把观察到的一切记录在笔记本上。

　　假日，李嘉诚邀请数位新结识的朋友，到城里的中国餐馆吃饭，这些朋友都是某一工序的技术工人。李嘉诚用英语向他们请教有关技术，佯称他打算到其他的厂应聘做技术工人。

　　李嘉诚通过眼观耳听，大致悟出塑胶花制作配色的技术要领。

　　他满载而归。随机到达的，还有几大箱塑胶花样品和资料。临行前，塑胶花已推向市场，李嘉诚跑了好些家花店，了解销售情况。他发现绣球最畅销，立即买下好些绣球花作样品。

　　李嘉诚回到长江塑胶厂，便四处寻访，重酬聘请塑胶人才。李嘉诚把样品交给他们研究，要求他们着眼于三处：一是配方调色;二是成型组合;三是款式品种。

　　塑胶花实际上是植物花的翻版，每一个国家和地区所种植并喜爱的花卉不尽相同。李嘉诚觉得自己带来的样品太意大利化了。他要求顺应本港和国际大众消费者的喜好，设计出全新的款式，并且不必拘泥植物花卉的原有模式。

　　经历过连续一个多月的不眠之夜，终于研制成第一批样品。他把价格定在大众消费者可接受的适中水平，物美价廉，没有理由不畅销。大部分经销商都非常爽快地按李嘉诚的报价签订供销合约。有的为了买断权益，主动提出预付50%定金。几乎是在一夜间，香港大街小巷的花卉店，都摆满了长江出品的塑胶花。

　　为了长远的发展，他决定组建合伙性的有限公司，当发展到相当规模时，申请上市，成为公众性的有限公司。

　　1957年年末，长江塑胶改名为长江工业有限公司。李嘉诚无时不渴望将产品打入欧美市场，当时进入欧美市场只有通过本港的洋行，但是中间环节多，李嘉诚也不能完全掌握市场。

　　这时境外的批发商也希望绕过香港洋行这个中间环节，直接与香港的厂家做生意，这对双方都大有好处。

　　李嘉诚一得悉这个消息，马上驱车去跟外商直接洽谈，给他们看样品，签订合同。绕过了中间环节，双方都得到价格上的实惠。

　　李嘉诚不惜重金网罗全港最优秀的塑胶人才，不断地推出新样品。可是，因为资金有限，设备不足，严重地阻碍生产规模的扩大。该如何突破“瓶颈”呢?李嘉诚陷于苦恼之中。

　　在李嘉诚伤透脑筋之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机遇来到他面前。

　　有位欧洲的批发商，来北角的长江公司看样品，他对长江公司塑胶花赞不绝口：“比意大利产的还好。我在香港跑了几家，就数你们的款式齐全，质优美观!”

　　他要求参观长江公司的工厂，对能在这样简陋的工厂生产出这么漂亮的塑胶花，甚感惊奇。

　　因为对李嘉诚信誉及产品质量的充分信任，他很快就与李嘉诚签了第一单购销合同，并主动提出提前交付货款，基本解决了李嘉诚扩大再生产的资金问题。

　　信誉是不可以用金钱估量的，是生存和发展的法宝。李嘉诚对此笃信不移。

　　长江公司的塑胶花牢牢占领了欧洲市场，营业额及利润成倍增长。1958年，长江公司的营业额达一千多万港元，纯利一百多万港元。塑胶花为李嘉诚赢得平生的第一桶金，也赢得了“塑胶花大王”的称号。

　　这一年，他30岁。

　　““””让香港的楼市无人问津，整个房地产市场卖多买少，有价无市，李毫诚却凭着他精准的判断，逆势而上，大获全胜

　　这一年，他开始涉足房地产。他非常看好香港地产业的前景，但未因此而放弃塑胶业。他的下一个目标，是进军北美。

　　李嘉诚主动出击，设计印制精美的产品广告画册，通过港府有关机构和民间商会了解北美各贸易公司地址，然后分寄出去。

　　没多久，果然有了反馈。北美一家大贸易商S公司，收到李嘉诚寄去的画册后，对长江公司的塑胶花彩照样品及报价颇为满意，决定派购货部经理前往香港，以便“选择样品，考察工厂，洽谈入货”。

　　交谈中，对方简单询问香港塑胶业的大厂家，提出若有时间，希望李先生陪同他们的人走访其他厂家。意思很明显，他们将会考察香港整个塑胶行业，或从中选一家作为合作伙伴，或同时与几家合作。

　　这将又是一次竞争，比信誉，比质量，比规模，斗智斗力，方能确定鹿死谁手。李嘉诚的目标，是使长江成为北美S公司在港的独家供应商。他自信产品质量是全港一流的，但论资金实力、生产规模，却不敢在本港同业称老大。

　　时间只有一周，李嘉诚召开公司高层会议，宣布了令人惊愕而振奋的计划：必须在一周之内，将塑胶花生产规模扩大到令外商满意的程度。

　　这是李嘉诚一生中，最大最仓促的冒险。他孤注一掷，几乎是拿多年营建的事业来赌博。李嘉诚一生作风稳健，可这一次，他别无选择，要么彻底放弃，要么全力搏命。

　　李嘉诚和全体员工一起，奋斗了七个昼夜，每天只有三四个小时的睡眠。

　　外商购货部经理来了以后，在李嘉诚的带领下，参观了全部生产过程和样品陈列室，由衷称赞道：“李先生，我在动身前认真看了你的宣传画册，知道你有一家不小的厂和较先进的设备，没想到规模这么大，这么现代’化，生产管理是这么井井有条。我并不想恭维你，可你的厂完全可以与欧美的同类厂媲美!”

