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玲的中国茶文化文摘
王玲的中国茶文化文摘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但包含物质文化层面，还包含深厚的精神文明层次。下面是学习啦小编精心为你整理的王玲的中国茶文化文摘，一起来看看。
王玲的中国茶文化文摘
第一章 两晋南北朝士大夫饮茶之风与茶文化的出现
一、汉代文人与茶结缘
茶以文化面貌出现，是在两晋南北朝。但若论其缘起还要追溯到汉代。
茶成为文化，是从它被当作饮料，发现了它对人脑有益神、清思的特殊作用才开始的。中国从何时开始饮茶众说不一。有的说自春秋，有的说自秦朝，有的说自汉代。目前，大多数人认为，自汉代开始比较可考。根据有三：第一，有正式文献记载。这从汉人王褒所写《僮约》可以得到证明。这则文献记载了一个饮茶、买茶的故事。说西汉时蜀人王子渊去成都应试，在双江镇亡友之妻杨惠家中暂住。杨惠热情招待，命家僮便了去为子渊酤酒。便了对此十分不满，跑到亡故的主人坟上大哭，并说：“当初主人买我来，只让我看家，并未要我为他人男子酤酒。”杨氏与王子渊对此十分恼火，便商议以一万五千钱将便了卖给王子渊为奴，并写下契约。契约中规定了便了每天应做的工作，其中有两项是“武阳买茶”，“烹茶尽具”。就是说，每天不仅要到武阳市上去买茶叶，还要煮茶和洗刷器皿。这张《僮约》写作的时间是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是西汉中期之事。我国茶原生地在云贵高原，后传人蜀，四川逐渐成为产茶盛地。这里既有适于茶叶生长的土壤和气候，又富灌溉之利，汉代四川各种种植业本来就很发达，人工种茶从这里开始很有可能。《僮约》证明，当时在成都一带已有茶的买卖，如果不是大量人工种植，市场便不会形成经营交易。汉代考古证明，此时不仅巴蜀之地有饮茶之风，两湖之地的上层人物亦把饮茶当作时尚。
值得注意的是，最早开始喜好饮茶的大多是文化人。王子渊就是一个应试的文人，写《凡将篇》讲茶药理的司马相如更是汉代的大文学家。在我国文学史上，楚辞、汉赋、唐诗都是光辉的时代。提起汉赋，首推司马相如与扬雄，常并称“扬马”。恰巧，这两位大汉赋家都是我国早期的著名茶人。司马相如曾作《凡将篇》、扬雄作《方言》，一个从药物，一个从文字语言角度：都谈到茶。有人说，著作中谈到茶，不一定饮茶。如果说汉代的北方人谈茶而不懂茶、未见茶、未饮茶尚有可能，这两位大文学家则不然。扬雄和司马相如皆为蜀人，王子渊在成都附近买茶喝，司马相如曾久住成都，焉不知好茶?况且，《凡将篇》讲的是茶作药用，其实，药用、饮用亦无大界限。可以说会喝茶者不一定懂其药理，而知茶之药理者无不会饮茶。司马相如是当时的大文人，常出入于宫廷。有材料表明汉代宫廷可能已用茶。宋人秦醇说他在一位姓李的书生家里发现一篇叫《赵后遗事》的小说，其中记载汉成帝妃赵飞燕的故事。说赵飞燕梦中见成帝，尊命献茶，左右的人说：赵飞燕平生事帝不谨，这样的人献茶不能喝。飞燕梦中大哭，以致惊醒侍者。小说自然不能做信史，《赵后遗事》亦不知何人所作，但人们作小说也总要有些踪影。当时产茶不多，名茶更只能献帝王，这个故事亦可备考。司马相如以名臣事皇帝，怎知不会在宫中喝过茶?况且，他又是产茶胜地之人。相如还曾奉天子命出使西南夷，进一步深入到茶的老家，对西南物产及风土、民情皆了解很多。扬雄同样对茶的各种发音都清楚，足见不是人云亦云。所以，历代谈到我国最早的饮茶名家，均列汉之司马、扬雄。晋代张载曾写《登成都楼诗》云：“借问扬子舍，想见长卿庐”，“芳茶冠六情，溢味播九区。”故陆羽写《茶经》时亦说，历代饮茶之家，“汉有扬雄、司马相如”。其实，从历史文献和汉代考古看，西汉时，贵族饮茶已成时尚，东汉可能更普遍些。东汉名士葛玄曾在宜兴“植茶之圃”，汉王亦曾“课僮艺茶”。所以，到三国之时，宫廷饮茶便更经常了。《三国志·吴书·韦曜传》载：吴主孙皓昏庸，每与大臣宴，竟日不息，不管你会不会喝，都要灌你七大升。韦曜自幼好学，能文，但不善酒，孙皓暗地赐以茶水，用以代酒。
