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文化与佛教的联系
中国茶文化与佛教的联系
茶文化，佛教文化，融成茶禅文化，是我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你整理的中国茶文化与佛教的联系，希望对您有用。
中国茶文化与佛教的联系
一、“养生”、“清思助谈”，佛与茶开始结缘
西汉末年，佛教开始传入中国。由于佛教教义与僧侣活动的需要，佛教很快就与茶叶结下了缘分。佛教的重要活动之一就是僧人坐禅修行，“过午不食”，不能饮酒，戒荤食素，以求清心寡欲与超脱。同时要求做到：“跏趺而坐，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这就需要一种既符合佛教规戒，又能消除坐禅引起的疲劳和补充因“过午不食”而缺乏的营养物质，以解决其矛盾。茶叶中的各种丰富的营养成分，提神生津的药理功能，自然使其成为僧侣们最理想的饮料。中国是世界茶叶的故乡，产茶、饮茶历史十分悠久。相传4000多年前，“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这说明茶的最初功能是药用疗病。《神农本草》说：“茶叶苦，饮之使人益思，少卧，轻身，明目。”东汉名医华佗在《食论》中也说：“苦茶久食，益意思。”世界茶坛宗师，我国唐代茶叶科学家陆羽在《茶经》中对茶的性能与功能作了高度概括，指出：“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有“解渴生津、止痛去烦、舒筋活骨、明目等功效，宜于精行俭德之人”。僧侣毕生修行以求功德圆满，自然属于“精行俭德之人”，故最适宜于饮茶。以后，宋元明清各代对茶有益于人体健康均有许多论述，“饮茶养生之术”由此逐渐形成。可见，饮茶是最符合佛教道德观念的。茶的“养生”、“清思助谈”之功效遂成为佛与茶结缘的最初与最佳媒介。
不过，在汉代，中国人饮茶尚不普遍。茶仅是皇家、贵族及士大夫的一种高雅消遣。加之，初入中国的佛教，因语言文字的障碍及中外文化的巨大差异，一下子难以为中国人理解、吸收，以为佛教只是与道教、神仙等差不多的东西。佛教作为外来文化也乐得中国人如此误解以利传播。但汉代佛教对中国影响不大，与尚未普及的饮茶也就更谈不上有何关联了。
佛教坐禅饮茶，有明确文字记载，可追溯到晋代。是时，清谈之风盛行，玄学占上风，佛教便与玄学攀关系，相表里。一些人把佛学与老庄比附教义，甚至把一些名僧与竹林七贤之类相比。为布道，僧侣们乐与道士、文人名流相交往。因道士、文人皆爱喝茶，清谈家也爱喝茶，于是僧侣们也开始饮茶。东晋怀信和尚在《释门自竟录》中说“跣足清谈，袒胸谐谑，居不愁寒暑，唤童唤仆，要水要茶。”这是我国僧人饮茶的最早记载。又据《晋书"艺术传》载，东晋敦煌人单道开在后赵都城邺城(今河北临漳)昭德寺修行时，室内坐禅，不畏寒暑，昼夜不眠，诵经40多万言，经常用饮“茶苏”的办法来提神防睡，补充营养。这说明此时寺院打坐已开始饮茶。
南北朝时期，佛教有了很大发展，开始摆脱先前依附中国原生文化的地位，以独立的面目出现。但就饮茶一事，佛教仍未有什么新的创举，僧人饮茶仍然停留在养生、保健等药用与自然物质功能时期，并未与自己的思想、教义相联系。而此时，中国茶文化已开始萌芽，文人以茶助文思，政治家以茶养廉对抗奢侈之风，帝王以茶祭祀。早期促进茶文化思想萌芽的是儒家，道家、佛教落后了一步。只有当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出现之后，佛理与中国茶文化的结合才有了可能。
二、“明心见性”，以茶助禅，“茶禅一味”