　　合同很快就签定了，外商购货部经理原定要考察别的厂家的计划也取消了。

　　这家北美公司成了长江工业公司的大客户，每年来的定单都数以百万美元计。并且，通过这家公司，李嘉诚获得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的信任，日后发展为合作伙伴关系，进而为李嘉诚进军海外架起一道桥梁。

　　这时候的李嘉诚，常会思考这样的问题：塑胶花的大好年景还会持续多久9-个显而易见的现象：塑胶厂遍地开花，塑胶花泛滥成灾。尽管销路不成问题，但是竞争却变得日益残酷。

　　他决定未雨绸缪。他的未雨绸缪，不是不断投资，强化塑胶业的竞争能力，而是顺其自然，让其自兴自衰。他的主要精力，开始放在缔造以地产为龙头的商业帝国，这是他蕴藏于心多年的抱负。

　　李嘉诚以独到的慧眼，洞察到地产的巨大潜质和广阔前景。他的构想，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后，进一步明朗：我为什么不可做地产商?

　　1958年，李嘉诚在繁盛的工业区——北角购地兴建一座12层的工业大厦。

　　1960年，他又在新兴工业区——港岛东北角的柴湾兴建工业大厦。两座大厦的面积共计12万平方英尺。

　　李嘉诚虽吃准了房地产的乐观前景，仍采取谨慎入市、稳健发展的方针，他没有走捷径——预售楼花，而是将此作为出租物业。

　　不可否认，卖楼花能加速楼宇销售，加快资金回收，弥补地产商资金不足。卖楼花是霍英东于1954年首创，他一反地产商整幢售房或据己出租的做法，在楼宇尚未兴建之前，就将其分层分单位(单元)预售，得到预付款，即可动工兴建。卖家用买家的钱建，地产商还可拿地皮和未成的物业拿到银行按揭(抵押贷款)，真可谓一石二鸟。

　　李嘉诚认真研究了楼花和按揭。地产商的利益与银行休戚相关;地产业的盛衰又直接波及银行，唇亡齿寒，一损俱损，过多地依赖银行，未必就是好事。

　　他尽量不向银行抵押贷款，或会同银行向用户提供按揭。他兴建收租物业，资金回笼缓慢。但他看好地价楼价及租金飚升的总趋势。收租物业，虽不可像发展物业(建楼卖楼)那样牟取暴利，却有稳定的租金收入，物业增值，时间愈往后移，愈能显现出来。

　　当时地产界的许多人士，认为李嘉诚的作风过于保守。

　　1961年6月，潮籍银行家廖宝珊的廖创兴银行发生挤提风潮。廖宝珊是“西环地产之王”，他在西环大量购买地盘兴建楼宇，并在中环德辅道西兴建廖创兴银行大厦。廖宝珊发展地产的资金，几乎全部是存户存款，将其掏空殆尽，而引发存户挤提。

　　这次挤提风潮，令廖宝珊脑溢血猝亡。李嘉诚进一步意识到地产与银行业的风险。

　　1962年，香港政府修改建筑条例并公布1966年实施。炒风空前炽热，职业炒家应运而生。在这股风起云涌的炒风中，李嘉诚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买空卖空是做生意的大忌，投机地产犹如投机股市，“一夜暴富”的后面，往往就是“一朝破产”。

　　李嘉诚坚定地以长期投资者的面目出现在地产界;同时，他又是长期投资者中的保守派。他一如既往地在港岛新界的新老工业区寻购地皮，营建厂房。他尽可能少依赖银行贷款，有的工业大厦完全是靠自筹自有资金建造。公司下属的塑胶部经营状况良好，盈利可观。

　　地产部已由开初的纯投资转为投资效益期，随着新厂的不断竣工出租，租金源源不断地呈几何级数涌来。

　　好景不长。““””前后，“中共即将武力收复香港”的谣言四起，香港人心惶惶，触发了自二战后第一次大移民潮。移民以有钱人居多，他们纷纷贱价抛售物业。新落成的楼宇无人问津，整个房地产市场卖多买少，有价无市。地产、建筑商们焦头烂额，一筹莫展。

　　拥有数个地盘、物业的李嘉诚也忧心忡忡。但经过分析，他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事，于是，毅然采取惊人之举：人弃我取，趁低吸纳。

　　李嘉诚又一次判断正确。大陆““””结束后，邓小平主持工作，中共中央做出决议：“彻底否定“”。”中共的决议，虽未涉及“香港式“””，但香港经济界和知识界都把那场“五月风暴”视为空前灾难，此乃后话。

　　这次战后最大的地产危机，一直延续到1969年。

　　李嘉诚逆同业之行而行，坚信乱极则治，否极泰来。大规模移民潮虽渐息，而移居海外的业主，仍急于把未脱手的住宅、商店、酒店、厂房贱价卖出去。李嘉诚认为这是拓展的最好时机，他把塑胶盈利和物业收入积攒下来。他将买下的旧房翻新出租;又利用地产低潮、建筑费低廉的良机，在地盘上兴建物业。

　　1970年，香港百业复兴，地产市道转旺。他是这场地产大灾难中的大赢家，但绝非投机家。

　　20世纪70年代初，李嘉诚己拥有的收租物业，从最初的12万平方英尺，发展到35万平方英尺。每年租金收入为390万港元。

　　长实自从上市那天起，股市便成了李嘉诚重要的活动领域，他日后的许多震惊香港的大事，都是借助股市进行的

　　197 1年，李嘉诚成立长江地产有限公司。1972年，香港股市一派兴旺，李嘉诚认准时机，将长江地产改为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骑牛上市，成为“华资地产五虎将”之一。从此，李嘉诚在香港地产股市大展拳脚。

　　1969年10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在联合国大会上公开表示：愿与中共谈判。随后私下传话中国，可放松长达20年之久的禁运政策。