蜀相诸葛亮与茶有何关系史无明载，但吴国宫廷还饮茶，蜀为产茶之地，当更熟悉饮茶。所以，我国西南地区有许多诸葛亮与茶的传说。滇南六大茶山及西双版纳南糯山有许多大茶树，当地百姓相传为孔明南征时所栽，被称为“孔明树。”据傣文记载，早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傣族已会人工栽培茶树，这与诸葛亮南征的时间也大体相当。可见，孔明也是个茶的知己。
饮茶为文人所好，这对茶来说真是在人间找到了最好的知音。如司马相如、扬雄、韦曜、孔明之类，以文学家、学问家、政治家的气质来看待茶，喝起来自然别是一种滋味。这就为茶走向文化领域打下了基础。尽管此时茶文化尚未产生，但已露出了好苗头。
一、两晋南北朝的奢靡之风与“以茶养廉”
中国茶文化确实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它一开始出现就不同凡响。现在一提起茶文化，有人立即想起明清文人在茶室、山林消闲避世之举，或者清末茶馆里斗蛐蛐的八旗子弟、遗老遗少。其实，茶文化产生之初便是由儒家积极人世的思想开始的。两晋南北朝时，一些有眼光的政治家提出“以茶养廉”，以对抗奢侈之风，便是一个明显的佐证。
我国两汉崇尚节俭，西汉初，皇帝还乘牛车。东汉国家已富，但人际交往和道德标准，仍崇尚孝养、友爱、清廉、守正，士人皆以俭朴为美德。东汉人宋弘家无资产，所得租俸分赡九族，时以清行著称。宣秉分田地于贫者，以俸禄收养亲族，而自己无石米之储。王良为官恭俭，妻子不入官舍，司徒吏鲍恢过其家，见王良之妻布衣背柴自田中归。尽管在封建社会中这样的官吏是少数，王公贵族也很奢侈，但整个社会风气仍以清俭为美。汉末与三国虽门阀日显，但尚未尽失两汉之风。故曹操虽有铜雀歌舞，仍要做出点节俭的姿态，“亲耕籍田”，并临逝遗言：以时服人殓，墓中不藏珍宝。
两晋南北朝时尚大变。此时门阀制度业已形成，不仅帝王、贵族聚敛成风，一般官吏乃至士人皆以夸豪斗富为美，多效膏粱厚味。晋初三公世胄之家，有所谓石、何、裴、卫、荀、王诸族，都是以奢侈著名。《晋书》卷三十三载，何曾性奢，“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每天的饮费可达一万钱。何曾之子何邵更胜乃父，一天的膳费达两万。任凯看着不服气，一顿饭就花万钱，还说：没什么可吃的，无法下筷子。石崇为巨富，庖膳必穷水陆之珍，以锦为障，以蜡为薪，厕所都要站十几个侍女，上一趟厕所就要换一套衣服。贵族子弟，闲得无可奈何，以赌博为事，一掷百万为输赢。玩够了又大吃大嚼，乃至“贾竖皆厌粱肉”。东晋南北朝继承了这种风气。南朝梁武帝号称“节俭”，其弟萧弘却奢侈无度。有人告发萧弘藏着武器，梁武帝怕他作乱，亲自去检查，看到库内皆珍宝绮罗，还有三十间专门用来储存钱币，共有钱三亿以上。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提出“养廉”的问题。于是，出现了陆纳、桓温以茶代酒的故事。
《茶经》和《晋书》都曾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东晋时，陆纳任吴兴太守，将军谢安常欲到陆府拜访。陆纳的侄子陆椒见叔叔无所准备，便自作主张准备了一桌十来个人的酒馔。谢安到来，陆纳仅以几盘果品和茶水招待。陆椒怕慢怠了贵客，忙命人把早已备下的酒馔搬上来。当侄子的本来想叔叔会夸他会办事，谁知客人走后，陆纳大怒，说：“你不能为我增添什么光彩也就罢了，怎么还这样讲奢侈，玷污我一贯清操绝俗的素业!”于是当下把侄儿打了四十大板。陆纳，字祖言，《晋书》有传。其父陆玩即以蔑视权贵著称，号称“雅量宏远”，虽登公辅，而交友多布衣。陆纳继承乃父之风，他做吴兴太守时不肯受俸禄，后拜左尚书，朝廷召还，家人问要装几船东西走，陆纳让家奴装点路上吃的粮食即可。及船发，“止有被袱而已，其余并封以还官”。可见，陆纳反对侄子摆酒请客，用茶水招待谢安并非吝啬，亦非清高简慢，而是要表示提倡清操节俭。这在当时崇尚奢侈的情况下很难得。