中国茶文化形成于唐代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佛教的大发展。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文化，佛教要想在中国生根、发展，必须寻求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办法，否则无法生存。于是，出现了天台宗、华严宗等与中国思想文化相接近的宗教，但均不如禅宗中国化得彻底。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禅，梵语作/禅那”，意为坐禅、静虑。其主张包括：以坐禅修行的办法，“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即说，心理清静没有烦恼，此心即佛。这种办法实际与道家打坐炼丹接近，也有利于养生;与儒家注重内心修养也颇接近，有利于净化思想。逢苦不忧，得乐不喜，无求即乐，这也与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接近。后来，禅宗第六代传人慧能又将其进一步中国化，主张“顿悟”，即心下清静空无即是佛。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也。这自然符合中国人的愿望。他又主张“相对论”，与道家阴阳轮转思想相接近，也为儒家的中庸思想所容纳。他还主张佛在“内心”，过多的造寺、布施都算不得真功德，在家也可以念佛，不必都出家为僧。这对统治者来说，免得寺院过多与国家争土地、争人口、争赋税;对一般人来讲，修行也容易做到;对佛门弟子来讲，可以免去诸多清规戒律，比较贴近正常人的生活。故而禅宗得以迅速发展。尤其是中唐以后，士大夫朋党之争日趋激烈，禅宗给苦闷的士大夫指出了一个解脱的办法，又可以不必举行什么宗教礼仪，便可作一个自由自在的佛教教徒，何乐而不为?于是，佛教徒与饮茶的士大夫终于在精神上找到了相通之处。自此，佛理与茶理也才有机结合起来了。
从哲学上看，禅宗主张“顿悟”即“明心见性”。茶能使人心静，不乱不烦，有乐趣，又有节制，与禅宗变通佛教规戒相适应，以茶助禅，最后达到“茶禅一味”的精神境界。古代文献中有许多唐朝僧人种茶、采茶、饮茶的记载。陆羽本人就出身佛门，当过十来年的小和尚。他的师傅积公大师也是个茶癖。他的好友，著名诗僧皎然极爱茶。皎然的诗多处描绘他与陆羽共同采茶、制茶、品茶的情景，因此，陆羽的茶文化思想不可避免地吸收了许多佛教原理。他所撰写的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一问世，中国茶文化的基本构架也就大致确定，突出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首次将我国儒、道、佛的思想文化与饮茶过程融为一体，首创中国茶道精神。其中，佛教从茶中“了却苦难，得悟正道”，谓之“茶道”，形成中国茶文化中一支重要的精神力量佛教茶文化。随后经历代僧侣们的不断补充和发展，中国佛教茶文化更加走向丰富，走向社会。
唐朝是中国佛教茶文化的形成时期，许多高僧对此作出了重要贡献。譬如从谂禅师常住赵州观音寺，由于嗜茶成癖，因此，每说话之前总要说声“吃茶去”。《广群芳谱》引《指月录》载道，有两个和尚欲师从从谂禅师，禅师问他们以前到过观音寺否?一个说没有到过，一个说到过。对此截然相反的回答，禅师却都要求他们“吃茶去”认为只要吃茶，就能/悟道”，就能佛理与茶道一并得悟。自此，“吃茶去”便成为禅林法语。再如，由于禅宗的变通，致使唐代文人学士在家念佛者日众，于是儒、佛、茶三位一体，有利于佛教茶文化的发展。著名诗人白居易一生爱茶，以茶养生，助文思。有人统计，白居易晚年又喜与佛道交往，自称“香山居士”。居士是不出家的佛门信徒。从他的大量诗作中，我们不难看到他对茶的嗜好及其对茶理、佛理的融会贯通。例如他在《何处堪避暑》一诗中写道：“游罢睡一觉，觉来茶一瓯”，“从心到百骸，无一不自由，” “虽被世间笑，终无身外忧。”以茶陶冶性情，于忧愤苦恼中寻求解脱。