　　1971年，大陆““””基本停息。

　　国际大环境和中国大陆大环境，为香港经济的腾飞带来了宽松的政治气候，从20世纪70年代起，香港经济由工业化阶段转入多元化经济阶段。

　　1971年6月，李嘉诚成立长江地产有限公司，集中物力、财力、精力发展房地产业。

　　在第一次公司高层会议上，李嘉诚踌躇满志地提出：要以置地公司为奋斗目标，不仅要学习置地的成功经验，还要超过置地的规模。

　　香港置地有限公司，是1889年由英商保罗·遮打与怡和洋行杰姆·凯瑟克合资创办的，当时注册资本为500万港元，为全港最大的公司。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置地跻身全球三大地产公司之列，在香港处绝对霸主地位。除地产外，置地还兼营酒店餐饮、食品销售，业务基地以香港为重点，辐射亚太14个国家和地区。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李嘉诚看准蓬勃发展的地产高潮，在现有的地盘上大兴土木。楼宇未等建成就有用户上门求租。他获得租金后，又继续投入兴建楼字。

　　尽管如此，李嘉诚仍觉得发展太慢，深感资金不足。快捷而有效的途径，是将公司上市，使之成为公众持股的有限公司，利用股市大规模筹集社会游散资金。

　　李嘉诚这一构想，既是公司自身发展形势所迫，又是香港股市发生的巨大变化所诱。

　　1972年7月31日，李嘉诚将长江地产改为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长实)。随即，委托财务顾问拟定上市申请书，准备公司章程、招股章程、公司实绩、各项账目等附件。同年10月，向香港会、远东会、金银会申请股票上市。11月1日获准挂牌，法定股本为两亿港元，实收资本为8400万港元，分为4200万股，面额每股2元，溢价1元。包销商是宝源财务公司和获多利财务公司，分别在香港、远东、金银等三家交易所向公众发售。

　　长实一上市，就备受投资者青睐。上市后24小时不到，股票就升值一倍多。“僧多粥少”，认购额竞超过发行额的65.4倍，包销商不得不采取抽签的办法，来决定谁是长实的(公众)股东。

　　股票升值一倍多，意味着公司市值增幅一倍多。消息传来，长实职员欣喜若狂，买来香槟庆贺。长实董事局主席李嘉诚，却并未显出特别的欣喜。因为他意识到：股票升水如此神速，那么缩水也就会是瞬间之事。证券市场变幻急速且无常;风险会远远大于其他市场。

　　李嘉诚还积极争取海外的第二上市地位。当时香港最著名的证券公司，是冯景禧创办的新鸿基证券投资公司。由新鸿基牵线搭桥，英国证券公司为财务顾问与包销商，长江实业于1973年年初在伦敦股市挂牌上市。

　　香港作为英殖民地，香港注册的公司在伦敦上市，并不稀奇。令人瞩目的是长实首开香港股票在加拿大挂牌买卖之先河。1974年6月，在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的促成下，加拿大政府批准长江实业的上市申请，长实股票在温哥华证券交易所发售。 李嘉诚全方位在本港和海外股市集资，为长江的拓展提供了厚实的资金基础。

　　长江上市，是李嘉诚事业的一次大飞跃。上市之后，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长实自从上市那天起，股市便成了李嘉诚重要的活动领域，他日后的许多震惊香港的大事，都是借助股市进行的。

　　香港大股灾，楼市一片萧条。李嘉诚却逆势而上，大量收购

　　当时传媒及业界把1972年上市的几家华资地产公司，称为“华资地产五虎将”。它们是新鸿基地产、合和实业、长江实业、恒隆地产、新世界发展。上市前后，长实的实力及声誉在五虎将中并不突出。

　　长实虽然略逊于四虎将，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迅速从五虎将成员中脱颖而出，到80年代中期，成为五虎将中的虎帅。时至今日，长实系仍是香港首席财阀。

　　1973年的大股灾，一直延续到1974年年底，其后股市有所回升，仍持续低迷一年多。原因是世界性经济衰退，本港股灾使不少地产商和投资者受损，造成地产低潮。

　　“股拉地扯”，成为20世纪70年代后，香港经济的独特现象。

　　李嘉诚对香港的经济兴衰规律已有较深的认识，经济总是呈波浪式发展之中，若干年为一周期。股市地产低潮，正是拓展的有利时机，地盘价格偏低，物业市值亦偏低。低潮过后，又是新一轮高潮。

　　1974年年底，长实发行1700万股新股票，用以购买“都市地产投资有限公司”50%股权。实际上，是以1700万股长实新股，换取其励精大厦和环球大厦。两座商业大厦，租金收入每年达800-900万港元。

　　若不是地产低潮，都市地产发生财政危机，李嘉诚绝不可能这么轻易得手。

　　1974年5月，长实与实力信誉卓著的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合作，成立怡东财务有限公司，实收资本5000万港元，双方各出2500万港元现金，各占50%权益。李嘉诚任这家公司的董事兼总经理。

　　这家合股公司的成立，为长实引进外来资金，又为今后长实拓展海外业务，铺路搭桥。同年6月，由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的力促，长实股票在加拿大温哥华上市。长实能如此顺利地与加拿大银行界建立伙伴关系，得助于李嘉诚从事塑胶花产销时与北美贸易公司建立的信誉。

　　1974-1975年间，李嘉诚两次发行新股集资约1.8亿港元。另外，李嘉诚从个人持有的长实股份中，取出2000万股售予获多利公司，套取6800万港元现金。李嘉诚手头拥有了较充裕的现金，趁低潮时地价偏低，大量购入地盘。为加速资金回笼，他一反过去只租不卖的做法，重点放在发展物业。