与陆纳同时还有个桓温也主张以茶代酒。桓温既是个很有政治、军事才干的人，又是个很有野心的人物。他曾率兵伐蜀，灭成汉，因而威名大振，欲窥视朝廷。不过，在提倡节俭这一点上，也算有眼光。他常以简朴示人，“每宴惟下七奠拌茶果而已。”他问陆纳能饮多少酒，陆纳说只可饮二升。桓温说：我也不过三升酒，十来块肉罢了。桓温的饮茶也是为表示节俭的。
南北朝时，有的皇帝也以茶表示俭朴。南齐世祖武皇帝，是个比较开明的帝王，他在位十年，朝廷无大的战事，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齐武帝不喜游宴，死前下遗诏，说他死后丧礼要尽量节俭，不要多麻烦百姓，灵位上千万不要以三牲为祭品，只放些干饭、果饼和茶饮便可以。并要“天下贵贱，咸同此制”，想带头提倡简朴的好风气。这在帝王中也算难得。以茶为祭品大约正是从此时开始的。
我们看到，在陆纳、恒温、齐武帝那里，饮茶已不是仅仅为提神、解渴，它开始产生社会功能，成为以茶待客、用以祭祀并表示一种精神、情操的手段。当此之时，饮茶已不完全是以其自然使用价值为人所用，而且已进入精神领域。茶的“文化功能”开始表现出来。此后，“以茶代酒”，“以茶养廉”，一直成为我国茶人的优良传统。
王玲的中国茶文化序言
《中国茶文化》一书写作于20世纪80年代末，于1992年由中国书店正式出版。此后，在三四年中连续印刷了五次。承蒙广大读者抬爱，给了我许多鼓励。然而，越是得到鼓励，越感到诚惶诚恐。这并非是故作谦词，实在是发自心底的感觉。因为，我的本行本来是进行北京史的研究，那时我们正在编写十卷本的大型学术专著《北京通史》，我除了自己分工的卷次外，还要协助主编做些组织和学术构架方面的事务。这样，便要把历史从头到尾的学习、思考。于是便激发了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极大兴趣。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有很大不同，其中一点便是“以物载道”，而并非像西方那样，把物质与精神严格分开或对立。比如中国的茶文化、酒文化、园林文化等，皆是如此。于是，.便想选一种来探讨，做一种尝试。恰好单位的工作完成得早一些，便抽空“反串”，开始研究茶文化。说实在话，那时我还很少喝茶，既不懂茶叶的制作、品质，更不懂经营销售，说我是“茶人”实在惭愧。但搜集资料，进行考察，一年下来居然被这茶文化所震撼，脑海中总是挥之不去。于是决定写一本小书，厘清它的脉络，找到它的核心。就这样，书写出来了，但总感觉不满意。假如让我再写一遍，我想，我会用更为通俗的语言和更加简洁的结构，写得更生动一些，更符合大众的口味。用通俗语言表达深刻的內容其实是最难的。正因为这种功力不够，加上当时的材料有限，所以留下了不少遗憾。此后总想修改，但事务缠身，无暇去做，只好与出版社商量，暂时先不再印刷了。这样一来，便几次发现在南方出现盗版，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此次九州出版社希望再版，本来是一次弥补缺憾的机会。但事隔十八年，当时是天命之年，如今已是古稀之人，况且时间又很紧迫，难以逐章修改。于是想了个懒办法，将增补內容全部放于原书之后，原来的内容基本未动。这样做虽然仍留下原书粗糙和疏漏的痕迹，但总算对读者的厚望有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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