三、佛教对中国茶文化的贡献
茶文化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间的中介文化。茶对于人来说，首先是以物质形式出现，并以其养生保健的实用价值发生作用，倍受人们欢迎;在中国，当茶发展到一定时期便被注入深刻的文化内容，产生精神和社会功用。饮茶艺术化，使人得到美妙精神享受，是为茶艺;茶艺中贯穿儒、道、佛诸家的深刻哲理与高深思想，这不仅是人们相互交往的手段，而且使人达到修生养性的目的，是为茶道。循此思路，佛教对中国茶文化的贡献主要在于：
第一，僧侣大量饮茶、植茶，为普及饮茶、推动中国茶叶生产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要使茶成为社会文化现象，首先要有大量的饮茶人。唐代佛教发达，僧人云游天下，比一般人传播茶艺更快。唐人封演所著《封氏见闻记》载：“南人好饮茶，北人初不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皆许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僧人饮茶，获清心保健之功效，故其多长寿。据宋钱易《南部新书》记载，唐大中三年(公元849年)时，东郡进一僧年120岁，唐宣宗召问其长寿之秘，僧对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本好茶，到处唯茶是求，或出亦日过百余碗，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碗。”佛教寺院多建在群山环抱的幽谷深处，那里生态条件优越，十分适宜茶树生长，这就为爱饮茶的僧侣们植茶提供了条件。《庐山志》载，早在晋代，庐山上的“寺观庙宇僧人相继种茶”。僧人植茶十分讲究精耕细作，故唐代许多名茶出于寺院，如/普陀佛茶”一直到明代，僧人们种植相传不断。“天下名山僧侣多”，“自古高山出好茶”，反映了名茶与佛教的天然因缘。
第二，“茶禅一味”，创造了饮茶意境，佛教茶文化成为中国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佛教对中国茶文化的主要贡献。僧侣们饮茶如果只停留在养生提神、清思助谈的阶段上，则佛教远谈不上对中国茶文化的贡献。随着禅宗及中国茶文化的兴起，僧侣们饮茶开始由茶的养生医疗物质功能向佛理与茶道相结合的文化精神功能过渡，通过对饮茶意境的营造，把禅的哲学精神与茶道精神有机结合起来，茶禅一味。在我国历史上精于茶事、工于茶艺、乐言茶道的高僧不乏其人。唐代著名诗僧皎然，一生爱茶，作有许多茶诗。他特别推崇其十世祖谢灵运，中年参谒诸禅师，得“心地法门”，把禅学、诗学、儒学三位一体来理解。他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诗中咏道：“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清尘;三碗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所谓道者，事物的本质与规律也。得道，即把握本质规律。皎然希望通过饮茶把自己与山水、自然和宇宙融为一体，在饮茶中求美妙的韵律，精神爽朗。这与禅宗的“静心”、“顿悟”思想相一致。在饮茶中得到一种精神寄托，也是一种“悟”，故言饮茶者可以得道，茶中有道，佛理与茶道即合二为一。宋代的南屏禅师，深通茶事，自称对茶“得之于心，应之于手，非可以言传学到者”。能对茶“得心应手”者，必是精于茶道之人。