　　其后，李嘉诚又与新鸿基、恒隆、周大福等公司合作，集资购入湾仔海滨高士打道英美烟草公司原址，建成伊丽莎白大厦和洛克大厦。

　　1976年，香港地产市道转旺。

　　李嘉诚召开股东特别大会，通过大规模集资的决议。这一年，长实发行新股5500万股，集资约1.1亿港元。另外，李嘉诚积极开拓新的资金渠道，与世界著名的大通银行达成协议，长江实业需要时，可向该行随时获得一笔约2亿港元、4年长期贷款。光此两项，李嘉诚可资使用的资金达3.1亿港元，再加上公司盈利，长实实力大增，更大规模地购地建楼。

　　1976年，长实年纯利5997万港元，另有非经常性收入653万港元。这一年，仅租金收入一项就达2 192万港元，是上市前年租金收入的约54倍。

　　1977年，是李嘉诚事业上不寻常的一年。

　　1977年之前的李嘉诚仍未被业界和传媒视为地产巨子、商界名人。长实说到底，仍是间中型地产公司，是五虎将中虎气生生但从不大啸大吼的一员虎将。但是1977年后，公众焦点聚在李嘉诚身上，只要他出现在拍卖场，记者就会盯着他穷追不舍，采访拍照。李嘉诚举手应价，被誉为“拍卖场上擎天一指”。

　　这一年，他参与了地铁遮打站、金钟站上盖兴建权的竞投。中环站和金钟站，是地铁最重要、客流量最大的车站。中环站是地铁首段的终点，位于全港最繁华的银行区;金钟站是穿过海底隧道的首站，又是港岛东支线的中转站。

　　在人们眼里，长实只是一家在偏僻的市区和荒凉的乡村山地买地盖房的地产公司。在寸土尺金、摩天大厦林立的中区，长实无半砖片瓦、立锥之地!他要改变形象!

　　中环、金钟两站的招标，一定不乏实力雄厚的大地产商、建筑商竞标。群雄逐鹿，鹿死谁手，必有一番你死我活的较量。

　　他翻阅了无数关于地铁的资料，通过各种渠道打探消息，了解竞争对手的动向。他在投标书上，提出将两个地盘设计成一流商业综合大厦的发展计划。这仍不足挫败其他竞投对手。任何竞投者都会想到并有能力兴建高级商厦物业。李嘉诚的“克敌”之法是：首先，满足地铁公司急需现金的需求，由长江实业公司一方提供现金做建筑费;其次，商厦建成后全部出售，利益由地铁公司与长江实业分享，并打破对半开的惯例，地铁公司占51%，长江实业占49%。

　　这对长江来说，是一笔沉重的现金负担。李嘉诚决定破釜沉舟，在准备充分的前提下，做一次冒险。

　　1977年1月14日，香港地铁公司正式宣布：公开接受邮政总局原址发展权招标竟投。参加竞投的财团、公司共30家，超过以往招标竞投的一倍多。

　　李嘉诚胜出了。据地铁公司透露，主要原因是长江所提交的建议书内列举之条件异常优厚而吸引人，所以能脱颖而出。

　　舆论界称长实中标，是“长江实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地产新秀李嘉诚“一鸣惊人，一飞冲天”。

　　1978年5月，中环车站上盖建筑——环球大厦分层发售，时值地产高潮，用户购楼踊跃，广告见报后8小时内全部售完，交易总额5. 92亿港元，创香港楼价最高纪录。

　　1978年8月，金钟车站上盖建筑——海富中心开盘，物业总值9.8亿港元，创开盘售楼一天成交额最好业绩。

　　长实的盈利，低于地产高潮时地产业的平均利润。但李嘉诚获得无法以金钱估量的无形利益——信誉。这也是他参与竞投的主要目的。

　　与世界船王包玉刚竞争九龙仓的股票控制权，李嘉诚主动放弃，但却是大赢家之一

　　李嘉诚一举夺得中区地铁车站上盖发展权后，再接再厉，购得中区著名的希尔顿酒店。1978年，长实总部搬入位于中区心脏的华人行。从此，李嘉诚的事业攀上高峰。

　　1977年4月底，长实通过发行新股和大通银行的支持，斥资1.3亿港元，收购了美国人控制下的永高公司。该公司拥有香港希尔顿酒店和印尼巴厘岛凯悦酒店的经营权。

　　这两家酒店每年为长江实业带来收入2500万港元。

　　年中的时候，李嘉诚购入大坑虎豹别墅的部分地皮15万平方英尺。他购入地皮后，在上面兴建了一座大厦。

　　1978年，李嘉诚的事业再攀高峰，与汇丰银行联手合作，重建了位于中区黄金地段的华人行。

　　汇丰是香港第一大银行，又是以香港为基地的庞大的国际性金融集团。李嘉诚与汇丰合作发展旧华人行地盘，业界莫不惊奇李嘉诚“高超的外交手腕”。其实，熟悉李嘉诚的人知道，言行较为拘谨的李嘉诚，绝不像一位谈锋犀利、能言善道的外交家。他像一位从书斋里走出来的中年学者，而不是那种巧舌如簧、精明善变的商场老手。

　　李嘉诚靠的是一贯奉行的“诚实”，以及多年建立的“信誉”，尤其是地铁车站上盖发展权一役，使他名声大振，信誉猛增。所有这些，就是他与汇丰合作的基础。

　　长实与汇丰合组华豪有限公司，以最快的速度重建华人行综合商业大厦，大厦面积24万平方英尺，楼高22层。外墙用不锈钢和随天气变换深浅颜色的玻璃构成。室内气温、湿度、灯光，以及防火设施等，全由电脑控制。内装修豪华典雅，集民族风格与现代气息于一体。整个工程耗资2.5亿港元，写字楼与商业铺位全部租出去。

　　新华人行被人们视为长江的招牌大厦。

　　李嘉诚与汇丰有了良好的合作开端后，渐渐进入了“蜜月期”——汇丰力助长实收购英资洋行，并于1985年邀请李嘉诚担任汇丰的非执行董事。

　　曾有记者询问他与地铁公司、汇丰银行合作成功的奥秘，李嘉诚道：“奥秘实在谈不上，我想重要的是首先得顾及对方的利益，不可为自己斤斤计较。对方无利，自己也就无利。要舍得让利使对方得利，这样，最终会为自己带来较大的利益。我从小母亲就教育我不要占小便宜，否则就没有朋友，我想经商的道理也该是这样。”

　　九龙仓是怡和系的一家上市公司，它与置地公司并称为怡和的“两翼”。九龙仓是香港最大的货运港，拥有深水码头、露天货场、货运仓库。它历史悠久，资产雄厚，可以说，谁拥有九龙仓，谁就掌握了香港大部分的货物装卸、储运及过海轮渡。

　　李嘉诚真正发迹是靠地产股市。他看好九仓股票，是因为该集团不善经营造成股价偏低。他不动声色地买下了约2000万股散户持有的九仓股。这个数字意味着，目前九龙仓的最大股东是李嘉诚了。

　　这为李嘉诚进而购得九龙仓铺平了道路。但是入主九仓董事局的路程，对李嘉诚来说仍十分艰巨。

　　九龙仓的老板看到形势不对，立即着手布置反收购，到市面上高价收购散户所持的九仓股，以增强其对九龙仓的控股能力。

　　按照《公司法》，股东对公司的绝对控制权，是其控有的股份在50%以上。否则被收购方反收购，会使收购方的计划前功尽弃。现在九仓股票的股价已被炒高，要想增购到51%的水平，非李嘉诚的财力所能及。

　　当然了，怡和的现金储备也不足以增购到绝对安全的水平。慌乱之中，他们向本港第一财团——英资汇丰银行求救。

　　汇丰大班沈弼亲自出马斡旋，奉劝李嘉诚放弃收购九龙仓。李嘉诚审时度势，答应沈弼，鸣金收兵，不再收购。

　　李嘉诚退出收购，引来八方强手介入角逐。其中一位，就是赫赫有名的包玉刚。据1977年吉普逊船舶经纪公司的记录，世界十大船王排座次，包玉刚稳坐第一把交椅，船运载重总额1347万吨。

　　李嘉诚秘密约见了包玉刚。经过简短的寒暄，李嘉诚即开门见山地表达了想把手中拥有的九龙仓1000万股股票转让给包玉刚的意思。包玉刚自然满口答应。

　　从包玉刚这方面来说，他一下子从李嘉诚手中接受了九龙仓的1000万股股票，再加上他原来所拥有的部分股票，他已经可以与怡和洋行进行公开竞购。如果收购成功，他就可以稳稳地控制资产雄厚的九龙仓。而从李嘉诚这一方面来说，他以10-30元的市价买了九仓股票而以30多元脱手给包玉刚，一下子就获利数千万元。更为重要的是，他可以通过包玉刚搭桥，从汇丰银行那里承接和记黄埔的股票9000万股，一旦达到目的，和记黄埔的董事会主席则非李嘉诚莫属。

　　一个决定两家英资企业命运的历史性协议，在华商两强低声密语中顺利达成。

　　包玉刚不断到市面或通过幕后吸纳九仓股，使其控有的股权增至30%，大大超过九龙仓的控股公司置地。后来他的控股权达到49%，取得了这场战役的决胜权。

　　李嘉诚不但控得和黄，还做到兵不血刃，他由此而被誊为“超人”

　　李嘉诚退出九龙仓角逐，将目标瞄准另一家英资洋行——和记黄埔。

　　和黄集团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和记洋行;二是黄埔船坞。和黄是当时香港第二大洋行，又是香港十大财阀所控的最大上市公司。

　　在李嘉诚吸纳九仓股之时，他获悉汇丰大班沈弼暗放风声：待和记黄埔财政好转之后，汇丰银行会选择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对象，将所控的和黄股份的大部分转让出去。这对李嘉诚来说，不啻是个福音。长实财力不足，若借助汇丰之力，收购算成功了一半。为达到目的，李嘉诚停止收购九仓股的行动，以获汇丰的好感。

　　李嘉诚买了汇丰一份人情，那么，信誉卓著的汇丰必会还其人情。这份人情，是不是和黄股票，李嘉诚尚无把握。

　　为了使成功的希望更大，李嘉诚拉上包玉刚，以出让1000万股九仓股为条件，换取包氏促成汇丰转让9000万股和黄股的回报。李嘉诚一石三鸟，既获利五千九百多万港元，又把自己不便收购的九龙仓让给包氏去收购，还获得包氏的感恩相报。

　　李嘉诚频频与沈弼接触，他吃透汇丰的意图;不是售股套利，而是指望放手后的和黄经营良好。另一方面，包氏出马敲边鼓，自然马到成功。

　　1979年9月25日夜，在华人行21楼长江总部会议室，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李嘉诚，举行长实上市以来最振奋人心的记者招待会，一贯持稳的李嘉诚以激动的语气宣布：“在不影响长江实业原有业务基础上，本公司已经有了更大的突破一长江实业以每股7.1元的价格，购买汇丰银行手中持占22. 4%的9000万普通股的老牌英资财团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股权。”