因为饮茶成了寺院佛事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所以，到唐宋时期，我国寺院中也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庄严肃穆的茶礼和茶宴。在僧侣多达千人的茶宴上，要坐谈佛经，也谈茶道，并赋诗。茶宴有一定程式，先由主持僧“调茶”，以表对全体佛众的敬意。然后由僧人一一献给宾客，称“献茶”。宾客受茶后闻香品尝，再评茶，称赞茶叶好，主人品德高。这样把佛教清规、饮茶礼仪与佛学哲理人生观皆融为一体，开辟了中国茶文化的新途径。
第三，为中国茶文化走向世界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化是没有国界的。中国茶文化在唐宋以后不仅占领了整个东亚文化圈，而且在15世纪以后逐渐传到欧洲，传向世界各地。第一个从中国学习饮茶并把茶种带回日本的是唐朝时日本学僧最澄。第一个把中国禅宗茶道带回日本的又是日本僧人荣西。其所著的《吃茶养生记》奠定了日本茶文化的基础。元明时期，日本僧人仍不断来华，继续将中国植茶、制茶、饮茶技术和茶道精神等方面引进，并根据自己的民族特点加以改造，形成闻名世界的日本茶道文化。中国茶文化传入朝鲜约在公元7世纪的新罗时期，在朝廷的宗庙祭祀与佛教礼仪中运用了茶礼。
中国茶文化与佛教的关系
中国茶文化从一诞生起就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在佛教昌盛的唐代,僧众们非但饮茶,且广栽茶树,采制茶叶。僧人喜茶的原因有很多方面,其中之一是因为在僧人的打坐修行中，佐之以清茶,有提神、清脑等功效，可以防止打坐中“昏沉”、“掉举”等不良情况的出现。另外，由于佛教有“禅遍一切处”、“佛性不离当下”等思想，许多高僧往往借茶论道、在传播禅的精神的时候用茶做“标月手指”，进而产生了许多诸如“吃茶去”“禅茶一味”等品茶与佛教精神之间的文化交叉点。这就使饮茶这种行为，成为了一种具有文化内涵的活动，原本只是一种饮料的茶，也逐渐成了一种有东方特色的文化载体。
寺院饮茶不单纯是为了解渴，它已经升华为人们对某种精神境界的追求。饮茶可使我们轻松宁静，自在喜悦，涤除我们的凡尘杂念，使我们得以身心安然。正所谓“为饮涤尘烦”是也。佛教也是为了涤净心灵之凡尘，以求得明心见性、了脱生死的目的。所以，单就此目标而言，佛教与茶有着某种精神的契合。因此，自古僧人喜好饮茶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据《茶经》记载，僧人在两晋时即以敬茶作为寺院待客之礼仪。到了唐朝，随着禅宗的盛行，佛门嗜茶、尚茶之风也更加普及。寺院茶礼包括供养三宝、招待香客两方面。中晚唐时的百丈怀海和尚创立了《百丈清规》后，寺院的茶礼便趋于规范。在清寂、古朴的禅堂内，以茶敬佛，以茶清心，以茶待客，所谓“焚香引幽步，酌茗开净筵。”唐朝时禅僧的传记和语录如《五灯会元》中，还有诸多关于茶的记录，多是以茶为问答应对，以求悟明心性。可见茶的作用在僧人生活中的深入。由于僧人在当时的文化阶层中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地位都很高，一些士大夫阶层、文化名流甚至官员商人都以结交优秀的僧人为荣，效仿寺院中僧人的生活方式被当作非常清雅和高贵的象征，而僧人又常以自家种植的茶来待客、馈赠，从而带动了中国人的饮茶之风。
在我国南方，几乎每个寺庙都有自己的茶园，而众寺僧都善采制、品饮。所谓“名山有名寺，名寺有名茶”，名山名茶相得益彰，着名佛教寺院多出产名茶。与茶文化渊源很深的寺院也有不少。
日本药用茶的渊源之地——天台山万年寺万年寺位于浙江省天台县万年山麓，发端于东晋，始建于唐。南宋时曾列入“五山十刹”,兴极一时。宋孝宗问：“天下名山名寺哪里最好?”学士宋之端答到：“太平鸿福，国清万年”，可见万年寺非同一般。根据日僧实地描绘的寺图，当时共有40多处殿堂寮室。寺前有宋初建造的六角形宝塔和放生池。以后历经兴废，到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一次剃度，还动辄五百人。