　　李嘉诚被和记黄埔董事局吸收为执行董事，主席兼总经理仍是韦理。

　　记者招待会后的一天，和黄股票一时成’为大热门。小市带动大市，当日恒指飚升25. 69点，成交额4亿多元，可见股民对李嘉诚的信任。

　　李嘉诚继续在市场吸纳，到1980年11月，长江实业及李嘉诚个人共拥的和黄股权增加到39.6%，控股权已十分牢固。其间，未遇到和黄大班韦理组织的反收购。

　　1981年1月1日，李嘉诚被选为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成为香港第一位入主英资洋行的华人大班，和黄集团也正式成为长江集团旗下的子公司。

　　李嘉诚以小搏大，以弱制强。长江实业实际资产仅6. 93亿港元，却成功地控制了市价62亿港元的巨型集团和记黄埔。

　　李嘉诚靠“以和为贵”、“以退为进”、“以让为盈”的策略，赢得这场香港开埠以来特大战役的胜利。

　　和黄一役，与九仓一役有很大不同，没有剑拔弩张，没有重锤出击，没有硝烟弥漫，和风细雨，兵不血刃。故有人说：“李氏收购术，堪称商战一绝。”

　　但是李嘉诚并不以为他有什么超人的智慧，他避而不谈他的谋略，而对汇丰的深厚情谊念念不忘：“没有汇丰银行的支持，不可能成功收购和记黄埔。”

　　汇丰信任李嘉诚的信用和能力，足以驾驭和黄这家巨型企业。因此不惜将这个英人长期控有的洋行交到李嘉诚手中。汇丰不仅摆脱了这个包袱，汇丰保留的大量和黄优先股，待李嘉诚“救活”后还会为汇丰带来大笔红利。

　　汇丰让售李嘉诚的和黄普通股价格只有市价的一半，并且同意李嘉诚暂付2096的现金。不过汇丰并没吃亏，当年每股1元，现在以7.1元一股出售，股款收齐，汇丰共获利5.4亿港元。沈弼在决定此事时，完全没有给其他人有角逐的机会——～锤定音。

　　这之后，李嘉诚、包玉刚继续成功地收购了英资大型企业，彻底扭转英资在香港占绝对优势的局面，盛誉铺天盖地。但是李嘉诚却头脑清醒地马上投入到下一步的工作中了。

　　当时不少人持这种观点：“李嘉诚是靠汇丰的宠爱而轻而易举购得和黄的，他未必就有本事能管理好如此庞大的老牌洋行。”

　　李嘉诚深感肩上担子之沉重。俗称：“新官上任三把火。”细究之，李嘉诚似乎一把火也没烧起来。他是个毫无表现欲的人，他总是让实绩来证实自己。

　　李嘉诚作为控股权最大的股东，完全可以行使自己所控的股权，为自己出任董事局主席效力。

　　他没有这样做，他的谦让使众董事与管理层对他更尊重。他出任董事局主席，是股东大会上由众股东推选产生的。董事局为他开支优渥的董事袍金，李嘉诚表示不受。他为和黄公差考察、待客应酬，都是自掏腰包，而不在和黄财务上报账。

　　李嘉诚很快地获得了众董事和管理层的好感及信任。在决策会议上，李嘉诚总是以商议建议的口气发言，但实际上，他的建议就是决策——众人都会自然而然地信服他，倾向他。

　　李嘉诚入主和黄实绩如何，数据最能说明问题。

　　李嘉诚入主前的1978年财政年度，和黄集团年综合纯利为2. 31亿港元;入主后的1979年升为3. 32亿港元：4年后的1983年，纯利润达11. 67亿港元，是入主时的5倍多;1989年，和黄经常性盈利为30.3亿港元，非经济性盈利则达30.5亿港元，光纯利就是10年前的10多倍。

　　盈利丰厚，股东与员工皆大欢喜，称李嘉诚“高人高手高招，超人超智超福”，“超人”的称号不胫而走。

　　李嘉诚的巨大成功，除了他的“超人之术，’外，还得助于他非凡的“用人之道”

　　不少人在承认李嘉诚“高人之术，超人之智”的同时，莫不羡慕他的幸运。

　　1981年，李嘉诚对这个问题发表看法：“在20岁前，事业上的成果百分之百靠双手勤劳换来：20-30岁之间，事业已有些小基础，那10年的成功，10%靠运气好，90%仍是由勤力得来;之后，机会的比例也渐渐提高;到现在，运气已差不多要占3-4成了。”

　　从李嘉诚成功的过程看，他有眼光判别机会，然后持之以恒，而他看到机会就是一般人认为的“幸运”。许多人只有平淡的一生，可能就是不能判别机会，或看到机会而畏缩不前，或当机会来临时缺少了“第一桶金”。也有人在机会来临时，因为斤斤计较目前少许得失，把好事变成坏事，坐失良机。

　　李嘉诚由一个微贱的打工仔，成为香港首富;长江由一家破1日不堪的山寨厂，成为庞大的跨国集团公司。他的巨大成功，除了前文谈及的“超人之术”外，还得助于他的“用人之道”。

　　上海人盛颂声、潮州人周千和，从20世纪50年代初就跟随李嘉诚。盛颂声负责生产，周千和主理财务，他们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辅助李嘉诚创业，是长江劳苦功高的元勋。

　　周千和回忆道：“那时，大家的薪酬都不高，才百来港纸(港元)上下，条件之艰苦，不是现在的青年仔所可想象的。李先生跟我们一样埋头搏命做，大家都没什么话说的。有人会讲，李先生是老板，他是为自己苦做，打工的就不是。话不可这么讲，李先生宁可自己少得利，也要照顾大家的利益，把我们当自家人。”

　　任人唯贤，知人善任。1980年，李嘉诚提拔盛颂声为董事副总经理;1985年，他又委任周千和为董事副总经理。

　　有人说：“这是很重旧情的李嘉诚，给两位老臣子的精神安慰。”其实不然，李嘉诚委以重职又同时委以重任，盛颂声负责长实公司的地产业务;周千和主理长实的股票买卖。1985年，盛颂声因移民加拿大，才脱离长江集团，李嘉诚和下属为他饯行，盛氏十分感动。周千和仍在长实服务，他的儿子也加入长实，成为长实的骨干。

　　李嘉诚说：“长江工业能扩展到今天的规模，要归功于同仁鼎力合作和支持。”

　　在长实管理层的后起之秀中，最引人注目的要算霍建宁。霍建宁引人注目，并非他经常抛头露面，他实际上是从事幕后工作，处事低调。他负责全长江的财务策划，擅长理财，他认为自己不是个冲锋陷阵的干将，是个专业管理人士。

　　霍建宁毕业于香港名校港大，随后赴美深造，1979年学成回港，被李嘉诚招至旗下，出任长实会计主任。他业余进修，考取英联邦澳洲的特许会计师资格(凭此证可去任何英联邦国家与地区做专业会计师)。李嘉诚很赏识他的才学，1985年委任他为长实董事，两年后提升他为董事副经理。是年，霍建宁才35岁，如此年轻就任本港最大集团的要职，在香港实为罕见。

　　霍建宁还是长实系四间公司的董事。另外，他还是与长实有密切关系的公司如熊谷组(长实地产的重要建筑承包商)、广生行(李嘉诚亲自扶植的商行)、爱美高(长实持有其股权)的董事。

　　传媒称他是一个“浑身充满赚钱细胞的人”。长实全系的重大投资安排、股票发行、银行贷款、债券兑换等，都是由霍建宁策划或参与抉择。这些项目，动辄涉及数十亿资金，亏与盈都在于最终决策。从李嘉诚如此器重他，便可知盈大亏少。

　　霍建宁的年薪和董事袍金，以及非经常性收入如优惠股票等，年收入在1000万港元以上。

　　人们说霍氏的点子“物有所值”，他是本港食脑族(靠智慧吃饭)中的大富翁。

　　与霍建宁任同等高职的少壮派，还有一位叫周年茂的青年才俊。周年茂的父亲是长江的元勋周千和。周年茂还在学生时代，李嘉诚就把他作为长实未来的专业人士培养，与其父一道送他赴英专修法律。

　　周年茂回港即进长实，李嘉诚指定他为公司发言人。两年后的1983年即被选为长实董事，1985年后与其父周千和一道擢升为董事副总经理。周年茂任此要职的年龄比霍建宁还小，才30出头。

　　有人说周年茂一帆风顺，飞黄腾达，是得其父的荫庇——李嘉诚是个很念旧的主人，为感老臣子的犬马之劳，故而“爱屋及乌”。

　　周年茂的“高升”，不能说与李嘉诚的关照毫无关系。但最最主要的，仍是周年茂的实力。

　　据长实的职员说：“讲那样话的人，实在不了解我们老细(老板)，对碌碌无为之人，管他三亲六戚，老细一个都不要。年茂年纪虽轻，可是个叻仔(有本事的青年)呀。”

　　越为李嘉诚看好的职员，受的批评越多、越严厉，但是通常又能升职和加薪

　　李嘉诚的左右手，还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聘用了不少“洋大人”。

　　曾有记者问李嘉诚：“你的集团雇用了不少‘鬼佬’做你的副手，你是否含有表现华人的经济实力和提高华人社会地位的意味呢?”

　　李嘉诚回答道：“我还没那样想过，我只是想，集团的利益和工作确确实实需要他们。”

　　20世纪70年代初，长江工业工厂分布在北角、柴湾、元朗等多处，员工两千余人，管理人员约200位。李嘉诚为了从塑胶业彻底脱身投入地产业，聘请美国人Erwin Leissner任总经理，李嘉诚只参加重大事情决策。其后，长江工业再聘请一位美国人Panl Lyons为副总经理。这两位美国人是掌握最现代化塑胶生产的专家，李嘉诚付给他们的薪金，远高于他们的华人前任，并赋予他们实权。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嘉诚己控有几家老牌英资企业，这些企业有相当部分外籍员工。李嘉诚并不是没有能力直接领导他们，而是集团超常拓展，他的主要职责在为旗舰领航。最有效的办法，是用洋人管洋人，这样更利于相互间的沟通。还有重要的一点，这些老牌英资企业，与欧美澳有广泛的关系，长江集团日后必然要走跨国化道路，启用洋人做“大使”，更有利于开拓国际市场与进行海外投资。他们具有血统、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天然优势。

　　李嘉诚的长实系是一家股权结构复杂、业务范围广泛的庞大集团公司，他是这一商业帝国的绝对君主，但集团内部却看不到家长制作风的影迹，完全按照现代企业的模式管理。

　　李嘉诚摈弃家族式管理，却又钟情于东方民族的企业家族氛围。西方经济学者探索日本经济奇迹奥秘时发现，日本企业的家族氛围浓郁，形成极富特色的儒教商业文化。

　　李嘉诚少年时接受的教育，以儒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为主。在他的公司内部，自然带有儒教色彩。李嘉诚善于接受新事物，又绝不人云亦云，人爱我喜，对任何事都有他独到的看法。

　　他说：“我看很多哲理的书，儒家一部分思想可以用，但不是全部。我认为要像西方那样，有制度，比较进取，用两种方式来做，而不是全盘西化或者全盘儒家。儒家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短处，儒家进取方面是不够的。”