万年寺在中外茶文化交流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日僧荣西、道元先后来此求师学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荣西禅师(1141-1215)曾两度来到我国。荣西第一次来我国是在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在明州(今宁波)天童寺阿育王寺和天台山万年寺虚阉为师，直到1191年回国。
荣西回国后，除了研究佛教经典外，还带回宋时的饮茶风习，他以极大的兴趣研究茶的功能，并把由天台山和四明山带回来的茶籽在日本种植。进而根据我国寺院的饮茶方法制定寺院的饮茶仪式。在他晚年着的《吃茶养生记》中，说茶是“贵哉茶乎，上通诸天境界，下资人伦矣。诸摇各为一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还称茶是“上天的恩物”，“圣药之本源”。从而，使茶在日本很快传播开来。
入诗名茶的故乡——当阳玉泉寺玉泉寺，以奇洞怪石、曲溪名泉、四季茏葱、景色佳丽而素负“三楚名山”之誉。山中产的茶叶、以外形如掌、色泽银光隐翠、香气清香淡雅、汤色微绿明亮、齿颊留香、回味无穷而成唐代名茶。玉泉寺位于湖北省当阳市西玉泉山东麓，为中国“四大丛林”之一，创建于隋开皇(581～600)年间。佛教天台宗的祖师智者大师曾在这里着述了着名的天台三大部。传说也是关羽关云长皈依佛教的地方。寺前的珍珠泉水，甘甜清冽，配上玉泉山的茶叶，其味尤妙。
唐代大诗人李白曾作《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一诗，说的就是这种茶，这是在中国茶文化发展史上第一首以“名茶入诗”的诗篇。其诗如下：《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余闻荆州玉泉寺近清溪诸山，山洞往往有乳窟。窟中多玉泉交流，其中有白蝙蝠，大如鸦(一作鸭)。按仙经蝙蝠一名仙鼠。千岁之后，体白如雪，栖则倒悬。盖饮乳水而长生也。其水边处处有茗草罗生，枝叶如碧玉。惟玉泉真公常采而饮之。年八十余岁，颜色如桃李。而此茗清香滑熟，异于他者。所以能童振枯，扶人寿也。余游金陵，见宗侄位置中孚，示余茶数十片。拳然重迭，其状如手，号为仙人掌茶。盖新出乎玉泉之山，旷古末觌，因持之见遗，兼赠诗，要余答之，遂有此作。后之高僧大隐，知仙人掌茶发乎中孚禅子及青莲居士李白也。
常闻玉泉山，山洞多乳窟。仙鼠白如鸦，倒悬清溪月。茗生此石中，玉泉流不歇。根柯洒芳津，采服润肌骨。丛老卷绿叶，枝枝相接连。曝成仙人掌，似拍洪崖肩。举世未见之，其名定谁传。宗英乃禅伯，投赠有佳篇。清镜烛无盐，顾惭西子妍。朝坐有余兴，长吟播诸天。
诗人提到的中孚，是李白的族侄，又是玉泉寺僧，他深通佛理，善于词翰，尤喜品茶。所以，每年清明前后，总要小沙弥于寺左的乳窟外采摘鲜嫩的茶树新梢，制成仙人掌茶，以供奉过往香客。中孚后云游至金陵(今南京)栖霞寺，拜见族叔李白时，礼送仙人掌茶。李白爱不释手，欣然命笔，遂成这篇咏茶名篇。这种心理，李白在诗的《序》中写的非常清楚。
古茶文化的见证之地——扶风法门寺法门寺位于陕西省扶风县法门镇，以保存佛指舍利而成为当今世界佛教的祖庭。据佛典和有关资料记载，法门寺始建于“西典东来”的东汉时期，初名阿育王寺，唐代改名为法门寺，并进而成为着名的皇家佛寺。其旁的十三级“阁楼式”砖塔，修建于明万历年间，在经历了357年风雨后，于1981年因雨水浸润而半边坍塌。1987年在重修砖塔，清理塔基时，发现了唐代地宫，从而使珍藏了1100余年的唐皇室瑰宝佛指舍利得以重新面世。
在数以千计的供奉物中，有一套唐代皇室使用过的金银茶具，乃是目前世界上等级最高的茶具。它们均为皇室御用的珍品。
《物帐碑》载：“茶槽子，碾子，茶罗子，匙子一副七事共八十两”。又从茶罗子，碾子，轴等身錾文看，这些器物于咸通九年至是二年制成。同时，在银则，长柄久，茶罗子上都还有器成后以硬刻划的“五哥”两字。而“五哥”乃是唐皇宫对僖宗小时的爱称，表明此物为僖宗供奉，此外，还有唐僖宗供奉的三足银盐台和笼子，由智慧轮法师供奉的小盐台等。这次出土的茶具，除金银茶具外，还有琉璃茶具和秘色瓷器茶具。此外，还有食帛，揩齿布，折皂手巾等，也是茶道必用之物。
这批出土茶具，是唐代饮茶之风盛行的有利证据，也是唐代宫廷饮茶文化的集中体现。
日韩茶种的祖庭——天台山国清寺国清寺创建于隋开皇十八年(598年)，位于浙江省天台山南麓，这里五峰环抱，双涧萦流，古木参天，伽蓝巍峨，是中国佛教天台宗的发祥地，也是日本和朝鲜半岛佛教天台宗的祖庭，与山东长清灵岩寺，江苏南京栖霞寺，湖北当阳玉泉寺并称“天下四绝”。这里也是济公活佛出世的地方。天台宗弘传日本，与日本“遣唐使”关系密切。唐顺宗永贞元年(804年)日僧最澄带着弟子义真，到达大唐明州(宁波)海岸，经台州，直登天台山国清寺学佛。次年回国时，带回天台宗经纶疏记及其它佛教经典的同时，还带去茶籽。后在日本依照天台国清寺式样设计建造了延庆寺，还在近江台麓山试种茶树，当为日本种茶之始。
中韩两国佛教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早在南陈时，新罗僧缘光即于天台山国清寺智者大师门下服膺受业，随着天台山宗佛教的友好往来，饮茶之风很快进入朝鲜半岛，并很快从禅院扩展到民间。公元十二世纪后，新罗德兴王又派遣唐使金氏来华，其实唐文宗赐予茶籽，朝鲜开始种茶。从此，饮茶之风很快在民间普及开来。
总的来说，国清寺对中国茶叶东传，特别是日本，韩国的饮茶与种茶，起到重要的作用。
日本茶道的重要源头——径山寺径山寺不仅以径山茶宴闻名于世，而且径山寺作为日本禅宗的重要发源地，对日本禅宗发展影响至深。
日本禅宗圣一派开山辩圆圆尔，佛光派开山无学祖元，宗觉派开山兀庵普宁是起弟子。祖元的佛光派在镰仓、室町时期影响极大，其弟子一翁院豪也于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入宋到径山无准禅师处参禅。大休派开山正念，无象派开山静照嗣法于径山寺的石溪心月，大应派开山南宗绍明在径山万寿禅寺从虚堂智遇受法。
大觉派开山兰溪道隆曾到径山参问无准师范，痴绝道冲，曹洞亲之祖道元曾到径山参问浙翁如锬，日本禅宗始祖，千光派开山荣西和法灯派开山无本觉心都曾到过径山。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年)，日本南浦绍明禅师来径山寺求学取经，拜径山寺虚堂禅师为师。学成回国后，将径山茶宴仪式，以及当时宋代径山寺风行的茶碗一并带回日本。在此基础上，结合日本国情，使日本很快形成和发展可以茶论道的日本茶道。同时，将从天目山径山寺带过去的茶碗，称之为“天目茶碗”，在日本茶道中使用。至今，在日本茶道表演过程中，依然可以见到当年从中国带去的“天目茶碗”的踪影。
中日禅僧在把中国禅宗传入日本的同时，也把中国寺院的茶礼，特别是把径山寺的“斗茶”“点茶”“茶会”“茶宴”传入日本。这中间，荣西、南浦绍明、道元、清拙正澄等尤有殊功。日本《类聚名物考》记载：“南浦绍明到余杭径山寺浊虚堂传其法而归，时文永四年。”又说：“茶道之起，在正中筑前崇福寺开山南浦绍明由宋传人。”日本的《续视听草》和《本朝高僧传》都说：南浦绍明由宋归国，把“茶台子”“茶道具”带回崇福寺。
可以说，日本茶道源于中国茶道，径山寺茶礼是日本茶道的重要源头。