　　香江才女林燕妮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这事。北角的长江大厦是李嘉诚拥有的第一幢工业大厦，是他地产大业的基石，又是他赢得“塑胶花大王”盛誉的老根据地。20世纪70年代后期，林燕妮为她的广告公司租场地，跑到长江大厦看楼，发现长江仍在生产塑胶花。此时，塑胶花早过了黄金时代，根本无钱可赚。长江地产业当时的盈利已十分可观，就算塑胶花有微薄小利，对长江实业来说，增之不见多，减之不见少。林燕妮甚感惊奇，说李嘉诚“不外是顾念着老员工，给他们一点生计”。

　　“长江大厦租出后，塑胶花厂停工了。不过老员工亦获得安排在大厦里干管理事宜。对老员工，他是很念旧的。”

　　在另一场合，有人提起李嘉诚善待老员工的事，说：“怪不得老员工都对你感恩戴德。”

　　李嘉诚说：“一家企业就像一个家庭，他们是企业的功臣，理应得到这样的待遇。现在他们老了，作为晚一辈，就该负起照顾他们的义务。”

　　“李先生精神难能可贵，不少老板，待员工老了一脚踢开，你却不同。这批员工，过去靠你的厂养活，现在厂没有了，你仍把他们包下来。”

　　李嘉诚急忙解释道：“千万不能这么说，老板养活员工，是旧式老板的观点，应该是员工养活老板，养活公司。”

　　李嘉诚对员工既宽厚，又严厉。长实的员工说：“如果哪个做错事，李先生必批评不可，不是小小的责备，而是大大的责骂，急起来，恼起来时，半夜三更挂电话到要员家，骂个狗血淋头也有之。”

　　李嘉诚的骂，不是喜怒无常的“乱骂”，总是“骂到实处”。当然，也有骂错之时，他冷静后，便会找受批评者赔礼，说明道理。

　　一般来说，越为李嘉诚看好的职员，受的批评越多、越严厉，他们经受过李嘉诚一段时期的“锤打”之后，通常能升职和加薪。

　　李嘉诚常说：“惟亲是用，必损事业。”惟亲是用，是家族式管理的习惯做法，这无疑表示，对“外人”不信任。20世纪80年代内地开放后，不少潮州老家的侄辈亲友，要求来李嘉诚的公司做事，均遭到他婉拒。

　　在长实系，有他的亲戚，更有他的老乡，他们都没因这层关系获得任何照顾。得到他重用和擢升的，大部分不是他的老乡，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外国人。

　　李嘉诚携手白云山中药厂，“中药国际化梦”开始变得“一切皆有可能”

　　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黄决定斥资29亿元现金收购置地持有的34. 6%港灯股权。和黄实际上已完全控制港灯。

　　1988年4月，拥有葵涌半壁江山的李嘉诚，以44亿港元在政府投标中中标，获7号码头发展经营权，7号码头共3个泊位。两年后，国际货柜码头、现代货柜码头两公司与中国航运公司联合投得8号码头，该码头在昂船洲西北填海区，共4个泊位。

　　李嘉诚不仅是本港屋村大王，还是货柜码头大王。国际货柜码头公司占据同业市场约7/10，是同业的绝对霸王。

　　1990年起，李嘉诚与中资中信、首钢联手合作，借壳上市，新组中信泰富、首长国际两家上市公司。中信泰富与首长国际发展迅速，在中资四大天王中金榜题名。

　　2001年9月间，香港特区政府拍卖4张3G(第三代移动电话)移动通信运营执照。李嘉诚对3G的前景是非常看好的，和黄又斥巨资拿下。

　　2004年前后，李嘉诚还重拳出击广州楼市，气势非凡，大大地露了一把脸。不仅如此，他还把触手伸向广州的玩具业，出资9亿元打造黄埔玩具城。这个项目在为他赢得巨额利润的同时，还可以拉动“长和系”在广州的物流及商业项目发展，这背后是一幅中国“玩具业龙头”的宏图。

　　2003年年底，李嘉诚旗下的和记黄埔与百年老店同仁堂成立合资公司。双方都是重量级的人马，这是一次“门当户对”的婚姻，无疑实现了内地与香港中医药的优势互补。

　　李嘉诚总是能在该出击的时候出击。谋利而动，是商人的本能，这并不奇怪。人们好奇的是，一向以港口、电讯业务等闯荡天下的李嘉诚，为何突然对中药如此垂青?

　　熟悉和黄近期投资脉络的人士指出，李嘉诚有很深的“中药国际化情结”，他早就想为自己、也为全体中国人，圆一个“中药国际化梦”。

　　与上海市药材公司的合作，是李氏布局内地中药业的另一不凡手笔。2001年8月，和黄出资5096与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上海中药一厂合资成立上海和黄药业。

　　至此，李嘉诚基本完成了在内地最发达地区的布局：华北由“同仁堂和记”把守，华东有“上海和黄”冲锋，那么，华南呢?

　　北有同仁堂，南有白云山。不久，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李嘉诚旗下的和记黄埔(中国)有限公司达成意向，决定在广州成立合资企业，从事中药的生产、加工、科研开发、销售及出口等。

　　近年，李嘉诚在英国的中药销售终端布点已经初见规模。完善的分销渠道是中药走向世界的必要条件，除此之外，中药在国际化的过程中，除了提升科技含量外，还要改变其在海外作坊式生产的“老印象”。而国内中药企业与李嘉诚联手刚好可以弥补这一点。原因很简单：没有人相信和黄会是作坊式生产。

　　除此之外，还有资金实力。数年前，中国某种中成药差一点就通过美国FDA(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认证，名正言顺地进入国际市场，但最后却因资金不足，退出了临床试验。中药界事后反省，要让一种中成药通过美国FDA认证，至少需要10亿元人民币，而中国中药企业似乎没有一家具备这种实力。

　　有业界人士在听说李嘉诚携手白云山中药厂时，曾感叹地说，“中药国际化梦”将因和黄的实力，而变得“一切皆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