茶圣劳作的千年古刹——南京栖霞寺栖霞寺位于江苏省南京市东北，栖霞山中峰西麓。建于南齐永明元年(483年)，为中国丛林“四绝”之一。中国第一首以“名茶入诗”的诗篇，既是唐代诗人李白在栖霞寺居留期间所做的《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唐代诗人皇甫冉在《送陆鸿渐栖霞寺采茶》中称：“采茶非，远远上层崖”说的是唐代陆羽在寺旁采茶的情景。对此，明人李日华在《六研斋二笔》有注释：“摄山栖霞寺，有茶坪，茶生榛莽中，非经人剪植者。唐陆羽如山采之，皇甫冉再作诗送之云。”清代乾隆《江南通志》载：“江宁天阕山茶，香气俱绝。城内清凉山茶，上元东乡摄山茶，味皆香甘。”其寺周围，现为着名的雨花茶产地。
古往今来，栖霞寺一直蕴涵着茶文化的意境，与茶结缘。
佛地颂茶的胜地———景宁惠明寺惠明寺位于浙江省景宁县赤木山，其寺建于唐咸通二年(861年)，四周有茶。当时，所制的茶叶，以寺僧制作的最为精良。据清同治《景宁县志》载：茶，随处有之，以产惠明寺大祭者为佳。”据民国《景宁县续志》记载：“茶叶，各区皆有，惟惠明寺及祭头村出产尤佳，民国四年得美利坚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一等证书及金制奖章，全邑输出额岁约达四五万斤”。民国《调查浙江丽水等八县报告书》也有记载：“景宁县：景邑植物之出产……茶叶次之，岁出约达两万斤上下，而品质甚佳，去岁巴拿马赛会时，曾获一等奖金章。”
惠明寺，以寺扬茶，又以茶扬寺，是佛地颂茶的胜地之一。
中国禅茶文化发源地——赵州柏林禅寺柏林禅寺坐落在河北省赵县县城(古称赵州)东南角，与“天下第一桥”赵州桥遥遥相望。它最早建于汉献帝建安年间(196-220)，古称观音院，南宋为永安院，金代名柏林禅院，自元代起即称柏林禅寺。这座古刹虽几经兴衰，却仍然香火绵延、高僧辈出。据僧传记载，着名的译经大师玄奘在西行印度取经之前，曾来此从道深法师研习《成实论》。晚唐时，禅宗巨匠从谂禅师在此驻锡四十年，大行法化，形成影响深远的“赵州门风”，柏林禅寺因此成为中国禅宗史上的一座重要祖庭。赵州禅师(778-897)，法号从谂，是禅宗史上一位震古烁今的大师。虽然道誉四布，并有燕赵二王的供养护法，但他的生活却十分朴素清贫。他的“绳床一脚折，以烧断薪用绳系之”。他经常是“裤无腰，褂无口，头上青灰三五斗。土塌床，破芦席，老榆木枕全无被”。禅师正是在这种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弘传祖师心印，接引四方学人。脍炙人口的“吃茶去”“洗钵去”“庭前柏树子”“狗子无佛性”等公案不仅启悟了当时的许多禅僧，而且流传后世，广泛的被茶道学者引用和研究，历久弥新。
赵州是‘赵州茶’的发源地，是禅茶文化的发源地，是当代生活禅的发源地，2005年柏林禅寺举办“天下赵州禅茶文化交流大会”，来自世界各地的禅茶学者云集赵州。柏林禅寺老方丈、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因对赵州祖庭的复兴及推动中韩禅茶文化交流所做贡献而荣膺“第九届韩国茗园茶文化奖”的净慧老和尚，此前在邢台三剑茶艺馆与河北茶文化专家舒曼、项春霞、尹纪周等一起提出了代表中国禅茶文化精神的四个字“正、清、和、雅”，并在这次会议上公之于世，得到了与会专家学者们的肯定和支持，此举在中国茶文化发展史上书写了重要的一笔。为茶文化的进一步升华，对于茶文化如何更好地与禅文化结合，也提供了一个历史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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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佛家与茶道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